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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仁宗朝，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宋仁宗本人，而是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中，所涌现的那些历史名人。
在这些名人中，不但留下了诸如庆历新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等影响后世的历史大事件，也有着如朋党之争、边境战乱、财政重压、自然灾害等诸多时代危机。这些名人中，如包拯成了后世演义中清正判官的典范；晏殊、欧阳修、苏轼则遗泽后世，留下了“北宋背诵天团”的赫赫威名。
当然，不管是仁宗朝的内政名臣、外战名将，还是宋仁宗本人，若要把他们联系起来，找到他们思想价值的源头，有一个人必然是绕不开的。
他就是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这位谥号“文正”的宋代名臣，却没有晏殊早年那般的幸运，他有着一段颇为坎坷的成长经历。
范仲淹出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他是徐州（今江苏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墉的第五子。范仲淹出生后的第二年范墉便去世了。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并非范墉的发妻，甚至有人认为她连正妻也不是。在范墉过世后，范氏宗族只接纳并收养了范墉前妻陈氏所生的次子范仲温，谢氏孤苦无依，带着范仲淹改嫁当时在苏州为官的朱文翰为妻，范仲淹也改名朱说。
其后谢氏母子跟着朱文翰宦游各地。朱文翰为人忠厚，视范仲淹如己出。他不但请好友、作为宋仁宗老师的崔遵度教导小范琴艺，更亲自传授其学问，帮小范明确了高远的志向，还在澧水之心留下了“书台夜雨”的佳话。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朱文翰解职回到老家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长山镇）。家中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范仲淹便跟着家人一同开始经商。只是范仲淹喜好学问，个性淳直，并不适应商场之事。继父朱文翰知晓范仲淹的志向，并不责怪他，又安排其前往长白山醴泉寺攻读。范仲淹知道家中生活不易，便只带了少量的粮食上山。他将米粒煮成粥，于冬日夜晚凝固后，又切成四块，每顿拿两块就盐和野菜而食。
寺中高僧很欣赏这位后生，常常与他交流学问，并在生活上接济于他。范仲淹在此过程中接触了不少佛学思想，无奈招来了寺中小和尚的嫉妒，一些小和尚常常捉弄、戏耍于他。
范仲淹为了避开寺中喧嚣，又自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先后两次外出游学，结识了关中隐士王镐、才子王洙、道士周德宝等人，并与他们一同谈论学问。也是在这期间，范仲淹亲历了关中大旱，看到了官场的腐败虚伪和社会底层的黑暗与苦难。
也许正是这一阶段的经历，让范仲淹立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目标。当时医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很少有士人以此为志向，因此有很多人询问范仲淹，大丈夫把“入相”作为志向，理所当然，因何把“良医”也作为目标？
范仲淹回道：“如果要治理天下造福百姓，当然是做宰相最合适。但现在既然没法做宰相，如果要造福苍生，当然是做良医最为合适。如果真能成为良医，上能疗君亲之疾病，下能救贫民之困厄，中可以保身长年。身在民间却可以造福黎民苍生的职业，没有比成为良医更合适的事情了吧。”
我们生在现代社会，自然明白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以及医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无上贡献。但活在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年轻的范仲淹已经能超越同时代的偏见，看到行医的本质，并进而立下志向，实在是很难得，同时也显露了他淡泊名利、志在拯救苍生的初心。
在醴泉寺求学三年后，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去世，并不知晓自己身世的范仲淹回乡为父亲办理丧事。因为看到同族子弟中有终日游手好闲、挥霍无度之辈，正直的范仲淹上前劝说，不料这些朱姓子弟不但不以为意，反以范仲淹的身世为由反唇相讥：“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
范仲淹大为惊骇，后从旁人的口中得知自己乃姑苏范氏之子，父亲是母亲后来改嫁的。以这种方式知晓自己的身世，范仲淹自然深受打击。他回到家后哭泣着向母亲告别，许诺要在十年内金榜题名，振兴家门。然后连醴泉寺也不去了，直接带上琴和剑，离开淄州前往应天府的应天书院求学。
联系范仲淹后来为人处世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出，小范同学自小便是一个善良且正直纯粹的人，在他的成长中，那些有过一定社会阅历的长辈，不管是他的继父、醴泉寺的高僧，还是关中的隐士都能看到他的这些宝贵品质并予以帮助。但是在他的同辈、同学乃至后来的同僚中，却多有对他保持敌意的人。不管是嘲讽他出身的同辈兄弟还是醴泉寺的那些小和尚，在他们眼中，范仲淹不过是一个经商无能、不事生产的无用之人。或许再加上范仲淹本身过于耀眼的高尚品格，更容易给同辈人带来压力。这种压力是很容易催生恶意的，之后这些恶意又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日积月累。
至于范仲淹为何会选择应天书院，这里有一个缘故。
五代十国时，社会战乱频繁、轻视学术，却有一个叫戚同文的儒生为了传承师门衣钵而与时代逆行。他拒绝当时政权的招揽，以德行教化乡里，从而得到远近学者的归附。宋州的将军赵直非常佩服他，便出钱资助他置办学院。
北宋建立后，社会逐渐回归稳定，便有更多才俊仰慕戚同文的德望，前来求学。到了宋真宗年间，宋州先升格为应天府，再升格为四京之一的南京。城中富户曹诚“以金三百万”将戚同文的旧舍扩建为书院，更请来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持。当时戚家已声名显赫，有多人在朝为官。朝廷也认可戚家的名望，命“端明殿学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公侍郎尧佐题其榜。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四方求学之士皆慕名而来。
对于想要自立门户的范仲淹来说，应天书院自是最理想的去处。然而失去了家门的支持，他的求学生活也变得越发清苦。史书中对他当时状态的描述是“出处穷困”“布素寒姿”。但范仲淹并不以此为扰，而是夜以继日地发奋苦读。为了抓紧时间，觉都顾不上睡，稍有倦意就用冷水洗脸，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喝一些粥汤充饥。
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同在应天书院读书，他将范仲淹的故事告诉了父亲，南京留守也被范仲淹所感动，当下送了一堆佳肴过去，表达了对寒门才俊的关怀。
然而范仲淹竟然对这些美食佳肴无动于衷，任由其发霉。留守之子对此不解，颇有些责怪范仲淹枉费了他们家的一片好意。范仲淹察觉是自己忽略了人情世故，马上道歉解释道：“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已久，今遽享盛馔，后日岂能复啖此粥乎？”不是我不明白你们的厚意，只是我喝白粥已久，如果今天突然吃了太美味的东西，以后就再没法忍耐白粥的清淡了。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率众臣来到应天府圣祖殿祭拜先祖。对于宋真宗来说，应天府是个旅游地点，但对于全国百姓来说，皇帝永远都是参观的景点。所以当时的画风自然变成，宋真宗参观应天府，全应天府市民参观宋真宗，大街小巷中人潮汹涌。那么身处如此万人空巷的环境下，范仲淹是什么状态呢？
嗯，他继续在书院看书。
等到宋真宗起驾回宫，身边看宋真宗回来的同学好奇范仲淹是如何养出这般心智的，范仲淹给出了一个无比直接的答案：“异日见之未晚。”翻译一下就是，皇帝就在那里，我想看的时候，自然会去看。
范仲淹那真的是言出必行，在应天书院努力学习了五年后，终于决定以朱说之名，上京赶考！果然一发中的，在二十七岁这年金榜题名。
这届殿试中，日后的名臣范仲淹遇到了当时的名臣寇準，然科场上的寇準与往常一样，又发动了被动技能，地域黑，强行压制殿试第一名，出身江西的南方才子萧贯，反让山东人蔡齐为状元。同为南方人的小范看到北方人老寇的操作，倒也没啥反感，对于寇準过往的功绩，依然推崇备至。
除了见到寇準，这次殿试还有个意外收获，那就是让范仲淹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滕宗谅。
不久，金榜题名的范仲淹释褐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但是在上任前，范仲淹决定先做另一件事，带着母亲回苏州范家，认祖归宗。
这是他出生后第一次回故乡，心中自然无比期待，然而现实却无比残酷。范氏族人忌惮范仲淹的进士官身，担心他会回来争产业，于是横加责难，不认可他回归本姓。即使范仲淹再三保证自己只是认祖归宗，绝不染指产业，他的族人也没有同意。无奈的范仲淹只能将此事搁置，先行前往广德军赴任。
作为司理参军，范仲淹需要参与当地的刑狱诉讼，未曾料到的是，他遇到的第一个上司广德军知军却不是一个看重是非的人。为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范仲淹常常与上司争辩，然而官大一级压死人，知军自然少不得欺压范仲淹。每次争辩完，范仲淹都会将吵架内容写在自己住处的屏风上，等他调任之时，屏风上早已写满了字，没有一丝空隙。
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因为治狱廉平，调任亳州（今安徽亳州）担任节度推官。可能是因为常年的苦难积累严重消耗了他的心力，曾经的范学霸竟然在亳州任上“无所适从”。本想着金榜题名后便可改变人生，不想吃了那么多年苦，到头来什么都没改变。
不过正直如范仲淹，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亳州通判杨日严扶住了这位快要倒下的青年。在亳州任上，通过杨日严的悉心指导，范仲淹逐渐恢复了状态，也逐渐适应了官场生活。对于范仲淹的刚正不阿，杨日严多做肯定和鼓励，这无疑给予了范仲淹极大的信心。
在此期间，范仲淹对于官场规则的体悟越发深刻，马上便通过奏请上疏，借助朝廷的力量让范氏宗族接纳了自己。从此范仲淹正式回归本姓，认祖归宗。回归本族的范仲淹并未以怨报怨，而是用自己的大德让范家真正接纳了自己。同样，他在未来也报答了淄州（今山东淄博）朱家。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调任泰州（今江苏泰州）西溪盐仓监，此时三十三岁的范仲淹早已适应了官场生活，然而朝廷仍没有发现他的才华，他的升迁依旧非常缓慢。
英雄或许会怀才不遇，但绝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
泰州下属的海陵和兴化两县原本土地肥沃，岁收丰足。不想海堤因多年失修而毁坏，当地又地势低洼，每每遇到风涛，潮水便会直抵城下。长此以往，田地被海水浸泡，渐渐盐碱化，妨害农业生产，百姓深受其害。
范仲淹知晓情况后，马上亲往考察，然后建言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其修复海堤以纾民困。张纶当即请奏升任范仲淹为兴化令，主持修复工程，同时征调通、泰、楚、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开工筑堤。
所谓有人做事，就会有人抬杠。果然有异议者反对范仲淹，称如果造海堰堵住潮水，那么时间久了，潮水又会积潦成灾，引发新的问题。这话听着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一想，基本就和“生病吃药有副作用，药吃多了会引发新毛病，所以病再重也别吃药”意思差不多。张纶久经官场，自然不会被绕进去，当下驳斥道：“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而亡少，岂不可邪？”海涛浸泡田地是十有八九会发生的灾患，而积潦之患并不频繁，搁置次要问题先解决主要灾患，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在张纶的支持下，天圣三年，范仲淹开始带人修筑海堰于西溪之东，计长一百四十六里（一说二百余里），高一丈，阔二丈，用砖石包砌，截海水于外，护良田于内。然而工程还没开始几日，又遭逢了极端恶劣的天气，暴风雪牵动海浪，顷刻间淹没了上百民夫。一时间流言蜚语甚嚣尘上，有人更造谣说死亡民夫数千人。
在此混乱之中，范仲淹始终亲临一线指挥工程，后来的千古名臣早已经历千锤百炼，再不会轻易倒下。当时担任泰州军事推官的他逆着凶险的浪潮，安抚惊慌失措的军民官吏，重新恢复了现场的秩序。而在他的身边，好友滕宗谅也始终陪伴在旁。正是在这“同护海堰之役”的共事阶段，二人引为终生的至交。
然而此番事故造成的非议仍然引来了朝廷的重视，朝廷派遣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和中使共同前往调查，似有停止修堰、罢免范仲淹的可能。
当胡令仪到达现场，了解了整个施工过程后，深深理解了范仲淹等人的不易。于是他转而上奏力保修堰继续，工程终于得到恢复。
但是命运之神似乎仍想考验范仲淹，当一切围绕海堰工程的问题都得以解决时，又一个噩耗传来——母亲谢氏去世了。
范仲淹虽然从小饱受挫折，但始终有母亲和继父给他满满的爱，这或许也是支撑着他一路走来的力量。当年因被朱家子弟言语羞辱而感泣辞母，求学入仕，为的便是能建功立业，让一生飘零的母亲过上好日子。好不容易，人到中年的范仲淹终于立下了功业，找到了同道，但他的母亲却永远离去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范仲淹的悲痛，我们可从他五年后写的《求追赠考妣状》中窥见一斑。
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夙夜永怀，死生何及！
为了替母亲守孝，范仲淹必须卸任官职，回家丁忧。那么修堰是否就要半途而废？
不，范仲淹并不会就此放弃。他马上将这段时间的修堰心得和复堰之利汇总成书，交与张纶。张纶深受感动，也上表三请，愿亲为总役，于是朝廷任命张纶兼任权知泰州主持工程，最后终于完成了海堰的修筑。有二千六百户流亡百姓得以回归，州民感恩张纶，为其修建生祠，张纶和胡令仪也因此升迁。
而范仲淹因为丁忧在家，又脱离了后来海堰的修筑，并没有得到什么封赏。他自己本也是淡泊名利的个性，在往后书文中也常将修复泰州海堰的功劳全部归于张纶。
然而百姓是不会忘记对自己有恩的人的，史载：“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
英雄滋养光明，百姓传播光辉。
当地百姓将这条堤堰取名为“范公堤”，通、泰、楚三州百姓均为范仲淹立下了生祠。凭此功绩，淡泊的范仲淹终于还是声名鹊起，并且得到了另一个人的关注。
这个人就是晏殊。
天圣六年（1028），知应天府的晏殊征辟守丧于此的范仲淹入应天书院，掌学主教。根据记载，此时的范仲淹又恢复了当年在书院里当学霸的状态，常常为工作夜宿学院，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也必然以身作则。由是四方学者都愿意追随他，后来学院中在文学上颇有成就的学子，大多是他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日后的一代大儒孙复。
当时的晏殊正处于人生中的第一个低谷，然而即使处于人生低谷，还能让他遇到这么一位千古少有的英杰，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晏殊和范仲淹虽然都生在平凡人家，但晏神童三十岁前几乎没遇啥挫折，一路顺风顺水地做到了枢密副使。而范仲淹则是历经挫折，到头来还只是个绿袍小官。
晏殊看重范仲淹的才华，敬重他的品格，当下便举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天圣六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除秘阁校理。
宋代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总名为崇文院，又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由宰相、副相担任三馆大学士，并在其中设官，谓“馆职”，皆称“学士”，“其下，检讨、校理、校勘”，品级虽低，然“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一旦进入馆职，便能常常见到皇帝，得闻国家机密大事，可谓官场晋升的最快通道。
这样的恩遇，让范仲淹对晏殊无比感激，从此以后范仲淹便以师礼对待比自己小两岁的晏殊，并贯彻终身。
天圣六年末，四十岁的范仲淹收拾行李，进京赴任。此时的他，已经不再为能否“为良相”而迷茫，他的心中早已立下了更远大的志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