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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其他的常用词语，“理性”一词逐渐被用来表示多种意思。在很多情况下，“理性的”几乎相当于“聪明的”或“成功的”，被用来描述那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动。在其他情况下，“理性的”表示“冷酷的、功利主义的”，指的是采取某一行动时的心理或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理性的”甚至表示“精神正常的”，指的是对采取某一行动或某个行动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健康状况的判断。理性的多种不同意思也成了有关决策论的论文和资料的特点之一。由此可见，“理性”这一术语的运用非常随意和不严谨。
在本书中，“理性”与选择过程密切相关，意义单一且相当精确。“理性”的定义是一组特定而又非常相似的进行选择的程序。从理性的程序意义上讲，一个理性的程序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过程的理性[有时被称作“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与结果的理性[有时被称作“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两者相关，其相关的概率应该表示为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公理。
理性选择理论假定决策过程是相因而生的（consequential），并且是以偏好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相因而生的，也就是说决策行为取决于对当前行动所产生的未来结果的期望。各备选方案也是由其预期结果来解释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偏好为基础，这是因为对结果的评价是按照个人偏好进行的。在比较各备选方案时，也要比较哪个备选方案的预期结果能更好地满足决策者的个人偏好。
追求结果逻辑性的程序就是一个理性的程序。理性的程序做出的选择取决于对以下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
· 有关“备选方案”的问题：哪些行为是可能的？
· 有关“期望”的问题：每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假设已选定备选方案，那么每个可能产生的结果出现的概率是多少？
· 有关“偏好”的问题：每个备选方案可能产生的结果（对决策者来说）有多大价值？
· 有关“决策规则”的问题：就各备选方案结果的价值而言，如何在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
如果在此框架下研究决策，就必须对这四个问题进行探究：是什么决定着考虑或者不考虑哪些备选方案？是什么决定着对结果的预期？决策者的偏好是如何产生、如何被唤起的？决策规则是什么？
这个总体框架是对行为进行规范解释的基础。当被问及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很多人都会将行为“理性化”，也就是说，人们用备选方案及其结果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与此相似，人们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也通常会想象出一组期望和偏好以使他人的行为理性化。
理性的框架在许多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中也同样普遍。它可以被用来理解公司行为、婚姻伴侣的行为以及罪犯的行为；同时，它也是许多理论的基础，如谈判理论、交换理论和投票理论，还有语言和社会结构等。理性选择过程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模型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结盟理论、统计决策论以及社会科学中许多其他理论和模型的基本原则。
在理性的选择过程中，选择取决于考虑哪些备选方案以及对未来的两个猜测：第一个猜测是对未来状况的猜测，这一猜测取决于选择；第二个猜测是对决策者感受的猜测，当未来状况如期出现时，决策者的感受如何。
1.纯理性选择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的有些形式假定所有的决策者具有一组共同的（基本）偏好，备选方案及其结果由环境所限定，并且决策者拥有关于备选方案及其结果的完全信息。其他一些形式则认为行动者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但是也假定对任何特定决策都具备完全信息——所有备选方案都是已知的，所有备选方案的结果都已知并具有确定性，所有与选择相关的偏好都是已知的，而且是准确的、一致的和稳定的。
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些纯理性形式在预测总体行为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普遍认可的。在预测总体行为时，这些理论有时能够在个体选择的主观“喧闹”中捕捉到理性的“信号”。大量一般性论断的预测都来自上述理论，例如，价格的上升（通常）会导致总需求的下降（尽管有些个体可能愿意在价格高的时候多买）。
尽管纯理性选择理论对定量总体预测非常有用，但是在描述个体或组织实际行动者方面，难以令人信服。考虑下面的问题，某一组织要为员工分配工作任务，如果要满足纯理性选择理论的期望，那么决策的开始就是要确定执行的任务和在考虑各项任务之间的关系后，确定为执行每项任务所需的各种不同的技能和知识。决策者应考虑所有可能的个体以及每个个体相应的属性（他们的技能、态度和价格）。最后，决策者应该考虑为员工分配任务的各种可能性组合，并根据组织的偏好评价每一种组合。
偏好的定义包含以下内容：（1）利润、销售额和股票价值（明天、明年和十年以后的）；（2）对社会政策目标的贡献（例如，反歧视行动、人生目标的质量以及任务对家庭的影响）；（3）对该组织所有利益相关者声誉的贡献——股票持有者、潜在的股票持有者、员工、客户、社区居民等。事先应该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利弊权衡，知道并明确各个目标的利弊，并且应该考虑到所有可能的任务定义、所有可能的员工组合和所有可能的员工任务分配组合。最终，决策者将选择使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组合。
还有一种理性选择理论的形式虽然不具盛名，但仍然占有一定地位——假定任务结构和工资结构是既定的，决策者以使组织的收益最大化的方式给员工分配任务。另外一种形式则假定决策者通过收集各种相关数据和了解各种成本状况来计算即将获得的收益。
实际上，人们不会相信某一个体或组织会运用与此类似的程序来进行决策，不管这个决策是给员工分配任务还是人们所面临的任何其他决策。有人推测，竞争迫使实际决策过程的结果趋同于纯理性选择过程预测的结果，但是甚至这一推测在应用中也受到严格限制。纯理性使人轻信现实中的决策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人们付出大量努力来修订理性选择理论以保持其基本结构，但是修改关键假设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所观察到的行为。
2.理性的决策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纯理性选择理论最普遍也最深入人心的论述是：当前行为的未来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假定决策者根据预期结果在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但是这些已知的预期结果并不具有确定性。确切地说，决策者所知道的是采取某一行动后各种可能的结果出现的概率。
不确定性的存在，或许是因为某些过程从一开始就不确定，或者是因为决策者对决策过程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从而对决策者来讲，结果是不确定的。例如，足球场上出售食品的摊贩知道各种备选食品存货策略的收益取决于天气状况，但在决策时对天气的预测不具有确定性。
既然决策者在选择某种特定行动后，不能确切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行动的结果就不可能与期望相一致。决策后的惊讶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沮丧的，这是决策自身的特点。同样，决策后的遗憾也是如此。在知道结果后（不管结果多么有利），决策者都会感到遗憾——意识到如果事先能把结果预测得更精确一些，就会做出更好的选择。出于这种心理，投资者有时会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对股票市场有十分准确预测的话，他们本应该获取更为丰厚的收益。
有关不确定性，研究得最为广泛的情况是在“风险”情况下的决策，在此情况下，结果是不确定的但结果出现的概率是已知的。在风险情况下，预测决策最传统的方法是假定决策者选择使预期价值最大化的备选方案，也就是说，如果多次选择这一备选方案，平均来讲，该备选方案能产生最好的结果，赌博和选择最佳赌注就属于这种情况。对某一选择的预期价值的分析通常用决策树来进行，决策树的每一个分支都代表一个即将做出的选择，或者代表具有不确定性的“不可抗力”。建立和分析决策树的程序是现代决策学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论述比较详尽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存在风险时，对备选方案的评价不仅要依据其预期价值，还要依据它的不确定性。潜在备选方案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平均期望收益，还取决于它的不确定性程度或风险大小。对风险规避型决策者来说，风险降低了备选方案的价值；对风险喜好型决策者来说，风险则增加了备选方案的价值。
不同的理论对备选方案的风险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多数定义都力图提供一种方法来衡量潜在结果的偏差。衡量这种偏差最天然的方法就是：结果的概率分布的方差。由于种种技术原因，在选择理论的研究中，这种衡量方法并不经常使用，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该方法还是适用的。当把风险考虑在内时，决策就可以看作某一行动的期望值（或中数）和结果的概率分布的风险（或方差）的联合函数。
3.对假设的修改
风险的引入以及各种风险处理方法的改进为在理性框架下理解和改善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改进只是修改理性选择理论中有关信息假设（knowledge assumptions）的第一步。大多数现代理性选择理论都对纯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额外的修改，可以根据其假设的四个维度来对它们进行区分。
· 信息：对决策者所掌握的有关现状和其他行动者的信息有哪些假设？
· 行动者：对决策者的数量有哪些假设？
· 偏好：偏好是评价结果（和备选方案）的依据，对于偏好有哪些假设？
· 决策规则：决策者根据决策规则选择备选方案，那么假设的决策规则是什么？
尽管大多数理论至少在上述某一个维度方面“放宽”了纯理性的假设前提，但是在与纯理性概念的假设出现偏离时，这些理论就表现得相当谨慎。例如，大多数有限信息理论（theories of limited knowledge）并不同时是多重行动者理论（theories of multiple actors），而大多数多重行动者理论（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也并不同时是有限信息理论；实际上，有限信息理论和多重行动者理论都从未提及模糊偏好或不稳定偏好的概念。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纯理论模型——通过为各种不同的理论提供整体框架并构成这些理论的重要（尽管重要性有所不同）组成部分——仍然在该领域占主导地位。
理性决策模型的拥护者们会注意到理性假设的广泛使用和这些模型在预测行动者总体行为方面的成功，他们很容易把对模型的认可和使用当作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有力支持。相反，怀疑论者不太愿意信赖这些被普遍使用的模型，并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许多现在被抛弃的理论都有过长期辉煌的过去。同样，怀疑论者也不愿意承认这些模型具有非常强大的用途，常常强调模型在预测个体行为方面不那么成功的事实，他们很容易认为理性决策模型的守旧和不完善之处使其缺乏魅力。
拥护者和怀疑论者都赞成有限理性，拥护者认为有限理性是纯理性理论适度自然的扩展，怀疑论者则认为有限理性是对纯理性的重大挑战，并且预示着决策概念将更加以行为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