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

“知识分子”的语义，如今成了一个严肃而又深奥的学理问题。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或许因为读书识字的人少，这个问题要明白得多，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念书的人”，或曰“书生”；与那些念不上书、不认识字的多数人，界限是很清楚的。

现在大家都成了读书识字的人，谁是知识分子，谁不是知识分子，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谁是冒牌的知识分子，争得剑拔弩张，别人不来改造了，自己反而“窝里斗”起来。日前看到某“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大作，从老子、孔子、屈原、杜甫一直骂到现在还活着的季羡林、萧乾、汪曾祺，这些人全都不够“知识分子”的分数线，能够及格的寥寥无几。作者为何如此尖刻，令我惊疑不解。对于被作者挞伐的那些死人和老人，我只感到同情，因为批判这些念书的人毕竟比批判掌大权的人、赚大钱的人要轻松得多。对于那几位被作者赞美的人，我又有些担心，担心他们能否担负起文章作者赋予他们的扭转乾坤的重任。

海外有学者出版过一部广有影响的谈“士”的书，认为“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兼具古希腊哲人的理性精神、基督教的宗教情操、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作者或许对“士”太偏爱了，把“士”理想化了，也就赋予了太多的重任。

在我心目中，要表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最简便的还是拈出“书生”二字。而且至今我尚未见到有谁对“书生”下过严格的定义，这使我感到写作时呼吸的畅快。

在我看来，“书生”并不完全等于古代中国所说的“士”，相同之处是都要读书长见识，不过，读的结果，书生更趋向于书，而士则趋向于仕。士更务实些，仕途上需要士去杀人，士也会操起刀来；需要去偷抢，士也会干起鸡鸣狗盗的勾当。“二桃杀三士”典故中的三位士，就是为了禄位相互杀了起来。“学而优则仕”，入了仕当上了都督、巡抚的书生已不算书生；而那些始终当不上官或后来放弃当官的读书人，做了“寒士”或“名士”的士，才接近于我这里说的“书生”。具体地说也许还要复杂一点，比如屈原、陶潜、李白、苏轼也都做过官，但骨子里是书生，屈原、陶潜做不成官的时候更像书生。现代人中傅斯年做过国民党的官，邓拓做过共产党的官，都还保留一些书生气。如果能够用鼻子闻一闻的话，“书生气”与“仕宦气”是很有些不同的。

书生不是圣人。孔夫子、孟夫子做到了“圣人”、“亚圣”，尽善尽美或臻于完美完善，被供奉在神殿里，连凡人都不是了，还有谁敢说他们是书生。后世的康有为，几乎也快成圣人了，也不好说他是书生。胡适在旧时代的读书人中做人做得太好，聪明又周到，一点傻气都没有，也几乎戴上了圣人的光环。

书生也不必一定是英雄、是救星。如鲁迅、李大钊、毛泽东，一生对着旧世界冲锋陷阵，建立起丰功伟业，书生们多半都做不来。但陈独秀、瞿秋白却更像书生，一位自认为革命天才却被革命革得丢魂落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都挤对他，只有蜗居在江津鹤山岼的荒宅里著书换米度日；另一位自谓搞政治如狗耕田力不从心，自己先承认了不称职，慷慨就义前又写下那么多缠绵悱恻的“多余的话”，毕竟不失书生本色。

当然，书生也不是商贾。君子不言利，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且不管做得是否到家。往昔的读书人做生意挣钱的远不如现在多，甚至在我报考大学的时代，商业学院、财会学院仍然门可罗雀，现在却挤破了大门。曹雪芹是个书生，不知道维护自己的著作版权，现在的一些三流小说家也知道捧着自己的文稿到拍卖市场上弄钱。

是不是书生，也不能只看学历，像以前有人规定的“高中毕业”才算知识分子，拿到“博士”学位算大知识分子。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只是个秀才，曹雪芹怕秀才也不是，严复赶在满清末年屡试不第才去翻译书，熊十力没有正式大学的毕业证书，梁漱溟只是中学毕业学历，不知他们能否称为“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书生”当没有问题。

书生，不是英雄、豪杰、神仙、救世主，也不是政客、奸商、痞子、无赖，书生只是天地间肉眼凡胎的普通人。与众不同的，就在一个“书”上。如果非要给“书生”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书生”即“为书所生、以书为生、生于书中、书伴终生”的人。其中第一个“生”，指诞生，书生是读书读出来的，一个人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成为书生，书里面生化出了书生；第二个“生”，是生计，书生身无长物，大多以读书、著书、教书为谋生手段，有的也去给有权势的人当幕僚或智囊，仍旧是靠了书本上的话出主意，是书本养活了书生；第三个“生”是生存，书生相信书中的信条，迷恋书中的境界，沉迷于读书看书的乐趣，别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里，他们往往是生活在书本里，或者古人的书本里，或者洋人的书本里，或者自己撰写的书本里，以往精明的世人把那些一头扎在书堆里的人喊作“书蠹”，算是看透了书生的本事。第四个“生”是生命，标准的读书人是“活到老，读到老”，“皓首穷经”至死离不开书本的，书是书生的命根子。

这样的定义，我认为大抵不差。

往昔，书生与非书生的界限不必特别运用辩证或解构的方法去分析，自然是很清楚的。比如，民国初年曾经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位鸣锣开道、搭梯劝进的“洪宪六君子”，时议其中一个是纵横捭阖的政客，一个是落魄江湖的军人，两个是国民党人中的叛徒，另外两个才是正牌的“书生”。

这两位书呆子，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严复，一位是鼎鼎大名的刘师培。

严复一生中的主要精力用来啃书本，他率先向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翻译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孟德斯鸠的“法律学”、斯宾塞的“社会学”、穆勒的“逻辑学”。今天我们大家说来说去的“逻辑”一词，就是严复翻译敲定的。仅译介西方学术著作这一项，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然而，这位学富五车的书生在晚年却参加了令人人掩鼻的“筹安会”，沾惹上一身腥臭。读书万卷、译书数十万言的严复一贯是很有主见的，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有意笼络他，请他出来坐官，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找我！”康梁变法群情鼎沸，严复却大泼冷水，说康氏怕死，梁氏爱出风头，皆难成事。待到黎元洪做了民国大总统，此老又说怪话：“黎黄陂德有余才不足，天下仍不会太平。”次次都被他说中。临到晚年却干下这么一件蠢事。事实上他可能是上了纵横家杨度的圈套，杨度一句“先生高卧，如天下苍生何？”打动了严复的心，稀里糊涂在“筹安会”里当了个挂名的理事，事败后则成了中华民国通缉的重犯。老朋友林纾劝他赶快逃跑，他却又表现出临危不惧、赴难不辞的拗劲儿，决心为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付出代价，展示出一介书生的本色：既有读书人的明白，又不乏读书人的糊涂。

“筹安会”中的另一位读书人刘师培，又名刘光汉，在近代国学研究领域，无疑算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出自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释典道藏无所不通，且能诗善文，素负才子盛名。他宗古文之经，治训诂之学，以字音求字义，用古语通今言，在音韵学领域亦有大贡献。其一生著述凡七十四种，除了先天的聪明才智，不下一番苦功夫是弄不成的。对此，刘师培是很自负的，“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乃夫子自道。作为一个读书人，刘师培的毛病是太热衷于政治，却又没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手段，而且又娶了一个风流倜傥、爱虚荣、贪享受的太太，常在一些关键时刻被“枕头风”吹昏了头脑。先是联手章太炎创光复会投身反满革命，后又被清廷收买进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民国后不甘心在北京大学做一个清苦的教书匠，又到袁世凯的总统府当了咨议，袁氏倒台后，这位国民革命的元勋反而成了民国通缉的罪犯，死到临头终于对自己的一生有了反省：“我这一生当论学不该问政。”

盖棺定论，刘师培不可磨灭的行状仍在于他的读书、教书、写书的生涯中。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镇压反革命，曾有枪毙革命叛徒、反革命走狗刘师培的动议，急坏了另一位读书人章太炎。太炎先生以自己“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的身份致电有司刀下留人，其苦口婆心、征古喻今列举的理由竟是刘师培是一个读书人，革命的政府不应当杀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章氏在电报中说：

昔姚少师语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替，读书凋丧，一二能儒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也？

章太炎的电报搭救了刘师培的性命。往深层推究，该是“读书”救了他的性命，倘若不是他读书有成，章氏的电报又将从何谈起？章太炎也算是“惺惺惜惺惺”，只是这一时刻比刘师培多了几分宏阔的政治远见，他知道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

我印象中的书生，就是像严复、刘师培这一类一身天真又一身毛病，让人尊敬又让人同情的人。这样的人讲的可能是满口逻辑，自己的言行却往往不合逻辑；讲的可能是概念、定义，自己的人格往往无法概括界定，他们就是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混沌体，一种游移于二元对立之间的状态。“道可道，非常道”，书生也正是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看来，我对“书生”的研究注定提不出什么“书生法则”、“书生主义”了，我只想借用一个现成的词组“书生意气”，来揣摩一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被看作宇宙间的生机与活力，对于自然界来说它是“风云”，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呼吸”。

戴东原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即把“气”看作自然变化、生命活动的主宰和契机。对于人来说，它可以指人的“气质”“气性”“气节”“气度”“气概”“气象”，几乎包含了从先天禀赋到后天学养，从神经类型到人格结构的一切。

英国人有时把它翻译为Circulatory system of the body（肉体拥有的微循环系统），未免太科学化、太现代化了；法国人喜欢把它译为Disposition ou sentiment de l'ame（精神的某种倾向），我以为要贴切些，因为在中国古籍中，“精”“气”“神”本是一个东西，精是气的升华，神是精的显现，“书生气”实则便是讲“书生的精神倾向”。由于气的质地不同，“气之清浊有体”，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又由于气的流向不同，流入晨旦的为朝气，流入昏夜的为暮气，大道通天曰正气，左道旁门为邪气。

中国的哲学是“气哲学”，以“气”为本体。在中国的汉语词汇中，“天气”“地气”“王气”“霸气”“骨气”“名气”“娇气”“傲气”“官气”“匪气”“书卷气”“铜臭气”以及“剑气”“兰气”“虎气”“猴气”……气的名目真是不胜枚举，“书生气”只是其中常被提起的一种。

“书生意气”中的“意”，在《管子·内业》中被看作“心中之心”的产物。“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这个隐匿于心灵深处的心，也许就是现代心理学中讲的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由是观之，“意气”便可以理解为从人的整体的心灵深处自然生发出的一种精神活动趋向。这又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程，“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先由心灵深处生发出一种意向，由意向而呈现出形象和言语，然后才是思想，最后达成对某些知识的获得。这是一个读书求知、研讨学问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是要消耗大量生命能量的。“凡心之形，过失先生”，作为生命的主体，用心太过，读书太多，知道的太多，往往也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损害，“人生识字忧患始”或“人生识字糊涂始”都说明了“祸福相倚”、“智愚相得”的真谛。

我以为“书生意气”这个用语真好，包融了读书人深潜流动的、真实的、丰富的、矛盾对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那种精神生存状态。

比如，读书人往往能够从读书求知中获取一种关于宇宙人生的信仰，这种信仰又造成他对某些原则和立场的执著，而这种执著一旦用力太过，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免使自己的生命陷入困顿和迂阔。

哲学家熊十力大约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熊十力最初在南京支那内学院精研佛学，20世纪20年代初，经梁漱溟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转奉孔夫子的儒学，进而融汇佛、儒建构自己的“新唯识论”哲学。

熊十力是一位非常自信的学者，他在北京大学教书，由于没有正式大学的学历，又只能讲他的一门《唯识学概论》，一直当了20多年的讲师而升不上教授。他的生活因此也过得比较清苦，一条西裤洗了之后就只得光着腿穿长衫，人称“空空道人”，自己毫不介意；天热的时候光着脊梁接待政界显要、世家名媛也绝无局促忸怩之态，他有着自己的信仰；遵循儒家“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的古训，和儒家“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的古训。不当教授、不拿教授的薪金没关系，但上课的方法必须合乎他的心意。他认定“古有来学，未闻往教”的死理，坚持不到教室“往教”，一定要学生到他的寓所“来学”，并且不愿受一节课45分钟的约束，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除了传道授业，有时还管吃管喝。事情虽然不大，也表现了他对自己人生信条的执著。

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而且号召所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都要改造思想、洗心革面，熊十力的“以吾人之本心为吾身与天地万物之本体”的“唯识论”早该束之高阁、改弦更张，但他并不识这个时务，反而声言“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再是熊十力”。大约，一是因为他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名声；二是因为他在新政权的高层有不少的故友私交，如董必武、李先念、陈毅，还有林彪；三是新政权或许要保留一个“唯心主义老古董”做反面教员。总之，他竟得以“免改”，而且还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拿着一级教授的高薪、住进舒适的花园洋房、雇了厨师及抄稿的秘书，可谓鸟枪换炮了。

对于新政权他是心存感激的，但并不拿自己的学术观点做交易，仍然在自己的轨道上著书立说，只是辛苦撰写出来的著述，每部只能印200册，读者更寥寥无几。留在国内的弟子全部皈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改行不再治国学，身边剩下的惟一一个女弟子，也跟着齐白石学画画去了。能够继承衣钵的几位高足又全都流落海外。

书无读者，学无传人，教授的排场却比以前大了，每年进京参加政协会议，老人家由于受不了车厢里的异己气味，都要一人独自坐一个软卧的包厢。政协是党和国家的咨询机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要虚心承教，而儒家书生的最高愿望则是能够当上“帝傅”，即皇帝的老师，此时的熊十老恐怕也大有如坐春风的感觉。

哲学家一旦春风得意，就多少有点迂阔危乎殆哉。

书生中的辜鸿铭算是较为精明的一位，他曾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自嘲孔教之人只知“三三得九”，而不知道“三三”有时会“得十一”，有时只能“得七”。熊十力大约也是“不识现代算学”中的一位，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他不知道他的“三三”不但连“七”得不到，反而成了一个大大的负数，最终连自己的老命也赔了进去。

熊十力自己的哲学研究强调的是心的“刚健而不化物的势用”，不料“文革”中七斗八斗，从“帝傅”到“牛鬼蛇神”，一落千丈，他的精神便陷入错乱之中。这位八旬老人对着突兀而来的政治事变百思不得其解，无处躲避而且申诉无门，只能将抗议“文革”的“奏本”写成纸条偷偷地掖在裤腰里、袜筒里。那时节，上海人在糊满大字报的闹市街头可以看到一位须发尽白的老人，穿一袭布袍，系一根草绳，长啸：“中国文化亡了！”俨然一位20世纪60年代的屈原，一位已经疯癫了的屈原。

真正的读书人，都具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格，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世界，“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不随时欲，不赶时髦，洁身自好，孤芳自赏。无奈“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书生们的结局往往是为世所弃。权力和庸众总是力图诛杀自己的异类，“僵卧荒村”的凄凉晚境对于书生们来说还算是好的。

故事早从《世说新语》中记录的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史称“博洽多闻，恬静寡欲，工诗文，精乐理”的嵇康，也是个清高孤傲不识时务的书生。作为前朝皇室的宗亲，与当政的司马政权本来就存有嫌隙，但他不但不主动做出姿态逢迎弥合，反而处处采取不合作主义。当他的朋友山涛秉承上边的意思推荐他到京城人事部门上班时，他不但不领情，反而写下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表达了自己一意孤行的决心。当晋王朝的权臣钟会屈尊到他住舍探访时，他不但有意慢待，还冷语相讥。“意气”用事终于招来杀身之祸，石头城下广陵散绝，死的时候还不足40岁。

陈寅恪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不会不知此类历史掌故，他的姑表兄弟加大舅子俞大维就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部长，瓜田李下他却硬是不避嫌疑。1949年建国之后，新政权邀请他到北京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却提出“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并要求最高领袖具结作证，方可上任。陈寅恪的这一举止倒不一定是对新政权有特别的恶感，而是与熊十力的“拒绝改造”出于同一心态，即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与精神独立。最初，新政权并没有怎么为难他，继续让他留在南方享受着较为优渥的教授待遇，允许他不参加一切政治学习。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陆，这可算一个天大的例外。

60年代初，距离“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不远，康生欲前来拜访，大约也并没有什么坏心，康生喜欢金石书画，只是想看一看陈寅恪的藏书，却被陈氏托病拒之门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却主动把广州京剧团的一群名伶邀至家中，又说又唱，又是题诗，又是请饭，殷勤备至。就在康生因为没有见上陈寅恪怀恨在心的时候，陈寅恪却因为未能看上昆曲大师俞振飞的戏而深深抱憾。

“书生都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不过陈寅恪倒是喜欢身居高官的陈毅和陶铸；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高官，而是因为这两位对他的独立的学术人格表示出一定的尊重。再就是这两位官员的骨子里头都还潜蕴了一些书生意气，与陈氏不乏相投之处。遗憾的是这二位也都因为这点书生气在“文革”中吃了大亏，而以书生模样示人的权术家康生却在“文革”中大红大紫起来。

一介书生柔弱如陈寅恪者，不但身体瘦小，而且双目失明，最后还跌断一条腿成了瘫子，竟仍然能够砥柱中流，睥睨权贵，不为时事所拘，一如既往地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拥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则来自其知识、学问、性情、人格、信仰、操守共同建构起的内心世界，这是他的生命之树赖以支撑的根。

就人类中不同行当的人的生存状态而言，书生们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最小，像陈寅恪的晚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化场景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换，大学讲台发生了楚河汉界的挪移，人际关系发生了风流云散的动荡，他自己的身体也蒙受了“失明膑足”之难，失去了直接获取外部信息的多半条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在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近百万字的著述。深有含义的是，晚年的陈寅恪随着外部条件的巨大变化，不得不调整自己学术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由早年的“中古佛教史考证”、“隋唐制度渊源发掘”，转为《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的研究和写作。这类选题的内涵实为一种历史文化心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联系较为松散，更多地依赖研究者内在精神的投注。史学家的考据融渗进更多的文学性的主观情志的抒发，在陈端生与柳如是两位聪慧、温婉、侠义、美丽的女性身上，倾注了他无尽的幽思与情怀，而他自己又从其中获得了生命的慰藉与愉悦。

陈寅恪是一个靠自己支撑自己的人，他是柔弱的，又是强大的。

陈寅恪为了守护他那个“独立的自我”，主动关闭了朝向现实社会生活的大门，希望从历史的积淀中发掘出“永恒的存在”。他在自闭的同时为世事所弃，心底苍凉难耐，时常发出充满苦痛的呻吟——“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万里乾坤迷去往，词人终古泣天涯”，“高楼冥想独徘徊，歌哭无端纸一堆”。但在这呻吟的苦痛中，并不乏一缕缕哀凄的审美意味，那也是一种精神的沉醉。“独泣天涯”不正是“一生负气”的结果吗？“仁者安仁”，“求仁得仁，又何怨”，我以为这不能算是书生的不幸。真正的不幸倒不是他为世所弃，而是他和熊十力一样都多活了三年，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人浩劫”，蒙受了许多污辱与摧残，求死不得。这就不如他们的前辈学人王国维，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能够自己走进颐和园的湖水里，死得清静，去得从容。

陈寅恪为了守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采取了避世的态度，行之已十分不易。另一位学人梁漱溟则希望在入世乃至入仕的情况下同时保持自己学术与人格上的自由独立，当然就更加艰难。

梁漱溟堪称一位襟怀坦荡、性正气严的书生，虽然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兴致上来时还有些言过其实毛病。与陈寅恪不同，他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从青年时代投身现实社会，奔走于党、政、军界，希望以己之所学匡世济民。新中国成立后，他认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以实现了，不想在1953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为了发展农村建设问题与最高领袖发生冲突，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骂他班门弄斧，是个“以笔杀人的伪君子”；梁漱溟本来就是个宁折不弯的“拗相公”，反唇相讥毛泽东没有容人之量将失去他的尊重，石碓碰到石碾上，青烟直冒、火星四溅，梁漱溟为了争夺发言时间对毛泽东寸步不让，以至闹到大会举手表决的地步。结果当然是梁漱溟被轰下讲台。

后来，梁漱溟还是由于毛泽东的举荐继续留在了全国政协中，不过，他的主要使命已经是做“反面教员”。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粉碎“四帮”之后的头两年，这位一心从政、以身许国的读书人，挣得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对他的大批判。直到耄耋之年整个国家启动了“拨乱反正”之后，他才重新出版著作、重新登上讲坛。

迟迟返回的“正”，仍不过是他原本作为“书生”的那个位置。

顺便说一句，在1953年梁漱溟因言获罪遭受猛烈批判的当口，只有一个人站出为他说句公道话，此人便是熊十力。而熊氏的发言又被众人斥之为“书生之见”。梁漱溟当然很感谢熊十力，但在1961年编辑《熊著选粹》一书时，仍坚持说熊十力的哲学是失败之作，不给一点面子。交情归交情，学术归学术，在常人看来，这是否又是不近人情的“书生意气”呢？

“意气”，大约比较接近于现代心理学中所讲的“情绪”，书生们的逞才使性“意气用事”，既是真诚的，又是主观的。这真诚的主观，一方面造成他们的正直与责任，一方面也造成他们的狷介和峻急，乃至偏激与怪僻，因此，书生们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书斋，而试图去做本分以外的大事，成功者极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甚至还要搭进性命。

历朝历代，若非明君、盛世，很难容得下这样的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也不能说没有一用，这一用还不能不落实到书上，通过文字，把自己的性情和胆识化作道义、化作精神，从而作用于社会中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书生们即使做到了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也不过如此。

这方面，陈独秀可以算得上一个典型。

史称“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教出了苏曼殊这样的诗人；善隶书，旧学很有功底，新学造诣尤深。才思敏捷，个性鲜明，胸怀坦荡，不拘小节，刚烈而又温柔，喜怒形之于色，常能嫉恶如仇，有时亦优容奸恶，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厌恶玩弄权术。”显然，这是一个地道的“读书种子”。

龚自珍赞美书生的诗句“亦狂亦侠亦温文”用来赞美陈独秀也是完全适合的。

陈独秀原来名陈乾生，字仲甫，这当然是一个很平常的名字，后来自己改称“独秀”，便可见出他的高逸孤傲。这大约也是文人的通病，熊十力早年心仪陆九渊的诗句：“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并自题一联“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说大话比独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一枝独秀的“独行客”，要他团结更多的同道去做集体的大事业，就很难。

陈独秀细行不慎，一生风流，给敌手留下许多可资攻讦的破绽：早年娶妻高晓岚，育有三子一女，却又喜欢上妻子的小妹高君曼，把族中的长老们气个半死。后来他又移情别恋，52岁上再次赢得一位23岁的女孩儿兰珍的芳心，心甘情愿与他一道在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共度患难，也共度良宵，乐得狱卒们大看“西洋景”。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虽然“儿女情长”却并不“英雄气短”，铁窗里的百般折磨没有丝毫减损他的革命意志，也未能挫折他在法庭上的凛然大气。

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陈独秀往往只凭着他的书生意气，对人对事常不能做出客观如实的判断，1927年北伐胜利后，他一再受蒋中正的瞒哄，一步步走进蒋氏精心构设的陷阱，终于铸成大错，自己气得几乎发疯。抗战爆发，他又受到共产党内王明与康生的挤兑与暗算，只得单枪匹马打天下。国民党抓捕他，共产党开除他，他不怕孤立，“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从此再不听任何人的召唤。托洛茨基召他去美国，他不去；第三国际要他赴苏联，他不去；周恩来劝他到延安，他拒绝了；张国焘动员他投老蒋，更不干。最后一个人流落到四川省江津县郊外的鹤山坪，守一堆书刊，过起了青灯黄卷的“纯书生”生涯。晚年，他潜心于文字学，在字源学、声韵学、汉字拼音化等领域做出贡献。

“除却文章无嗜好，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是陈独秀迟暮之年的慨叹。其实并非别无嗜好，在陈独秀的一生中，曾参加过“暗杀团”，曾缔建过共产党，曾组织工人武装起义，曾策反过国民党军队，还领导过中国托派集团的分裂活动，只是这些“所好”成功者甚少。说“无嗜好”是卖后悔药，是自我解嘲。“依然书生”是实话，只是在政治斗争、党派斗争、军事斗争中，“书生气”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字眼。

纵观陈氏一生，其功绩还在他生命的两端，青壮年时期主编《新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呼唤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震撼神州大地，启蒙一代新人；迟暮之年潜心学问，著书立说，在文字学这一纯学术领域，留下一笔独特的文化遗产。一头一尾，干的皆是读书人的营生。

陈独秀过世之后，他的老朋友朱蕴山写诗悼念他说：“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该算是他的知音。

辜鸿铭在本世纪初曾经议论说：“中国不患读书人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什么是真读书人？且不说圣人、超人，读书人也说不上都是伟人、完人，像说这话的辜鸿铭算是一个真读书人，同时又是一个浑身毛病的人。

真读书人不过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喜欢读书、坚持自由思考、有信仰、有操守、真诚待人的读书人。

这样的读书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如今的读书人，除去以往时代那些人为的压力、障碍之外，又面临着科技时代的挑战。近年随着电脑的普及，大有“取缔”书本的趋势。知识的信息化，信息的数据化，电脑的网络化，世界的一体化正在成为现实，“书生”们还有其存在的意义吗？

我想，电脑也许会拥有书生们拥有的全部知识和技能，但恐怕很难拥有书生们的“意气”，即那“心中之心”流动着的精神意向。比如：严复那天真的迂阔，刘师培那懦弱的单纯，熊十力那旷达的自负，辜鸿铭那尴尬的崇高，陈独秀那悖谬的狷介，陈寅恪那自闭的超越，梁漱溟那憨鲁的忠诚。除非一天电脑变成了人，真的到那时候，也就不必再为人类担，因为人的存在已经完全没有意义。

1997年2月26日于海南大学 o9kx+IbItjuoe1ad5onUbXPjfJJ/13pEzoDpupyzCGbHcSzZnvQhqsnl3ptZJ9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