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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1991年7月28日。
我这个人向来没有时间概念，甚至记不清自己在初中辍学那一年是13岁还是16岁。
我之所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因为对于我来说，那是最惊险的一个日子——我第一次经历了女人。
从那以后，我不管在什么地方见到“禁果”二字，都会想起铺天盖地的油菜花。
是的，路边长着大片大片的农作物，那应该是油菜吧，黄艳艳的花无边无际，漂亮极了。
当时，我在山西省大同市某部服役，掌管军用油料，列兵。
我的宿舍是一间白色的房子，在军营大院的一角，很安静。它让我经常产生一种女孩般的自怜自爱。
吃过晚饭之后，我总是爬到房顶上，朝军营外的一幢幢家属楼凝望。
每一扇黑洞洞的窗子里，都生活着已婚或者未婚的年轻女人。她们没有一个属于我。
我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孩子，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关注我。我的孤独与敏感，我的欢笑与泪水，统统被这个城市忽略。我像水泥路的缝隙里露出的一棵草，眼巴巴地望着城里女子忙忙碌碌的脚步，只有自卑自怜自暴自弃——她们穿着各种颜色各种式样的皮鞋，长长的鞋跟与我的微贱的生命一般高……
压抑久了，我就想冒险。这一天，我偷偷开车“出逃”了。
我不会驾驶。
出发前，我用“千斤顶”把汽车的后轮支起来，让车轮空转，靠这种办法熟悉了前进档和倒退档。然后，我不快不慢地把庞大的军车开出了军营大门。
那是一辆大尾巴吉普车。
我至今不敢想象，没有接受过任何驾驶训练的我，当时是怎么在车水马龙里穿行，是怎么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交通岗红绿灯，最后把车开出了大同市，冲上了通往怀仁县的公路。
我到那里是去看一个同乡，他在怀仁县连队。他退伍后，一直在黑龙江省依安县向阳乡永寿村种地，现在孩子都挺大了。
从怀仁县回来时，天已经是黄昏了。路旁是稀稀拉拉的树和开阔的田野，空气无比新鲜。
我第一次开车，心里一直兴奋着，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很希望遇到一个熟人或者一个女孩。
怀仁县这地界我从来没来过，当然不可能有熟人，但是我穿过一个村子之后，看见了一个女孩，她背着一个很小的包，沿着公路一侧向前走，听见了车声，她停下脚步，回头朝我张望。
我一下激动起来，减了车速，慢慢开向她。
这是一种友好的暗示。
她似乎鼓起了勇气，举起胳膊小心地摆了摆。
我停下车，她就爬了上来。
“谢谢你大哥。”她小声说。她的口音带着浓郁的当地味道。
“你去哪儿？”
“前面。”
“远吗？”
“不远。”
车窗开着，风灌进来，很爽。
她的头发挺长，时不时地被风撩起来。
她更多的时候呈现给我的是半张脸。她长得不漂亮，脸微微有些黑，那应该是晒的。她的胳膊却很白，像嫩藕一样，她穿着一件白色无袖衫，那条胳膊在我的眼角一晃一晃的，吸引着我的心神。她下身穿一条草绿色的裙子，成为破旧的驾驶室里惟一鲜亮的颜色。
她似乎显得有些心事重重。
我把车开得慢腾腾，和她聊天。
“你多大了？”我问她。
“19岁。”她转头看了我一眼，认真地答道。
“你家就住在刚才那个村子吧？”
“不是。我家离这儿有几十里路。”
一只灵巧的鸟迎面飞来，差点撞在风挡玻璃上，她似乎吓了一跳。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她定定地看着车上的那个电子表，没有回答。
“不想说？”
她冷不丁回过神来：“你说什么？”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噢，我叫三郎。”
“这好像是男孩的名字。”
“就是。”
大约走出了十几里，前面出现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脏兮兮的，我记得它，来时我差点在这里被一个跛脚的交通监理逮着。
我想着这个女孩肯定要下车了，心里有些恋恋不舍。可是，直到我把车开出小镇，她都没有提出下车。
我得寸进尺，心中生出了渺渺的希望——也许她能一直跟我到大同。
天色渐渐变得红，路旁的油菜花也一点点收敛了那耀眼的金黄，变得凝重和黯淡。
她问：“你在哪儿当兵？”
“大同。”
“来怀仁干什么？”
“……执行任务。”
她把脸转过来，想问什么，又好像改变了主意，把脸转过去，继续看前面。
我看看她，说：“你想说什么？”
她再次转过脸来说：“你有枪吗？”
“这是军事机密。”
她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会儿，我说：“这地方很穷吧？”
“都是种地的，土里不生钱，当然穷。”
“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打工？”
她摇了摇头：“不是。”
“上学？”
“也不是。”
“走亲戚？”
“你别猜了，都不是。”
我不自然地笑了笑，说：“你到底去哪里？”
她的脸色突然有些冷：“你是不是想赶我下车了？”
“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
天色不可逆转地暗淡下来，那条白嫩的胳膊越来越模糊了，它依然在微微地晃动着。
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妄想。接着，我朝那个电子表看了看，上面显示着00：00：00。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想它可能是坏了。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正警觉地看着我。
“怎么了？”
“没什么，这个表坏了。你带表了吗？”
“没有。”
我把车滑向路旁，停下，说：“现在的空气太好了，我们到草地里坐坐吧。”
她看了看我，说：“好。”
我们一起跳下车，走进了油菜地，坐下来，一起临风。风凉凉的。
天彻底黑了。一弯细细的月亮升起来，在东南方的天上，不留意就看不到它。
“这里离大同还有多远？”
“你经常走这条路，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
她看着我笑了笑。
“你笑什么？”
“你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我的心一下提起来：“就是第一次。”
“我见过你两次，你开着这辆吉普车从这条路上经过。”
她的话让我感到有些惊怵。
“你看错了，那不是我。”
“就是你。第一次是别人开车，第二次是你自己开车。”
“什么时候？”
“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反正那是秋天。”
停了停，我突然问：“你经常在这条公路上走吗？”
“我在路边卖苹果，家里种的。”
我盯着她的眼睛，严肃地说：“真不是我。我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开车。”
一阵风吹过来，她似乎抖了一下，接着她眯起眼睛，惊恐地说：“第二次，你还停下车跟我说话了……”
“我说什么了？”
“你问我还记不记得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后来，你就莫名其妙地走了。今天，我一上车就认出你了。”
我说：“想不到，这世上竟然有一个和我这么像的人！”
又一阵风吹过来，她抱起了白嫩的胳膊。
我突然伸手抱住了她。
她挣扎了一下，只一下。
就这样，我和一个路遇的女孩野合了，在大同市和怀仁县中间的一片油莱地里，在一个月光不明不暗的晚上。
我和她在一起走了大约三十里路，从陌路到合欢，三十里路无疑太短了。
……完了。
之后，我松开她，满心恐惧和沮丧。女人如此简单。
完了。
她无声地坐起来，用手摘头上的草屑。
“我走了。”她说。
“你恨我？”
“不。我就是要来这里。”
我惊了一下，抬头看看，远处有稀稀拉拉的灯光，那好像是一个村子，可至少还有十几里路。除了那些灯光，四周一片黑暗。
她把胳膊搭在我的双肩上，幽幽地说：“我说的是真话，我就是要来这里。”
我有些紧张，愣愣地看着她。
她站起来，低头看了我一会儿，果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那竟是和灯火相反的方向。油菜花在黑暗中轻轻重重地摇着晃着，几只蝙蝠在空中低低地飞。
我忽然想，应该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可是，她已经消失在了黑暗中。
怔忡了一阵子，我回到了车上，一摸脸，竟然流泪了。
我把车发动着，打开大灯，朝前驶去。
那天，我迷失了方向。本来，我就要进入大同市了，可是，那万家灯火突然就消失了，不知怎么搞的，我把车开到了一个山上。
盘山路越来越高，我有点害怕了，决定掉转方向。
不会开车的我竟然在那条狭窄的盘山路上把车掉了个头——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啊。
山上只有我一辆车，路面铺着惨白的车灯，更远的地方就是一片黑糊糊。
我一边驾车一边回想那个叫三郎的女孩。除了她那条白嫩嫩的胳膊，我竟然想不起她长得什么样子来。
我忽然感觉到了一种鬼气。
1994年，也就是我要退伍的那一年秋天，我陪我的股长到怀仁县连队去。
股长开车，我坐在他旁边。还是那辆大尾巴吉普。
吉普行驶在公路上。我朝车窗外望着，情不自禁地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夏天，那个叫三郎的女孩。
油菜早收割了，两旁的田野光秃秃，只剩下一块块的麦子。麦子金黄，燃烧着成熟的阳光。我找不到那个地方了。
股长转头看了看我，说：“小周，给我点支烟。”
我立即点着一支烟递给他。
“你卖什么呆？”
“我看看路边有没有卖苹果的。”
“你渴了？”
“有点。”
“后面有矿泉水。”
我回身打开一瓶，递给他：“股长你喝。”
“我不渴。”
就在我举起矿泉水要喝的时候，她像一幅突然打开的画，一下就呈现在我的面前，好像在等我一样——吉普车拐了个弯，我看见了一件白色无袖衫和一条草绿色裙子，蓦地一惊，心“怦怦怦”地狂跳起来。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几年来，我每次想起她都充满思念。可是，当我突然和她邂逅，那种美酒一样的感觉陡然就变成了白水。
我只有一个念头：躲开她。
她坐在路边，前面摆着两个篮子，里面装着苹果。旁边放着一根扁担，显然那是用来担苹果的。
她看到了我。
可是，她似乎并没有认出我来，那眼神只是盼望我们能买她的苹果。
股长说：“哎，有个卖苹果的。”
我赶紧说：“股长，我已经不渴了。”
股长就没有停车，一踩油门开了过去。
我松了口气。接着，我从反光镜里看了她一眼，她继续在那里左右张望着，盼望下一个顾客光临。
几天之后，我又单独驾车去了一趟怀仁县。
这时候我已经有驾照了，我开着那辆大尾巴吉普去怀仁县连队接一个新兵。还有几个月我就要退伍了，他接替我的工作，我得带他一段时间。
这一次，我又希望见到三郎了。
可是，在赴怀仁县的一路上，我只看到几个卖水果的中年妇女，一直未见她的影子。我又开始伤感了——回乡之后，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再来这个地方了，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她一面了……
那个新兵是南方人，很乖巧，在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在跟我说话，左一个周哥右一个周哥，嘴巴像抹了蜜一样。
我的话很少，我一直朝公路的两旁张望着。
天色有点暗了，那几个卖水果的中年妇女都回家了。公路空阔，只有大尾巴吉普车的引擎声“轰轰轰”地响。
没想到，她又出现了，就在上次她出现的地方。她的前面摆着两只篮子，里面装着苹果，那根扁担立着靠在树上。
我愣了愣，随即把车速减慢，停在了她跟前。
那个新兵殷勤地说：“周哥，你要吃水果？我去买！”说着，他就要下车。
我说：“不用，你在车上等我。”
说着，我跳下车，朝她走过去。
她定定地望着我，很显然，她没想到还能见着我。
远处是一片树林，树林那一边，有一个村子，温柔的炊烟从几户人家的烟囱上袅袅冒出来，斜斜地升上了黯蓝色的天空。
我站在她面前，朝她笑了笑。
她也笑了笑，说：“师傅，你买苹果吗？”
她竟然没有认出我来！
我望着她的眼睛，低低地说：“你不记得我了？”
她慢慢收敛了笑容，并且警觉地朝车上看了看，说：“我不认识你。”
我说：“你好好看看。”
她看了我一会儿，还是摇脑袋。
我本来想叫出她的名字，可是，我的心忽然很酸楚，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你想不起来就算了，再见！”
然后，我转身就上了车。
那个新兵小声问：“周哥，你怎么没买呀？”
我说：“太贱了。”
他愣了愣：“是太贵了吧？”
我转过头来，大声对他说：“我是说我太贱了！”
他弄不清怎么回事，不敢再做声了。
吉普车恼怒地朝前冲去。一路上，我一句话都没说。
黑暗像个巨大的口袋，慢慢收口，终于把我的大尾巴吉普车吞噬了。
刺眼的车灯照在前面的路上，像一张摇摇晃晃的苍白的脸，它没有五官。远方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我的心就像一辆急速奔驰的车，突然撞在了一个冰冷的秘密上——她说过，有一年秋天她曾经在这条公路上见过我两次！第一次是别人驾车，第二次是我自己驾车！
前些日子我遇见她，是股长开车，而这次，是我开车！
她还说，第二次我还停下车来跟她说话了，问她记不记得我……
这仿佛是一场电影，放映员把前后的顺序弄颠倒了。我傻傻地回味着，怎么都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感觉到了某种深邃的恐怖。
在退伍回家的前一周，我又去了一趟怀仁县。
这次我坐的是长途公共汽车，穿着便装。
我在她卖苹果的那个地方下了车，然后走下公路，穿过树林，走向那个村子。我断定她家就住在那个村子里。
在村口，我遇见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他推着自行车正要骑上去，我拦住了他，说：“兄弟，这村子有没有一个叫三郎的女孩？”
他打量了我一下，问：“你是谁呀？”
“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她死了。”
我一惊：“什么时候死的？”
“三年了吧。”
“请你告诉我具体的日子！”
他想了想说：“1991年8月份。”
也就是说，她和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前些日子我明明又见到她在公路旁卖苹果了啊！
那个小伙子推着自行车走了。
我又叫住了他：“兄弟，你能不能告诉我，她是怎么死的？”
那个小伙子没有停下来，他一边走一边说：“她家给她找了个男人，邻村的，她不愿意，和父母吵了起来，被赶出了家门，不久，公安局就来人了，说他们在河里捞上了一具尸体……”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那个村子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山西，回到家乡的。
三郎成了我青春期一个黑暗的谜。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独身一人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忽然想起那片灿烂的油菜花，想起她那双眼睛。
直到有一天，我在媒体上看到了几则很玄的报道，好像一道闪电穿越宇宙，击中了我的大脑：
一
1994年初，一架意大利客机在非洲海岸上空飞行，突然，它从控制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正当地面上的机场工作人员焦急万分之际，客机又在原来的天空出现，雷达上的讯号又恢复了。
最后，这架客机安全降落在意大利境内的机场。然而，客机上的机组人员和315名乘客，并不知道他们曾经“失踪”过。
机长巴达里疑惑不解地说：“我们的班机由马尼拉起飞后，一直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不过，事实却不容争辨：到达机场时，每个乘客的手表都慢了20分钟。
对此现象，专家们认为惟一的解释是：客机在“失踪”的一刹那，进入了一种“静止”的时间。
二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一些机密文件不断面世，科学家查阅到其中有时光倒流的内容。
1971年8月的一天，前苏联飞行员亚历山大·斯诺夫驾驶米格21型飞机在做例行飞行时，无意中“闯入”了古埃及。于是，他看到了金字塔建造的场面——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一座金字塔巍然矗立，而另一座金字塔刚刚奠起塔基……
三
1990年9月9日，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的控制塔上，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一架早已淘汰了的“道格拉斯”型客机飞临机场，而机场的雷达根本找不到这架飞机。
机场人员说：“这里是委内瑞拉，你们是从何处而来？”
飞行员听罢惊叫道：“天哪！我们是泛美航空公司914号班机，由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怎么会误差2000多公里，飞到你们这里来？”
接着，他拿出飞行日记给机场人员看：这架飞机是1955年7月2日起飞的，时隔35年。
开始的时候，机场人员以为飞行员是在开玩笑。后来经电传查证，9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日从纽约起飞，飞往佛罗里达，突然途中失踪，一直找不到，机上的50多名乘客全部都赔偿了死亡保险金。
这些人回到美国家里，令家人大为震惊。他们的亲人都老了，而他们却和当年一样年轻。美国警方和科学家专门检查了这些乘客的身体和证件，承认这是事实。
我知道媒体并不可信。有时候，谣言就是他们造出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相信了他们。
只有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解释三郎的事情：也许，我和她第一次相遇，对于她来说，是第三次相遇！
还有一个诡秘的佐证：我和她第一次相遇（或者是第三次相遇）的时候，车上的电子表显示的是00：00：00。
女人，我发誓——过去我是爱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