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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简要探究儒家家庭主义、工具家庭主义、情感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家庭主义的特征、背景和现实情况。
儒家家庭主义的核心是对朝鲜时期传统家庭价值观和规范的继承。
这种以道德等级为基础、维持两性和代际关系的家庭意识形态，仍对当代韩国人产生着最主要的影响。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出现了各种明显的弱化甚至退化，但它仍深深影响着亲子间、夫妻间以及兄弟姐妹间的关系。
有两个历史因素让儒家家庭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同时也造成了问题：首先，儒家思想，包括其家庭意识形态，是一种由贵族（称为两班）垄断的阶级现象；其次，它的现代载体与社会结构变化的性质不相符。由于儒家家庭仪式和家庭关系需要大量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超出普通民众和底层阶级的承受范围，因此有学识和有地权的贵族能够将道德上合理的阶级统治合法化。有趣的是，在 19 世纪中叶传统的阶级制度开始瓦解后，儒家家庭主义在全社会趋向普遍。这一趋势反映出，从前的普通民众和底层民众渴望融入专属他们原先主人的阶级文化。
而且，在经历殖民破坏和战争之后，儒学开始在维护家庭团结的基础上，促进社会融合和稳定。由于反复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国家与地方社区陷入混乱，私人家庭担负起保护和管理个人的全部责任。
虽然韩国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再传统化（或两班化）现象，但与家庭无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需要迅速脱离传统。日本的殖民统治、美国的军事占领、内战和剥削劳力的工业化，都迫使韩国底层民众一方面摆脱传统的工作和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承受着巨大苦难和极度贫困。他们背井离乡，面对物质生活的困境，长此以往，只能违背儒家家庭仪式与家庭关系的文化期望。
此外，儒家思想中的性别等级和年龄等级导致人们疏远、歧视妇女和年轻人，而这类人群原本能够更加适应现代社会趋势和经济发展，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别是女性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普遍的从属地位，致使她们渴望至少生养一个儿子（见表2.1）。在重男轻女的其他原因中，家庭血统的延续对大多数韩国老人来说至关重要（见表 2.2）。
表2.1 韩国人对生儿子必要性的态度
资料来源：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1993），第99页。
注：两年制大学包括四年制大学的辍学学生。
表2.2 关于“必须生儿子才能延续血统”的看法
资料来源：韩国放送公社与延世大学（Korea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Yonsei University，1996），第410页。
工具家庭主义是在动荡的20世纪，由韩国人依赖家庭的各种生存策略演变而来的一种人生哲学。随着传统秩序瓦解、日美相继殖民统治以及朝鲜战争破坏了稳定的国家治理和公共秩序，韩国人只能依靠家庭来寻求自我保护，实现社会成就。
即使在全面工业化开始之后，韩国人仍继续依赖家庭来管理和发展其工业体系。
举个例子，正如第三章所详述的，受过教育且熟练的劳动力的形成，不是由于政府和企业对人力资本的积极投资，而是由于普通公民对自己和子女教育的过度热情（家长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的意愿见表2.3）。韩国大多数普通的小规模商业经营都是由家庭出资和/或由家庭人员组成的企业，财阀这一最大的商业组织在所有权和管理方面也是由家庭控制的（参见本书第七章）。
表2.3 对于父母承担子女婚姻和教育费用责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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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新闻办公室（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1996），第190页。
韩国人通过调动他们的家庭资源和亲属网络，来实现社会进步、获取物质上的成就，甚至政治上的成功。好的家庭能够满足其成员的社会、经济或政治需求。也就是说，这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家庭必须作为其成员竞争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的主要工具。如果一个家庭未能达到这个标准，这将成为其低人一等的尴尬证据。工具家庭主义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许多的韩国家庭倾向于牺牲正常家庭的生活质量，以换取其成员在社会上的成功。由于家庭关系是通过对其成员社会竞争的战略性支持而得到巩固，而不是通过和谐的家庭互动来巩固，家庭的存在因此形同虚设。事实上，除家庭主妇之外，其他家庭成员花费在家庭里的时间并不多，而许多家庭主妇要迎接从私人补习班回来的孩子，以及加班归来或从应酬酒局归来的丈夫，为此熬夜到午夜。
另一方面，通过裙带关系调动家庭资源和亲属网络，往往会使各个社会领域滋生腐败、出现投机和勾结行为，从而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产生负面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通常是家庭主妇为维护家庭利益而进行秘密活动，因此牺牲了清白且公平的社会秩序。此现象衍生出一个说明性术语“裙裾之风”（chima baram），这个词被用来讽刺女性用贿赂来左右教师、组织孩子补习功课、通过房地产投机增加家庭金融资产、发展与丈夫上级妻子的人际关系等不当作为。
在西方，情感家庭主义最初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动荡中，是因人们呼吁家庭的心理保护功能而发展起来的。
由于大型工厂生产、大型办公室管理的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出现，许多依赖家庭经济组织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舞台上走向消亡。这一趋势促使社会面努力重建家庭，使其成为保护人们情感的避风港。
他们开始期望家庭能够提供心理缓冲，以应对工业社会中猖獗的压制、剥削和人与人的疏离。人们认为女性可以保护家庭的情感完整性。后来，禁止雇用童工以及保护孕妇的政策让大多数儿童和妇女留在家中，养家糊口的男性收入有所提高，确保了家庭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些趋势促进了情感家庭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作为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家庭文化。
在韩国，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使得以情感家庭主义为主要家庭意识形态的中产阶级工人规模迅速扩张。此外，由于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后都待在家里（见第五章），因此她们面对并逐渐习惯了西方人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情感家庭主义。
对许多底层女性来说，她们为了贴补丈夫微薄的收入而必须出去工作，做全职太太只是她们自己对生活的美好幻想。
由于情感家庭主义将夫妻关系的优先级置于其他关系之上，韩国的婚配和老年人群体的社会特征因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配偶关系的情感质量越来越受到重视，成年子女的婚姻自主决定权已经大大增强（见表 2.4）。此外，随着越来越多人将老年问题视为独居生活管理的问题，孝道以及与有能力的子女一起居住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配偶的和谐相处与相互支持越来越重要（见表 2.5）。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变化会让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发生显著改变。
表2.4 已婚女性（15—49岁）对晚年与子女同住的态度
资料来源：Kong et al.（1992），第134页。
表2.5 不同特征的女性确定婚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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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ong et al.（1990），第70页。
将情感家庭主义与工具家庭主义相比，前者不同于后者之处在于，强调家庭生活质量高是衡量一个好家庭的核心标准。将情感家庭主义与儒家家庭主义相比较，前者在强调女性的家庭地位和家庭主妇角色方面与后者一致，但在强调配偶之间、父母与未婚子女（而不是已婚子女对年迈父母的孝道）之间的情感融合方面与后者不同。情感家庭主义、儒家家庭主义和工具家庭主义之间的这些差异往往导致代际和配偶之间的冲突。
有两种社会趋势决定了韩国的个人主义家庭主义的产生，即社会民主化促进了妇女和青年的个性发展，以及消费资本主义迅速扩张带来了家庭生活商业化。
虽然个人主义家庭主义起源于西方，但在经济增长、民主化、西化甚至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压缩过程中迅速传播到了韩国社会中。
在西方和韩国，由于女权主义者强烈批评女性在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中仅充当情感保护者、情感提供者，并且由于处在不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家庭收入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市场中去，女性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家庭和社会中，需要设置性别平等的角色和地位。此外，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结婚仅仅是人生中的一种选择，可以选择结婚也可以不结，抑或很晚结婚或者甚至不婚（见表2.6）。
表2.6 已婚女性对未婚独居女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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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ong，S.，et al.（1990），第84页。
另一方面，由于从婚姻到日常生活中的决定，每一项家庭事务都显示着个人的品位和偏好，商业资本将现代家庭和住宅作为目标，认为可以对其进行无限制的干预。金钱可以为商业化的家庭生活带来一切所需要的物品，包括各种电子设备、家庭视频电影、即食食品，甚至外卖派对美食。家庭在商业消费方面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庭文化恶化，对青年产生了尤为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大众媒体和学术界经常将他们描述为沉迷于无用消费的不合群、没有精神的新一代。
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家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商品或购买商品的金钱。由于成年人也愈加沉浸在商业化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无法对青年人的这种态度施加严格的道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