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学最新章节_鲁枢元著

第2章
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

“序位”，在这里我们是借用了生态学理论中关于“生态序”和“生态位”的说法。生态序（Ecological Order）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内部的结构、功能及其环境条件在空间与时间中的秩序；生态位（Niche）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群落中，某一个物种实际上或潜在地能够占据、生存的空间和地位。 niche一词的原意即“合适的处所”“相称的职责”，即“安身立命之地”。

在我们看来，地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文学艺术是地球上人类这一独有生物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是一个在一定的环境中创生、发育、成长着的功能系统，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注定享有一定的“序”和“位”，而这一“序位”，即文学艺术的“安身立命之地”。

在中国古代，有文学、艺术的观念，没有“地球”“生态系统”的知识。但是，中国古人在探讨文学艺术活动的秘奥时，也总是将其置入人类社会框架与天地宇宙图像之中。比如音乐活动，两千年前秦汉时代的《乐记》中就曾写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地气上隮，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里反复论述的是：音乐活动位于天地之间，在自然万物的流动变化过程中生成，并对人类社会、自然万物的平衡、和谐产生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人的这一美学原则，是建立在农业时代“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之中的。

关于“天人合一”的评价，现代人的看法并不一致。人文学者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历史学家钱穆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他们都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可以用来补救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以维护地球生态平衡。而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却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中国要想科学繁盛就必须摆脱“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也有学者认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并非中国、东方独有，古今中外的所有哲学都是以“天人合一”为起点，同时又以“天人合一”为归宿的，否则就不是哲学。

哲学家金岳霖在美国讲学时曾经把“天人合一”中的“天”译为“自然”“带有神性的自然”；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文学是人学”。由此看来，我们这一章谈论的问题——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也应该是“天人合一”这一问题视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1“盖娅假说”：地球是一个“活物”

美国生物学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在思考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近来，我一直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像一个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东西呢？我忽然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只是这个“细胞”的确有些太大了，站在地球上的人不太容易想象得到，也不太容易把它与宇宙间的其他天体进行比较。若干年过后，托马斯再次做出判断：“地球是一个活的生物”，“整个地球是活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的东西，一个生物，它为我们也为自己呼吸着”。他的依据是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

20世纪70年代，英国气象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在从事气候与环境关系研究时发现：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地球上各种生物体的生命活动影响着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着生物进化过程；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反馈的复杂关系维系着地球生态的平衡稳定；地球的物理、化学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为了生物圈；各种生物自行调节其环境状态，以便创造优化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

地球生物圈内地表的冷暖、水源的丰欠、土壤的肥瘠、大气质量的优劣是由地球上所有生命存在物的总体与其环境的调节反馈过程所决定的，地球孕育出了自然界中的生命，也给自身赋予了生机，“地球系统本身也就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这个神秘奥妙、变化莫测的生命体就是现代生态学塑造的“地母盖娅”。

洛夫洛克是一位科学怪才，他的这一研究始于他最初的一个直觉：

当我头脑中第一次出现盖娅这个形象时，我就感受到宇航员在太空看见我们的家园——地球——时的那种体验。我意识到盖娅是一个单一的活的实体，它由地球的生物圈、大气、海洋及陆地所组成。所有这四部分构成了一个反馈体系，此反馈体系为地球上的生命创造了一个适宜生存的最佳自然条件。是这一整个体系，远不是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赋予地球以超越后者的素质（qualities）。盖娅不同于其他活有机体，就像我们人不同于我们身体内的活细胞群体那样。盖娅是最大的生命体系，是我们的超巨有机体（superorganism）。

在我看来，太空研究的最大收益不在于对太空有哪些了解，而在于我们对地球的认识。人类历史上，人们首次得以从太空观看地球。这种远距离观察，揭示了行星地球的整体面貌，使我们能够看到它是由空气、水体、陆地及生物组合而成的单一实体。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飞到了地外空间，甚至站在月亮之上看地球，只见茫茫苍穹中轻盈地飘浮着一个蓝白相间、云蒸霞蔚、氤氲混沌、生机蓬勃的圆球体，相对于月球、火星那枯骨死灰般的地貌，它含情脉脉，温柔敦厚、雍容大度。洛夫洛克听从了他的好友、著名文学家威廉·戈尔丁的建议，将他的这一学说命名为“盖娅假说”。在希腊神话谱系中，盖娅被称作“地母”“大地女神”，是一位相当原始古老的神灵，巨人安泰是她与海神波塞东所生的儿子，创造了人类并且造福于人类的人类始祖普罗米修斯按说还是她的一个孙子。盖娅成了大地和自然的象征，成了孕育了人与万物的母亲。

洛夫洛克的“盖娅假说”在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全力支持下，突出了“万物共生”“地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假说”一步步落到实处。

盖娅毫不含糊是一个养育了我们的大地母亲的精巧概念。盖娅假说是科学。盖娅假说认定……地球这个行星的表面，不仅仅是物理学的、地质学的、化学的，或者地球化学的，它还应当是地球生理学的；它展示一个由聚居在地球表面的不断相互作用的生命组成的活跃的整体。

“盖娅假说”对于当代生态运动的贡献在于强调了人与自然相互关联的内在机制，强调了地球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强调了地球的状态与命运维系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通体合作，从根本上破解了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从而为稳定地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不同的思路。“盖娅假说”为“深层生态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根基。在一些更为激进的生态学家看来，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自我与世界、精神与物质、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本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生命的过程就是建立跨越疆界的联系，形成不间断的相互渗透”，“自然与我同为一体，自然是充分延伸和扩散了的自我”，地球上的大气回流应当包括人类的呼吸，而人类的内循环系统还应当包括进地球上的江河湖海！

目前人们掌握的知识已经证明，地球上现存的所有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间，都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构成我们身体的几万万亿个的基本粒子是在150亿年前宇宙初创时生成的，人类身上带有地球和宇宙的特性，与自然是完全一致的。有人甚至推测，地球上林林总总、千差万别的生物种类归根结底都是来自最初的一个单细胞。地球在宇宙中生成之后的早期阶段，并没有任何生物，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一声震撼大地的炸雷，在地球之表的“原始汤”内化合孕育了第一个有生命的细胞，这个细胞便是地球上芸芸众生的始祖，小如苔藓、荇藻、草履虫、微生物、细菌、病毒，大如猛犸、恐龙、犀牛、狮子、老虎，甚至人，无一例外。所有生物都由同样的两类高分子即蛋白质和核酸构成。所有的生物体，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其体内的高分子都是由相同的残基（residue）集合装配而成的。作为生命体内重要催化剂和活性物质的酶（enzyme），在鲸鱼机体内的酶与野草中的酶有着共同的基因；同样，叶绿素既存在于森林中的橡树叶里，也存在于海洋中巨蛤的吸管里；而人类血液中的盐分与海水中的盐分的比例是一致的；人体中的化学元素的含量与地壳岩石中的含量在比例上也是相似的。不但地球上的生命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生命界与无生命的物理世界也存在于同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之内。

如果说地球上的生命活物全都是地球自己孕育生长出来的，那么，是否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上万物的生命也可以看作地球自身的生命。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心灵，说到底也不过是地球生物自身的结果，那么，人类的心灵是否也应当看作地球的心灵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地球就真的可以“活”起来了。

上个世纪末，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曾在与我的通信中讨论过“盖娅假说”，他显然是赞成这一学说的，并在给我的信中提出了以下六点理由：地球经历了前生物阶段、生物阶段和人类阶段的演化，地球是“活的”；世界有目的性，包括无机自然界的目的性，动物、植物的目的性，人的目的性；世界有主动性，依主体的性质不同，可分为物质的主动性、生物的主动性、人的主动性；世界有“评价能力”，明显地表现在动物、植物对于环境的评价上；自然万物都是有价值的，存在着统一的“价值进化”方向；自然中存在着“生态智慧”，这是“仿生学”的基础。我完全同意余谋昌先生的意见，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新世纪的生态学不应把自己的根基仅仅建立在科学的底盘上，它同时还应当是哲学的玄思与审美的想象，是艺术和诗。

“盖娅假说”在哲学界乃至生态学界还面临着许多异议，尤其是关于它涉嫌“泛灵论”“活力论”的指责。

泛灵论又叫万物有灵论，与其说它是一个哲学流派，不如说它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这是早期人类对生命现象、自然现象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原始人没有现代社会中的那些科学知识，他们认为包括人类、动物、植物、山脉、江河、风云、雷电在内的一切生命活动、自然现象都受一种精气、灵气的支配，冥冥之中有一位大神在主宰着天地万物的命运。活力论则认为在生物体内有一种先天的、非物质的、非人工的、不可分析的、难以复制的因素，这种活力的充盈灌注，是生物界的一个显著标志。

以往这些扎根于原始思维、神话世界中的泛灵论与活力论观点，全都笼罩着神秘主义的光环。三百多年来，在现代化的工业浪潮中，它们早已被启蒙的理性思维、科学的实验手段批驳得“体无完肤”，它们的天真、幼稚、牵强、粗糙已受尽拥有大量先进科学知识的现代人的嘲弄，似乎就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到了20世纪初，活力论与泛灵论竟又在西方哲学界结出了两颗引人注目的果实，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德日进的精神哲学。

柏格森将原始的生命力与科学的知解力相对抗，认为生命的冲动是一种绵延不息的宇宙运动过程，生命力是天地间唯一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一切生命形式、物质实体都不过是这种生命运动的不同的呈现方式。

德日进则认为天地间普遍存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向上的能量，这是一种引导、推动人和自然不断进化提升的内在的精神能量，人类的历史是生物进化的延伸，生物进化则是地球本身演化的组成部分。

柏格森、德日进的哲学或许可以视为现代生态学中的“盖娅假说”的先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活力论”“泛灵论”仍在为自身寻求着解释与同情。

2.2 生物圈与精神圈

生态学家喜欢用“多层同心圆”的系统模式描述地球上的生态景观，认为在这个独一无二、美丽奇妙的天体上是可以划分出许多“圈”的。

提出较早且已经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有以下这些“圈”：

岩石圈（Lithosphere）是地球上部相对于软流圈而言的坚硬的岩石圈层，包括地壳和上地幔的上部。岩石圈厚度不一，中国东部岩石圈厚度约100千米，西部青藏高原岩石圈则在在160千米以上，而海洋深处的岩石圈要薄很多。岩石圈为地球上各种生物的活动搭起一个支架，地质学中讲的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南极洲板块就是在岩石圈的基础上形成的。岩石圈中蕴藏有巨量的各种矿物，岩石圈的风化为土壤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元素，对于地球生态而言，岩石圈的存在是基础中的基础。

土壤圈（Pedosphere）指岩石圈外层疏松风化的部分，其上或其中有生物栖息。地球上土壤圈的平均厚度为5米，不同地域差别很大，我国黄土高原的土壤厚度可达百米以上。《说文解字》中讲：土为地之吐生万物者，柔土无块者曰壤。土壤为孕育生命的温床，其肥力不等，通常颜色越深肥力越强，1立方米的黑色土壤中生存的微生物可达10亿个之多。

水圈（Hydrosphere）是地球上各种形态的水的总和，包括地表上、地表下以及大气中的水和生物体内的水，主要是海洋、河流、地下水、冰川、湖泊五种类型。其中淡水只占地球总水量的万分之一。水能以液态、气态和固态的方式存在，通过热量交换而相互转化，上界可达大气对流层顶部，下界可至深层地下水的下限，包括大气中的水汽、地表水、土壤水和生物体内的水。任何生物体都不能脱离水而存在，一个成年人体内水的总量占总体重的70%以上。地球上的水循环不仅调节气候、净化大气、养育万物生长，而且会在一个长时段里促成地理环境的改变与演化。

大气圈又称大气层（Atmosphere）是包裹着地球的一层混合气体，俗称空气，厚度大约在1 000千米，但没有确切的上界，最高可达16 000千米高空。其中最活跃、对地球生态影响最大的是地面上厚约12千米的对流层，风雨雷电的天气变化主要发生在这一层面。空气中占据98.9%的成分是氮和氧，氮气是植物生长所依赖的基本元素，氧气是人类以及所有生物呼吸所必需的气体。上个世纪初，科学家发现大气圈的上层中还存在一个由O ₃ 组成的臭氧层，它既可以让地球上的人类和动植物免遭紫外线的伤害，又积极参与地球温室效应的变化，绝不可以忽视其存在。

生物圈（Biosphere）指地球上所有生命体活动的领域，包括生命体与其生存的环境，是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的统合整体。生物圈在35亿年前生命起源后逐渐演化而成，是生物界与水圈、大气圈及岩石圈、土壤圈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地球上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自我调节系统。它是地球的一个外层圈，其范围大约为海平面上下垂直约10千米，对于地球来说只是薄薄的一层，相当于一只篮球上包裹的一层薄纸。生物圈虽然具有自我维持稳态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生物圈内物种繁多，已经被人们命名的约150万种，不及全部物种的1/10。人类由于擅用智力，已经成为地球生物圈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物种，人类力量、人类活动、人类现象在各个方面都对生物圈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已经酿下种种生态灾难，对生物圈的稳态构成严重威胁。

随着生态学的人文化转向，人类开始被划入生态学研究的对象，人类的存在、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思想观念、人类的价值取向、人类的审美偏好也很快进入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以上五大圈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态学发展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在地球上划出另外一些“圈”，一些与人类相关、对地球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圈”。

前苏联的一些学者曾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社会圈”的概念。他们认为社会圈是地球生态系统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及其交换的方式都出现了全新的变化，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成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球上，除了“自然生态”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社会生态”。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对于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境遇越来越关心，结果便促生了“社会生态学”这门新的学科。社会生态学把人类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的物资、能源、人口、环境、技术作为研究的重心。苏联时代的社会生态学家马尔科夫已经意识到人类的行为开始对地球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曾经提出“智力圈”“技术圈”的概念，但支配这些学者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工具理性、实践哲学，目的仍然在于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

地球上的多层同心圆的“圈”划到此就“圆满”了吗？仔细想一想，似乎还有不少东西遗漏在外边，而且，这些东西决不是不重要的。

那就是上述诸“圈”之外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理的、意识的存在，包括思想的、情感的、信仰的、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人在这些领域的主要活动的表现形式为：

科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这是一个或潜隐存在，或超越存在的更不易把握的领域，这就是“精神圈”。

那么，地球生态系统中是否还应当有一个“精神圈”存在呢？

“精神圈”（Noosphere）是德日进的重要哲学论著《人的现象》中的一个关键词。

早年我是从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豪克（Gustav Hocke）的《绝望与信心》中看到这个用语的，他在书中写道：地球上“除了生物圈外，还有一个通过综合产生意识的精神圈”，精神圈的产生是“从普遍的物质到精神之金”的变化结果，是通过“信仰”攀登上的“人类发展的峰巅”，它体现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的信仰，对世界中精神不朽的信仰和对世界中不断增长的人格的信仰”。那时我对精神生态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个“精神圈”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才从德日进的著作里直接看到他关于“精神圈”的许多论述。

德日进在《人的现象》中指出：“在‘生物圈’之外，逾越它的还有一个‘精神圈’。” “精神圈”成了德日进这部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有些遗憾的是，德日进发明的这个极为重要的术语“Noosphère”（法文），由于译者不同，有人译为“精神圈”，有人则译为“智慧圈”“智能层”“心智层”“智力圈”。翻译者中不乏大家，问题不是出在翻译的能力，而是由于对德日进学术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以及对于汉语词汇的选择不同。我请教了从事外文教学的朋友，“noo”是拉丁文，与英文“mind”对等，可以译为心思、智慧，同时又含有情感、感悟、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因素，是可以译为“心灵”“精神”的；英文“sphere”意为圆球、范围，“noosphère”加开口音符号后成为法文。因此，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李弘祺先生的译法——“精神圈”。德日进划出来的这个“圈”，不仅包含了科学认知之类的智力活动，更包含了人类的伦理、信仰、教育、审美，尤其是同情、博爱等精神活动。关于“精神圈”，德日进有许多相关的论述：

地球在它存在于宇宙的历史过程中只有一次将它自己和生命包容在一起。同样地，生命越过反省的门槛也只有一次。思想和生命都各只有一个季节。我们更不可忘记从思想诞生以后，人类一直是生命树的主干。所以说“精神圈”的未来指望完全集中在人身上。

在“精神圈”的透视里，时间和空间都真的人性化了——或应说是超人性化了。宇宙全体和位格绝不互相排斥，它们是提携并进，同时达到峰巅。

从今以后，我们会进入另一种转折性心智的排列，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今后我们在帮助精神圈往前发展时，除非有别的成功或进步的机会，我们不必再弯腰驼背了。

当夜幕低垂时，人类会不会在现场看到末日的景象呢？再者，在那宇宙性大变局之前的过渡期间，地上生命层又会发生什么？随着年代与复杂性的增加，生物圈与精神圈核心的内在危险加于我们的威胁也更大。细菌的侵袭、有机性的反演化、荒芜、战争、革命——结局的花样可真不小。但还有一个更可怕，那便是老而不死。

说实在，靠着学习过去，我们虽也多少对那些散漫的物质元素有所了解，但说到“精神圈”的效果有多大，我们仍然茫无所知。

德日进的书很有些深奥，不易理解，在后边的章节里我还会说到他。现在我们大约已经可以认定，在以往的生态学划定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之外或之上，还存在着一个由人类的天性、情感、智慧、信仰构成的“圈”，一个“精神圈”。无论是对于现在的地球，或是现在的人类，这个“圈”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尤其不能忽略地球“精神圈”的存在。

德日进一生关注的课题即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不知是否受到德日进思想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设立了“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Biosphere Programme，MAB），中国于1972年当选这一计划的理事国，并于1978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该计划致力于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精神文化结合起来，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建设人类与生物圈和谐共处的新世界。多年来，我能够以“文学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奉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深以为荣。

2.3 三座“金字塔”

在论及地球与人的存在状况时，不同领域的学者曾经描绘过多种不同的“金字塔”的图景。

生态学家似乎很喜欢运用金字塔形状表示特定内容，如：能量金字塔（Energypyramid）、生物量金字塔（Biomasspyramid）、生物数量金字塔（Eltonian pyramid）。为人熟知的是那座展示生物圈中营养级位之间能量转移的金字塔：最底部是广袤丰厚的大地，是大地为一切生物提供的水分、热量、矿物质。大地之上是植物，诸如苔藓、荇藻、草原、森林、庄稼、蔬菜。植物上面是动物，较低层面上的是食草的昆虫和小动物，比如蚱蜢、蝼蛄、蟋蟀、蜜蜂、麻雀、鼹鼠、野兔；再往上是以这些昆虫、动物为食的动物，如蟾蜍、蜥蜴、狐狸、黄鼬；再上面一层，是吃这些动物的大型动物，如鹰隼、蟒蛇、豺狼、虎豹、狮子。而位于这座金字塔顶端的，是统吃以上各层面动植物的人类。

另一座金字塔是心理学的。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阐述人的基本需要时曾经绘制了另一座“人类多层次需求”的金字塔 : 最底层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其主要内涵是人对呼吸、吃喝、睡眠、性交的需要；再上一层是“安全需要”，即生活资料充足、生活秩序稳定、人身健康、家庭安全；再上一层是“归属、交往、爱的需要”，即渴望在团体和家庭中占有一个位置，渴望与他人接触并被他人理解、接纳，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继续往上，是对于“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被他人尊重，既相信自己人格上的独立自由，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赞赏，从而获得荣誉和声望；接近这座金字塔顶端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即充分发挥自己的一切潜能，使自己成为从本来意义上可以成为的独特自主的人；马斯洛最后提出的，是人类的“审美需要”，并把它置于这座金字塔的峰巅。在他看来，审美的需要是一种对于神秘事物的好奇心，一种对于形式、结构近乎过敏的感受力，一种可以追溯到原始洞穴时代的冲动和热望，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具有一种欣喜若狂、如醉如痴的感觉，即所谓“高峰体验”。然而，这种需要的满足可以使人变得更健康、更高尚、更美好，“使人性中的神性日益升高” 。

还有一种金字塔是美学、文艺学的，这座金字塔不像前两种那么为人熟知，是由杰出的俄国现代主义美术家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描绘出来的——“人类的精神生活可以用一个巨大的锐角三角形来表示，并将它用水平线分割成不等的若干部分”，“整个三角形缓慢地、几乎不为人们觉察地向前和向上运动。今天的顶点位置，明天将为第二部分所取代”，“三角形的每一层上都有艺术家，凡是能把视线越出自己那一层的界限的艺术家就是先知，他起着进步作用”。康定斯基的金字塔是精神型的，而艺术则是这座金字塔的生机与活力，“在艺术得不到人们的维护，同时又缺乏真正的精神食粮的时代，精神世界是衰微的。灵魂不断从高处跌落到三角形的底部，整个三角形显得死气沉沉，甚至倒退和下滑。”这种艺术精神又是内在于每一个人的身心之中的，“任何人，只要他把整个身心投入自己的艺术的内在宝库，都是通向天堂的精神金字塔的值得羡慕的建设者”。 “三角形的顶端经常站着一个人”，在康定斯基看来，这个人就是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贝多芬、德彪西、梅特林克、莫奈、凡·高、马蒂斯、毕加索这样的伟大艺术家。

综上所述，第一座金字塔是由自然到人的；第二座金字塔是由生物性的人到社会性的人再到精神性的人的；第三座金字塔则是由人类的精神生活到文学艺术创造的，三座金字塔从不同的方面描绘了人在自然中存在的基本状况。

如果把三座“金字塔”像叠罗汉那样依次架构起来——自然、人类社会、个人精神，相当于形象地展示出“生物圈”加上“精神圈”的内涵，这也是完整的地球生态系统的内涵。

这样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地球生态系统的“峰值”竟然是一位艺术家！尽管是稀少如珍宝的伟大艺术家，这仍然很难让人们接受。

我想，这不应该理解为诗歌、音乐、绘画就一定比食物、饮料、空气更为高贵，就像不能说狮子、老虎、人类比泥土、森林、昆虫更为高贵一样。我们这里希望表明的只是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序位，即它在地球生态系统这一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循环、演化中占据的空间，承担的职责，发挥的效用。

这里仍然会牵扯出文艺理论中一个陈年旧题：文学艺术的本体与属性。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说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模式做出过自己的独特描述：人类社会好像一座规模庞大的建筑物，我们不妨姑且将它当成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蓬莱仙阁，最底层的是台地，台地之上是宫阙，宫阙之内还有高耸的楼阁与宝塔。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是这座建筑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组织设施（如政府、政党、军队、法庭、学校、教会）是基础之上的主体建筑；政治、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则是上层建筑中更高层次、更精致的部分。再往上是什么呢？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和“精神的形式”，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称其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在其《审美之维》一书中谈到人类的精神文化时，说过与此颇为类似的话：“就社会允许的真理性的范围和可达到的幸福形式的广度看，艺术是在肯定文化中最高级、最有代表性的领域”，“在显示对立的高处云端，飘浮着文化上团结一致的王国”。

还是回到我们的比喻中，这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飘浮在高处云端”的东西，就如同仙阁上空飘扬的彩幢、宝塔顶端放射出的毫光、百尺危楼之上缭绕的紫气和弥漫的芬芳，它们就是人类精神开出的结果实与不结果实的花朵。

从生态学的常识看，看似悬浮高空的云彩其实并不虚无缥缈，而是真真切切包裹在地球之表的一层厚约10千米的大气，它们不仅仍然是地球这一星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与地球的实体在同一轨道上运动着。如果乘宇宙飞船从太空看地球，我们就不会再说“天上的云霓”，而应该说“地球上的云霓”，自由飘浮在地球之表的云霞虹霓与坚实的大地仍然属于同一个有机整体。对于人类来说，地球上当然不能没有森林、田野、山川、河流，地球上也不能没有云彩、虹霓、晚霞、晨曦，而且正是这些形质无定的云和气调节了地球上的风雨寒暑，使有生命的万物得以欢愉地存活。宇航员从外部空间拍下的照片还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层云气，人类居住的这个星体才披挂上了蓝色的光环、白色的羽纱、绿色的彩带，显得比别的星体更加奇妙瑰丽。

2.4 生存的辉煌景观

在广袤无际的茫茫宇宙里，大约只有我们这个星球拥有生命，并因而存在着“生存问题”。想到这里，每一位地球人都不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和其他生命的存在，尊重其他生命，也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好一些。

如何算好？现代人很容易让那些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误导，舌尖上的美食、时尚的服饰、气派的豪车、富丽的别墅、豪华的游轮、昂贵的私人飞机，这些被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志，甚至成为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遗憾的是，当这些物质财富日益上升到峰巅时，时代的精神诉求反而沉降到低谷。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的青年男女多是1960年前后大饥荒年头出生的一代人，在征婚广告上却往往写上“喜欢艺术”“会写诗歌”，这样，在爱情的天平上就会多一些分量。如今谁要这样写，准被当成神经病！如今的征婚广告上，最有吸引力的是有房、有车、月薪8 000元。

诗歌、艺术真的如此不堪吗？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说：诗和艺术是人生的辉煌景观！当然，他说的艺术不是那些披挂在“成功人士”身上的艺术制品，也不是为市场张目的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艺术在他这里就是生命个体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像一个人的呼吸、心跳、性爱、生育一样。这个人就是尼采。

在尼采看来：“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 人的艺术活动既是生物性的，又是精神性的，是人的肉身与人的精神的完美结合：

艺术使我们想起动物活力的状态；它一方面是旺盛的肉体活力向形象世界和意愿世界的涌流喷射，另一方面是借助崇高生活的形象和意愿对动物性机能的诱发；它是生命感的高涨，也是生命感的激发。

艺术是一种生物机能，我们发现它被置入‘爱’的天使般的本能之中，我们发现它是生命的最强大的动力。

艺术在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存在的神化。

尼采说：“艺术家比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家更正确，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生命循之而前进的总轨道。” 而人作为人是从他成为艺术的人那一天开始的，人生应当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人应当是他自己不断创造完成的一件艺术品。生存的最高境界是把人生化为一首诗，将自身创化成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品的人的实现，是生存的最为辉煌灿烂的景观。中外文学史中，我们不难找到许多在艰难困苦的社会环境里，将自己活成伟大艺术品、活成杰出诗篇、活出灿烂辉煌的人。

在西方，伊索出身于奴隶，卢梭曾流浪街头，杰克·伦敦跑街卖报，狄更斯在鞋油作坊当童工，欧·亨利在药房当学徒，卡夫卡在保险公司做小职员，涅克拉索夫因为热爱文学被赶出家门成了贫困生，他们最终都因为诗歌与文学活出了精彩，成为人中之龙凤。丹麦的安徒生出生在一个经济贫困、地位卑微的家庭，第一个父亲是鞋匠，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他改嫁，第二个父亲还是鞋匠。他从孩提时代就到农田里捡麦穗，到织布厂当童工，甚至一度成了流浪街头的乞儿，受尽了苦难和凌辱。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怯懦而善良、谦卑而敏感、柔弱而多情的个性。这个柔弱的鞋匠的儿子最终以他那同样温情、柔弱的文字，攀登上人类精神的峰巅，永远地活在世人心里。还有，如果不是绘画艺术，印象主义画派大师高更不过是巴黎市井中一个平庸得近乎猥琐的银行小职员。

中国东晋时代的伟大诗人陶渊明，不愿意趋奉权贵，放着“县长”不做，选择了返乡务农，由于体力不济，大田里“草盛豆苗稀”，收成不好，五个孩子常常衣食无着，有时不得不到朋友家讨口吃的。而正是诗歌在清贫中的坚守，使他活成了千载不死的精灵。清代的蒲松龄，在科举道路上一再受挫，连续“八届高考”都是落榜生，一辈子只是一位“乡村民办小学教师”，只能靠微薄的一点“束脩”养家糊口，最终由于《聊斋志异》使他超越了同代的许多进士、状元、达官贵人，活出了人生的灿烂辉煌。比他晚一点的曹雪芹虽然出身世家，但家业早已经败落，先是在宗族的学堂里当“杂役”，后来靠卖画、扎风筝维持生计，穷得连稀饭也喝不饱，最终因为创作《红楼梦》，让生命放射出万丈光芒。还有，那位身世不明、赌博、吸毒、嫖妓、沿街乞讨的蚁民“瞎子阿炳”，一曲《二泉映月》作为他的生命的升华，像一股永不干涸的清泉，至今仍然滋润着亿万中国民众的心田。

尼采说：“艺术是苦难者的救星，它通往那一境界，在那里，苦难成为心甘情愿的事情，闪放着光辉，被神圣化了，苦难成了巨大喜悦的一种形式。” “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Stimulans）” 上述诗人、艺术家足可以作为明证。

人类对于自身的研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分歧，但在以下两点却基本取得了共识：一、人类是地球上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二、精神是人类进化的最高形式。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即文学艺术，其中包括由原始劳动产生的宗教仪式、由原始思维产生的神话故事、由原始审美活动产生的音乐绘画，都是人类最初的生命活动的真实呈现，又可以看作人类最初精神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基因。

在地球人类那个最初的原点，诗歌、绘画、音乐曾经就是本然的存在，就是生活本身，与人们的生长、繁息、创造、嬉戏、憧憬、祈盼共生同在。艺术就是吹拂在天地神人之间的和风，就是灌注在自然万物之中的灵气，也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绝对使命”“最高存在”。人们曾经与诗歌、艺术一道成长发育，靠诗歌、艺术与自然结为一体，诗意地栖居于天地自然之中，而不是凌驾于天地自然之上或对峙于天地自然之外。

艺术是人类生命进化史中一个包容诸多的“原点”，而这个“原点”又使它在人类生命活动史中永远占据一个制高点。

艺术在人类生活与人类历史中的定位使它拥有了这样一些“天性”：它既根植于大地，又仰望着天空；它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虚幻的想象；它既是本能的喷涌，又是理性的张扬；它既拥有肉体的丰厚，又拥有精神的空灵；它既是对于往昔的追忆，又是对于未来的憧憬。它拒绝一切形式的人与自然的割裂、物质与精神的偏执、思维与本能的对立、本体与现象的拆解、理智与情感的剥离。它始终追求的是一种圆满、充盈的生命形式，一个真实、独特、富有创造活力的个体。这样的艺术，几乎就是地球生态系统中天地神人和谐相处、健康发育的一个楷模。这样的艺术就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模仿、再现，也不仅仅是天才人物的心灵表现，更不只是能工巧匠的熟练操作，它应该就是那个完整的“世界”，就是“存在”本身。

就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就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艺术还是艺术作品的本源，因此，“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而从生态学的立场看，这“世界存在的本源”不是别的，就是宇宙间这个独一无二的地球生态系统，而文学艺术就是人在这个系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曾经作为“绝对需要”“最高使命”的生存方式。

进入20世纪以来，地球生态的败坏也表现在文学艺术的地位与价值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沦落与衰败。现代社会里，随着印刷复制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占有的“艺术品”似乎越来越多，但“艺术品”中的“艺术精神”却越来越稀薄。语言艺术、音乐艺术、造型艺术要么沦为用于市场竞争的商业广告，要么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要么沦为巨量倾销的玩具和游戏，尤其是电子游戏。制造了地球生态灾难的那些罪魁，也是损害了诗与艺术的祸首。诗歌、艺术被金钱、权力劫持，反倒成了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帮凶！舍勒说：诗人是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文学艺术的力量亦即人的精神力量原本是植根于天地自然之中的，当天地自然蒙受贬抑、伤害、羞辱、遗弃的时候，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也就必然衰败枯萎下去。爱因斯坦曾对此发出深沉的叹息：那无可忍受的生态灾难熄灭了艺术的纯真声音。

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因为痛心于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技术与情感、智慧与良心的割裂对抗，返身求助于艺术，求助于人类诞生时那个完美而又完善的“原点”，希望重新点燃艺术精神之火来照亮这个日趋黯淡颓废的社会，温暖世人那颗冷漠孤寂的心，乃至重新塑造一代“全面发展的人”“超越现时代的人”。

如今，在这个人与自然严重割裂对立的时代，艺术还有可能填平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鸿沟、抚慰人和自然之间的创伤、开创新时代的和谐与均衡吗？

我们应当看到，在这个分裂的时代，艺术也早已蒙受重重伤害。现在需要的是高扬真正的艺术精神，凭着这种精神，艺术也许将会把我们重新带回涌动生长的大地，带向至高至上的神圣。文学艺术与生态养护有着天然的联系，文学艺术在救治自身的同时将救治世界，在完善世界的同时将完善自身。

说到底，文学艺术还是人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精神需求，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存在方式，一种人类生命活动辉煌灿烂的景观。文学艺术并不是某些天才人物的专利，从创作心理学的意义上讲，当你心头泛起一层审美的激动，涌出一股清新的诗意时，你就是一位诗人、艺术家！

我们也许应该做出这样的期待：在下一个或下下一个世纪里，诗意将化入我们的生命，艺术将真正地融进我们的生活，人类个体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对立将得到缓解，人将变得更丰富、更优秀、更美好，地球上的生态景观将变得更健全、更清新、更加朝气蓬勃。

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期待，否则，人类不就愧对“地球生命”这一宇宙的伟大奇迹的称号了吗？

2.5“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

“文学是人学”，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的中心论题。这篇文章一发表，便在中国文坛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钱谷融先生也因此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半个多世纪过去，世事沉浮、几经沧桑，“文学是人学”的主张不但没有被扼杀掉，反而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作家心中扎下根来。

现在的青年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命题当时怎么会遭遇如此残酷的压制与打击？然而，在那个把人当作“齿轮”“螺丝钉”，把文学当作“喇叭”“号筒”的时代，谈人性，谈文学是人学，就是大逆不道，就是罪该万死！

在以往浊浪排空的险恶政治环境中，“文学是人学”的提出表现了中国老一代学人勇敢、坦诚、灵慧的文学良知。在后来所谓“消费社会”富贵升平的景象中，“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依然透递出中国文化人执着、沉静、清纯的文学信守。

而在我们呼吁的生态时代，“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却染上“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由于“文学是人学”的理论主张有着如此重大、持久的影响，所以，我们这里想拿它作为一个例证，放在“后现代”“生态学时代”的语境之中，重新探讨一下它固有的内涵，并尝试做出某些添补。

1957年，当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发表时，美国女记者雷切尔·卡森引发社会生态学争论的重要著作尚未问世，丹尼尔·贝尔关于“后现代”的理论还在腹中酝酿，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还要再等30年才能诞生。所以，我们不能要求钱先生在他的这篇文章中加进“后现代”的视野、“生态学”的内容。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学是人学”的论题就不会与“后现代”“生态学”发生潜在的理论纠葛。

重读《论“文学是人学”》，通篇反复强调的是：文学创作不能把写人当作手段，当作反映某种“本质”“规律”或反映某种“现实”“生活”的工具。写人就是写人，写人本身就是目的，写人的目的就是让读者从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从而激励自己、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文学就是这样一门由人写人，同时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艺术。

要想写好人，作家一定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同时尊重他人、同情他人，要拥有一种“深厚纯真的感情”、一颗自然清新的“赤子之心”。要写好人物就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真实人性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理念出发，不能把人物当傀儡，不能把“典型人物”当作“某一社会历史现象本质”的图解。从这篇文章的总体倾向上看，作者对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深表怀疑，对于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人”当作工具和手段的工具理性尤为反感。也许是出自作者酷爱自然和自由的天性，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表现出“先天式”的反叛。

也可以说，“文学是人学”的主张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倡导者钱谷融的人道主义立场与托尔斯泰、易卜生、巴尔扎克、狄更斯一脉相连。不过，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启蒙思想，正如钱先生在文章中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理想，却是从古以来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流行、传播在人们的口头、笔下的。” 在人道主义的原野上，培根找到的是“人是控制驾御自然的万物之灵”，卢梭找到的是“回归自然本性”，孟德斯鸠找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萨特找到的是“以人类的相互依存对付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钱谷融先生找到的是“把人当作人”。这更多的是在抗拒“人的异化”，抗拒把人“化”作“本质”“概念”“规律”，化作“傀儡”“道具”“齿轮”“螺丝钉”。这既是抗拒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极“左”路线，也是在抗拒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那个大一统的“元叙事”。

至于“人性论”的内涵，现代思想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钱谷融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特别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大写的人”这些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流行的字眼，他所一再强调的“人性”却是一个颇带“自然主义”意味的说法——“赤子之心”，即“童心”。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又以“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形容得道之状态，可以看作“童心说”的滥觞。中国古代力倡“童心说”的是明代思想家李贽，他说童心就是“本心”或“初心”，亦即“赤子之心”；就是“真心”，诚挚无伪之心、坦荡无碍之心；又是“纯心”，纯正质朴之心，未经世事污染之心。这是一种不会算计、不会策划、不会操作、也不会竞争的心。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中推重“童心”的诗人，有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他更多地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肯定童心的：婴儿、儿童由于没有受到世俗思想的熏染，更多地葆有“神圣之灵性”，比之成年人就更容易领悟宇宙间不朽的信息，更容易接近自然中真实的生命，接近人性中的本真，接近人的天性。

钱谷融先生一生评人论文始终坚持的标准，概而言之也就是这个天真诚挚的“赤子之心”。纵览他的文集，经常可以看到他用这样一些字眼赞美他所喜欢的作家、作品：“志行高洁”“自然真率”“直抒胸臆，不假雕饰”“清新秀丽，一尘不染”“素淡雅洁，超然脱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喁喁独语，自吐心曲”（这简直就是摇篮中的婴儿的常态）。

究其底里，是因为评论者本人就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比起结构主义文本学、解构主义叙事学的那些繁文缛节要简洁、单纯得多。但这简洁、单纯却要比那繁难、复杂更为难得，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超越了认识论和知识学的话题。“赤子之心”属于情性的天地，它的简洁单纯就像一片澄澈明净的湖水，正是由于它的简洁单纯方才能够映照出流变的天光云影、隐约的青山红树，以及纷扰的大千世界、幽微的心灵秘境。

赤子之心，或许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哲人为人性设置的一种理想境界，一种人性的乌托邦。即使这样，它也不失为一种独具东方色彩的人性论。舍勒把人性设置为一种“向着上帝飞升的意向”，中国先哲把人性认作“向着自然回归的心灵”，看似截然对立，实则异曲同工，无论“上天”还是“入地”，其目标都是做一个与天地共通、共生的人，一个更“是其所是”的人。

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评述到这里，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这与我们在21世纪张扬的“生态学精神”有颇多吻合之处。“赤子之心”象征着人性的源头，同时象征着人性的高度，既是返璞归真，又是止于至善。这简直就是近于德日进对“上帝位格”的评价：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如果说“赤子之心”是属于“精神圈”的，那么它同时也是属于“生物圈”的。在谈及人性与自然的关系时，钱谷融先生在文章中就曾明确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旦拥有了“赤子之心”，就会使“我们对人、对自然界更加接近”。

在通读全文之后，我们还是发现了两处与当前生态运动的主张、与作者在文章中的基本立意不尽协调的文字。

一处是作者在批评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时说：“自然主义者则是把人当作地球上的生物之一，当作一种具有一切‘原始感情’，即兽性，的动物来看待的。因而是用蔑视人、仇恨人的反人道主义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 前一句的表述并没有错怪自然主义；问题在于后一句，给人以将“人性”与“兽性”截然对立起来的感觉。依照当下生态伦理学的观点，地球上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包括“野兽”在内，都处于同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人与它们是相依相存的，它们的内在价值也应当得到承认。况且，在人身上除了社会性、文化性、精神性之外，也仍然有生物性的存在。其实，钱先生怎么会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有些人身上的缺点和毛病真是比动物还严重；而有些动物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比如，深为钱先生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说中的那条名叫“木木”的狗。

另一处文字：“高尔基心目中的‘人’，是‘生活的主人’，是‘伟大的创造者’，是能够征服第一自然而创造‘第二自然’的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看来，“人”这个伟大的创造者对“第一自然”的征服已经造成如此多的生态灾难；而它所创造出来的“第二自然”又给人的心灵生活带来如此多的损伤。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这注定是钱谷融先生无法料到的。当时的中国人全都被一种建设祖国、改天换地的热情鼓舞着，诸多要命的问题，只是后来“发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