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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描述一下夏山标准的一天。从八点一刻到九点是早饭时间，学生与教职员都把自己的食物从厨房拿到餐厅。九点半上课时，床铺应该已经整理好了。
每个学期开始时，每位老师都会公布一张时间表，德雷克的第一堂实验课在星期一，第二堂在星期二等。我的英语和数学也有一张时间表，莫里斯教的地理与历史也是一样。年纪小的学生（七到九岁）上午经常和他们的老师在一起，但也到科学或者艺术教室上课。
没有被强迫上课的学生。但是，如果星期一吉姆来上过英语课后，直到下星期五才见人影，其他学生便会怪他影响了全班的进度，他们可能因此不准他上这堂课。
课一直上到下午一点，但是小班和中班的学生在十二点半吃午饭。学校有两次午饭，教职员和大班的学生在一点半吃午饭。
下午全部是自由活动。我不知道整个下午孩子们都会做些什么。我自己一般是种菜，但很少看见附近有学生。有时我看到中班学生在玩官兵捉强盗，大班学生则忙着摆弄机器和无线电，或者制图和画画。天气好的时候，大班学生到户外进行体育比赛，有的则在工艺室里修自行车、造船或造玩具手枪。
下午茶从四点钟开始。五点起有不同的活动，小班生喜欢听别人讲故事，中班生喜欢在美术室做一些画图、剪纸、皮工、编篮子之类的活动，通常总有一批大班生在忙着做陶器。事实上，不论早晚，陶器总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年纪大的孩子会从五点一直做下去。木工室和铁工室每晚都是满满的。
星期一晚上，学生用父母给的零用钱去看电影，星期四换影片时，那些有钱的会再去。星期二晚上，教职员和大班学生听我讲心理学，小班生则有不同的读书小组。星期三晚上是舞蹈之夜，跳舞唱片是从一大堆唱片中选出来的，孩子们个个都是跳舞能手，有些访客说他们跳得比自己好多了。星期四晚上没有特别的节目，大班生到里斯敦或奥德堡看电影。星期五晚上是留着派给特别用场的，像排演话剧等。星期六晚上是最重要的晚上，那是“学校大会”之夜，会开完后，通常接着跳舞。冬天，星期天晚上是演戏之夜。
工艺课没有时间表，木工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孩子们做自己愿意做的，几乎总是玩具手枪、长枪、船或风筝，他们对精细复杂的木工不大感兴趣，连年纪较大的孩子也不愿做复杂困难的木工。很少有学生对我做铜器的嗜好感兴趣，因为你不能对一个铜盆抱有太大的幻想。
天气好的日子，你也许看不见夏山的这群男孩，他们在校园远处撒野造反。但你会看到女孩子们，她们总待在房子附近，不常离开大人太远。
你常会发现美术室里都是女孩子，她们画画，用线、布做多姿多彩的手工艺品。总的来说，我认为男孩子比较有创造性，至少我从未听见过男孩说他因无事可做而感到无聊，但有时听见女孩子这样抱怨。
男孩比女孩更有创造性，也许是因为这所学校的设备比较适合男孩子的缘故。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很少用铁工室或木工室，她们不喜欢玩机器，对电器或无线电也没有兴趣。她们有自己的工艺课，包括陶艺、剪油纸块、画图和缝纫，但对一些女孩子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男孩和女孩一样喜欢烹饪，并自己编导戏剧和设计服装、布景。一般说来，学生的表演才能会达到很高的水准，这是因为他们的表演纯真而不卖弄。
女孩似乎和男孩一样常去化学实验室，工艺室大概是唯一不吸引九岁以上女孩的地方。
对于学校的各种集会，女孩都不如男孩积极，对此我没有很好的解释。
直到几年前，女孩子到夏山都来得比较晚。有许多是从教会学校来的“问题学生”，我从未觉得这样的孩子是自由教育的真正代表。这些晚来的女孩的父母大都不知自由的真谛，如果知道，他们的女儿就不会有问题。女孩们的错误在夏山得到纠正后，马上就被父母送到一个“能受到教育的好学校”。但近几年，一些家长开始因为信赖夏山而把女孩们送来，这些女孩充满了热情、创造力和主动性。
我们偶尔会失去一些女孩子，常常是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父母又要让她们的兄弟继续读昂贵的私立学校的关系，重男轻女的旧传统很难消除。父母的忌妒心也曾使我们失去一些学生，那些父母担心孩子会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向学校。
夏山至今仍有经济上的困难，只有极少数父母会有耐心和信心把他们的小孩送到一个以游戏代替书本的学校。一想到孩子也许到了二十一岁还不能自立，父母们便会焦虑不安。
现在大多数夏山学生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一种无拘无束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这种情形非常让人欣慰。因为从前曾有些老顽固在绝望之中才把儿子送来，这种父母对孩子的自由毫无兴趣，私底下，他们也许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和这些老顽固真是很难沟通。
曾有一位军界人士，想送他九岁的儿子来这里上学。
“这地方看起来还可以，”他说，“但我有个问题，我怕我的孩子在这里也许会学到手淫。”
我问他为什么怕这件事。
他说：“那会对他有很大的害处。”
我客气地说：“可是手淫对你我并没有产生多大害处，是不是？”他带着孩子拂袖而去。
还有一位贵妇，向我问这问那，问了一个小时，然后对她丈夫说：“我不知道要不要让玛琪来这里上学。”
“别费心了，”我说，“我已经替你决定了，我不收她。”
我不得不向她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说：“你并不真正相信自由。如果玛琪来这里的话，我也许要花半辈子时间向你解释自由是什么，到最后你还是不会相信。那结果对玛琪是毁灭性的，因为她将面对一个可怕的疑虑，谁是对的，家长还是学校？”
有的家长来这儿之后会说：“夏山是我们孩子该来的地方，没有别的学校可以代替。”这才是最理想的家长。
学校创办初期真是困难重重。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我们只能留中等以上家庭的儿童，因为我们没有经济上的资助。早期曾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捐助者帮我们渡过一两次难关，后来也有位家长赠送过我们一笔厚礼——一间新厨房、一部无线电、扩建小木屋和一间新工艺室。他实在是个理想的捐助者，因为他没有附加条件，也不需要任何报答，他只简单地说：“夏山给吉姆的教育，正是我想给他的。”这位先生是真正相信儿童自由的人。
我们一直未能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所以很遗憾，我们的研究对象一直局限在中等家庭的孩子。有时如果孩子有太多的钱或贵重衣服，其本性便不易看出。当一个女孩知道在她二十一岁生日时会得到一笔相当数目的金钱时，就不太容易了解这个孩子的本性如何。幸好绝大多数夏山的孩子，都未被金钱宠坏，大家都知道离开学校后必须自立谋生。
在夏山，我们从镇上雇来一些打扫房间的女工。她们工作一整天，晚上回家去睡。在一种无人管束的自由环境中，她们比那些受命做事的人做得更快更好。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们都是顶尖的好孩子，她们生来穷苦，非得努力工作不可，这常常让我感到惭愧。我不得不容忍那些连铺床力气都没有的富家小姐，虽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也讨厌铺床，我那并不漂亮的借口是：我要做的事太多。但这并不能说服孩子，他们嘲笑我：大材不能小用。
我一再提到夏山的成人并非圣贤，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到哪里去，而我们的人性弱点也常与理论冲突。在一般家庭中，如果孩子打破一只盘子，父母通常要发发牢骚——盘子变得比孩子更重要；在夏山，如果女工或孩子打破一只盘子，我不作声，我妻子也不响，意外就是意外。但是如果哪个小孩把借去的书扔在雨里淋，我妻子就会生气，因为她极其重视书本。在这种情形下，我个人则不在乎，因为我对书本并没多大兴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看到一只被弄坏的钳子会不高兴，我重视工具，而工具对我妻子来说并不值什么。
在夏山，我们的生活永远是在“施予”。客人比小孩更累人，因为他们也要我们施予。也许“施”比“受”更有福，但是显然“施”是很累人的。
孩子与成人的冲突会在星期六晚上的学校全体师生大会上显现出来，这是极其自然的。当各个年龄段的人聚在一起时，如果大人为了迁就小孩而牺牲一切，一定会把他们宠坏。于是大人抱怨说，如果高年级学生上床以后还继续吵闹，他们便无法入睡。哈利诉苦说，他花了一小时工夫为前门做了块木板，然后出去吃中饭，回来却发现比利把那块木板改做了书架。我受不了那些借了我的焊接工具而不还的男生。我妻子则埋怨三个小班生晚饭后说他们又饿了，拿了面包和果酱回去，结果第二天早上一块块面包都扔在走廊里。彼得伤心地报告说，一群孩子在陶器室用他珍贵的黏土打仗玩。成人的价值观和孩子的年幼无知一直有冲突，但这种冲突对事不对人，老师对学生个人毫无恶感。而且夏山的冲突也是有活力的，这里永远有事发生，没有一天是无聊的。
幸好教职员都很大方。我承认，学生拿我花了三英镑买的特级油漆去刷旧床架，这事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而且我对我的车子、打字机和我工作室的工具也相当不大方，但我对人没有占有心。如果你对人有占有心，就不应该做老师。
在夏山，损坏东西是一种自然行为。这种行动可以用高压手段控制，但心理的渴望却不能以任何方式压制，因为孩子有这个需要，而且也必须使他们满足。通常，每天孩子们会来问不下五十个问题：“今晚有电影吗？”“为什么不和我个别谈话？”“你看见帕姆没有？”“伊娜在哪里？”一天的工作就是这些，虽然我不觉得辛苦，但我们的确没有真正的个人生活。部分原因是这所房子不适于做学校——从成人的角度来说，因为孩子就住在我们头顶上。一学期结束之后，我和妻子都精疲力竭。
值得赞赏的是，教职员都很少发脾气，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实在可爱。如果一个小孩可以自由做自己爱做的事，他通常不会有怨气，不会故意惹大人生气来取乐。
我们有位女老师对批评非常敏感，女学生就常开她的玩笑。她们不会开其他任何教职员的玩笑，因为别人不会有反应。你只能嘲笑那些好面子的人。
夏山的孩子也和别的孩子一样有侵略性的表现吗？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些带进攻性的傻劲儿，以此来开创天下。不自由的孩子会表现出过度的侵略性，以过度反抗别人对他们表示的恨。在夏山，没有小孩会觉得大人恨他，因此他们也没必要表现出侵略性。夏山强悍的孩子都是从一些没有理解和爱的家庭出来的。
我小时候曾在一所乡村小学读书，打架打得流鼻血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周至少有一次。强悍的打斗是由仇恨而来的，充满仇恨的孩子需要打斗。当孩子生活在一个没有仇恨的环境中时，他们就不会再满怀怨恨了。在夏山的自由环境中，侵略性不会像那些严格的学校里表现得那么明显。
但在夏山，自由并不是否定一切常识。我们对孩子采取一切可能的安全措施。每六个孩子必须有一个救生员，才允许在海中游泳。十一岁以下的孩子绝不许单独在街上骑自行车。这些都是小孩子自己制定的规章，并经“学校大会”通过的。
但我们对爬树没有任何限制。爬树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如果防止一切危险，会使孩子变成懦夫。但我们不准他们爬屋顶，不准他们用气枪或其他可以伤人的武器。当孩子们突然用木头刀乱打时，我总是很着急，我坚持木刀头上一定要包上橡胶皮或布。但即便如此，还是会让我感到担忧。面对现实的小心和无谓的焦急，两者的界线是不易划分的。
在学校里，我从来没有特别宠爱的人。当然，我对某些人难免有偏爱，却尽量不表现出来。也许夏山的成功在于孩子觉得他们都被一视同仁，受到一样的看待和重视。我也怕校方对小孩太感情用事，我们太容易把鸭子看成天鹅，或者把一个会涂几笔的小孩看成未来的毕加索。
在我教过的大多数学校里，教师办公室就像钩心斗角、充满仇恨和忌妒的地狱一样。我们的教师办公室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在这里看不到别的地方常见的仇恨。在自由的气氛中，成人和孩子得到一样的快乐与和谐。有时，一个新来的教职员对新环境的反应会和小孩一样，他也许会不刮胡子，早晨赖床，甚至犯校规。可庆幸的是，他们摆脱惰性所需的时间比小孩要短得多。
每隔一周的星期天，我会给孩子讲一些以他们自己为主角的冒险故事。多年来都是如此。我的故事曾带他们去遥远的非洲、海洋的深处，以及无际的天空。不久以前，我讲故事说我死掉了，由一个很严厉的名叫穆勒的人接收夏山，他强迫学生上课，学生只要一说“去你的”就要挨顿揍。我描述学生怎样温顺地服从他的命令。
那些三到八岁的孩子听了非常生气：“我们才不会呢。我们会统统逃走，会用锤子敲死他，你想我们能忍受这样的人吗？”
最后，我发现只有我再活过来把穆勒先生踢出校门，才能大快人心。听故事的孩子都是小班生，而且从来没有受过严格的教育，但他们的反应和愤怒是自发的。如果教师不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会觉得可怕，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夏山的经验，家里的经验也是如此，爸爸妈妈也都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一位美国的心理学教授来参观时，批评我们学校是一座孤岛，没能与社区融合。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在一个小镇上设立一所学校，试着把它变成当地的一部分，后果会如何？一百个家长中有百分之几会赞成自由上课？有几个会允许小孩手淫？如果要使夏山变成社会的一部分，我一定得和现实妥协。
夏山是一座岛，它也必须是一座岛。因为学生和父母离得很远，甚至有些在外国。因为不能把所有的父母都聚在里斯敦，夏山不能成为里斯敦的文化、社会生活与经济的一部分。
我必须说明，对里斯敦来说，我们这个学校并非孤岛。我们与当地居民有接触，我们友善相处，但我们基本上不是那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从来不想让当地报纸登载我们的老学生成功的故事。
学生有时也和当地小孩在一起游戏，但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和他们的大有距离。我们没有宗教，所以也不属于镇上任何宗教团体。但如果夏山是镇上一部分，就有义务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
我深深感到那位美国朋友并不了解他的批评有什么含义。我想他的意思是：“尼尔只不过是一个反抗社会的叛逆，他的制度不能使社会变得更和谐，对于消除儿童心理学与社会对此的漠视、生命与反生命、社会与家庭之间的鸿沟，他也无能为力。”我的回答是：我不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革者。我只能向社会宣扬它需要如何去除仇恨、惩罚与迷信。虽然我将自己对社会的想法写下来、说出来，但是如果我以行动去改造社会，社会就会像对付人民公敌一样把我干掉。
举例来说，如果我试着创造一个社会，使其中的少年都可以过自由的性爱生活，那我就成了不道德的引诱年轻人的罪人，就算不进班房，也会名誉扫地。尽管痛恨，我也不得不在这一点上妥协，因为我知道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改造社会，而是给少数的孩子带来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