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哲学一词意指爱智（wisdom），但是哲学家们真正爱的却是推理（reasoning）。他们构建理论，并组织各种理由加以佐证；他们考虑各种反对意见，并努力回应它们；他们还阐发各种反驳其他观点的论辩。即使是那些宣称理性（reason）有限的哲学家（如古希腊的怀疑论者们、大卫·休谟以及质疑科学之客观性的论者们），也无一不是提出各种理由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并提出相反观点的各种棘手问题。而宣言或者格言警句却并不被视作哲学，除非它们也崇尚并勾画推理。

哲学家推理的对象之一就是推理本身。推理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它必须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演绎原则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和研究；科学和概率论的研究者勾画了各种非演绎的推理和支持模式；笛卡儿试图表明为什么我们应当信任推理的结论，而休谟则质疑我们这样做的合理性（rationality）；康德也勘定了他所认为的理性的恰当领域。过去，对于理性的这种勾画并非一项学术工作。各种新发现的观点都将得到应用，因为人们的推理将会得到改进，他们的信念、实践和行为也会变得更合理。苏格拉底发现，对当下的信念与实践的合理性进行探究，有着很多的风险。一个社会的各种传统有时候是经不起认真检视的，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显白地”考察“隐晦物”（the implicit）。即便是简单地考虑一下其他可能的选择，似乎也会成为一种对现状具有侵蚀力的颠覆，亦即一种对专断的揭露。

古希腊人认为，理性确定了人类的独特性。“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理性能力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分了开来，并由此而定义了人。然而，人类的这一特性自中世纪以降不断地被缩小——这是我回想起读到过的最早的关于智识（intellectual）史的宏大论述。哥白尼、达尔文和弗洛伊德都教导我们说，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占据某种特殊的地位，人类在起源上也不具有特殊性，而且其行为也并非总是受理性动机的指导，甚或并非总是受那些在意识上可知动机的指导。尽管如此，持续赋予人类以某种特殊地位的依然是人类的理性能力。也许，我们并不是一以贯之地践履这一可贵品性，但正是它使得我们具有了独特性。理性为我们提供了去探究和发现每一样东西的（潜在）能力；它也使得我们能够经由理由和援用原则来控制和指导我们的行为。

因此，理性乃是人类自我形象的一个关键成分，而不仅仅是我们获取知识或改善我们生活和社会的一项工具。对我们理性的理解会使我们更为深刻地洞见到人的本性以及我们所拥有的那种特殊地位。希腊人把理性看作是独立于动物性的，因此肯定不是动物性的自然结果（outgrowth）。然而，进化论却使得有可能把理性看作诸种动物性特征之一，亦即一种具有有限目的和功能的进化适应性。

我相信，这一视角对哲学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理性从来就不只是哲学家的专好，也不只是他们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始终还是哲学家用以发现真理（truth）的一项特殊工具，亦即一种潜力无限的工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赋予了理性一种相对卑微的作用：理性并不是要去认知一个独立实在（independent reality）的实质，而是要去认识一个由理性部分地构成和塑造的经验领域（empirical realm）。虽说如此，理性发挥作用的有效范围依然是极其宽泛的。】如果理性只是一种具有有限目的和功能的进化适应性，旨在与被理性视为当然且以之为基础的稳定事实相配合而发挥作用，而如果哲学又企图无限地适用理性（reason）且合理地（rationally）证成每一种信念和假设，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哲学上的传统难题显得如此棘手且无法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也许正是企图把合理性的作用扩展到其有限的进化功能之外才导致的。我在此想到的问题是指归纳问题、他心（other minds）问题、外部世界问题以及证成目标的问题。我将在后文中考察这种进化视角所具有的含义和后果。

近年来，合理性一直是受到特殊批判的一个对象。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合理性是有偏见的，因为它是一个基于阶级的、男性的、西方或无论什么东西的观念。然而，致力于关注偏见（包括其自身的偏见）并力图控制与纠正这些偏见，正是合理性的组成部分。（也许试图纠正偏见这一企图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偏见吗？但如果这是一种批评，那么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偏见是坏的，但是纠正这一偏见也是坏的？如果人们认为根除偏见是不可能的，那么偏见的指控又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批判呢？再者，这种不可能性所意指的是存在着某种在本质上无法被根除的特殊偏见，还是只是不能同时根除掉所有偏见呢？）

指控现有的标准中含有某种偏见，并不表明偏见就存在。因为这一结论，即现有标准（在一些被适用的情形中）自身表明了某些特定的具体扭曲和偏见，乃是通过运用推理和证据——因而也就是在使用我们现有的标准——而达致的。因此，仅仅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透过我们的概念体系来看世界的，乃是不充分的。问题在于：我们特定的概念体系与标准究竟是以何种特定方式和通过何种确切机制而造成扭曲的？而一旦有人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着手纠正了。当然，我们现有的关于合理性的标准并不完美——而我们能指望这些标准在何年何月能如此呢？但是，这些标准有着真正的优点，因此如果有人想表明它们是有缺陷的，那么他就至少需要拿出与这些正遭受抨击的标准具有同等分量的合理论证才行。发现这类特定的缺陷，乃是通往纠正它们并更恰当地构建这些合理性标准的必要的第一步。因此，应当欢迎且尽力探寻指控合理性标准之中存有偏见的证据。合理性标准乃是我们据以超越或者审查我们自己特有的希求、愿望和偏见的一种手段。如果当下广为流行的对合理性标准的批判所导致的结果乃是否弃或颠覆人类据以能够纠正并超越个人及群体之偏见的一个主要手段的话，那么这将既可笑又可悲。

关于合理性的研究——它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讲都具有极其重大的评价意义和实践意义——如今已然被转变成了一个技术性主题。原则要更加明确以勾画有效的推理和把握各种有理据支撑的信念与行为的模式。演绎逻辑在19世纪晚期被哥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所改造，并在20世纪迸发为一种技术表述。我们在过去发展出了逻辑体系，而且使用逻辑技巧来探究逻辑体系自身的属性与局限。概率论导致了统计学推理的形式理论，且在把信念合理性理论化和构建归纳逻辑（至少是若干有关接受的归纳规则）的基本原理的尝试中，数学无处不在。在本世纪，数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哲学家发展了一种精密而强有力的合理行为理论——亦即决策理论，而现在，这一理论已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各样的理论语境与实践语境中。（这一理论装置为合理策略互动的形式理论、博弈论、社会选择与福利经济学的形式理论、微观经济现象的理论以及有关政治领域的各种系统理论提供了框架。）在相关文献中充满了——如果说还没有被完全吞没的话——在各种数学结构中以陌生的象征符号所组成的难解公式。我并不是在诋毁这种转向。当今这些理论上的发展乃是与此前的理论动机和关注一脉相承的，而且还大大推进了此前的研究。

本书也将考虑这些术语（technicalities），并打算从合理性理论所覆盖的两大领域【即“决策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decision）和“信念的合理性”（rationality of belief）】中提出一些新的术语。我们拟重构现有的决策理论，使之能够含括行动的象征意义；我们拟提出一项新的合理决策规则【决策价值（decision-value）最大化规则】；然后，我们还将着手探析这项新规则对于“囚徒困境”与“纽科姆难题”（Newcomb's Problem）所具有的意义。信念合理性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得到那些使信念可靠的理由的支撑；第二，由一种能可靠地产生出真信念的过程而生成。（我提出的用以解释这两个方面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令人困惑的关联的进化论说逆转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方向。）我将提出两项规则来管辖“合理的信念”：不相信可信度低于不相容替代项的任何一项陈述——智识成分；只有在相信该陈述比不相信该陈述所能达到的预期效用（或决策价值）更大时才相信——实践成分。于是，这一双重结构就被应用于各种有关“信念伦理”的问题，且对“摸彩悖论”（lottery paradox）问题提供一种新解。此外，我还将考察工具合理性（亦即对给定目标的有效且有效率的追求）的范围及局限，并给目的合理性提出一些新的条件。因为合理思考还包括构建出各种新的且富有启示意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所以这里也会提出这样做的一些启发法（heuristics）。故而，本书将充斥着为进一步推进合理性的根本问题上的思考而有必要的那些技术细节。

然而，人们仍有某种理由担忧。在此之前，关于合理性的各种问题一直都是人类的共有话题，有时候还以颇为繁复的思维方式加以探讨——没人会宣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本易懂的书——尽管如此，只要愿付出努力的话，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过去，研究这些问题的各种新思想都会变成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塑造了讨论与争辩的术语，有时候甚至塑造了感知术语【回忆一下康德的思想对柯尔律治（Coleridge）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而且不限于合理性这个论题。

对有关人类根本关注的许多论题而言，最有成效和最有益的探讨路线是越来越有技术化的转向了。今天，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些技术性发展，不掌握这些发展所开放出来的新问题，不了解某些传统立场被颠覆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充分地探讨这些论题。不列颠百科全书最近出版了《西方世界巨著丛书》（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二版，然而此举却在下述两个问题上引发了公开的争议：一是关于女性及少数群体论题的表达（或者说是相对缺乏）的问题；二是关于任何一部“巨著”被公认为是精英产品的问题。然而，对于许多本世纪最伟大的智识著作未予收录这一事实，却无人置评，原因大概是这些著作对于那些只受过一般教育的读者来说太过技术化了。

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本世纪所产生的值得人们关注的思想和研究成果无法被即便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群中的大多数人所理解——因为自牛顿以来实际情况一直就是这样的，而毋宁是当今的这些思想所关注的乃是我们想理解和需要理解的那些论题，亦即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理解的那些论题。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些术语有所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或合理地探讨这些论题。我们的评价术语本身就已经变得技术化了。

下面我将列举一些业已经历技术化发展的论题：第一，公共福利的观念【和卢梭的“公意”（general will）观念】以及对于民主投票程序之目的的理解，都被“阿罗不可能定理”（Kenneth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所转变了。这个定理向我们表明：若干极为自然且可欲的条件，显然应当为任何用来决定公共福利或民主地最偏好选项的程序所遵守，但它们却是无法被同时满足的。因此，有些条件必须被放弃掉。第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关于“帕累托自由悖论”（Paretian liberal paradox）的研究表明：一种非常自然的关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权项之范围的解释，与一种同样自然的关于各种社会选择应当如何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解释，这两者并不容易和谐共处。因此，这些观念需要一种新的结构化。第三，物理世界的基本性质——时空结构——不可能脱离开广义相对论所提出的关于时空的技术性（和数学）而得到理解。第四，就因果关系的性质以及物理世界的独立特性而言，由于它们乃是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最精确且最成功的科学理论（即量子场论）所描画，所以情形亦复如此。第五，对数学真理——自古希腊以来即是我们最好与最确定的知识之典范——之性质与地位的探讨已然在极大的程度上被哥德尔（Kurt Godel）的“不完备定理”所改变了。第六，关于“无限性”（infinity）及其各个层次的性质现在已在当代的集合论（set theory）中得到了阐述和探究。第七，如果没有关于一种价格机制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私有产权制度是如何使合理的经济计算成为可能的理论，又如果没有持续数十年的关于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究竟是否可能进行合理计算的学术争论，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率会如此之低。第八，在个人合理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合理互动的方面，也已经出现了许多理论上的进展：决策理论、博弈论、概率论和各种统计推理的理论。

在上述任何一个论题中，20世纪都已经贡献出了种种崭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而如果人们缺乏对某些技术结构和细节的理解，那么这些东西将难以理解或者难以可靠地讨论。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哲学家的问题清单；而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则会在这个单子上添加更多的论题。这一点增强了我的观点。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和严肃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文化已经不再能够把握许多论题了，而这些论题对于理解和思考社会、人类以及整个宇宙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耳熟能详的是，有许多复杂的科学事实性问题是必须求助于那些可能会意见不一的（比如说在有关各种实践活动的环境影响上）专家的。新颖的东西在于：我们希望用以进行评价和理解的许多术语及概念本身已经变得技术化了。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却没有给出解决方法。当然，这些材料的展现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仍是有必要的。但是，对这些材料最为清晰的展现方式——如果它确实是要准确地传达那些基本思想的话——将含括一些专门性的描述与推进，而这因此也会限制读者的范围。这个方面的要求对于一部以呈现并探究新观点为目的的著作来说就更加困难了。我不想让这个关于合理性的论题远离一般读者的视野。然而，有些观点只能以一种或多或少技术化的方式予以陈述、规定和辩护。我已经努力把这些技术化细节减至最低，或至少已经努力把它们限制在特定的章节中了。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智识健康——更别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社会健康了，那些基本的思想还是必须保留在公共的视域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