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斯多亚派在哲学上具有调和、折中的倾向，有些现代学者对这一哲学派别的历史贡献评价不高，认为他们的自然观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认识论调和了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伦理学也继承了以前的德性论；除了逻辑学之外，斯多亚派似乎缺少更多的原创性思想。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人学领域，斯多亚派的重要性和原创性便显现出来了。从人学的观点看，斯多亚派综合了以往的“宗教人”“自然人”“文化人”和“智慧人”的形象，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的综合形象。
斯多亚派在哲学上调和、折中的特点是为他们在人学上的综合服务的。人的综合形象不是以前各种形象的简单拼凑，它需要把人性和神性、自然和文化、感性和理性等原来二元对立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了人学上的综合的需要，斯多亚派广泛地、有选择性地吸收了以往各哲学派别的某些重要思想，并加以自己的解释，使之融会贯通，为人的综合形象奠定了理论基础。
斯多亚派流行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6世纪，是希腊哲学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派别，其影响也极其广泛。罗马帝国时期成为“官方哲学”，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奴隶，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这一学说。斯多亚派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来自它关于人的综合形象。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希腊人学思想的最高阶段。
斯多亚派的口号是“按照自然生活”。在他们看来，人是自然的有机部分，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的必然性。他们接受了“宗教人”的命运观，但把命运解释成“逻各斯”“火”“神”，一切都被命运严格地决定着，人的生活也不例外。然而，斯多亚派的命运观毕竟是一种哲学思考，不同于传统的神话命运观。他们通过对命运的理性态度，表达出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和普遍化的伦理精神。他们的自然人生观把“自然人”“宗教人”“文化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
虽然在斯多亚派术语中，“逻各斯”“火”“神”都指示同一种支配宇宙、规范运动的力量，却区分了不同程度的必然性。“命运”（fate）表示最严格的必然性，如天体在特定的轨道上运行。产生命运的原因是宇宙理性或“逻各斯”，命运能够被人的理性理解。斯多亚派用以表示必然性的另一术语为“天命”（providence）。天命和命运的区别在于天命暗示着神的预见和前定，命运却是普遍的理性的决定作用。西塞罗（Cicero）后来解释说，“天命”一词只是“神的天命”的缩语，它肯定“神以预见统治着宇宙”这一信条。
按照斯多亚派的说法，命运包含着天命，神也不能摆脱命运。但从认识的角度而言，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命运，但天命只能被神认识。
斯多亚派的命运观是严格的决定论，但并不一定导致消极无为的宿命论。斯多亚派的论敌声称，斯多亚派的命运观是一种“懒惰学说”，就像对病人说：“如果你命定要康复，找不找医生看病都不起作用。如果你命定不能康复，医生也不能起作用。因此，不论你的命运是什么，你都不用找医生看病。”克吕西甫回答说：“命运是整体的连续不断的秩序，一类事物跟随着另一类，并导致别的一类，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可违反。”
他提出“合成原因”的概念：每一个事件都有自身原因，命运是这些原因的合成原因。正如睡梦者不能观看一样，逃兵不会获胜，不劳者没有收获。“合成原因”的概念排除超自然的奇迹，使命运观成为因果决定论。
斯多亚派又区别了“近因”和“主因”。在物理世界，形体运动的近因是外力推动，主因是形体的内趋力。在伦理领域，人的活动的近因是呈现在心灵中的表象，主因是心灵对表象的反应。虽然人的表象被外物决定，但人却可以自主地选择对待表象的态度。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用抵制女色诱惑为例，说明了人选择表象的自由：“不要被表象弄得急不可耐，对自己说：‘表象啊，等一会，让我看一看你是谁，要干什么，让我考验你一下。’不要让表象牵着你走，不要把你要做的事想得栩栩如生，否则你就会受它任意支配。要用另外一个美丽、高尚的表象与之相抗衡，把这个卑鄙的表象排除。”他说，这种表象之间、感情之间的冲突才是“真正的竞技”
。如果作出正确的选择，那么他就是幸运的人。虽然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命运严格地决定着，但人仍然有行善的幸运和作恶的不幸。严格的决定论仍然留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斯多亚派既肯定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又从根本上坚持命运决定一切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的学说在理论上是有矛盾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命运。按照他们的命运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人不能改变或控制命运，可以控制的只是对待命运的态度。爱比克泰德把命运比作每一个人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有人当主角，有人当配角；有人当英雄，有人当小丑。人生舞台的总导演是神，神赋予每一个人的角色就是他们的命运。人不能控制和改变他的命运，却可以控制他对待命运的态度。顺从命运是理性的态度。对命运的恐惧、回避或抱怨、反抗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命运支配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在命运面前人人平等。命运是不会向任何东西屈服的。既然命运是不向任何东西屈服的，那么我们就只好向它屈服了。向命运屈服是征服命运的唯一方法。我们要获得幸福和安宁，就应该估计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应该设想一切厄运都可能会降临到你的头上。这样，当灾难真的来临时你就不会感到意外，就可以处之泰然，以宁静的心情来对待它，因为这些早就在预料之中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注定要发生的，所以不要去抱怨自然。人只能忍受无法驾驭的东西，只能毫无怨言地服侍神……嘟嘟囔囔、怨声载道地跟随自己长官的士兵不是个好兵，让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指挥和命令吧。”
斯多亚派把人生比作一场排好的戏。不正确的人生态度为幸运而沾沾自喜，为厄运而怨天尤人，就好像一个演员不演好自己的角色，却忌妒别人所承担的较好的角色，抑或喧宾夺主，企图改变剧情。正确的人生态度则像会努力完成自己的角色的好演员的做法，承担命运赋予的职责。
公元2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希波利特（Hippolytus）曾如此形容斯多亚派的命运观：“好比一条狗被拴在一架车上，当它情愿遵从时，它拉车；当它不情愿遵从时，它被车拉。”
斯多亚派所提倡的顺应命运的态度，正像一条奋力而愉快地拉车的狗。
斯多亚派根据人类共同的自然起源和本质，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思想，在伦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对西方人学的发展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斯多亚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著有与柏拉图《理想国》同名的著作，却表达了与柏拉图的城邦政治完全不同的政治理想。这部著作提出的“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的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格拉底和犬儒派的第欧根尼是这一思想的前驱，他们在被问及“你属于哪一城邦”的问题时，都回答说：“世界。”芝诺根据理性统一性的宇宙图式，认为有理性的人类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之中，这是一个包括所有现存的国家和城邦的世界城邦。“世界城邦”是完善的国家，各民族在世界城邦里具有平等的地位。它的存在使得每一个人不再是这一或那一城邦的公民，而只是“世界公民”。
斯多亚派提出大一统的国家学说绝非偶然。希腊化时期，希腊各个小城邦被统一在大国家之中。到了罗马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融更为频繁，人们的种族偏见逐渐淡化。早期斯多亚派哲学家大多出生于希腊本土以外，他们生活在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大希腊化时期，反对希腊哲学家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和城邦政治，反映出希腊化时期“大一统”的趋势。“世界城邦”的思想预示了后来兴起的大一统的罗马人统治的国家，客观上有助于普遍人性的思想和人的综合形象的广泛传播。
世界公民不仅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也有共同的义务。世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是由任何一部人为法所规定的。因为现有的人为法只是某一个民族所制定的，充其量只能规定一个特殊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世界城邦的法律是由自然颁布的“正当律”或“公共法”，而不是人为约定的、在各城邦实施的法律，后者只是前者发展的低级阶段。
自然律是宇宙理性或“逻各斯”的无声命令，无条件地被人类理性接受。芝诺以自然律的名义，摒除希腊城邦不合理的法律和习俗。他说，世界城邦没有阶级、种族和任何等级差别，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公民，是互爱互助的兄弟。男女是平等的，男人不能把女人作为自己的财产。他们应当穿着同样服装，无须向对方遮掩自己的身体。男女以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家庭。这个城邦将没有殿堂庙宇和法庭辩论，没有剧场和体育场，没有货币。总之，凡是无助于德性的设施一律废止，让理性以自然方式起作用。
自然律的第一条命令是履行责任。芝诺是第一个使用“责任”概念的人，他把它定义为“与自然相一致的行为”。他说，由驱动力产生的行为，有些被赋予责任，有些没有责任，有些无所谓责任和非责任。衡量有责任行为的标准是“可以合理地加以辩护的行为”。责任并非专属于人类，动物也有责任。简言之，动物对一切有待实现的自然本性都负有责任。自我保存、避害趋利、婚配繁殖是一切动物的责任。但是人还有组成社会的自然本性，因此，人对他人和国家负有责任，孝敬父母、敬重兄弟、热爱朋友、忠于国家是人所特有的责任。
自然律主要是道德律。德性是自然律的终极目标，责任是朝向德性的从属目标。按照斯多亚派的看法，只有极少数有智慧的人才能达到德性的要求，但一切人，包括儿童和成年人、有智慧和无智慧的人都能履行责任。自然律把道德准则铭刻在人的心灵之中，它默默无闻地指导人的行动。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遵从自然律。哲学家也很难解释德性的依据，却很容易解释责任所依据的自然律，并用日常生活准则概括责任。斯多亚派关于自然律的思想在实际中促进了罗马法的建立和推行。可以说，希腊哲学和罗马法这两大西方文明源泉的合流肇始于斯多亚派。
斯多亚派把“自然人”与“智慧人”的形象结合起来，提出了“按照自然生活就是按照理性生活”的口号。为了理解他们的思想，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斯多亚派是如何理解自然与理性的关系的，是如何理解人的自然情感和理性思维的关系的。
斯多亚派的物理学在不同的层次上分析了世界的构成，不论在哪一个层次上，宇宙都充满着理性。
在微观的层次上，万事万物均由元素构成，并消解为元素。据史料，“斯多亚派说有些元素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如气和火是主动的，土和水是被动的”
。火与气这两种能动的元素构成精气，精气并不是火与气的混合物，而是最富有火的能动性的热气，又被称作“气息”或“普纽玛”（peuma），一般译作“精神”（spirit）。
在可感的宏观层次，被动的质料和能动的“逻各斯”或理性结合为运动着的形体。理性因质料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等级，理性所规定的形体也相应地被排列成无生命物、植物、动物、人和神。最低级却最普遍的理性是弥散于宇宙之间、渗入万物之中的气息或“普纽玛”。“普纽玛”给予质料“内聚力”，使之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即使石头中也有“普纽玛”，否则它就不能保持其完整的形状。植物中的理性除了有内聚力之外，还有生长力。这种理性被称作“种子理性”（logos spermatikos），它控制着生命的生长、扩大和繁殖的过程。动物的理性除有内聚力和生成力之外，还有自动和感觉的能力，这种理性即“灵魂”。人除有灵魂之外，还有理智。理智是最高级的理性，是人与神共享的活动力。理智与“普纽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纯粹的火，不再掺杂着较被动的气。斯多亚派认为神是“有智慧的火”，只有神才具有完全的理智。人介于神和动物之间，他与神分享理智，与动物分享灵魂。
斯多亚派关心自然的理性是为了达到幸福生活，人的理想生活就是达到与宇宙理性的一致与和谐。既然自然充满着理性，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按照理性生活，按照自然律生活。斯多亚派认为，违反自然的生活是非理性的生活。这主要指非自然，同时也是非理性情感。这样的情感有四种：忧伤、恐惧、欲求和快乐。他们有如下定义：忧伤是非理性的压抑，恐惧是非理性的退缩，欲求是非理性的扩展，快乐是非理性的膨胀。
“压抑”“退缩”“扩展”“膨胀”指的是不足和过度的心理状态。
与情感相反，理性态度的特点是“不动心”。可以说，不动心是斯多亚派所追求的幸福目标。塞涅卡（Seneca）说：“什么是幸福？和平与恒常的不动心。”“如何获得它们？……把理性放在硬壳之中。”
斯多亚派提倡不动心的理由是：幸福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感受；人们既然不能控制外界发生的事件，就应该排除外在事件对心灵的影响，以心灵的不变对付外界的万变。不管什么样的命运，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有智慧的人都能保持平稳而又柔和的心情。爱比克泰德心目中理想的斯多亚人是“虽病而幸福，危险而幸福，被放逐而幸福，蒙受羞耻而幸福”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把不动心称为“坚忍”。他说：“像岫角那样屹立，任凭脚下波浪滚滚，直至咆哮的冲击波被制服平息。不要说‘我遇到这样的事多么不幸’，而要说‘即使遇到这样的事，我却没有创伤，不被现在所压倒，不对未来抱有恐惧，这是多么的幸运’。”
即使面对死亡，也要不动心。按照理性生活就一定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马可·奥勒留说，我们每个人所能拥有的只是现在，我们的未来和过去是不会失去的，因为过去和未来是我们不能拥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拥有的东西是不会失去的。人生是短暂的。“虽然你打算活三千年，活数万年，但还是要记住：任何人失去的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任何人所过的也不是什么别的生活，而只是他现在所过的生活。最长和最短的生命就如此成为同一。”
马可·奥勒留指出，每个人的过去虽然不一样，但“现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拥有的都是现在，每个人丧失的都是片刻。生命最长的人和濒临死亡的人失去的是同样的东西，都是现在，都是一样的。“有理性的人不要以烦躁、厌恶和恐惧的心情对待死亡，而要等待这一自然动作的来临。”
应该“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
。在《沉思录》的最后一段，马可·奥勒留说：人作为世界的一个公民，三年和五年有什么不同呢？你像一名演员，现在要让你离开舞台了，你可能会说：“我只演了三幕，我的戏还没演完呢。”可是三幕就是人生的全剧了，因为一出戏剧的长短，决定于形成这出戏的原因和现在来解散这出戏的人，而你两者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塞涅卡构造了一个“死亡哲学”。他说，人最难接受的东西是死亡，但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忧虑是非理性的、不必要的，死亡使一切人达到平等。“我们在生时有富贵贫贱之分，死后则人人平等了。”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死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死亡更平等的了。死亡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此感到忧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应该随时等待死亡，因为死亡并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所以不能因为年轻就不考虑死亡问题，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死亡正在何处等你，所以，你随时随地等待着它吧”
。
塞涅卡指出：“死只不过是非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亡过一次了，因为在出生以前我们同样是非存在。生命就像一盏灯，我们是被点燃以后又被熄灭的。“事实上，我们活着之前和之后，死都是存在的。生前是死，生后也是死。至于究竟是你停止存在了，还是你尚未开始存在，这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两者的结论都是你不存在。”
死亡之后并没有什么痛苦，因为我们在出生之前的死中并没有感受到有什么痛苦存在，在生前和死后“都有着最深刻的宁静”
。可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反而要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在此意义上，死亡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件幸运的事呢！因为它会把人从折磨、痛苦、疾病、贫困、灾难中解救出来，“我们一旦能够支配死亡，也就没有人能够支配我们了”
。死亡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来压迫我们，把我们当臣民，再也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够给我们制造痛苦了。
既然死亡有如此好处，我们就应该在死亡还没有到来的时候“预演死亡”。塞涅卡说：“‘预演死亡’，就是要人去预习自由。学会了死亡的人，也就忘记了做奴隶，他会超越于一切政治权力。对他来说，牢房、狱吏、法院算得了什么？他的门是敞开着的。束缚我们手脚的镣铐仅有一副，那就是我们对生的贪恋。没有必要把这种贪恋完全抛弃，但确有必要把它稍微减少一点。”
塞涅卡的死亡哲学助长了罗马人盛行的自杀风气。斯多亚派把自杀称为“合理去世”或“自由去世”。他们把自杀的合理性归纳为五条：生命好像是一场筵席，客人提前离席的理由可能是让位给新来的客人（为他人作牺牲），对粗野的客人的反感（对暴政的抗议），食物变得不合口味（生病的折磨），食物享用完毕（贫困的折磨），醉酒（发疯）。
斯多亚派认为德性是生活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的善，德性就是幸福，德性就是智慧。他们的德性观打通了“文化人”与“智慧人”的隔阂，实现了两者的综合。
斯多亚派提出了“德性是自足”的论点。其创始人芝诺提出“德性足以使人幸福”的口号，认为“幸福生活只需要德性自身”。
克吕西甫作为斯多亚派另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对过去的观点作了概括。他说，对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有三种观点，或认为幸福是德性，或认为幸福是快乐，或认为幸福既是德性又是快乐。正确的观点只能是第一种。
斯多亚派在论证德性的自足性时说，德性是灵魂的健康状态，它是通过理性后天获得的。儿童没有理性，因此没有德性；理性的“见习者”接近德性；只有完全实现了理性功能的人才完全拥有德性。
德性的自足性还表现在不依赖人的肉体。肉体对于灵魂的德性既无害，也无益；身体活动既无德性，也不是邪恶。早期的斯多亚派据此向道德禁忌挑战。如芝诺说，与什么人交媾，吃什么食物，如何处置尸体，都与灵魂的德性或邪恶无关；因此，乱伦、童男癖、吃人肉、裸葬、火葬都是只与身体有关的行为，谈不上违反或符合道德。他的观点为后来的基督教卫道士和道德家所不齿。
德性的自足性又表现为与外在利益无关。德性被看作自身的目的，而不是谋取外在利益的手段。斯多亚派说：“有些东西是善，如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德性的反面，如愚蠢、不义，是不善。任何对德性无损益的东西，如生命、健康、快乐、美丽、强壮、富有、名誉、高贵，以及它们的反面，死亡、疾病、痛苦、丑陋、虚弱、贫困、坏名声、卑微，既不是善，也不是不善。”
斯多亚派认为德性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割。人们不能拥有德性的一部分，不能拥有某些德性，却缺乏另一些德性。拥有德性的人必然拥有所有的德性。他们采用了柏拉图所确立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正义、节制，但又认为四主德不可分，不能只拥有其中的一项或几项。这四主德中，最重要的是智慧，有智慧的人必然同时具有另外三项主德。
有智慧的人，是斯多亚派心目中理想的人。智慧的人有以下一些美德：
有智慧的人是宁静的，因为他没有强烈的嗜好，所以不会受外在事物的引诱。
有智慧的人没有虚荣心，因为在他看来荣耀和不荣耀是一样的。
有智慧的人是严肃的人，因为他们从来不谈愉快的事情，也不听别人谈论愉快的事情。
有智慧的人是诚实的人，因为他们取消了任何伪装，没有任何伪善。
有智慧的人是有节制的人，他们从来不疯狂；喝酒，但不醉；他们远离商业活动，以免受金钱的污染。
有智慧的人不会感到悲哀，因为悲哀不利于心灵的健康。
有智慧的人热爱青年，因为青年人的面貌充分展现出了自然的本性。
有智慧的人为了国家或朋友可以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忍受极度的痛苦，即使在拉肢刑架上也是幸福的。
有智慧的人从不后悔，因为后悔没有用处。
可奇怪的是，斯多亚派说有智慧的人应实行公妻制。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使所有儿童得到同样的父爱，还消除了由于通奸而发生的嫉妒。
克吕西甫说，有智慧的人只有一两个，他和他所认识的人都不是有智慧的人。这说明斯多亚派认识到了纯粹的德性观之不可行。后来的斯多亚派根据“按照自然生活”这一基本原则，否认了有智慧的人的存在，把早期斯多亚派的“有智慧的人”的道德理想修改为普通人可以实行的道德职责。后来的斯多亚派说，按照自然生活就是履行自然赋予的责任。有些自然禀赋是普遍的，如理性，有些则是特殊的、因人而异的。每一个人不但服从普遍的道德准则，而且要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西塞罗把人的日常职责译为拉丁文officia，意思是“日常公务”或“服务”，这样就把有德性的人和好公民统一起来。
中期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巴内修斯（Panaetius）把德性和责任联系起来。他说，完善地完成自然赋予的职责就是德性，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完善和有智慧的人不存在，只有那些完善地完成职责的人才显示了德性，他们的行为是德性的标志。他还修改了“德性是一”的说法。他用箭靶比喻幸福，德性是达到箭靶的箭。这个比喻说明：“所有的德性都以幸福为目的，但以按照自然生活的不同方式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