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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山是以民主方式自治的学校，一切有关集体和生活的事情，包括对违规者的惩罚都由星期六晚上的学校大会投票处理。不论年龄长幼，每位教职员和孩子都只有一票，一个七岁孩子的一票和我的一票有同样的效力。
有人也许会笑着说：“但是你的发言有更大的作用，是不是？”好吧，让我们来看看。有一次在开会时，我站起来提议十六岁以下的孩子不准抽烟，因为抽烟会上瘾，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而且小孩并不真的想抽烟，只不过想装出大人的样子。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投票结果以我惨败告终。
后来的结果倒是值得一提。我被击败以后，一个十六岁的男孩提议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准抽烟，他的提议获得了通过。但是在下一次大会时，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又提议推翻新的抽烟规定，他说：“我们都偷偷到厕所抽烟，这和其他学校有什么区别呢？这违反了夏山的建校精神。”他的讲话博得了一片掌声，新的抽烟规定因此被推翻。我希望此例能证明，我的建议不一定会比孩子的建议更有力量。
有一次我强调，不遵守睡觉规定的人应该受罚，因为晚上太闹，有些孩子第二天早上睡眠不足、晕晕乎乎的。我提议凡犯规一次就要罚光他所有的零用钱。但一个十四岁孩子却提议，要是谁能在熄灯后不睡，每坚持一小时就可以挣一便士，结果我只得了几票，他却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夏山的自治没有官僚作风，每次开会都由一个新主席主持，他是由前任主席指定的，而秘书的工作则是志愿性的。睡眠值日生很少有连续做几个星期的。我们的自治会定了不少规则——有些还不错，比如说，没有救生员时，不准在海里游泳，救生员永远由教职员担任；不准爬屋顶；要准时上床，否则罚款；假期前一天的星期四或星期五要不要停课，也由学校大会举手表决。
大会成功与否，则看主席的能力强弱而定。要维持四十五个精力充沛的孩子的秩序实在不易。主席有权对捣乱者处以罚款。如果主席的能力弱的话，便会有很多人被罚款。
教职员常在孩子讨论时予以协助，我也一样。一般来说，我必须保持中立，但是，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借故逃过惩罚，私底下，他告诉过我他犯了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必须站在他个人这一边。
我和别人一样，也有权对任何一个提议投票，或者自己也提出新议案。举个例子，有一次我提出该不该在走廊上玩足球的问题。走廊在我楼下，而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听到踢球的吵闹声，因此提议禁止在室内踢足球。一些女孩子、年纪较大的男孩子和几乎全体教职员都赞成我的提议，但是我的提议并未通过——这就是说，我得忍受我办公室下面的吵闹声。最后，在几次开会争论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大多数投票支持，通过了禁止在楼下走廊玩足球的规定。在我们的民主学校，少数人可以通过不断的争取来获得他们的权利，这种方法由小孩来执行，和大人一样有效。
另一方面，在学校生活中，有些事务是不必经过学校自治会表决的。比如说，我妻子主持卧室的布置、菜单和学校的会计，我则负责聘请老师，假如他们不能胜任的话，请他们走人。
夏山自治会不但拟定校规，同时也讨论学校生活中的问题。每学期开始时，大家投票决定睡觉时间，睡眠长短依年龄而定。随之一般的问题也被提出来：运动小组一定得选出来，期终舞会小组也一样，还要选举戏剧小组、睡眠值日生和负责纠正校外不轨行为的纠察员等。
所有提议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食物。我不止一次试图通过提议取消添菜的方式，来使沉闷的会场恢复生气。厨房员工对任何人的偏宠都会受到严厉处罚，但是如果厨房提出食物浪费这个问题，大会就不感兴趣了。在食物问题上，孩子大都是自我中心的。
学校大会一般不会讨论功课。孩子们十分实际，理论使他们感到厌倦，他们也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有一次，我提议应该定条规则来禁止咒骂。我的理由是：有一次我带一位夫人参观我们的学校，她的小儿子可能来上学，这时，楼上突然传来一个不雅的形容词，这位母亲立刻带着孩子匆匆离去。“为什么？”我问同学们，“因为那个笨家伙在客人面前说粗话，我的收入就该遭受损失吗？这并不是道德问题，这完全是经济问题，你们的咒骂让我失去一个学生。”
但我却被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驳倒了。“尼尔胡说八道，”他说，“显然嘛，如果那位太太大吃一惊的话，她就并不相信夏山，就算她把孩子送到夏山，孩子如果回家说‘见鬼’或者‘他妈的’，她肯定不会让孩子再来夏山。”大会同意他的说法，我的提议于是被推翻了。
学校大会常常要处理“以大欺小”的问题。我们这个集体对以大欺小处罚很严，我发现学生自治会布告栏上贴着有关以大欺小的规则——“所有的以大欺小案件都将严格处理。”有人在下面特别画线。以大欺小在夏山并不像“普通的严格学校”那么多，原因不难想象。在大人的严格统治下，孩子变成了仇恨者，如果孩子向大人发泄他的仇恨，就会被罚，所以他们的仇恨只能发泄在小一点和弱一点的孩子身上。但这种情形在夏山很少见，常常不过是珍妮叫佩吉“疯子”而已。
有时偷窃案也会在大会中提出。不会有人因偷窃受罚，但通常要还钱。孩子们常常对我说：“约翰偷了戴维的钱，这是心理案件呢，还是该在大会上提出呢？”
如果我认为是心理案件，需要个别处理，就会告诉他们交给我。如果约翰是个快乐而正常的孩子，只是偷了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就把这案子留给大会，最多用他的零用钱把债还清而已。
大会怎么开呢？每个星期开始时，选出一名主席，不得连任，开完会由他指定下任主席。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学期结束。如果谁有怨言或建议，就在大会上提出。
下面是个标准的案子：吉姆把杰克的脚踏板拿去装在自己的车上，因为他的车子坏了，而他想和其他几个男孩在周末出去旅行。因为人赃俱获，大会决定让吉姆退还杰克的脚踏板，同时罚他不准去旅行。主席问：“有反对的吗？”
吉姆站起来大叫：“当然有。”他说不公平，“杰克从来不用他的破车子，已经把它弃置在树丛里好几天了。把脚踏板还给他可以，但我觉得对我的惩罚不公平，不该罚我不准去旅行。”
大会于是热烈讨论了这个案子。在讨论中，大家才发现，平常吉姆每星期都从家里收到零用钱，但是六个星期以来零用钱都没寄到，因此他一分钱都没有了。大会于是投票取消判决，这个决定当然是恰当的。
但吉姆的事还没有完。最后大家决定设立一个捐助基金帮助他修车，由同学凑钱给他的车买了脚踏板。于是他欢欢喜喜地旅行去了。
通常，犯错者都接受大会的判决，如果不接受，他可以上诉。在这种情形之下，散会之前主席会再提出这个案子。上诉的案子会更慎重地研究一番，通常原判总是对上诉者不公平，孩子们也知道这一点。如果上诉的人觉得判决不公平，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在夏山，任何犯错的孩子对集体的判决都没有反抗与怨恨，我常对被罚者那种顺从的态度感到惊奇。
有一个学期，四个年纪最大的男孩在大会中被指控做了违规的事——卖他们从家里带来放在衣橱里的东西。学校有一条已通过的规章禁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对父母和学校都不公平，父母是买衣物的人，而学生回家时衣物少了，家长就会责备学校照顾不周。于是四个孩子被罚不准出校门和每晚八点钟上床，他们乖乖地接受了判决。星期一晚上，当别人都去镇上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迪克（四人当中之一）在床上看书。
“你这神经病，”我说，“大家都去看电影了，你为什么不起来？”
“别开玩笑了。”他说。
夏山学生对他们自己的民主十分忠诚。这种忠诚并无恐惧的成分在内，因此也不会有怨恨。我曾经看见一个孩子因不合群的行为而受到长时间的审判，然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判决。而且刚刚接受判决的孩子常常被选为下一次大会的主席。
孩子的正义感永远使我佩服，他们的行政能力很强，自治在教育上实在有无穷的价值。
有一类犯规会受到自动罚款。例如你未经允许骑别人的自行车，就会被罚六便士。在镇上骂人（但在学校里可以随便骂人），在电影院不守规矩，爬房顶和在餐厅里扔食物，都属于自动罚款的一部分。
处罚差不多都是罚款，像罚一星期零用钱或者不准看电影。
反对由孩子做审判者的人，通常所持的理由是小孩会罚得太重，我发现并非如此，相反，他们很宽容，在夏山从来没有过很严厉的判决，而且每次判决都和过错相符。
三个小女孩打扰别人睡觉，处罚是：她们必须连续一星期提早一小时睡觉。两个男孩被控告向别的孩子扔石头，处罚是：担石头去填球场。
主席常常会说：“这案子蠢得没法说。”大家便决定随它去。
当我们的秘书被控未经允许而骑珍吉的自行车时，他和犯过同样错误的另外两位教职员一起，被罚在校园草地上轮流推车十次。
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爬了盖工作房的工人的梯子，他被判连续爬梯十分钟。
大会从不请求成人给他们忠告，我只记得有一次例外。三个女孩偷了厨房的食物，大会决定罚她们零用钱。她们又偷了一次，大会罚她们不准看一次电影。她们偷了第三次，这下大会有点不知所措了。于是主席来和我商量，我建议：“给她们每人两便士。”
“什么！老兄，如果我们那样做，整个学校都要去偷厨房的东西了。”
“不会的。”我说，“试试看好了。”
他照我的意见做了。其中两个小女孩拒绝接受，听说她们三个都发誓再也不偷食物了。她们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没出问题。
在大会中，孩子们很少有自满的行为，自以为是的言论马上会受到批评。有个十岁的男孩很喜欢卖弄，常站起来想以又长又臭的谈话赢得大家的注意。他每次都这样做，而每次都被大会逐下台。孩子们对不诚实非常敏感。
我相信，在夏山，我们已经证明自治是行得通的。说实话，如果一个学校没有自治，就不能算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只是妥协的学校。只有当孩子能完全自由地管理他们的集体生活时，才有真正的自由。一有上司，他们就没有了真正的自由。而且，用怀柔手段的上司比严厉的上司来得更糟。有勇气的孩子可以反抗严厉的上司，但是怀柔的上司却使孩子懦弱而不知所措。
如果要使学校有良好的自治，一定得有年长的学生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喜欢安静的生活，能对抗小鬼们的漠不关心与造反。在投票表决时，夏山年长一些的学生经常寡不敌众，但是他们却真正地需要自治。相反，一般十二岁以下的孩子不能有良好的自治，因为他们还未达到合群的年龄。在夏山，一个七岁的孩子就很少下来开会。
有一年春天，我们运气不好，一些有集体意识的大班生都考取大学走了，因此学校大班生特别少，绝大多数都是在“小强盗”的年纪。虽然他们的言谈还合群，但还不到能维持良好集体秩序的年纪，因此他们通过了许多规则，随后又忘掉，并且违反这些规则。少数留下的年纪大的学生，偏偏又是个人主义者，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只有教职员检举那些犯校规的学生。后来我不得不在一次大会上攻击大班生，我认为他们不是不合群，而是对集体太不关心，他们晚上睡得太迟，有违校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小班生那些不合群的行为熟视无睹。
说句实话，年幼的孩子对组织的兴趣很少。如果不管他们，我怀疑他们不会有任何组织。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我们不一样，态度也和我们不同。
如果成人需要秩序与安静，最容易的方法是严格的管理，任何人都可以做训练班长。我不知有什么理想的方法可以使孩子安静。虽然经过多年尝试，对成人而言，夏山的生活显然仍不够安静，但对孩子来说，还不算太闹。也许最后的检验标准是“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夏山的自治已经相当成功了。
禁止使用危险武器，是我们的一种妥协。气枪就属于被禁止之列，少数喜欢气枪的孩子恨这条规定，但大致上来说，他们没有不服从。处于少数地位时，孩子好像不如成人那么敏感。
夏山有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个人和集体的冲突。有一次，一个问题女孩带领着一群小女孩到处打扰别人，她们向别人身上泼水，违反睡觉规定，教职员和其他孩子都对她们无可奈何。领头的简在大会上被控告，大家严厉责备她滥用自由。
一位心理学家客人对我说：“这完全错了，这个小女孩的脸上显得很不愉快，从来没有人爱过她，这些批评会使她觉得更没有人关心她，她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爱。”
“我亲爱的朋友，”我回答，“我们已试过用爱感化她，几个星期来，我们为她的不合群而奖赏她，我们对她表示爱和容忍；但是，她不但没有被感化，相反，却把我们看成傻瓜和侵略的对象。我们不能为了一个人牺牲整个集体。”
我没有完美的答案，我只知道简十五岁时会成为一个合群的孩子，而不再是捣乱分子的领袖。我相信舆论的力量，没有一个孩子会成年累月地不愿被人爱而愿意受批评。以大会的处罚来说，我们实在不能因为一个问题儿童而牺牲其他孩子。
曾有个六岁的小男孩，来夏山以前，他曾有过极不愉快的生活经验，所以他充满恨意，破坏性很强。四岁和五岁的孩子都曾因吃他的苦头而啼哭，大家不得不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这样就非得阻止这家伙不可。我们不能让一对家长的错误伤害到其他受父母爱护的孩子。
在极个别的情形下，我会不得不送走一个孩子，因为他在学校使别人都感到痛苦。我自己则感到遗憾，还有一种茫然的挫败感，但是没有办法。
这么多年来我是否改变过对自治的看法呢？大体来讲，没有。我不能想象夏山没有自治的样子，它始终是受欢迎的，也是我们最可炫耀的成就。当然有时不免有尴尬的时候，比如，一次大会中，一个十四岁女孩在我耳边悄悄说：“我想讲讲女孩丢弃卫生纸堵塞马桶的事，但是今天有客人在，不好意思。”我告诉她别管客人，尽管讲好了，她果真这样做了。
自治教育的益处很多，但不能过度强调。在夏山，孩子会为他们的自治权拼到底。我认为，每星期一次的大会比整星期的课程都有用。这是练习公共演讲的最好机会，多数孩子言谈极佳而不忸怩，我常常听见那些不会读和写的孩子讲出很有条理的话。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取代夏山的民主制度。也许这种民主制度比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公平得多，因为孩子对别人相当宽大，而且不自私自利。最重要的，这是一个更真实的民主，所有规则都是在一个公开大会上决定的。
自由孩子拥有的开朗人生观才使得自治变得这么重要。他们定的规则没有虚伪的成分，而且都与生命中重要的事有关。镇上的法规却不得不向一个不大自由的文明妥协，浪费宝贵的精力在许多不重要的事上，例如穿得整不整齐和说“见你的大头鬼”一类的事。夏山能避开那些没有价值的世俗的东西，才能拥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集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