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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 FEATURE

杨植麟和他的时代

一个全新的创业创新时代悄然而至。

文/本刊记者 孙 锋

要说搞事情,还是要看年轻人。这两年的融资市场,清静得就像罗大佑歌里唱的,“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如今让人眼前一亮的,竟是杨植麟这个90后。

王慧文、周鸿祎、傅盛、朱啸虎等,一浪浪的60后、70后、80后嗷嗷叫地要在人工智能上面搞事情,没想到却被这位90后小伙捏住了嘴、截了和、搞到了事,他的“月之暗面”创立不到一年,就融了90亿元,成了中国估值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

还有让人像奥特曼一样,眼底都放光的事。杨植麟创业者身份背后背了一大串“火光带闪电”的头衔。那都是四面青山都要侧耳听,砸在地上溅出万道金光的专业和学历。不能不让人惊呼,这才是年轻人,这才是可以打败一切的新生力量。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创业市场,也像一项探月工程,明面上摸了个遍,包括青春痘和汗毛孔都被摸了40多年;月之暗面是全新的角斗场,没有石头可摸,黄沙百战也要脱掉金甲,初出茅庐未必不能破楼兰,世界从此是平的,都必须甩开膀子拼命干。

一个全新的创业时代悄然而至。

不接接力棒的90后

杨植麟出生的1992年,新希望的刘永好靠卖饲料早就成了千万富翁,曹德旺生日收到的都已经是1公斤黄金打造的礼物了。现在刘畅正式接过老爸的接力棒已经11年了,曹晖也在父亲的荫庇之下,有了自己的“独立王国”。

后两者的父辈都是某个行业的开拓者,他们拥有企业家最灵敏的商业嗅觉,也拥有常人不可想象的毅力和胆量,在需求大过供给的市场基础上,雕出了花,结成了果。他们的产业如墨染生宣,由点及面,由面又犬牙交错成立体的金刚石结构,组合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钻石群。

这和杨植麟无关。他的父母没有给他“矿”和“鱼塘”继承。中国的“企二代”们用象牙筷的时候,他的梦想是“成为摇滚明星,或者做一个流浪诗人”。

上个世纪末,感觉很久远,其实也就区区24年。养猪、养鱼、造房子、造玻璃、卖鳖精的一代企业家“硬控”了所有传统赛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马云、张朝阳和马化腾,只有避其锋芒,从40、50后不懂的互联网上劈出新天地。

黄峥、张一鸣、许仰天3个80后,用拼多多、字节和希音,把全球电商市场搅得天翻地覆,以跟随者、微创新、集成商的身份突破了70和60后对互联网的统治,接管了新一代创业家的“铁王座”。

这些也和杨植麟无关。马化腾比张一鸣大12岁,张一鸣比杨植麟大10岁。你要让他在22年锤出来的中文互联网铁板上雕出来花,那不是在难为杨植麟,这是完全瞧不起中国互联网创业20多年大潮的无数次绞杀。

杨植麟们面临的是一个时代的困惑:当浮在表面的创业机会看似茂成了雨林,但小树、小草,甚至苔藓都要“认祖归宗”,新一代的创业者还有哪些出人头地的机会?

时代给他们关了一扇窗,也开了一个新副本。以人工智能为标志之一,人类技能树上点亮的那些新的技能点,是那些老秧歌扭不出的新动作。

新动作当然需要新的创意和舞姿,一小半需要学,更多的一半需要悟。杨植麟就是年轻一代悟道者中的翘楚。

今年34岁的他,是清华大学助理教授,2019年度北京智源青年科学家,上海期智研究院课题组负责人。本科满分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他,博士毕业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2022年入选AI华人青年学者榜单。他也是中国35岁以下,NLP (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引用量最高的研究者。

20世纪80年代左,而不是右,微软和苹果相继成立。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两个年轻人,也是用超酷的,通用、福特等扭秧歌的大佬们看不懂的微型计算机和视窗系统开宗立派。40多年过去了,太平洋的潮水涌向东方,杨植麟们来了。

去年,在Open AI发布Sora之前,Pika是最热门的文生视频AI。它的创始人是被哈佛大学本科提前录取,然后从斯坦福大学博士辍学创业的95后天才少女郭文景。

也是去年,人形机器人创业公司的智元机器人,完成了超6亿元的A3轮融资,它的创始人是1993年生,曾经的华为“天才少年”稚晖君。

AI制药创业公司深势科技、民营航天公司东方空间,它们的创始人也都是清一色的90后。

90后的稚嫩浮在他们脸上,90后的实力长在他们脊梁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学霸。这是他们不接接力棒的底气,是老一代秧歌选手们老骥伏枥也难以望其项背的。

不被定义的定义

到今天,杨植麟仍然保留着他在GitHub上的主页。GitHub可以简单看成极客和程序员的开源社群。他从2012年,一直活跃到现在;拥有1200个粉丝,关注了0个对象;最高的一个开源项目收藏人数达到10400人,有2100人分享,是关于如何通过脸书 (Facebook) 来训练和进化AI模型的Python程序。

除此之外,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主页摆放的一张占据四分之三页面的黑白照片:一副架子鼓摆在舞台上,聚光灯从背后扑面而来。另外四分之一是他很像是自拍的一张黑白照片和一小段简介。照片上的他留着郭富城年轻时候的那种蘑菇头,戴着一副半框眼镜,文质彬彬。简介的英文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

2019年,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由鲁斯兰·萨拉赫库第诺夫和威廉·W·科恩指导。在此之前,2015年,我在唐杰的指导下获得了清华大学的学士学位。我和杰森·韦斯顿一起在Meta AI工作,和Quoc V. Le一起在Google Brain工作。

通过A@B与我联系,其中A=kimi.zhilin.yang和B=gmail.com。

懂的人自然懂得这段简介有多扎眼:鲁斯兰·萨拉赫库第诺夫是苹果首席AI总监、威廉·W·科恩是谷歌AI首席科学家。唐杰、杰森·韦斯顿,以及中文名未知的Quoc V. Le,都是AI领域的全球翘楚。

我们讲述一名商业人物,喜欢痛陈他的革命家史。这类惯常的叙述逻辑在杨植麟们身上似乎不奏效了——他们没有我们惯性思维里,那种为了突破生活的苦难而选择铤而走险去创业的日子;也没有为了取得局部市场而进行的尔虞我诈——他们少了“原罪”,也就少了故事。

但他们身上可记述的内容更多、更深刻。这类内容不是杨植麟组乐队玩摇滚这类花边。把他放在整个90后创业群体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创业的种子能够怒放的整体共性和力量。

杨植麟喜欢用Scaling law来表达自己的主张。Scaling law是2019年才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字面的翻译叫标度律,通俗地讲,它就是道家的“道”和佛家的“空”,是找到事物演变的最初原点,用第一性原理来思考问题。这也是“月之暗面”推出的AI大模型Kimi,能成为ChatGPT 4.0的主要挑战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植麟重新用Scaling law思考了大模型的意义,以大文本和强综述的能力,再次定义了中文AI大模型的初级阶段。

“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能结合技术理想主义,并让它用一个伟大的产品跟用户共创,AGI最终会是一个跟所有用户协作产生的东西。所以,不光是技术,也需要功利主义和现实追求。最终在这两者之间完美结合。”

杨植麟们是很难被定义的一代。他们是新生事物的集合,一切的美好和未知、挑战和恐惧,那些疯长的、决定人类未来的事物,都是这个集合的子集。

他们战斗力更强。你不会相信张红超只带80人就把蜜雪冰城做到全球,鲁冠球只要不到100人就能把万向集团做成国际化。但杨植麟和他的团队整个也就80人左右,“躲”在北京量子芯座显得简陋又破旧的办公室里,做出了让人惊叹的产品。拿到10亿美元融资,还是在角落里的一间黑漆漆的会议室,冬天送来暖风的空调机器嗡嗡作响。

在这个脑力就是算力,算力就是一切的科技树上,他们有几杆枪,就能发动几场战役。

他们更低调,更务实。你可以怀念早期的中国互联网,邵亦波单扛中国电子商务大旗,雷军在那疯狂写代码。远不是现在一个隐退,一个是活在直播间和段子里的“雷布斯”。互联网可以没有杨植麟们的声音,但一定会有他们的基因——杨植麟的20余篇论文,在Google Shcolar上累计被引用超过17000次。他早年创立的循环智能AI系统,后台已经积累了数千个来自不同行业的语义模型。

他们就是没有成为网红之前的雷军,是未来智能时代的设计师。

战斗力强、低调、务实的他们还不算卓越,具备这几个条件,充其量也就是个优秀的程序员。但是他们眼光更高、格局更大、战略更清醒。

尽管在乐队,他也会唱所有年轻人都想要的“做了一个创业成功一夜暴富的白日梦”,但谈到创业方向时,他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你正常,你的理想是大家都能想到的,它对人类的理想总量没有增量”。

早已脱离仅仅活着和吃喝玩乐的低级趣味的他们,就像晚年的任正非,考虑的是技术和科技怎么解决人类和文明的哲学本质问题。这个问题在杨植麟这里,底层是看似简单的Scaling law,顶层则是技术理想主义与商业功利主义的艺术性融合。“一个真正伟大的公司能结合技术理想主义,并让它用一个伟大的产品跟用户共创,AGI最终会是一个跟所有用户协作产生的东西。所以,不光是技术,也需要功利主义和现实追求。最终在这两者之间完美结合。”

新生事物蠢蠢欲动,旧动能持续哑火,杨植麟们遇到了他们最好的时代。就像当年马云去找孙正义,孙正义看不懂电商,但看懂了马云。知名投资人朱啸虎曾对外明确表示,中国的基础大模型公司基本都没戏,他一家都不会投,但是他表示看好杨植麟这个人。现在红杉中国、小红书、美团、阿里等头部大佬们,都普遍看好杨,这也是他10亿美元巨额融资的金主们。

杨植麟们站在时代的交汇路口,有了更强的资源链接能力。不被定义的他们,重新定义了中国创客和中国硅谷,也正在定义着未来。

穿越“J曲线”的力量

把“什么是‘J曲线’”丢给Kimi时,它显示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学中,“J曲线”是一个用来描述某些经济或社会现象在经历初期的不利影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并最终超过初始状态的概念。

这个解释精炼而又完全正确。

动能转换是目前整个世界需要面对的现实。反馈到国内,靠房地产复苏、靠拼多多杀价、靠新能源汽车能扩大消费吗?如果回到事物的第一性原理,用杨植麟的Scaling law推演,解决的途径就很清晰,“如果能被更底层的东西解释,就不应该在上层过度雕花。当你把自己从雕花的事中释放出来,可以看到更多。”

各种形式的商业加盟,在流量思维下的卖货逻辑,实际上都是在过度雕花,形成经济学里的“繁荣式衰败”现象。国家层面,在硬科技、高科技和新质生产力方面的重视,已经点明了穿越“J曲线”的战略方向: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基础科学推动下的创新,才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

当坚持的这股力量突破惯性障碍,达到新的平衡、形成新的生态,最终就是远超初始状态的新起点。

穿越“J曲线”得到正反馈的前提,是必须经过产业、模式等转换过程中产生的负反馈区域。它会让人怀疑路径的正确性、消磨人的奋斗意志,从而知难而退回到老路上。公司越大,负反馈带来的冲击就会越大,所能承受的压力周期和强度就越低:你不能期望IBM在1980年代,会做出微软当时的创举,也就不能期待ChatGPT这类的创新出现在2024年的谷歌、苹果和微软身上。

所以,像月之暗面、OpenAI等团队和企业一样,创新往往由新团队发动。

2019年时,杨植麟和小伙伴选择回国创业。谈及当初的选择,他毫不讳言彼时的时机:“当时有两个最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环境,当时看到巨大的机会,包括政府支持、风险投资的支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发展,使得你有机会做AI创业,包括AI产业在过去十年也发展迅猛,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是我们看到AI有非常大的机会,符合第一性原理。”

“我不知道AGI的上限是什么样的,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公司,这个公司能产生出来什么样的产品。这是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杨植麟说,“它可以让人类文明往下一个阶段去发展。”

在这个愿景或者称为技术理想主义之下,杨植麟们没有去证伪理想,而是说,“我们可能是最早想去探索月之暗面的人。你今天发现你真的在造一架火箭,每天在讨论往火箭里加什么燃料跑得更快,怎么样不让它炸了。”

打败现在的只能是未来。

编 辑:孙锋 cjmaesun@gmail.com yZUSoQxa9HRqWxCc8Oejbm3EyPNZHKBv/NNiAB/+n5br28d61XLynU6Tk0DG0l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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