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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的三个源泉：工作、人际关系和闲暇。幸福生活的实现并不绝对地依赖富有。事实上，和谐的社会关系与个人的闲暇生活在消费社会中均被忽略了。
——杜宁（Alan Durning）
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陶渊明，一生从没有大富大贵过，早年为了家人的生计，“投耒去学仕”，曾经到官府谋过几次差事，由于受不了官场规矩的约束，就又毅然回家种地去了。
庄子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返乡归田后的陶渊明，始终恪守道家信条，只愿过一种自食其力、且有余闲、温饱无虞、宁静平和的俭朴日子：“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尽管如此，在遇到天灾人祸时，基本的温饱仍然难以保障，一家人往往陷于饥寒交迫之中：“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有时甚至不得不出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求亲告友的尴尬浮于纸上。以今天的生活标准看，陶渊明晚年这种忍饥挨饿、朝不虑夕的日子已远在“贫困线”之下了。
尽管如此，他仍不改初衷，“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对于《论语》中颂扬的“固穷”精神，陶渊明始终念兹在兹：“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愿”、“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陶渊明身罹贫苦困厄，仍能心安理得，并通过亲近自然、通过与乡曲邻里的融洽相处，甚至通过身体力行的陇亩劳作，在物质生活贫困的条件下营造出一种充满诗意的高品位生活。从陶渊明诗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尽管贫苦，却不乏优美清雅的讴歌：“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原生纳决屦，清歌畅商音。”诗中讲述的荣叟与原生，即春秋时代的荣启期、原子思，都是乱世中的隐居之士，是陶渊明引为知音的“素心人”。在他们看来，贫苦并非病患，只不过是“无财”而已；真正的病患在于“学道而不行”。“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子·让王》）对于这些得道的素心人来说，苦日子是完全可以唱着过的，这就叫做“安贫乐道”。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这里援引的是孔夫子《论语·卫灵公》中的话。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孔子看来，道与禄本来是可以双得的，但不能以禄害道，卫道第一，为了守道不惜择贫。在“忧道不忧贫”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是交叉汇流的。但是，孔子之道与老庄之道毕竟存有差异。孔子倾心于“王道”，不无功利之心，总期待着当政者的赏识与录用；老庄寄情于“天道”，旨在“弗有”、“弗恃”、“弗居”，一切随顺自然。故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不得不与权贵豪门苦苦周旋；庄子则终生厮守园林，种漆树、打草鞋清净度日。晚年的老子甚至连图书馆的馆长也不做了，独自骑着头青牛，消失在茫茫天地间。陶渊明的《咏贫士十首》之三中就曾批评做了卫国之相的子贡：“赐也徒能辩，乃不见吾心。”他的心思更多地寄予黔娄、壤父、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逸者的身上。
儒家能够做到的，只是穷困之际“不忧贫”，不以困厄失去操守；道家却主张只有主动放弃、不持不有、散放恬淡、甘守贫穷才能得道。“贫”与“穷”反而成了“得道”的前提。“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在庄子看来，“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庄子·盗跖》）富贵之于人反而害多于利，富人更与天道无缘。道家的“贫”，是放弃，是舍得，是尽量减少对于外物的“占有”；道家的“清”，是胸襟的坦荡真率，是怀抱的澄明洁净。陶渊明诗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其中的“深惜素抱”与“不以物贵”，即可看做“清贫”的释义。
在古汉语词典中，“清贫”差不多总是一个褒义词，不仅用于形容物质生活的匮乏，更经常彰显文人学士的品格与操守。“清”者，洁净、明晰、单纯、虚静也，固然为褒义；“贫”，乃空缺、匮乏、亏欠、稀少、不足，在老庄哲学的原典中也绝不是贬义。“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大成若缺，大盈若冲”，“无欲而民自朴”。老庄哲学中尚虚、尚无、尚静、尚俭、尚朴、忌得、忌盈、忌奢的精神无不与“清贫”二字通。陶渊明清贫自守的节操是他自觉的选择，是老庄哲学中少私寡欲、见素抱朴精神的体现。对于“清贫”的自守，也是对于“素朴”之道的坚守。素者，不染之丝也；朴者，不雕之木也，皆为“自然而然”者。道法自然，因此“见素抱朴”即得“道”。不染不雕即物之本色与初心，素朴于是又具备了原初、本真之义。老子曰：“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返璞归真便成了道家修成正果的至高境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陶渊明的“返乡归田”就是“返朴归真”。而清贫于此不再是困顿难捱，反而成为回归本真、回归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元素”。金岳霖先生推重的“素朴人生观”，讲的也是这种回归型的、单纯的、尚未完全分化的生存观念，几近于“孩子气”，这与老子讲的“复归于婴儿”也是一致的。
人类社会却并没有遵照老子等人的意图退回那个“婴儿”状态，而是一天天发展、强大，成为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巨人。遗憾的是，这个强大的巨人距离自己扎根其中的本源、本性却越来越远了。陶渊明活着的时候，那个社会就已经“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所指的不外乎是“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即社会上已松懈了廉洁谦让的品节，官场上勃起投机钻营的心态。看看当下的现实，如今官场、市场中人们的贪欲及污行不知比那时又“壮大”了几多倍。
现代人无不视贫困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于是竞相争富。富者富可敌国，穷则穷到无法活命，于是社会各阶层、世界各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世事纷争，清静、清洁、清平的日子不再有；人欲横流，贪污腐恶随社会富裕的程度日益攀升。如果说陶渊明时代就已经“真风告逝”，如今已“逝”得更远。内心的自然与真诚还有多少姑且不论，人们对自己的身体甚至也已完全失去诚意。近年来，各种媒体极力宣扬的“人造美女”成了现代社会一道炫目的风景，据称改造这样一个美女要实施高密集度的外科手术：隆鼻、隆胸、割眼、吸脂、截皮、拉皮、锉骨、延骨，其酷烈程度无异于旧时刑罚中顶级的“凌迟”。尽管“千刀万剐”，无数的青年男女仍趋之若鹜。当年，庄子对于人们给马上了笼头、给牛穿了鼻绳就已经大为伤感，以为破坏了牛马的本性与天真，如果庄子再世，遇上这样一位暴殄天物的“人造美女”，不知将作何感想！
由此观之，陶渊明的清贫操守无疑是更接近道家精神的。“清”，则有益于精神生态的陶冶，“贫”则有助于自然生态的养护。如果判定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同时也是一位“生态文学家”的楷模，并不为过。
王先霈教授曾著文指出：“在中国古代卓越的诗人中间，陶渊明的生态思想和他的行为实践，最富有启迪意义。”“他看重的是个人精神的自由，是不以心为形役，不让精神需求服从于物质需求，看重的是人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得到宁静、恬适。”就其人生价值的取向而言，“他尊奉的‘道’并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自然之道……孔子所忧的‘道’离他太远，他是‘乐道忘其贫’，他所欣乐的是田野上春景体现的自然之道。”文中还指出：“把他的思想归结为知足常乐不很准确，甚至很不准确。这不是量‘足’或‘过’的问题，而是人要不要有精神追求的问题，是生活哲学的方向问题，是个人精神境界以至于社会精神生态的高下、雅俗、清浊的问题。”王教授还接过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的话说：
陶渊明的生态思想应是人类文化中弥足珍贵的“古老教诲”。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古老的教诲”，在诗人陶渊明自己的国度被彻底遗弃了，近年来更是以最快的速度被遗忘。
近年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表现在消费观念上，最引人瞩目的是“奢侈消费”，说出来几乎就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方夜谭。
在全球深深陷入经济衰退之际，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最新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已经超过美国，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消费的内容从名包、名表、名车、名牌服装、古巴雪茄、瑞士烟斗，到游艇、别墅、海湾度假酒店、高尔夫俱乐部、贵族学校、绅士名媛培训班等。奢侈消费的趋势是消费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提升速度越来越快，消费规模正由一线城市波及二线、三线城市，消费的欲望大大超过消费的能力，内地的奢侈消费已远远超过香港、台湾。更可怕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国家级别的大型活动中，对于超级奢华的追求似乎也成了向外界显示“软实力”、“硬实力”的表演技艺。
《环球时报》海外记者近日著文称，有关中国奢侈消费的报告正“扎堆”涌现。“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与“胡润百富”共同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旅游者的购物花费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国消费的17%。英国《卫报》引述某研究机构的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名牌时装购买能力预料将占到世界的44%。美国全球厨卫设备公司瞄准中国消费者口味推出天价高智能超感坐便器及边洗澡边打电子游戏的浴缸、浴盆。英国“市场观察”网站称，中国内地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德国财经网称，德国经济直接获益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热情。2010年，中国的消费者平均在德国采购金额为454欧元，而欧洲最富有的瑞士人仅有127欧元。同时还有文章披露，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
上述报道使人顿时升起这样一个幻觉：在一个市声喧哗的十字街头，各色人等都在围观一个涂脂抹粉、披金挂银、浑身名牌、搔首弄姿的“傻妞”，难道这就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奢侈消费或许已经成了21世纪流毒于中国大地上的“新的鸦片”。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玩物丧志”，当代中国人却“玩物上瘾”，玩到最后，“物”越来越尊贵、强劲、美好、伟大，“人”却注定越来越卑微、脆弱、空洞、渺小。令人费解的是，一个拥有勤俭传统、不久前还在高唱“勤俭是我们的传家宝”（其中“俭”为老子的“三宝”之一）的当代中国，为什么会如此轻而易举、变本加厉地接受了资本运营体系中如此粗鄙的消费观念。
中国古汉语词典中并没有“消费”一词，人作为自然界的生物，在生物圈内总是要消耗一定的物质和能量以维持生命的延续，如果把“生计日用”的开支也叫做“消费”，那么在此意义上建立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乃属天经地义。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消费”（consumption）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牵制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不再是自然生态的戒律，更不是精神上的道德感召，而是资本运营的价值规律。资本市场借助高科技的力量，全力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以获取高额回报。消费纯粹成了为资本开发市场、赚取利润的工具。人们不是为了需要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消费，整个社会成了一架制造消费欲、消费品的机器。现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的传统，也欠缺资本主义的免疫基因，因此，中国当代消费者就更容易被市场俘获、被固定在这台机器上，完全丧失了自我。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一生与消费主义做对，人称“消费文化解码专家”，他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现代“大型技术统治组织”如何通过消费建立起资本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挥霍钱财的程度，成了一个人事业成功、一个国家国力强大的标志，消费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最邪恶的逻辑。现代社会变成了“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消费异化为无益的“消耗”与“浪费”，而铺天盖地的广告，仍在日夜不停地为现代消费演奏胜利的凯歌。现代文明已经变成“垃圾箱文明”，现代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已沦落到“厚颜无耻”的地步。消费社会成为现代人的一个“白色的神话”，一个除了自身之外再没有其他神话的社会，一个近于猥琐却又恶魔般掌控着人类的社会，它“正在摧毁人类的基础”、“时时威胁着我们中的每一位”。
鲍德里亚是否在故作惊人之语呢？
只要看一看处于消费社会中的自然的生态状况与人类的道德精神状况，就不难看出波德里亚批判的现实性与急迫性。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公告称，1961年至2003年之间，地球上的生态足迹增长了3倍多，到2050年，地球人类将消耗掉相当于2个地球的自然资源，地球已经被人类的消费行为大大透支了。在当代社会以8%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自然界的淡水生态系统却以8倍于以往的速度减少；当人们获得了五花八门的享乐方式时，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空气与水源却成为“卡脖子”的要命问题。更不要说为了争夺石油，中东地区已经成为国家之间血火交织的战场！据有人统计，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75%是依靠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超额投入为代价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0年会公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称，2007年中国的生态足迹增加速度远高于生物承载力的增长速度，生态足迹已是生物承载力的2倍，生态赤字还在逐年扩大。如此“寅吃卯粮”，对于我们这个家底并不丰厚而人口超级大国家来说，后发的劣势与潜伏的危机无益是十分险恶的。
至于伴随消费主义风行在精神领域引发的病变，在当下中国，似乎已经不必多加举证。贪腐行为屡禁不止，严重的贪腐之风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上梁不正下梁歪”，在神州大地横行肆虐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吊白块”“苏丹红”“黑哨”“假球”“假烟”“假酒”“假文凭”“假刊物”“假疫苗”“医疗陷阱”“旅游陷阱”等等见怪不怪的种种劣迹，便可以印证国家总理温家宝最近发出的感叹：“国民的道德状况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自然生态的恶化，精神生态的沦丧，已经让经济飞升的意义大打折扣。至于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曾指出：“一种健康的、淳朴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被堕落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取代。”那位美国生态批评家艾伦·杜宁更是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生活在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们幸福四倍半”。他还引用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的判断：幸福生活的源泉“是那三个被覆盖了的东西——人际关系、工作和闲暇。并且在这些领域中，满足的实现并不绝对或相对地依赖富有。”
对照这些当代西方学者批判消费主义社会的话语，我们不能不再度回望我们的古代诗人陶渊明。“幸福生活”的“源泉”，原本在陶渊明这里，请看他的这首题为《移居·之二》的诗：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公元408年，陶渊明在柴桑郊外的故居蒙受火灾，后来移居到更为偏僻的南村，这里虽然偏远，却住着与他声气相投的诸多“素心人”。陶渊明在这首诗中既写到邻里间亲密无间的和谐融洽，又写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务，更写到春秋佳日、登高赋诗的闲暇时光。杜宁书中罗列的幸福生活三要素，全都具备了（在陶渊明这里还应多出一点，即亲近自然）。这样的生活是清贫的，也是健康的、淳朴的，因而也是幸福的。“清贫”“寒素”一类的字眼，在古代汉语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道德芬芳，闪烁着晶莹的精神光芒。
最初的启蒙主义者大约也没有料到，理性主义的极致竟把人完全变成“经纪人”，进而变成“货币人”。鲍德里亚在他的《消费社会》一书的结语中发出强烈呼吁，要人们面对“消费社会之弊端及其无法避免的整个文明悲剧”务必保持批判的“反话语”，“重要的是要给消费社会额外附加一个灵魂以把握它。”那么，这里我们就推荐一个东方的、古老的、诗界的“灵魂”——陶渊明，他曾经在贫苦生活中获取精神上的最高愉悦，在最低“消费”的前提下，为人类文化作出最大贡献。
2012年夏初稿于姑苏城外，
2020年春订正于紫荆山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