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塞尔

家庭医生在一次例行检查时发现亨利的心电图异常，亨利于是连夜去做了冠状动脉心导管检查，找出病灶大小。自那以后，亨利通过服药，病情得到明显缓解，工作和家庭生活都恢复如常。他甚至不再主诉胸疼气短这些医生常在动脉阻塞晚期患者身上发现的症状。在那次发现异常的例行检查之前，他没有任何病征，甚至在他下决心动手术的前一年里都是如此——毫无症状，除了服药带来的副作用，服药是为了稳定病情并大幅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

服药两周后出现了问题。亨利去电说明情况时，那位心脏病专家答复说：“这种事我听了不下千次。”专家和亨利一样精力充沛，不到四十岁却已事业有成。他对此深表同情，表示会尽量减少剂量，使这种药物——一种β受体阻滞剂——既能继续控制冠状动脉疾病、降低血压，又不至于影响亨利的性功能。他说，通过药物微调，有时可以“将就一下”。

他们尝试了半年，先是减剂量，后来不奏效了，就改换不同牌子的药物，但依然不见效。他不再晨勃，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妻子卡罗尔或助理温蒂性交。温蒂认定，造成这惊人变化的是她本人而非药物。下班后，外间诊所大门已锁上，窗帘也已拉下，她使出浑身解数来挑逗他。尽管双方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他只能告诉她，这一切于事无补，求她停手，最后不得不使劲分开她的下颌让她停下来。然而，她却更加确信是她的过错。一天晚上，她大哭一场后告诉他，她知道他出去另寻新欢只是时间问题，亨利甩了她一耳光。如果这是一头犀牛的行为，或是一个因高潮而亢奋的野人之举，按照温蒂的个性，她也许会迁就；可这并非出于亢奋，而是出于对她无视事实的耐心耗尽。这个傻丫头，她竟然不明白！不过当然了，他也不明白，他迄今依然无法理解，自己失去性能力这件事对这个碰巧爱慕他的人所造成的困扰。

紧接着他就懊恼不已。他把仍哭哭啼啼的温蒂揽入怀中，宽慰她说，他现在几乎每天都想着她——确实，要是温蒂能让他在另一家牙科诊所替她找份工作，那他也就用不着时刻提醒自己不再拥有什么了（不过他不能这么说）。上班时间，他偶尔还会偷偷爱抚她，或是在她穿着白色束腰外衣和配套长裤来回走动时怀着昔日的情欲注视她，但一想到那些治疗心脏病的粉色小药丸，他就立马坠入绝望。没过多久，亨利就开始对这个爱慕他、为恢复他性能力愿做任何事的年轻女人产生了最邪恶的幻想，幻想她在他眼前被其他三个、四个，哦不，是五个男人压在身下。

他无法抑制自己对温蒂和那五个无脸男人的幻想，但和卡罗尔在影院一起看电影时，他倒宁愿垂下眼皮，闭目养神，直到情爱场面结束。他无法忍受看到理发店里堆着的有裸体或半裸体女人照片的杂志。在一次宴会上，有个朋友开始开黄腔，他竭力忍住不起身离席。他开始感受到毫无魅力之人的情感，感受到他对那些醉心于情色游戏的猛男欲女极不耐烦、忿恨不满、清教徒式的蔑视。那位心脏病专家给他开完药后说：“从现在起，忘掉你的心脏病，好好生活吧。”可他做不到。因为每周五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他总忘不了温蒂。

他回去找医生，认真地跟他聊起手术的事。那些话心脏病专家也听了不下千次。他耐着性子解释说，对没有症状和服药后病情明显趋于稳定的病人，他们不倾向于动手术。如果亨利最终选择动手术，他会和其他病人一样，发现比起不知持续几年的无性生活，手术更可取；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强烈建议他等一等，看看随着时间推移，他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善”。虽然亨利谈不上是心脏搭桥手术的最差人选，但考虑到他需要搭桥的部位，他也算不上是理想人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亨利问。“意思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手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你的情况还不是最好的。我们还碰到过死人的情况。亨利，还是别动手术了吧。”

这番话把他吓坏了，于是在驱车回家的途中，他严厉地提醒自己，所有那些在没有女人的情况下生活的人——坐牢的囚犯，打仗的士兵等，他们的处境比他糟糕百倍。可没过多久，他又想起温蒂来，想象自己以不再拥有的勃起进入她体内的每一种姿势，像个白日做梦的罪犯那样饥渴地想象着她，只不过不能像囚室里的孤单汉那样，通过野蛮快速的自我释放来保持几分清醒。他提醒自己，没有女人的童年时代是何等无忧无虑——四十年代那些在夏日海滩度过的时光岂不最令人满足？想象自己重返十一岁……但这比假装在纽约新新监狱服刑好不了多少。他提醒自己，无法抑制的欲望会导致可怕的越轨行为——密谋、渴求、疯狂的冲动、对他人的朝思暮想，以及当其中最迷人的那个终于成了自己的情妇后随之而来的阴谋、焦虑和欺骗。现在他可以成为卡罗尔忠诚的丈夫了，他用不着再对卡罗尔撒谎——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要撒谎的事了。他们又可以像从前那样，享受简单、忠诚、相互信任的婚姻生活。那还是在十年前玛丽亚到他的诊所补冠齿之前的事。

一开始迷住他的，是她那件绿色的丝质紧身衣衫、那双绿松石色的眼睛和那种欧洲人才有的世故老练，他神魂颠倒，结果把平时擅长闲聊的本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在玛丽亚顺从地坐到手术椅上张大嘴巴时，他都没想到有所动作。从她四次就诊期间他们对彼此的谨慎态度来看，亨利永远不会想到，当她十个月后返回巴塞尔的那天晚上，她会跟他说“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以及他们的分别会如此让人难以忍受。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如此新鲜，以至于他们的私通只停留在绝对的精神层面。亨利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玛丽亚会跑来告诉他，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多半可以和城里所有漂亮女人上床。当时他在对异性方面不贪图虚荣，非常害羞，大体上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从未认真质疑过自己已经接受并内化的那些礼节规矩。通常，越是碰上迷人的女人，亨利就越沉默寡言。要是碰到一个他特别中意的陌生女人，他通常会变得一筹莫展，态度生硬，甚至连自报家门时也面红耳赤。那时的他可是个忠诚的丈夫，也是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忠诚的丈夫的原因。而如今，命中注定他又得忠诚了。

最糟糕的是，调整用药最终变成了对药物的适应。没有性生活他竟然也能活下去，这让他大吃一惊。这是可以做到的，他也这么做了，但这毁了他——正如一度不能没有性生活那样毁了他。调整意味着屈从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他拒绝这种方式，而屈从于“这种方式”的委婉表述，又进一步挫伤了他的士气。然而，调整用药进展得很顺利，离心脏病专家劝他不要急于手术、让时间来检验药效后过去了八九个月，亨利已经记不起勃起是怎么回事了。他极力去想象那些旧的色情连载漫画中的形象，那些渎神的漫画向他那一代孩子揭露了迪克西·杜根 职业的阴暗面。他脑中浮现出稀奇古怪的鸡巴，幻想温蒂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并深受其扰。他想象她给他们口交，又想象自己给他们口交。他开始偷偷视那些有性能力的男人为偶像，好像他自己已不再是男子汉大丈夫。尽管他皮肤黝黑，相貌堂堂，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但看起来仿佛一夜之间从三十多岁变成了八十多岁。

一个周六的早上，他告诉卡罗尔要去保留地的山上散步——“一个人待一会儿”，他沉着脸向她解释道——他要开车去纽约见内森。他没有提前打电话，因为他想，如果在最后关头发现这是个馊主意，他还可以调头回家。他和内森已不再是十几岁的孩子，像当年那样在卧室里热切地交换秘密——自从父母去世，他们甚至不像兄弟。但是他亟需有人听他诉苦。卡罗尔只会说，如果手术意味着三个孩子会失去父亲，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风险，他就连想都不要想。病情已得到控制，三十九岁的他在各方面都成绩卓越。多年来他们做爱时一直很少有那种真正的激情，怎么到现在这反倒变成问题了？她不是在抱怨，这种事谁都会遇上——她所知道的婚姻差不多都这样。“可我才三十九岁。”亨利回答。“我也一样，”她说，试图通过表现得理智而坚定来说服他，“可是已经过了十八年，我也不指望婚姻是那种狂热的爱恋。”

这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事——一个妻子对丈夫说，我们干吗需要性生活？他因为她的话而鄙视她，憎恨她，以至于当时当地就下定决心要和内森谈谈。他恨卡罗尔，恨温蒂，如果玛丽亚在他身边，他也会恨她的。他还恨男人，恨那些只看《花花公子》杂志就能硬起来的男人。

他在东八十街找了个停车库停车，然后在附近街角的一个电话亭里给内森打电话。电话铃响的时候，他正在看那本拴在亭子里的曼哈顿电话簿。电话簿已经残破，上面被涂得乱七八糟：想射在我嘴里吗？梅丽莎879-0074。没等到对面内森回应，他就挂断了，接着又拨879-0074。有人接了电话。“找梅丽莎。”亨利说，接着又挂断。再一次拨通内森的电话后，他让铃响了二十声。

你不能让他们失去父亲。

他独自站在内森那栋褐砂石房屋楼下的走廊上，给他写了张便条，随即又撕了。在第五街拐角处的一家旅馆，他找了台投币电话，又拨了879-0074。尽管服用了β受体阻滞剂（他认为那是防止肾上腺素使心脏负担过重），但他的心脏还是怦怦地狂跳不止——医生就是不用听诊器也能听到。亨利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胸口，倒数着直到心跳平静下来，这时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小孩的声音。“喂？”

“梅丽莎？”

“是的。”

“你多大了？”

“你是谁？”

他及时挂断电话。如果他的心脏再这么怦怦怦地跳上五下、十下或十五下，他的冠心病就会要了他的命。渐渐地，他的呼吸平稳了，心脏却感觉更像一个陷在泥里的轮子，正在徒劳地打转。

他知道该给卡罗尔打个电话，让她放心，但他却穿过街道去了中央公园。他决定再等内森一个小时。如果那时内森还没回来，他就忘掉手术的事，打道回府。他不能让他们失去父亲。

走进博物馆后面的地道时，他看到另一头有个大个子白人少年，十七岁左右，肩上扛着一台便携式大收音机，脚上穿着旱冰鞋，懒洋洋地滑进地道。收音机音量开到了最大——鲍勃·迪伦唱着：“躺下，姑娘，躺下……横躺在我的黄铜大床上……”正是亨利需要听到的。少年咧嘴一笑，就像无意中遇到了亲密老友。他举起一只拳头溜到亨利身边，喊道：“让我们回到六十年代，伙计！”喊声在阴暗的地道中沉闷地回响着，亨利友好地答道：“说得对，朋友。”不过，当男孩从他身边溜过时，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一切，终于哭了起来。他心想，让一切都回来吧，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四十年代——让在泽西海岸的那个夏天回来吧！洛林酒店地下杂货店里香气四溢的新鲜面包卷，还有从早班船上出售鲹鱼的那个海滩……他站在博物馆后面的地道里，回想起了那最天真的岁月里最天真的一切。那些毫无价值的小事唤起了他狂喜的记忆，黏着他不放，就像脂肪阻塞住通往心脏的动脉。离木板步道两个街区远的那栋平房旁，有水龙头可以冲去脚上的沙子；阿斯伯里帕克游乐中心有“猜体重”的摊位；开始下雨时他母亲俯在窗台上把晾衣绳上的衣服收进屋；周六下午看完电影后在暮色苍茫中等公交车回家。没错，遭遇了这一切的男人就是那个和哥哥一起等十四路公交车的男孩。他无法理解这一切，他还不如试着去理解一下粒子物理。他就是无法相信遭遇这种事的人是他自己，无法相信这个人经历的一切他也必须经历。带回过去，带回将来，还是带回给我现在吧——我才三十九岁啊！

那天下午他没有找内森，没有假装和他从小到大都毫无芥蒂。回家途中他一直在想，他一定要见内森，因为他是他唯一的家人了，可他自始至终也知道，这个家已不复存在，这个家已经完蛋，已经支离破碎——内森在那本书里对他们所有人极尽嘲讽，他该为此负责，亨利也出了一份力。他们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因冠心病去世后，他对内森大加责备：“是你害死了他，内森。没有人会告诉你——他们太怕你了，所以不敢说出来。是你写的那本书害死了他。”不行，把三年来和温蒂在诊所干的事告诉内森，只会让那个混蛋幸灾乐祸，只会证明他是对的——给他续写《卡诺夫斯基》提供素材！十年前，我把玛丽亚的事都告诉了他，包括我给她的钱、黑色内衣以及我把她的东西存放在保险柜里等，这真够蠢的。可当时我满腹心事，必须找人倾诉——那时我又怎么会知道，我哥哥赖以为生的正是利用和扭曲我们的家庭秘密？他不会同情我所经历的一切——他连听都不想听。“我没兴趣，”他会从猫眼后面这么跟我说，甚至懒得开门，“我只会把它写进书里，你不会喜欢的。”书里还会有个女人——要么是个人老珠黄、让人生厌的妻子，要么是个风头正劲的文学女青年。也许两种都有。我可受不了。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去新泽西找温蒂，让她扮成一个叫梅丽莎的十二岁黑人女孩。黑人也好，十二岁或十岁也罢，只要他提出要求，她都愿意假扮。不过尽管如此，这对他的治疗毫无作用。他让她脱光衣服，跪着从地板那边爬过来，她照做了。他还打了她，那也无济于事。他的蓄意暴行显得可笑，非但没有让自己兴奋起来，反倒让自己当天哭了第二次。温蒂显得手足无措，轻抚着他的手，亨利则在一边啜泣起来：“这不是我！我不是这种人！”“哦，亲爱的，”她穿着吊袜带坐在他脚边，自己也哭了起来，“你必须动手术，必须去——否则你会发疯的。”

他早上九点刚过就走出家门，直到晚上快七点才回来。卡罗尔担心他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奄奄一息——或者已经咽气——六点的时候报了警，让警察帮忙找他的车子；她告诉他们，早上他去保留地的山上散步，他们答应去山上的小路搜寻一下。亨利听说她报了警，大吃一惊——他一直指望卡罗尔不会像温蒂那样崩溃，可如今呢，他的所作所为把她也击垮了。

他感到既震惊又惭愧，弄不清这件事对有关各方造成了何种损失。

卡罗尔问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告知晚饭时才回家，他语带责备地回复说：“因为我阳痿！”就好像是她而不是药物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她。他对此深信不疑。就是因为必须和她在一起，必须对孩子们负责，他才变成这样。如果他们早十年离婚，如果他离开卡罗尔和三个孩子去瑞士开始新生活，他根本不会生病。医生告诉他，压力是造成心脏病的主要因素，他顶不住放弃玛丽亚的压力，这才患上心脏病，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像他这么年轻健壮的人会得这种病。他没法狠下心来为所欲为，而是屈从于他应该做的事，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这个病就是做尽职的父亲、忠诚的丈夫和孝顺的儿子的报偿。年久日深，你发现自己困在原地无法逃脱，出现了一个像玛丽亚这样的女人，你没有变得坚强而自私，却偏偏是个好人。亨利再去体检时，那位心脏病专家和他严肃交谈了一番。专家说，自服药以来，他的心电图上显示的异常情况较最初患病时已明显减少，他的血压也在安全可控范围内。而且，他不像其他一些病人那样，刷牙用点力都会导致严重的心绞痛，他可以站着工作一整天，不会感觉不适或呼吸急促。专家再次向他保证，如果病情有任何恶化——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逐渐发生的，而且首先会在心电图上显示出来或症状有所改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会重新评估手术方案。那位心脏病专家提醒他，目前的治疗方法可以让他平安维系十五到二十年，到那时，搭桥手术很可能已经过时。他预测，到一九九〇年代，他们几乎肯定会用手术以外的方法来治疗动脉阻塞。β受体阻滞剂可能很快会被某种药物取代，那种药不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也不会导致这种不幸后果——这样的医疗进步势不可挡。与此同时，他也只能重复之前的建议，那就是，亨利必须忘掉自己的心脏病，把它抛到脑后，好好活下去。“你必须全面看待服药这件事。”专家一边说，一边轻轻拍着桌子。

难道这就是专家最后的忠告？他现在得起身告辞了吗？亨利一脸惆怅，告诉专家：“可我无法承受性生活方面的打击。”专家的太太和卡罗尔相识，所以他肯定没法提玛丽亚或温蒂，或两个女人之间的事，也不能谈及她们对他的意义。亨利说：“这是我活到现在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你没有过过什么苦日子，对吗？”

这样残酷的回答令他不知所措——居然对像他这么脆弱的人说这种话！现在他连医生也憎恨起来。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又拨了内森的电话，这是他仅存的最后安慰。这回内森在家了。他告诉哥哥自己病得很重，问他能否来看看他，那时他勉强控制住，没让自己哭出来。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不可能再苟活于世。

尽管兄弟俩已渐行渐远，但葬礼前一晚，卡罗尔还是给祖克曼打了电话，问他是否会致悼词。不用说，她期待的可不是上面那六千来字。那位作家也不是不知道那样的场合下该说些什么才算符合惯例；可是，一旦他提起笔，就停不下来了。他几乎整晚都端坐在书桌前，根据他所知道的点点滴滴，拼凑出亨利的故事。

第二天一早，等到了新泽西，面对发生的事，他向卡罗尔或多或少说了真心话。“你要是还指望我致悼词，那我很抱歉，”他说，“我写的都是胡言乱语，不能拿来做悼词。”他想，她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职业作家如果在自家兄弟的葬礼上说不出话来，要么是因为复杂的绝望情绪，要么是老派的内疚感在作祟。不过，比起卡罗尔如何看待他，对着大批吊丧的人发表这篇极不恰当的文字，造成的伤害才会更大。

卡罗尔的回应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她都理解；她甚至吻了他，那个从来都对他不冷不热的卡罗尔。“没关系。请别担心。我们只是不想落下你一个人。那些争吵不用再计较了。一切都过去了。你们是兄弟，这才是今天最重要的。”

好吧，好吧。可那六千来字怎么办？麻烦在于，让他着迷的，正是那些一般在葬礼上不宜讲的话。离亨利去世还不到二十四小时，祖克曼口袋里的悼词就已经呼之欲出。如果他不赋予发生的一切以更多意义，不把它们看作是他的作品或未来作品的延续，而是生活的延续，那么这一天会很难熬。由于他没能很好地思考，而是把一些童年记忆和些许老套的感伤情绪小心翼翼地拼凑在一起，他已经不可能扮演其他人眼中那个哀悼自己早逝兄弟的体面成熟男人的角色——相反，他又成了家族的局外人。与卡罗尔还有孩子们一起进入犹太会堂时，他想：“这个职业甚至毁了悲伤。”

会堂很大，但座无虚席。后面和侧边走道上挤着二三十个年轻人，都是打小就让亨利看过牙齿的那些本地青年。男孩们淡漠地看着地板，有不少女孩已经在哭了。在靠后几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娇小的金发女郎，看起来还像个少女，她身着灰毛衣灰裙子，不太显眼，要不是祖克曼一直在找她——亨利第二次到他家时带来了一张她的照片——他是不会认出她来的。“她本人比照片漂亮。”亨利提醒他。尽管如此，祖克曼还是赞叹道：“真漂亮。我真羡慕你。”亨利作为弟弟，不由得露出一抹自鸣得意的笑容，尽管他口里说着“不，不，她不上相，你从照片上看不出她的模样儿”。“可我看得出。”内森说。对于眼前这平凡的长相，他既惊讶又不惊讶。照片中的玛丽亚虽然不像亨利第一次描述的那样美得惊人，却长得十分匀称，有着条顿人 那种不苟言笑的魅力。然而，这个平淡无奇的小妞——呀，有着黑色鬈发和长长黑睫毛的卡罗尔，看起来岂不更性感迷人？当然，祖克曼手里还拿着温蒂的照片，他本该狠狠教训亨利一下——这也许就是亨利把照片带给他、跟他吐露真言，又听内森给自己训话的原因：“白痴！混账！绝对不行！如果你不离开卡罗尔，和你的 真爱 玛丽亚私奔，那你就不要去医院动那个危险的手术，仅仅因为某个荡妇每晚在你回家吃饭前给你吹箫！我已经听说了你的手术情况，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说过一句话——可我的意见相当明确，那就是别动手术！”

但那是因为当时亨利还没死，还活得好好的——好好活着，而且满怀愤慨，像他这样有道德修养的男人，竟然在一次无伤大雅的小小出轨行为中遭到挫败；那是因为他接受了温蒂的妥协但他曾梦想过又自我否定的事却是娶个欧洲太太，在欧洲重新来过，侨居巴塞尔，成为一个无拘无束、身强体壮、老练世故的美国牙医。祖克曼自己的想法大致是这样的：“这是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抗，是残存的兽性激情的发泄。他来找我，肯定不是让我告诉他，生活阻碍了他，生活否定了他，除了认命，别无他法。他之所以来这和我当面争执，是因为我生来就不擅长自我否定——在他们看来，我是个冲动的人，鲁莽行事、随心所欲，他们给我分配了家庭中本我的角色，而他是我的模范兄弟。不，一个骨子里就不负责任的人，现在可无法用父亲般的温柔口吻对他说：‘你想要的并非你需要的，我的孩子——放弃温蒂，你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不行，温蒂意味着他的自由精神和男子气概，即使在我看来，她有点像无聊的化身。她是个好孩子，能守口如瓶，一定不会给家里打电话，对此他有十足把握——那么为什么就 不能 同她相好呢？我越看这张照片就越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可怜虫，索求的不过如此？”

可是靠着你唯一的弟弟的棺材那么近，近到你几乎可以把脸颊贴在那闪闪发亮的桃花心木上时，你想的就不一样了。内森情不自禁地去努力想象亨利就躺在里面。在沉默中，他看到的不是那个失去男子气概、头脑过分发热的偷情者，那个拒绝接受自己性无能事实的偷情者——他看到的是那个十岁的男孩，穿着法兰绒睡衣躺在那里。小时候有一次过万圣节，参加完社区的“不给糖就捣蛋”活动后，内森带着亨利回家。几小时后，全家人早已睡下，亨利却轻轻走出自己的房间，下了楼梯，出了门，来到街上，在睡梦中连拖鞋都没穿，就朝总理大道的十字路口走去。说来也神奇，就在亨利准备不顾红灯走下人行道时，一位家住希尔赛德的朋友正好开车经过路口。他把车子停在路边，认出路灯下那个孩子正是维克多·祖克曼的小儿子。仅仅几分钟后，亨利就被安全送回家，送到床上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当他得知自己在熟睡中干了什么事，又得知自己获救的离奇巧合时，他感到兴奋不已；到了青春期，他成了高中田径队的跨栏运动员，开始对个人英雄主义有了更惊人的理解。那个勇于冒险的梦游故事他一定跟许多人重复过，可他本人已经完全无动于衷了。

可是现在他却躺在棺材里，那个梦游的男孩。这一回，当他无法摆脱万圣节的兴奋劲儿，独自在黑暗中游荡时，再也没有人会送他回家，把他抱上床，替他掖好被子。那天下午，在与心脏外科医生会诊完之后，他突然造访内森的公寓，当时他也是那种赫拉克勒斯般的着魔状态，一副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西部拓荒者气势。祖克曼感到意外，他想象不出来，在听了医生对他动刀子的方案以后，他还能以那种状态走出诊室。

亨利在内森的桌子上摊开一张像大型苜蓿叶形公路的设计图。这是外科医生给他画的草图，向他展示搭桥的位置。按照亨利的描述，搭桥手术听起来不比牙根管手术复杂多少。换掉这根和这根，把它们在这里接上，把三根小的接到后面那根大的上，就这么回事。外科医生是曼哈顿的顶级专家，祖克曼仔细调查过他的资质。医生告诉亨利，他五根桥的搭桥手术都做了好几十次，这次肯定不在话下；现在是亨利需要打消所有顾虑，对手术抱有信心，相信手术百分之百会成功。手术完成后，他将拥有一个畅通无阻的崭新血管系统为心脏供血，他的心脏本身也会像运动员的心脏一样强健，完好无损。“之后不用吃药了吗？”亨利问他。“那得看你的心脏病医生怎么决定了，”医生告诉他，“可能是治疗轻度高血压的药，但绝不会是你现在服用的镇静剂。”祖克曼心想，亨利听了这鼓舞人心的预后诊断，是否会一时兴奋过度，给外科医生送上一张八点五英寸乘十一英寸大的温蒂穿吊带袜的亲笔签名照。他刚到诊所那会儿，人还是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不过也许只有那样，他才能应付这可怕的考验。当亨利终于鼓起勇气，不再寻求医生的再三保证而起身离开时，信心满满的外科医生陪他走到了门口。“如果我们俩齐心协力，”他握着亨利的手对他说，“我看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过一周，或者十天，你就能出院和家人团聚，如获新生了。”

依祖克曼看，亨利似乎没有在手术台上尽自己的本分。他显然已经忘了应该如何协助外科医生。人在无意识状态下很可能会这样。我梦游的弟弟！死了！躺在棺材里的真的是你吗，一个像你这样温顺得体的小男孩？一切就是为了和温蒂温存二十分钟，然后匆匆赶回你爱的那个家？或者你这是在向我炫耀？难道拒绝过无性生活就是你认为的英雄主义吗？这不可能。因为倘若说你真成就了什么的话，那也是拜你的自我压抑所赐。我是说真的。与你所想的相反，我并非像你鄙视我的过度自由（在你的想象中）那样鄙视你所遵守和成就你的那些条条框框。你之所以向我倾诉，是因为你相信我能明白温蒂那张嘴的意义——你是对的。它的意义远不止那多汁的感官享受。它是你那一点戏剧性存在，是你的混乱，你的越轨，你的冒险，是你对你那压倒性美德的日常的小小叛乱——每日与温蒂放纵二十分钟，然后晚上回到家，回归普通家庭生活带来的片刻满足。极尽讨好的温蒂的嘴，让你尝到了无所顾忌的乐趣。尽管如山川一般历经沧桑，但整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可一定不止于此，一定有更多的原因！像你这样名副其实的乖孩子，有着如此鲜明的是非观，怎么可能就因为那张嘴而进了棺材？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你？

祖克曼坐在第一排靠过道的座位上，紧挨着卡罗尔的父母，比尔·戈夫和贝亚·戈夫夫妇。卡罗尔坐在这一排当中，挨着她母亲；她把孩子们安排在另一边——十一岁的女儿艾伦，十四岁的儿子莱斯利，还有十三岁的露丝，挨着那一头的过道。露丝正抓着膝上的小提琴，目不转睛地盯着棺材。另两个孩子则更愿意盯着自己的大腿，卡罗尔和他们说话时，他们默默点头。露丝要用小提琴演奏一支父亲喜欢的曲子。葬礼结束的时候，卡罗尔嘱咐了孩子们几句。“我问过内森大伯，问他要不要说点什么，但他说他现在有点心神不宁。他说他太震惊了，这我能理解。”她向他们解释道，“我要说的也不是什么悼词，就是几句关于爸爸的话，我想让大家都听听。没什么华丽的词藻，但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话。然后我们一起把他送到墓地，就外公外婆，内森大伯，还有我们四个。我们一家人准备在墓地和他告别，然后回来和亲戚朋友待在一块儿。”

那个男孩穿的是带金色纽扣的运动夹克，脚上是一双崭新的棕黄色靴子。虽说已是九月底，一整个上午太阳都时隐时现，但女孩们仍穿着薄薄的浅色连衣裙。他们都像爸爸，个头高，皮肤黑，看起来像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对于娇生惯养的天真孩童来说，他们的眉毛显得过于妩媚了。他们都有一双漂亮的褐色眼睛，比亨利的眼睛颜色略浅，也略冷淡——六只眼睛一模一样，水灵灵的，闪烁着惊奇和恐惧。他们看起来就像受惊的小鹿，被捕获、驯化、穿上鞋子、套上衣服。祖克曼特别为老二露丝所吸引。尽管有丧父之痛，但她学着母亲，镇静、恪尽职守地坐在那里。莱斯利看上去最柔弱，最像女孩子，真正一副要垮掉的样子。就在他们出发去会堂的几分钟前，他把母亲拉到一旁，祖克曼无意中听到他问：“妈妈，我五点还有场比赛，我能参加吗？要是你觉得我不该……”“让我们先等等吧，莱斯利，”卡罗尔说，一只手轻轻拂过他脑后的头发，“看之后你还想不想去。”

人们还在往会堂的后面挤，有人找来折叠椅给几个迟到的老人坐。在离棺材几英尺远的地方，除了决定是盯着棺材看还是把目光移向别处之外，大家也没什么别的事好做。比尔·戈夫开始有节奏地握紧拳头然后又松开。他的右手一张一合，仿佛一台水泵，用来激发勇气或排解忧虑。祖克曼第一次见到他时大约是在十八年前，如今他已不复当年那个身手敏捷、衣着讲究、富有活力的高尔夫球手模样，当时他在亨利的婚礼上和所有伴娘跳舞。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是戈夫给他开的门，内森一开始甚至没认出来跟他握手的人是谁。他身上唯一看起来不减当年的就是那一头浓密的鬈发。进屋后，戈夫无精打采地对他妻子说——听起来有点受到冒犯——“你觉得怎么样？他都认不出我了，可见我变化有多大。”

卡罗尔的母亲和女孩们一起去帮艾伦，再次决定她穿哪一件衣服最合适。莱斯利回到自己的房间，把他的新靴子擦了又擦。两个男人走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从露台向外望去，看到卡罗尔正在修剪最后一束菊花，准备给孩子们带去墓地。

戈夫开始告诉内森自己为什么不得不卖掉奥尔巴尼的鞋店。“有色人种开始光顾，我怎么能赶他们走呢？那不是我的本性。但那些照顾我二十年、二十五年生意的基督徒老主顾不乐意了。他们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听着，戈夫，我可不会干坐着等你给黑鬼试十双鞋。我也不想要他挑剩的鞋。’于是，我那些了不起的基督徒朋友，他们一个个都不上门了。那是我第一次发病。我卖掉鞋店，一走了之，以为最糟的境况已经过去。医生劝我从压力中解脱出来，所以我才趁早收手。一年半以后，在博卡度假打高尔夫时，我第二次发病。我一直遵照医嘱，可第二次发病却比第一次更严重。现在又碰上这种事。卡罗尔像一座堡垒，一百磅的身体被悲伤浸透，却有着巨人般的力量去承受。她兄弟去世时她就是这样。卡罗尔的孪生兄弟是在法学院读二年级时走的。先是二十三岁的尤金，现在是三十九岁的亨利。”他突然说道，“我该怎么办？”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药瓶。“治心绞痛的药，”他说，“硝酸甘油片。我该死的又挺过来一次。”

他一直长吁短叹店铺没了，自己体弱多病，儿子女婿又英年早逝，深深插进裤兜的两只手神经质地拨弄着硬币和钥匙，又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开始从硬币、钥匙和一盒抗胃酸咀嚼片中挑出那些白色小药片。可是当他试着把药片放回小药瓶里时，有一半掉到了石板地上。祖克曼把它们捡起来，但每次戈夫先生试着把它们放进药瓶时，总会掉落一些。最后他放弃了，把所有东西都捧在手里，让内森将药片一粒粒挑出来，替他放回瓶子里。

他们还在摆弄药片时，卡罗尔拿着花从花园里走出来，说该走了。她充满慈爱地望着父亲，微微一笑，想让他镇静下来。亨利在三十九岁上动手术死了，如果他的心绞痛继续恶化，也可能死在同样的手术中。“您没事吧？”她问他。“我很好，亲爱的。”他回答说。但趁她不注意，他把一颗硝酸甘油片偷偷塞到舌头底下。

露丝演奏的小提琴曲子是由拉比向大家介绍的。拉比是一个大个子，四方脸，红头发，戴一副粗玳瑁边眼镜，看上去谦逊友善，声音温和悦耳。他说：“这是亨利和卡罗尔的女儿，十三岁的露丝，她将演奏亨德尔歌剧《薛西斯》中的广板。昨晚我在她家跟她聊天，露丝告诉我，她父亲每次听她练习时，都说这支曲子是‘世上最抚慰人心的音乐’。她想要演奏这支曲子来纪念父亲。”

露丝站在祭坛中央，把小提琴放在下巴下，猛地挺直身子，用一种近乎反抗的神情注视着吊丧的人群。在举弓的前一刻，她低头看了眼棺材，在她大伯看来，此时的她就像一个年过三十的女人——突然间，他看到了那将伴随她终生的成年人的严肃面孔，让她那张无助的孩童面孔不会因愤怒的泪水而崩溃。

虽然不是每一个音符都演奏得完美无缺，但是整个演奏很合拍，沉静、迂缓和肃穆。当露丝结束演奏时，人们似乎看到了这个诚挚的小音乐家的父亲，自豪地含笑，逐渐远去。卡罗尔站起来，经过孩子们走上过道。她身上唯一应景的就是那条黑色棉布裙。然而，裙摆上绣着猩红色、绿色和橙色的美洲印第安人图案，十分亮丽。衬衫是浅黄绿色的，拼接领口很宽大，可以看到她纤细躯干上突起的锁骨。她脖子上挂着一条珊瑚项链，是亨利在巴黎偷偷给她买的，项链她原本在商店的橱窗里见过，心里喜欢，但觉得价格高得离谱。裙子也是他在阿尔伯克基露天市场买的，当时他正好在那儿开会。

虽然两鬓已初现灰白，但她身材还是那么苗条，活力十足，在登上通往祭坛的阶梯时她看上去就像家里最年长的正值青春期的女儿。他觉得自己看到了露丝未来的模样——在卡罗尔身上，祖克曼看到了曾经那个尚未成年、美貌果敢的大学生，那个雄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奖学金获得者，她的同学都羡慕地用她名字的首字母缩写来称呼她，直到后来亨利不许大家这么叫，而是叫她的名字。亨利曾半开玩笑地对内森说：“我可没法对一个叫C.J.的兴奋起来。”但彼时即便对方叫卡罗尔，他对她的欲望也从来比不上对一个玛丽亚或一个温蒂的。

卡罗尔刚好走到祭坛的讲台时，她父亲从口袋里掏出硝酸甘油片，不小心撒了一地。亨德尔的广板也许抚慰了亨利，却抚慰不了他。内森把手伸到座位下面四处摸索，捡起几粒能够得着的药片。他把其中一粒递给戈夫先生，其余的他决定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留待到墓地时再给他。

卡罗尔讲话的时候，祖克曼脑中再次浮现出亨利穿着上面绘有小丑和小号图案的法兰绒睡衣的模样，仿佛看见他恶作剧般地从黑盒子里偷听，就像从前他从半开的卧室房门偷听楼下大人玩纸牌时的闲聊那样。祖克曼回首往事，那时男孩的卧室里根本不存在情欲诱惑或生死抉择，那时的生活是最单纯的消遣，家庭幸福似乎是永恒的。善良的亨利。如果他能听到卡罗尔的讲话，他是会笑，会哭，还是会如释重负，心里想着“现在谁也不会知道了”？

但祖克曼当然知道，因为祖克曼可没那么善良。他要拿这六千来字怎么办？背叛他弟弟最后的信任，给那个当初疏远他的家庭沉重一击？头天晚上，他感谢卡罗尔的盛情，告诉她他马上坐下来写篇悼词，随后就在文件柜顶上找出那本记录了亨利和那位瑞士病人婚外情的活页本。难道他真要搜刮这些笔记，这些他本该以怜悯之心忘掉的东西——它们这些年来一直等在那里，难道就是为了像这样的无法预见的灵感吗？手写的纸页上零零散散有几十条关于亨利、玛丽亚和卡罗尔的简短记录。有些不过一两行，有些则差不多写了一页。祖克曼还没想好在葬礼上该说些什么，他坐在桌旁，慢慢地把那些文字通读了一遍，一边认真划出有价值的句子，一边思考着：“在这里，故事的结局开始了，伴随着一场平凡而又毫无新意的冒险——伴随着肉体启示的古老经验。”

H（亨利），午夜时分。“我必须给人打个电话，我必须告诉别人我爱她。你介意吗——在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不介意。接着说。”“我至少可以跟你说说。她无依无靠。我真想告诉所有人。我真想告诉卡罗尔。我想让她知道我是多么快活。”“她可以不用知道。”“我知道。但我总想说：‘你知道玛丽亚今天说了什么吗？你知道昨晚玛丽亚给小克里斯蒂娜洗澡时，小家伙说了什么吗？’”

“她似乎在很遥远的地方，就像小时候我在房里看床柱子那么远。还记得枫木床柱上的顶球吗？我过去常想象它们在很遥远的地方，直到它们真的离我遥不可及了，我才能入睡。但我不得不停止想象，因为我那样是在吓唬自己。唉，她离我就有那么远，好像我伸出手都无法触碰到她。她在我上面，却离我很远很远，每次她高潮时，我都问：‘ 再来吗 ，还要 再来 吗？’她点点头，晃着脑袋答应了，就像个玩蹦蹦马的孩子，然后又扭动起来，骑在我身上，脸涨得通红。我想要的一切就是她可以 再来再来再来 ——其间我一直看着她离我那么遥远。”

“你应该看看她的样子，你应该亲眼见见这个漂亮的金发女孩，穿着黑绸吊带衫骑在我身上。”玛丽亚本以为去纽约才买得到黑绸内衣，但后来她在村子里找到了。H想，她是不是本来就不该去纽约买。

周六那天，H在街上看见了她丈夫。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家伙，又高大又英俊，甚至比H块头还大。跟孩子们在一起时很开心。“你会给他看那件内衣吗？”“不会。”“你和他一起时会穿着它吗？”“不穿。”“只穿给我看？”“只穿给你看。”H替他感到难过。看起来他很信任她的样子。

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他看着她穿上衣服回家。

H：“你就是我的专属妓女，对不？”玛丽亚笑着答道：“不，才不是。妓女是要钱的。”

H钱包里有现金——有一沓是用来付旅馆房钱的，他不用信用卡。他从中扯出两张崭新的百元大钞，递给她。

她起初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显然是知道了。“你该把钱丢在地上，”她告诉他，“嫖客都是这么给钱的。”

H就把钱一扔，钞票飞到地上。她穿着黑绸吊带衫，弯腰捡起钱，塞到钱包里。“多谢。”

H对我说：“当时我心想：‘天哪，我损失了两百美元。这是一大笔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想：‘就算见识一下是怎么回事，花两百块也值了。’”

“是怎么回事呢？”

“我还没弄明白。”

“钱还在她手里吗？”

“对——在她手里。她说：‘你是个疯子。’”

“她好像也想见识一下。”

“估计我们俩都想。我还想给她更多钱。”

玛丽亚私下说，有个她婚前就和她丈夫有一腿的女人曾告诉她的一个朋友：“我一辈子从来没这么无聊过。”但他和孩子们相处得很好。而且他能让她冷静下来。“我是个容易冲动的人。”她说。

玛丽亚说，每次她无法相信H还有他们的婚外情是真实的时候，她就上楼去看看藏在内衣抽屉里的那两百美元钞票。那些钱让她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H惊奇地发现，背着卡罗尔寻花问柳所带来的极乐并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的内疚或痛苦。他好奇的是，一个如此努力要做个好人，确实也是好人的人，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做到这一点。

卡罗尔讲话时没有拿讲稿，但她一开口，祖克曼就明白，她说的每一个词事先都经过深思熟虑，没有任何即兴的成分。如果说卡罗尔在她的大伯子那里保有什么神秘感的话，那一定与隐藏在她极为随和的性格背后的某种东西有关。他从来无法分辨她的天真有多真，而她现在不得不说的那些话同样没有任何帮助。卡罗尔选择讲述的故事和他拼凑起来的那个故事（他现在决定不告诉别人）不同；亨利的不幸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留在祖克曼的记忆中。卡罗尔意在塑造一个官方权威版本，而他怀疑，她在重述它的时候自己是否真的相信。

“关于亨利的死，”她开始了，“有一些事，我想告知今天在座的诸位。我想说给亨利的孩子们听，也说给他的兄长听。我想告诉所有爱过他、关心过他的人。我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减轻这次沉重的打击，如果不是在今天早上，那也是在将来某个时候，当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那么愕然的时候。

“如果亨利愿意，他本可以不动那个可怕的手术而继续活下去。如果他没动手术，这会儿他应该在诊所工作，几小时后就会回家，回到我和孩子们身边。说手术势在必行，不符实情。最初确诊为心脏病的时候，医生给他吃的药曾有效地控制住了他的病情。他不感觉疼痛，也没有即刻的危险。但药物彻底影响了他的男子气概，也结束了我们的性生活。这一点亨利无法接受。

“他开始认真考虑动手术的决定时，我求他不要仅仅为了维系我们婚姻生活的一个方面去冒生命危险，尽管我自己也很怀念它。当然，我怀念我们之间的柔情蜜意和亲密无间，但我正在努力适应。在其他方面，我们俩，还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的生活是那么幸福，我无法相信他竟要动一个会毁掉一切的手术。但亨利很重视我们婚姻的完整性，因此任何事都阻止不了他。

“你们也都知道——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你们中有许多人一直这么跟我说——亨利是个完美主义者，不仅是在工作中——大家都知道他是最一丝不苟的手艺人——而且在他与人相处时也是如此。无论是对他的病人、他的孩子或是我，他都毫无保留。一个这么外向、这么活力十足的人，才三十多岁就遭此恶疾而丧失了能力，真是无法想象。我没有对他承认过，但我必须向你们所有人承认，尽管我因为风险太大而反对手术，但我有时也会怀疑，如果我们的关系持续冷淡下去，那我是否还能继续做他忠诚的贤内助。在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年里，他变得异常孤僻，极度沮丧，因为身体的损害而深受折磨，这件令他无所适从的事，让他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一场苦难。我曾想‘要是奇迹能出现就好了’，可我不是那种能创造奇迹的人，我只能设法应付当前，甚至恐怕还要应付自己的不完美。但亨利无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像他无法接受工作中的不完美一样。我没有勇气去创造奇迹，亨利却有——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有勇气面对生活要求人的一切。

“我想告诉大家，没有亨利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孩子们害怕将来没有慈爱的父亲保护他们，我也害怕身边没有亨利。你们知道的，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陪伴。然而，当我想起他的生命并非毫无意义地终结，我就坚强了起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家人，我最最亲爱的孩子们，亨利的死是为了恢复夫妇之爱的完整性与丰饶。他是个坚强、勇敢、有爱心的人，迫切希望夫妻之间的爱之羁绊能延续并加强。最亲爱的亨利，我最亲爱、最甜蜜的另一半，只要我一息尚存，你我之间的爱之羁绊就永远存在。”

随灵车去墓地的只有几个近亲和盖勒拉比。卡罗尔不愿让孩子们乘坐送葬队伍的黑色轿车前往，便亲自驾驶自家的旅行车载着他们——孩子们、戈夫夫妇和内森。下葬过程没有持续多久。盖勒念了悼文，孩子们把花园里采来的菊花放在棺材盖上。卡罗尔问有没有人想说点什么。没有人回答。卡罗尔问儿子：“莱斯利？”他思考了一会儿。“我只是想说……”但他怕自己失控痛哭，便没有继续。“艾伦？”卡罗尔说。艾伦泪眼婆娑，紧握着外祖母的手，摇头表示没有。“露丝？”卡罗问道。“他是最棒的父亲，”露丝的嗓音清亮，“ 最棒的。 ”“好。”卡罗尔说。两个魁梧的抬棺匠放下棺材。“我马上就来。”卡罗尔告诉家人。她一个人留在墓旁，其他人则往停车场走去。

卡罗尔和孩子们去奥尔巴尼庆祝她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了。实验室的活儿积压了许多，H没法一同前往。玛丽亚把车停在三个街区外，然后走到他家。按他的吩咐，她穿上了丝质紧身连衣裙和黑色内衣。还带了她最喜欢的唱片来放。卡罗尔临走时忘记给屋后走廊上的植物浇水，她浇了些——还摘下枯叶。然后上床，肛交。一开始的困难过后，两人都欣喜若狂。H说：“我就是这样娶你的，就是这样把你变成我老婆的！”“是的，而且没有人知道，亨利！我那里也破处了，谁也不知道！他们都以为我是尽职尽责的乖乖女。谁也不知道！”后来他们一起进了浴室，她用他的梳子梳头时，看到他的睡衣挂在门后，就伸手去摸。（“直到那晚我才意识到她做了什么。然后我走进去，像她那样摸了摸自己的睡衣，感受她摸它时的感受。”还要把她的头发从梳子上扒拉下来，以免卡罗尔发现。）和她一起坐在娱乐室时——一盏灯也没打开——H已是饥肠辘辘，径直从纸盒里吃了一夸脱冰淇淋，她则给他播放唱片。玛丽亚说：“这是十八世纪最美妙的慢乐章。”H记不起那是谁的曲子了。海顿？莫扎特？“我不知道，”他告诉我，“我对那种音乐一无所知。但看着她倾听的模样，感觉很美。”玛丽亚说：“这让我想起上大学时，我像现在这样坐着，心里想的只有你，好像世上其他人都不存在。”“你现在是我妻子了，”H说，“我的另一个妻子。”他把梅尔·托尔梅的唱片放给她听——有机会必须和她跳舞，就像高中时和琳达·曼德尔贴身热舞那样。那晚他一个人睡在沾满润肤油的床单上，枕头上的振动器没洗，就放在他的头旁边。第二天他把振动器带去了诊所，藏在办公室里，办公室还藏有之前买来读的福多尔的《瑞士旅行指南》，她的照片，从梳子上扒拉下来的几根头发，统统被放进了保险箱。他把床单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扔进米尔本购物中心的垃圾桶，那里离他和玛丽亚“结婚”的地方五英里远。是福多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 N3FskxX7x29U/b5vMXxv20OdIH9DdJoOJY/MrQ6HN1OrW6C8HXrYs6DzI0VTrd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