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每个人给我的感觉都是自得其乐。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做的事几乎都一样。我本人起得早，八点钟吃早饭，可是不论几点钟，你都有可能看到其他人穿着睡衣裤或是便袍慢悠悠从楼上下来。当人员终于集齐，我们便开车前往停泊游艇的滨海自由市，接着坐船绕过费拉角，进入它另一侧的小海湾。我们在这里游泳和日光浴，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带了些食物过来，可意大利水手皮诺还是给我们做了一份美味的通心粉，让我们饥肠稍缓。我们喝的是一种名叫“桃红葡萄酒”的淡红色酒，是我从一个远在山里的地方整桶买来的。接下来，我们或是闲玩，或是小睡，直到再次下水。喝过下午茶之后，我们便返回住处，开始打网球。晚饭在橙树成行的凉台上吃。等到圆月高悬海上，用它的光辉在平静的水面上铺出一条白光灿然的大道，那景色美得足以让人忘记呼吸。当人群中的闲谈声和笑声稍息，你就能听见千百只绿色小青蛙的喧嚣，来自花园中的莲池。晚餐后，丽莎、文森特和他们的朋友们便开车去蒙特卡洛跳舞。

自然，关于战争的可能性我们也聊得很多。当时战争看起来还很遥远。我的一个法国朋友从巴黎到这里来住过几天。他是一位银行家，和德国人有生意来往，也和法国外交部联系紧密。据他说，德国企业界强烈希望和平，而战争对他们将是毁灭性的。毕竟早在1938年9月人们就虚惊了一场。当时法国已经全国动员起来，战争却没有爆发。1939年3月又是另一次。法国再次全国动员，然而战争再次得以避免。他向我们保证这一次还是一样的结果，我们也都毫不怀疑。不过他又说这一次有一点不同：希特勒本人并不想要战争；如果我们在慕尼黑更强硬一些，或许他就让步了；如果英法两国政府能在德军进入布拉格时强烈反对，本可以逼他退兵；他诈唬了我们两次，这一次轮到我们跟注了。只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态度坚决，他就会像从前一样退让。为了证明他的信心，我这位朋友还告诉我们：他刚刚买下了波兰一家石油公司的大量股份。

这位朋友离开了。另一位客人来到这里，占据了他的房间。我们继续游泳，继续打网球。天气仍然怡人。一天傍晚，天还没全黑，一弯灰白色的新月升起在灰色的天空中。我们对着它鞠躬三次，又将我们衣袋里的钱币翻转了三次。平静的日子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直到戛然而止。我看到过端着一大摞盘子的侍者跌倒时的情景——所有盘子都会轰然摔落在地面。局势恶化带来的惊骇正与此仿佛。看上去，希特勒似乎打算把他的诈唬坚持下去，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跟注。广播里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天前的巴黎版《每日邮报》将局势描述得危如累卵。本地报纸是亲意大利的，更是显得躁动不安。接着，我所在的圣让村村长也打来电话，说动员令可能第二天就会发布。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用餐时，厨娘走进餐厅告诉我：那个在厨房里帮工的意大利女孩趁着夜晚跑掉了，还带走了自己的东西。当时我的女婿文森特正在蒙特卡洛的网球巡回赛中打球。离比赛开始还有几天，而他去是为了和职业球员练习一个小时。过了一会儿，我正在抽烟斗时，男仆弗朗切斯科面色苍白地走了进来，说他想当天下午就回意大利。他的妻子守在门口确保他能保持坚定，不会被我说服留下。

这个女人不招人喜欢，又黄又瘦，脾气也坏。两周前，她因为怀疑女佣和她丈夫有染而在我面前大闹了一场。我说女佣已经五十岁了，比她丈夫大二十多岁，可她告诉我年龄差距不是问题，只会让女佣尼娜的恶毒和她丈夫的背叛显得更加可耻（她丈夫就站在那里，脸色煞白，浑身颤抖，而尼娜则夺门而出），因此他不能在这个罪恶巢穴（也就是我家）多待一天，甚至一小时。她在我家负责洗衣，也帮忙收拾房间，能帮上不少忙。弗朗切斯科则是一名优秀的男仆，已经跟了我不少年头。眼下我家里满是客人，缺了他俩任何一个都不行。为了让她冷静下来，我什么话都说了，却毫无作用，因此不得不祭出我一直留着没用的情分来恳求她。几年前，她在村里待产。有一天弗朗切斯科走进我读书的房间，说他的妻子过来看他，却赶上阵痛，问我能不能让他开车载她回她的住处。这在我看来相当冒险，于是我让她马上卧床休息，又让人去叫医生。只过了一个小时，孩子就出生了。此后她一直留在我家中休养，直到能起来活动。我经常去探望她。那时她就躺在床上，那张丑脸出现了神奇的变化，让她看起来像是一位抱病的圣母。那个可怜的孩子被紧紧裹在襁褓里放在她身边，一动也不能动，活像老派意大利绘画中那些小婴儿。我向她提起这件事，表示当时我没有不帮她，因此她现在也不能不帮我。她放声大哭，然后转向她的丈夫。

“你这混账，会老实吗？”她哭喊道。

他吓坏了，几乎说不出话。

“有上帝见证。”他回答道，同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行吧，那你就留下。”

她做了个不容置疑的手势让他跟上，然后离开了房间。可是他刚走到门口就转过身来，向我轻轻眨了眨眼。那一刻我不禁有些怀疑自己对他的人品的好意辩护说不定全然错付了，并且开始设想我是不是应该告诫女佣，让她务必拒绝那些比她小二十岁的男子的追求。

然而到了眼下这一刻，我们别无选择，于是我同意他们离开。这时文森特正好从蒙特卡洛返回。他告诉我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尽早离开。蓝色列车的席位一票难求。公路上已经排满了被行李塞得鼓鼓囊囊的汽车。我告诉过我的客人们：在塞内加尔人组成的黑人军团出现在公路上之前，此地不会有任何危险。此时文森特却说塞内加尔人已经在费拉角入口处的铁路桥头警戒。显然他们是连夜乘坐卡车来到这里的。经过商议，我们认为他和丽莎最好离开。他上楼去收拾行李。我则走进车库，给他的汽车加满汽油。我的司机也告诉我他在应召之列，必须离开这里，在第二天重返他的部队。此时已是中午，园丁们正结伴赶来用午餐。园丁队长弗朗索瓦已届中年，曾经参加上一次战争，这一次不受动员令影响，但他手下的一名园丁（另外三个是意大利人）必须去报到。这人有些焦虑，因为他才结婚不久（从婚礼到孩子出生的时间短得有些尴尬），不知道之后他妻子要怎样过活——政府发给士兵妻子的津贴只有每天八个法郎。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妻子足够的钱维持生活，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去吃他的面包和香肠。

回到房子里，我才看见我的朋友兼秘书杰拉德刚从滨海自由市返回。他说港口那边有大事情发生：“阿尔卑斯猎手” 部队天一亮就开拔去前线了——那些粗壮而勇猛的小个子每天能乱哄哄地快速行军四十英里；另有一支塞内加尔人部队接手了他们的驻防地。港务主管告诉他土伦那边有命令传来——所有私人游艇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港。于是我们决定把“莎拉”号开到卡西斯去。那边有不少溪流，我们可以把船开进其中一条停泊，以保它的安全。

这个上午扰攘不断，让我忘了自己还约了人过来共进午餐。那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作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圣让村的一家旅馆。他们就在这时突然登门，仪态悠然，兴致高昂。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度假，已经有好些天没看报纸。在来的路上他们看到了那些塞内加尔人，只觉得是一幅美妙的画面。当我说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时，他们拒绝相信。跟前两次一样，这只会是虚惊一场；要是他们就这样放弃美好的阳光和沙滩赶回伦敦，最后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该多傻呀？对此我的回应不太委婉：要是他们的汽车被征用，而火车也成为部队专用，他们就得在这里滞留好几个星期。他们听到后有些害怕，终于被我说服，认为最好当天下午就出发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