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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未来的恐惧，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会有非常糟糕的影响。这种恐惧常常表现在父母的愿望中，他们期望孩子比他们学得更多。这样的父母不让小威利在想读的时候才学习阅读，他们怕如果不加督促，孩子就会一事无成。他们也等不及让孩子照自己的速度发展成长。他们常问：“如果我的儿子十二岁还不会阅读，他的一生还有什么指望？如果他十八岁时不能考取大学，除了去做小工以外还能干什么？”我却学会了如何等待和观察一个没有进步或进步很小的小孩，我从不怀疑，如果不被摧残或伤害的话，他终有成功的一天。
当然一些势利眼会说：“哼！你的意思是做司机也算成功？”我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能快乐地工作、积极地生活。按照这个定义，绝大多数夏山的学生都生活得很成功。
汤姆五岁时来到夏山，十七岁离开。在这段时间他一堂课也没上，把所有的时间都消磨在工艺室里做手工。父母为他的前途忧虑万分。他对读书从来没有过一点兴趣。但在他九岁时，某一天晚上，我发现他在床上看《大卫·科波菲尔》。
“喂，”我说，“谁教你看的？”
“我自己教自己。”
几年以后，他来问我：“二分之一加五分之二该怎么算？”我告诉他，然后问他要不要再多知道一点。“不要了，谢谢。”他说。
后来，他找到一份在照相馆洗照片的工作。当他还在学徒期，我在一个晚宴上遇见他的老板，问他汤姆干得如何。
“他是我雇用过的孩子中最好的一个。”老板回答说，“他从来不用走的——永远在跑。周末时，他简直成了一个大累赘，因为即使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也不肯离开照相馆。”
杰克不识字，没有人能教会他。他自己曾要求上一堂阅读课，但因为潜藏的阅读困难症，使他无法分辨b和p，以及l和k有什么区别。他离开学校时已经十七岁，还不会阅读。现在杰克成了工艺专家，他的特别爱好是金属品。他现在已经能阅读了，据我所知，他只能读与机械有关的杂志，偶尔也念念心理学。我想他从未念过一本小说，但是他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从前有一位不知杰克底细的美国客人对我说：“杰克真是个聪敏的孩子啊！”
黛安是一个乐天的女孩，但对书本没兴趣。她不是念书的材料，我一直不知道她将来要做什么。当她十六岁离校时，任何督学都会说她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今天，黛安在伦敦介绍一种新式烹饪法。她也成了专家，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有一家公司要求所有职员必须通过标准大学考试。我在罗伯特的推荐信上说：“这位年轻人并未通过任何考试，他不是读书人，但他有勇气。”罗伯特得到了那份差事。
十三岁的新生温妮弗莱德告诉我，她讨厌所有的科目，当我告诉她如果不想上课就不必去时，她高兴得叫了起来。开头几个星期她的确很高兴，但在逍遥一阵子后，我发现她生活得很无聊。
“教我些东西，”有一天她说，“我无聊死了。”
“好！”我很高兴地说，“你要学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说。
“我也不知道。”我说完就走开了。
几个月过去了，她又来找我。“我想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她说，“我要你教我。”
每天早晨她跟着我和其他老师上课，她念得很好。但她会私下告诉我，自己对那些科目并不感兴趣，不过目标使她有兴趣。因为可以“做自己”，温妮弗莱德发现了自己的潜力。
有趣的是，自由的孩子既对数学有兴趣，也能在历史和地理中找到乐趣。他们只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学。剩下来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其他的兴趣上——木工、铁工、画图、看小说、演戏、做白日梦、听爵士乐等。
八岁的汤姆会不断地敲我的门问：“喂！我现在该做什么？”没有人能告诉他该做什么。
六个月后，如果你要找汤姆，就得到他房间去。你会发现他一天到晚埋在纸堆里，聚精会神地绘制地图。一天，一位从维也纳大学来的教授碰到汤姆，问了他许多问题。后来这位教授告诉我：“我想考考那孩子地理，他却告诉我一串我从未听过的地名。”
这里我也必须提到一些失败的例子。芭贝，一个十五岁的瑞典孩子，与我们生活了大约一年。在这段时间内，学校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她感兴趣。她来得太晚了。在她前十年的生活中，都是老师替她决定要读什么，所以她没有一点主动能力。她已厌倦一切，幸运的是，她家很富有，可以保证她一辈子生活无忧。
我也遇到过一对南斯拉夫籍的姐妹，一个十一岁，一个十四岁。学校不能引起她们的兴趣，她们整天用家乡话咒我，一位不厚道的朋友常翻译给我听。要让她们合作，就像让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难。我简直不能与她们交谈，因为我们的共同语言只有艺术和音乐。她们的母亲接她们回去的时候，我的确如释重负。
这些年来，我发觉要读工程系的夏山学生不必担心入学考试，他们会直接到各种实习训练中心去。进大学以前，孩子们有先看看世界的愿望，有一个孩子在船上当茶房，因而环游世界，两个男生到了非洲肯尼亚种咖啡，一个到了澳大利亚，一个竟去了英属圭亚那。
德瑞克·波伊德是自由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标准无畏精神的代表。他八岁来到夏山，十八岁考取大学后离校。他想做医生，但是那时他父亲暂时没有钱供他念大学，于是德瑞克就想趁那段时间看看世界。他到了伦敦码头，花两天找事做——他想做任何船上的事——甚至小工都可以，但发现许多真正的水手都失业了，所以便失望地回家了。
不久之后，一位同学告诉他，西班牙有位英国太太要找司机。德瑞克抓住这机会，到西班牙帮助这位太太造了一幢房子（或者把原有房子扩建了），开车和她在欧洲逛了一圈，然后回来上大学。那位太太决定资助他学费。两年之后，她让他休学一年，开车送她去非洲肯尼亚，同时替她在那边也造了一幢房子。德瑞克在开普敦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
拉瑞十二岁来我们这里，十六岁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后离校，到大溪地种水果。他发现那行收入有限，所以改做出租车司机，之后又到了新西兰。我听说他在那边做各式各样的工作——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后来他进了布利斯班大学。不久以前，那所大学的一位主任来看我，他对拉瑞赞赏有加：“放假时，学生们都回去了，他却到锯木厂做小工。”拉瑞今天在英国爱萨斯郡做执业医生。
说实话，一些不成功的毕业生显然都有不成功的原因，我不能一一详述。成功的毕业生都是从好家庭出来的孩子——德瑞克、杰克、拉瑞的父母自始至终赞成我们学校的教育方式，所以这些孩子从未面对过最令人厌倦的难题：家庭与学校究竟谁对？
夏山出过天才吗？至少到今天还没有，也许有一些尚未成名的发明家，一些杰出的艺术家和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但据我所知还没有成功的作家；夏山还出过一流的家具设计师和一些演员，也出过一些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还会有更大的成就。我们的在校生基本维持在四十五人左右，以这个基数而言，毕业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数比例非常高。
不过，我常说，一代自由儿童还不能完全证明什么。甚至一些夏山的孩子对不上课也会有种罪恶感。生活在一个“考试是唯一出路”的世界上，他们免不了有这种感觉。更糟的是，常有些好管闲事的亲戚会说：“啊哟！十一岁了，字还认不得几个。”因此孩子们会茫然，觉得整个外面的世界是反游戏而重工作的。
一般来说，对十二岁以下的孩子，自由教育几乎是肯定有效的。但对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则需要充分的时间，才能将他们从填鸭式的教育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