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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见到刘学锴先生，都会想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语。我读刘先生的著作，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著作像《李商隐诗歌集解》等，厚重精深，都是传世之作，但刘先生自己从不声张。最近接到中州古籍出版社编辑的请求，让我为刘先生的新版《唐诗选注评鉴》写几句宣传词。我早就读过此书的初版本，就是被陈尚君教授称为“厚如砖块”的两卷本，内心早已有了三句评语：披沙拣金的选目，广征博引的笺评，独有会心的鉴赏。于是我用这三句话来交差，承蒙出版社采纳，把它们印在新版十卷本每一卷的封底。对我来说，这真是如附骥尾，不胜荣幸！然而此书题作《唐诗选注评鉴》，它本有四方面的内容，我的评语却只写了三句话，分别针对书名中的“选”“评”“鉴”三个字，就是选目、评笺和鉴赏，唯独没有涉及“注”字。因为我觉得书中所选的650首诗，都是名篇，都已经被前人反复注过了。虽然刘先生对前人的注释删繁就简，颇见手眼，但就注释本身而言，它们并非刘先生的一家之言，所以我没有对此书的“注”字提出评语。下面就这三句评语稍作扩展，谈谈我的读后感，顺序则是从后到前。
首先，刘先生此书最有价值的是其鉴赏部分。他对所选的每首诗都写了一篇独立成篇的鉴赏文章，其中有些重要作品的鉴赏文字写得相当长。我据十卷本进行统计，《春江花月夜》的鉴赏长达8页，《北征》则长达9页。上世纪80年代问世的由许多唐诗专家集体编撰的《唐诗鉴赏辞典》中，收进刘先生写的多篇鉴赏文章，受该书体例的限制，那些文章字数有限，最多也就两页。我当时就觉得刘先生没有放开来写，读来颇有“书当快意读易尽”的遗憾。本书是一家之作，没有字数限制，刘先生可以畅所欲言，所以写得淋漓酣畅。我认真拜读，由衷钦佩。我觉得刘先生是真正懂诗之人，还是一位“匡说《诗》，解人颐”的说诗之人。当今许多大学都在开设“唐诗鉴赏”一类的公共课，中学语文课上也会涉及唐诗的讲解，刘先生此书是非常有用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当然，此书也可供大、中学生在课外自行阅读。可恰恰是本书最有价值的“鉴”的部分，我倒没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刘先生的鉴赏文字是随着不同的作品而变化多姿的，各篇的写法各有特色，有些重要作品的鉴赏甚至能独立抽出来予以评说，对于全书倒反而难以在一次发言中说清楚。因此对于“独有会心的鉴赏”这句评语，我就不多展开了。
其次，《唐诗选注评鉴》所选的都是万口传诵的唐诗名篇，历代诗论家多有笺评，刘先生对此类材料做到了广征博引。限于篇幅，刘先生当然不可能全部都引。比如《秋兴八首》，本书所引的笺评多达43页，可谓相当丰富。然而叶嘉莹先生早有一本专著，名叫《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全书多达40万字。但是我仍然觉得刘先生引得非常好，他把最重要的评语都引到了。历代学人对杜诗名篇的笺评常有互相征引、陈陈相因的情况，《秋兴八首》也不例外。《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前后重复出现的评语相当繁多，刘先生对之进行芟繁就简，不下大功夫是难以做到的。况且刘先生此书不但注意收集前代学者以及当代名家的相关意见，他连晚辈学者的一得之见也没有忽视。试举一例：本书的第四册入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刘先生征引了28位前代学人的笺评，从宋人刘克庄到近人吴汝纶，可说相当详备了。到了第284页，忽然出现一处“莫砺锋曰”，而且长达一整页。我读了以后，真是受宠若惊。因为刘先生引的是我的《杜甫评传》里的话，《杜甫评传》是1993年出版的，我那时刚刚人到中年。在那以前我虽然也曾说过一些关于唐诗的话，但从来都是“说”，没有“曰”过。现在居然有一段话被刘先生征引，而且以“曰”的语气进入《唐诗选注评鉴》这样的权威著作中，这是此书广征博引、不弃刍荛的典型例子。
最后，我要说说此书的选目。我一向认为，最好的文学选本不一定要体现选家的文学思想，也不一定要符合文学史研究得出的某种理论框架，而是应该从作品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读者的阅读需求来考虑。刘先生在《前言》中提到《唐诗三百首》是一个很好的选本，其实本书也有一点像《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说不上有什么独到的诗学思想，它在清代唐诗学界的影响远远比不上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但是从普通读者的立场来看，《唐诗三百首》风行海内两个半世纪，而《唐贤三昧集》基本上无人问津，所以作为一个文学读本的《唐贤三昧集》是彻底失败的，它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一般读者喜欢读的，它只对研究王氏诗学的学者，或是像王氏一样在唐诗审美上有强烈偏嗜的读者才有意义。这样的选本远离了读者本位，实际上也偏离了文学本位。刘先生说得好：“一个诗人刻意追求的艺术风格和境界，未必就是他真正擅长和艺术上真正成功之作。艺术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历代广大读者的品读实践，要通过历史的反复淘洗和检验。”这本《唐诗选注评鉴》的选目，鲜明地体现了刘先生的上述观念，也就是首先从读者的立场出发。我曾将此书与《唐诗三百首》及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进行对比，觉得它在选目上体现出了独特的眼光。当然对于具体的选目，我并不完全认同刘先生的取舍，但对其甄选眼光则非常钦佩。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大家，从入选篇目的数量来看，排在最前的两位诗人与《唐诗三百首》《唐诗选》是一样的，都是杜甫第一，李白第二。在新版的十卷本中，杜甫一个人就有两卷，李白则独占一卷。本书入选杜诗多达69首，因篇幅较大而分成两卷，如果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本独立的杜甫诗选。从第三位诗人开始，就体现出刘先生眼光的独特性。本书中名列第三的诗人是李商隐！而且入选作品多达41首，远远超过第四名王维的26首，以及第五名白居易的25首。在一部唐诗选本中突出李商隐的地位，我非常赞成，虽然我认为他应与王维并列第三名。刘先生是举世无双的李商隐研究专家，研之深则爱之深，所以如此突出李商隐的地位，而且撰写了格外精妙的鉴赏文章。李贺是被《唐诗三百首》遗漏的唐代大诗人，不选李贺是《唐诗三百首》最大的一个缺陷。本书则对李贺相当重视，入选篇目多达24首，在全书中高居第六名。我也喜爱李贺诗，但觉得把他的名次提到韩愈之前稍有欠妥。另一个特点是温庭筠高居第十名，选诗18首，超过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元稹等人。这可能也与刘先生是温庭筠研究专家有关，难免有点偏爱。我觉得温庭筠的名次或许可以下移至王昌龄之后、元稹之前。如上所述，我对刘先生的取舍并不完全认同，但我依然认为此书在选目上的最大优点就是突出文学本位与读者本位。试举一例：本书对韦应物与刘长卿相当重视：韦应物选了15首，刘长卿选了14首，分别位居第十一名和第十二名。我们不妨与马茂元先生的《唐诗选》作个对比：《唐诗选》一共选诗500首，本书一共选诗650首，差不多是10∶13的比例。但是《唐诗选》仅选韦应物诗8首，刘长卿诗6首，所占比重远逊于本书。相映成趣的一例是本书中张籍和王建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两个诗人在《唐诗选》中的入选作品多达16首、12首，但在本书中下降为8首、8首。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对两书论定优劣，但这确实表明《唐诗选注评鉴》对文学本位的重视。以往我们受现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总觉得张、王多写乐府诗，反映民生疾苦，理应受到重视。相反，像韦应物、刘长卿那样以风格淡雅的个人抒情诗为主的诗人，不免受到轻视。刘先生摆脱了传统思维的束缚，改以作品的艺术水准与读者的审美需求为选目标准，这是此书最大的特色，也是对唐诗读者的最大贡献。从五万多首唐诗中精选出650首佳作，堪称“披沙拣金”。
刘先生谦称《唐诗选注评鉴》是一本“下里巴人”的著作，我则认为本书在选、注、评、鉴四个方面都达到了“阳春白雪”的高雅品位，但我衷心希望它避免“曲高和寡”的命运，在读者接受效果上能像“下里巴人”那样“和者数千”。我相信，只要待以时日，《唐诗选注评鉴》一定能成为取代《唐诗三百首》地位的当代唐诗选本，引领更多的读者顺利走进唐诗的百花苑。
（2019年6月30日在安徽师范大学“《唐诗选注评鉴》〔十卷本〕出版座谈会暨唐诗选本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