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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理解风险和风险承担是理性选择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实际上，“风险”经常被用来表示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剩余方差。如果决策者的货币效用与货币线性相关，并且决策者根据预期货币价值最大化进行决策，那么，就可以假定风险偏好可以解释所观察行为与即将被观察行为之间的任何偏差。这种策略对许多正统的选择理论学家们和集体决策行为学习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决策行为学学习者却倾向于另外一种方法，他们试图理解导致承担风险的行为过程。重点是要理解个体和组织的风险承担，而不是把这一概念归入总体预测。因此，风险行为学学习者对可能结果的变动性如何影响选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简便起见，影响个体和组织风险承担的因素可分为以下三类。
· 风险评估（risk estimation）。决策者对决策中的风险进行评估。对风险的评估影响着实际承担的风险。如果低估风险，决策所承担的风险就会比预期的风险大；如果高估风险，决策所承担的风险就会比预期的风险小。
· 风险承担倾向（risk-taking propensity）。不同的决策者对承担风险有不同的倾向。在一些选择理论中，决策者被描述为对风险有“偏好”。对风险承担的观察表明，“偏好”这一术语暗示了个体的风险倾向主要是有意识的偏好，但这并不正确。实际上，只有部分风险倾向是通过有意识的选择产生的。
· 结构性因素（structural factors）。风险承担就是在这些结构性因素中产生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承担倾向都受所处背景的影响。决策的组织特征把系统效应引入了风险承担。
决策者寻求得到在技术上和社会上都有效的风险评估。技术上有效的评估就是能够反映决策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的风险评估。社会上有效的评估就是可以与他人共享的、稳定的并有信心相信的风险评估。但是无法确保风险评估在技术上和社会上的有效性，而且这两种有效性也并不明显。
1.提高技术有效性
决策者认为结果的不确定性至少是由下列三种原因的其中一种造成的：内在不可预测的世界（inherently unpredictable world）、信息不完全（incomplete knowledge）、与战略行动者的不完全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ing）。每一种原因都可以用来降低不确定性。
内在不可预测的世界 有些不确定性是无法降低的，是世界上各种机制内在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来自不确定环境过程的内在不确定性，决策者就要判断它们发生的概率。人们对个体进行的不确定的未来事件的概率估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总体来讲，这些研究都表明，经验丰富的决策者在估计未来概率时绝不是一筹莫展，在自己熟悉的情况中，他们对未来概率估计得相当好。
但另一方面，他们用来预测未来的大脑系统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对未来事件的估计更多地依赖决策者自己以往经历中出现的类似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决策者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游刃有余。他们所参照的样本与他们要决策的情况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相关事件的情况与记忆中的样本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就产生了偏见（biases）。
决策者会考虑某个事件与自己心目中这个事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原型相符的程度，由此来评估该事件的概率。决策者认为与原型相符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甚至于认为这些事件具有“代表性”，但是与原型最相符的事件并不一定是最经常的事件，尤其是决策者总会忽视有关事件基准概率（base rates）的重要信息。例如，即使历史上最伟大的棒球击球手在他们最好的赛季成功的概率也只有40%，但是人们总是期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击中球，因为击中球是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击球手的原型。同样，尽管伟大的设计师一生中的好设计也仅有几件而已，但是人们认为他们的每一次失败都出乎意料。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决策者会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确定发生的或确定不能发生的事件，或者忽略那些非常不确定的事件，从而否定不确定性的存在。决策者把概率的极端情况归纳为确定或不可能，这更突出地说明决策者总是否定不确定性的存在。尽管概率为0.001的事件与概率为0.00001的事件概率差距非常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差距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很少有决策者能够把两者区分开。
信息不完全 决策者总倾向于夸大他们对环境的控制，过高估计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而低估包括机会在内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他们的意图和技能（或因为缺乏意图和技能），而不是因为环境的作用。他们的成功加强了这种倾向。其结果就是，尽管决策者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不确定性是无法解决的，但他们还是认为不确定性可以消除，而不对不确定性进行估计。
“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由于无知或缺乏信息、获取的对世界的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决策者认为，由于他们所掌握的有关信息与实际情况有差距或不清晰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勤奋工作和想象消除，所以他们努力判断，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提高信息的质量。他们强烈倾向于用对不确定性的否定来表述有关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信息。他们试图确认现有的信息，而不是去获得或注意未经确认的信息。例如，购买代理人在几分钟内就会形成对将要购买的产品的印象，而余下的时间则用来寻找符合他们最初假设的信息。
由于决策者在理解不确定的世界时所用的策略需要可靠的估计，所以决策者所偏好的是事实而不是学术性信息，是具体案例而不是一般趋势，是鲜明生动的信息而不是苍白无力的信息，是具体的信息而不是抽象的统计。在信息不一致的情况下，决策者总是依赖其中的一种而把其他排除在考虑之外。
不完全合约 有些不确定性是由于不完全合约，即未能与环境中的关键人物互相理解造成的。环境中的许多其他行动者的利益可能会与某一特定决策者的利益相冲突。决策者以他人可能的行动为基础来采取行动，而他人行动的基础也是如此，由此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决策者设计情报系统来监视他人的意图。这种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决策者为了消除对资源的依赖而去追求资源，同样还导致了决策者进行谈判来阻止他人采取他们所希望的未来行动，而不是努力预测这些未来行动的概率。
决策者倾向于谈判和控制环境而不是预测环境的做法与我们前面进行的观察是一致的。决策者对待不确定性的方法与处理其他问题的方法一样，都把不确定性看作可以消除的。决策者寻求控制环境中未被控制的部分。最后期限和保证比依赖时间或依赖业绩的浮动价格更为普遍，而后者又比在时间和业绩上进行赌博更为普遍。
2.提高社会有效性
个体、社会制度和信息制度都要求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没有这种社会有效性，决策者在行动上就有困难，社会制度也难以持久。信念（belief）的社会活力受到了经验和意义模糊性的威胁，也受到了对现实世界大量不同解释的威胁。差异化的过程不断地打破一致化的趋势。成功导致信念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和试验化（experimentation），失败则导致抛弃信念和不一致。
应对来自不一致和不稳定的压力正是各种机制，这些机制促成了共享的和稳定的风险评估。经验被进行编辑以消除不一致的地方，从而使得先前的信念与现在的信念在个体记忆中的一致程度比两者实际上更为一致，而不一致的数据和预测都可能被忘记。收集信息是要支持决策而不是改变决策。信念也被进行调整以与行动相一致，同时受到他人信念的影响。
对生动鲜明和详细的信息的偏好以及对烦冗和过于特殊的信息的偏好，符合增加活力和建立信心的情况。详细的信息总是充满了烦冗和不相关的内容，因此，从进行有效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种信息容易产生误导并且效率不高。然而，决策者对详细的信息有明显的偏好。只要决策过程的目标是有信心地认识世界，而不是精确地认识世界，对证据的双重处理就是一种财富而不是负担。在社会背景下，这种证明合理化的过程可以被解释为社会影响和个体偏好的综合。但是，在个体只是试图向自己证明自己的选择很合理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同样的效果。随着信息处理量的增加，即使精确度没有任何提高，信心也会随之增加。
把决策者看作可以共享的和稳定的风险评估的追寻者（决策者对这种风险评估很有信心）的观点与研究人们对于不同赌博的反应的结果相一致。人们一度推测，决策者不仅规避结果的不确定性，还规避结果概率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人们寻找的不是信息的确定性，而是社会有效性。他们实际上拒绝输赢明显的赌博，而喜欢那些概率不是很清楚的赌博，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认为他们的估计和行动都是建立在有效的信念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缺乏社会有效信息感或能力感，即使概率不是很清楚，他们也会拒绝这种赌博。
在组织中的风险承担水平不仅受风险评估的影响，也受到风险承担者接受或回避风险的倾向的影响。考虑以下对风险承担倾向的四种不同理解：（1）风险承担倾向是个性特点；（2）风险承担倾向是对目标的反应；（3）风险承担倾向是理性选择；（4）风险承担倾向是人为的可靠性（artifact of reliability）。
1.作为个性特点的风险承担倾向
在这种解释中，风险倾向被认为是个性特点。例如，很多理性选择理论，尤其是那些用货币效用的非线性来衡量风险的理论，都假定个体是风险规避者。假定个体偏好那些能够确定地带来固定收益的备选方案，而不偏好那些有同样预期价值但收益或多或少的备选方案。风险规避的假定有时被认为是人类无法解释的特性，有时被认为与货币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相联系，而有时又被随意解释为是竞争优势下的生存手段。
但有人认为，如果人们都规避风险，那么承担风险就必须有报酬。因此，有风险的赌博只有在预期收益比那些没有风险的赌博高，或者，投资的风险量与带来的收益正相关的情况下，才能被人们接受。如果同意风险规避是人类特性这一假设和“有风险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的假设，上述观点就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假设并未被普遍接受，人们进行的直接观察也发现风险和收益负相关。这些假设仅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大的优势，或者至少有较高的认可度。
但是对风险规避是一般特性的怀疑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个体都具有稳定的风险承担倾向，而且每个个体的风险倾向都是不同的。按照这种解释，不同的个体对风险有不同的偏好，一些人本能地规避风险，一些人则本能地喜好风险。对风险的偏好是在人生的早期阶段形成的，并在成年以后保持下来成为个体稳定的特性。
因此，某一人群（如某一组织）中风险承担者的配置情况主要受选择的影响。规避风险的人选择（和被选择）的职业和组织与那些更能接受风险的人是不同的。成为水下焊工或赛车手的人与那些成为邮局工作员或教授的人肯定不是同一类型的人。创建拥有某种“风险倾向”组织的方法就是要吸引具有同种风险倾向的人。
决策者个体的风险倾向都是稳定的，但不同决策者的风险倾向又有差异，证明这些差异存在的证据很复杂，但是似乎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差异是否存在，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差异，甚至各种文化或亚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差异。但是，这些证据也同样表明，至少在同一文化中，与其他影响相比，风险倾向中个体特性的差异对风险承担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
2.目标导向的风险倾向
在大多数风险承担的行为学研究中，个体的风险倾向不是个体稳定的特性，而是随着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决策者区别成功（或预期成功）与失败（或预期失败）的方法。随着个体所处位置与个体目标或愿望水平关系的变化，风险倾向也会变化，因此在成功和失败的情况下，风险倾向也是不同的。
当决策者所处位置接近目标，并且要在预期价值相同的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那么，如果结果包含收益，决策者就倾向于选择风险较小的备选方案；如果结果包含损失，决策者就会选择风险较大的方案。这个经验式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适用于大学生、商务人士、优秀的赛跑选手以及食谷类的小鸟。
当个体发现自己远远超出目标，他们就会承担较大的风险，部分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失败的概率很小，还有部分原因是超出目标很多，形成了强大的缓冲，导致他们未对采取的行动保持足够的警惕。如果决策者远远落后于目标，尤其是面临倒闭的威胁时，他们的风险倾向就更加复杂。一方面，由于他们与目标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就倾向于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希望增加实现目标的概率；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接近倒闭，他们就会变得僵化，一味地重复先前的行动并避免风险。因为不断落后于目标和逐渐接近倒闭是相关的，所以失败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就取决于决策者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的希望（根据他们的愿望水平、目标而定），还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的恐惧（根据他们接近倒闭的情况而定）。
由于以下两个重要的反馈，成功（结果减去愿望）和风险承担之间的联系变得复杂了。
第一，结果受风险承担的影响。至少，承担较大风险的决策者意识到他们收益的方差大于承担较低风险者收益的方差。在风险与收益正相关的情况下，平均来讲，风险承担者会比风险规避者做得好。在风险与收益负相关的情况下，平均来讲，风险规避者会做得更好。
第二，愿望水平（目标）适应于结果。成功导致愿望水平上升，失败则导致愿望水平下降。一般来讲，适应性愿望通过使成功者承担较大的风险，使失败者承担较小的风险，缓和了成功和失败产生的影响。因此，适应性愿望缓和了业绩和风险承担。对该缓和系统的动态特性和长期竞争结果的研究表明，当与适应性愿望水平结合起来时，可变的风险偏好就具有了存在的优势。
3.作为选择的风险承担倾向
在风险承担倾向的第三个观点中，具有风险的行为不再是个性特点或愿望水平的函数，而是理性的选择。根据本章的精神，个体是在理性地计算什么水平的风险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例如，考虑在某个竞争环境里的风险承担策略，在这个环境中，各方的相对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假设某人希望“第一个完成任务”，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那么他选择的风险水平就应该使“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概率最大化。一般来讲，使“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概率最大化的策略当然与预期价值最大化的策略完全不同。
例如，假设某人接受挑战参加网球比赛，他享有规定比赛点数的权利。假定比赛时间的长短本身没有内在价值，那么一个理性的网球选手会选择参加多长时间的比赛呢？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知道得分超过对手的概率是如何既取决于赢得每一点数的概率又取决于比赛时间的长短。比赛的时间越长，好选手赢得比赛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随着“样本”规模的增大（事实上，相对较快地），结果的变动性就会下降。这样，比赛的结果就会越来越确定，风险性越来越小。
如果减少试验的数量（也就是增加样本错误或风险），就增大了任何处于劣势的选手（平均来讲经常输的选手，比如体能弱的网球选手或赌场的赌客）赢的概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学生偏好那些随机错误少而差学生偏好那些随机错误多的专业、课程和考试。
预测一下第2章的内容，同样可能会观察到个体对风险的理性选择不是取决于对预期结果的计算，而是取决于实现某种身份的需要。文化定义了各种不同角色应有的风险行为，例如，教师会认为（或观察到）男生在操场上承担的风险大于女生。加入不同的团体要求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同样，管理理念中也对应该承担的适当风险水平提出了大量建议。管理的定义中就包含承担风险、大胆行动、做出艰难选择和有所作为的意思。
4.作为人为可靠度的风险承担倾向
不可靠度可能会造成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承担风险，不可靠度包括能力、沟通、合作、信任、责任或结构的中断。由于缺乏可靠度而承担风险的情况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这些情况不具备那些策略性的、故意的或依据情况而定的风险承担所具有的意图性和故意性的特点，然而，它们是风险承担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风险承担行为受决策者信息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源自信息与可靠度的关系。某一行动可能结果的分布的变动性主要来源于对信息的了解程度。决策者或执行决策者了解的信息越少，结果分布的变动性就越大，也就是说，风险就越大。因此，信息的增加对业绩的分布主要有以下两种影响：一方面，信息的增加提高了能够预测到的业绩的中数；另一方面，信息也增加了结果的可靠度（也就是说，减少了风险）。因此，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决策者就会提高平均业绩并减少承担的风险。
同样，社会控制也会增加可靠度，并因此减少风险。放松或加强控制，使控制变得有效或不太有效的机制与有意识的风险承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般情况下，可靠度随着教育和经验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在好时期，组织宽裕增加并降低可靠度；在坏时期，组织宽裕减少并提高可靠度。组织任务和组织构成的多样性也会降低可靠度，所有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到决策者承担的实际风险水平。
组织是评估风险和在承担风险时考虑风险倾向的背景。这个背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组织的形式和实践是风险的决定性因素，也因此是风险承担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1.风险评估的偏见
决策者在组织中的经验使他们的风险评估存在一定的偏见。决策者的经验不是随机的，但至少都严重偏向于以下两方面：决策者在组织中过去的业绩都非常成功，并且他们很少经历罕见事件。这两个看似一般的事实却对风险评估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
成功引致的偏见 组织是个体或组织整体成功或失败的背景。反过来，成功或失败影响着风险的评估。假设所有的结果都是能力和运气（风险）的组合。能力和风险对结果的相对贡献是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会转化为评估风险的偏见。如果把结果更多地归因于运气，就可能导致高估风险，也因此会降低承担风险的水平。同样，如果把结果更多地归因于能力，就可能导致低估风险，也因此会提高承担风险的水平。
对个体如何判断事件因果关系的研究表明，成功和失败对个体的判断产生了系统性偏见。与把成功归因于运气、失败归因于能力相比，个体更有可能把成功归因于能力、把失败归因于运气。他们认为幸运的成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不幸的失败是风险造成的。连续的失败导致高估风险量，因为在样本很多的情况下运气不佳；连续的成功则导致低估风险量，因为在样本很多的情况下运气很好。
因为组织会把成功者提升到有权力和权威的位置上，不成功者则不会得到提升，所以，正是成功引致的偏见与决策密切相关。成功增强了管理者对自己处理未来事件能力的信心，并使他们非常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见解。他们很难识别出运气在自己的成就中的作用，他们对于自己战胜各种困难的能力也很有信心。在组织文化中也存在同样的自负。成功的组织会树立起“我能”的态度，使员工低估风险。这种“我能”的态度在年轻而成功的高速发展的组织中尤其盛行，在这样的组织中，环境诱使决策者相信自己知道成功的秘诀。因此，成功的经理人（以及那些记录他们成功史的人）倾向于低估他们所经历过的风险和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风险，并且那些意图规避风险的决策者实际上却做出了风险喜好者的行为。
当然，组织所诱使的风险低估可能对组织很有用。一方面，它补偿了成功的负面效应以及在风险承担上的上升愿望调整。另一方面，它诱使个体做出自我牺牲来承担风险以服务于组织或更大团体的利益。在为了成功必须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大多数过于自信的决策者，毫无疑问，都会在他们未能机智面对的风险面前束手就擒，但是也只有过于自信的决策者才能成为英雄。在高业绩、迅速决策和高风险行业（神经科医生、空军飞行员、投资银行家）的行动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职业模式：异常自信。过于自信通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在有些情况下，个体由于过于盲目自信而变得愚蠢却能使组织受益。
估计极端概率的偏见 正如所观察到的，人们总是趋向于假定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一定不可能发生，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一定会发生。组织背景下的一般体验式学习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考虑下述情况：某一事件对组织非常重要但概率很低。组织中的个体将评估该事件的概率，并根据经验修订概率估计。
例如，假设该重要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一百年才发生一次，比如，核电厂的基础设施发生灾难性事故、百年不遇的洪水或重大的科学发现等。真正经历过这种罕见事件的少数个体或组织，由于他们自身的经历，会高估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是在大多数组织中的大多数个体从来不会经历类似的罕见事件，因此，经验会使大多数组织中的大多数个体低估这种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
对这种事件低估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在组织无法控制事件概率估计的情况下（比如，自然灾难、革命），低估会导致计划的不合常理。在制订计划时，人们倾向于忽视那些极不可能的事件，认为它们发生的概率为零。如果在制定计划时排除了极不可能的事件，就会忽略：（1）许多这种极不可能的事件一旦真的发生，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2）尽管这些事件极不可能发生，但是它们发生的概率没有一个真正是零。虽然无法精确地预测哪种具有重要结果的极不可能的事件会发生，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某个这样的事件肯定会发生，但是计划趋向于忽略所有这样的事件。因此，人们为未来制订计划，但对未来的理解却并不准确。
第二，在组织能够对事件概率估计进行控制的情况下，低估极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会产生反常动力并影响结果。考虑在“高可靠度”的组织中（比如，核电厂、航空交通控制系统、太空项目），组织尽最大努力避免事故的发生——对制度进行管理以使事故成为极不可能事件。在这种高可靠度的制度中，大多数个体决策者都从未经历过失败。他们逐渐认为制度比制度本身的可靠度更为可靠，这使他们对制度可靠性的信心膨胀起来，有可能导致放松对可靠度的警惕，长此以往就会降低可靠度。
同样，考虑下述情况：组织进行研发希望获得重大发现。突破性的创新发现是极不可能的事件，大多数从事研究的个体都从未经历过，因此，他们逐渐认为突破比突破本身更为罕见。这就会降低他们寻找重大发现的动力，从而进一步降低重大突破的概率。
以上两种情况中的大多数个体都会逐步意识到要根据组织中不合常理的情况修订他们的概率估计。在高可靠度的情况下，个体会低估事故的概率，从而增加危险；在突破性创新情况下，个体会低估创新的概率，从而减少创新的可能性。但是，这两种情况并不完全平行。在高可靠度情况下的违背常规可以自我纠正，如付出重大代价等。可靠度的降低增加了个体经历事故的可能性，也使他们更有可能认识到低估的危险。另一方面在研究中违背常理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自我纠正。寻找创新的动力降低，不仅降低了创新的可能性，还进一步证实之前的低估是正确的。
2.根据个体特性的选择
由于风险承担倾向是个体的特性，所以可以影响组织风险承担的主要方法是，影响具有特定风险承担倾向的个体在组织中的进入、退出和提升。
谁应该进入？谁应该退出？ 进入和退出组织一般都被看作自愿的结合和离开，是有意选择结果的行动。以这种观点看来，当（且仅当）个体和组织都能接受这种结合时，结合才能成立并继续下去。因此，实际上，只要个体和组织都没有更好的选择，两者的结合就能继续下去。当然，这个过于简单的进入和退出理性模型会受到本书中所讨论的大量条件的影响，但是，可以把该模型看作一个非常宽松的框架，它能够突出个体和组织互相选择过程中的重要特点。
尤其是，通过该模型可以了解进入和退出的过程是否会受到风险承担倾向的影响。一种可能性是，组织有完善的体制来监测风险承担倾向，并直接把是否聘用或保留某人考虑在决策内。如果风险承担倾向是可观察的，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组织是偏好风险喜好者，还是偏好风险规避者。最普遍的猜测是，组织，尤其是那些有正规的聘用和解聘程序的组织都偏好风险规避者。理由很直接：聘用上的大错误比大成功更明显、更容易追究原因，与奖励制度的关系也更密切，因此，理性的雇佣代理人都偏好可靠的员工，而不偏好那些喜欢高风险的员工。这个理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很少有证据能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组织不（或不能）监测风险承担倾向，而监测其他一些与风险承担倾向相关的事情。例如，假设雇主注重能力，那么他们在评价能力和确保员工有能力时，就会倾向于那些能够获得并展示能力的人。由于能力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可靠性——能够在相对较小的错误容忍度内完成某些任务，能力本身选择的个体就具有规避风险的特点。因此，很不明智的是，追求一般能力的组织不恰当地选择了风险规避者。
谁会得到提拔？ 如果把风险承担看作特性，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就不仅要知道谁会进入或退出组织，还要知道哪些个体能获得高层职位。过去人们认为，组织或者偏好风险喜好型经理人，或者偏好风险规避型经理人，监测职位即将提升的人的行为，偏好那些适合组织特性的人。同样在过去，最普遍的看法是（原因类似于上述理由），组织偏好提升那些风险规避型经理人。因此人们预测，高层经理人的平均风险承担倾向低于低层经理人。
令人惊讶的是，验证这一预测的信息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表明该预测是错误的。高层经理人的平均风险承担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要高于低层经理人。当然，一种可能性是，组织监测风险承担倾向，并特意有区别地提拔一些易于承担风险的经理人。但是，另一种可能是，组织提拔易于承担风险的经理人，不是因为组织有意识地寻找风险喜好型管理者，而是因为组织要提拔那些工作非常出色的人。
要研究这种情况如何产生，可以考虑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组织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通过竞争才能得到提拔，并且提拔还取决于相对的声誉，工作上的业绩表现能够积累声誉。如果存在一个分布，分布的中数是个体的能力水平，分布的方差是个体的风险承担倾向，工作中的每项业绩都是分布中的样本。个体通过业绩积累声誉，他们的声誉就是已实现业绩的平均值。如果组织内部有职位空缺，那么在职级上仅次于该空缺并且声誉最高的人就会得到提拔。
假设风险承担倾向是个体的一种特性（个体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承担风险，他们只是冒险型或谨慎型的人），并且能力和风险承担倾向相互独立，那么，随着业绩样本规模的增大，个体声誉就接近他们的实际能力。因此，对个体职位的分配就完全取决于员工的相对能力。随着职级的上升，平均能力也随之增加，组织内每一层次的平均风险偏好也大致相同。
但是，在实际中组织业绩的样本量却非常少。在业绩样本非常少的情况下（能力和风险承担倾向的变动较小），声誉就不完全取决于能力，而是能力和风险承担倾向的共同结果。如果等级制度森严（也就是说，仅有个别人可以从一个层次上升到另一个层次），那么对个体职级的分配就严重依赖于风险偏好。随着职级的上升，平均能力的提高很有限，平均风险偏好却增长迅速。因此，原本依据能力提拔员工的程序，实际上却是依据员工所承担的风险量来提拔员工。
3.经验、学习和可靠度
如果工作中的经验能够积累技能和知识，那么累积的知识就能提高平均业绩和可靠度，并减少业绩的变动性。只要竞争、提升和等级的影响相对很小，有经验的人由于有较高的平均业绩，就很有可能继续留在组织内工作，并且随着工作期限延长而提高的可靠度，也会表现为风险承担的减少。
而且，组织能够通过个体经验的积累来提高平均业绩和可靠度。组织制定一些规则、程序和实践来确保老员工的经验能够传给新员工。这种惯例化的过程是把集体经验转化为平均业绩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样，它对可靠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并且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会降低组织中的个体承担风险的平均水平。
4.风险策略
当然，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必须权衡由平均业绩的增加而产生的正面影响与由可靠度的增加而产生的（可能是负面的）影响的利弊。一般说来，增加能力与可靠度是取得成功的好策略，但是要第一个完成任务，不仅需要做好他人能做好的任务，还需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并且要足够幸运，能使你的特别之处有所回报。
尤其当竞争者数量众多时，如果获得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可靠度，但平均业绩的增加却很少，那么这种经验对于提高竞争优势没有任何益处。尽管经验（正如先前工作所反映的）和有关标准信念的信息（如在学校里的成功所反映的）能够公正地预测个体在组织中是否成功，但是在高度竞争环境下，巨大的成功与经验或信息的关系并不像传统观点中所定义的那么密切。
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竞争环境影响着最优风险策略。假设竞争职位提升的个体决策者可以有意地、策略地选择风险。任何特定决策者的声誉都取决于业绩的样本，而样本的中数则取决于两件事情：能力（是固定的）和风险承担（可以选择的）。如果等级制度相对森严，决定声誉的业绩样本很少，那么能力差的人只有承担高风险才能成功。但是，如果能力差的人承担了高风险，那么能力强的人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要取得成功也只能选择承担高风险。如果可以任意选择承担风险的水平，那么任何想成功的人都会选择承担最大限度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对能力没有进行任何筛选。风险的“噪声”使人们无法探测到能力的“信号”。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平均能力水平大致相同，平均风险偏好也都一致并且很高。
应该观察到，风险承担对获得提拔的重要性的变动对个体选择组织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希望得到提拔的个体可以根据组织的特点选择组织，那么，能力强的个体就会选择那些认同他们能力的组织。他们会选择那些声誉建立在大量业绩样本基础之上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绝对业绩比相对业绩重要得多，策略性的风险承担受到了尽可能多的限制。因此，那些声誉建立在少量样本基础之上的组织则对希望获得提拔的能力差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
风险偏好的概念，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其他偏好概念一样，把决策论学习者分成了两类。第一类由许多正统的选择理论家组成，他们认为风险偏好可以通过选择表示出来，并把风险偏好与货币效用的线性偏差相联系。对这类学习者来说，“风险”与决策者所遵循的任何可观察的行为规则没有任何联系，它只是已表示出来的偏好函数的特征。第二类由许多选择的行为学学习者组成，强调进行风险性选择或避免风险性选择的行为过程。这类学习者发现许多影响风险承担的因素与各种可观察到的承担或规避风险的“偏好”相距甚远。
的确，决策者通常会注意机会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更关注后者，但是相对来讲他们在考虑风险承担时，对概率估计不太敏感。尽管选择理论认为赌博是在风险情况下进行决策的典型例子，决策者却把“风险承担”和赌博区分开来。他们认为，虽然应该承担风险，但从来都不应该赌博。对于变动性，他们积极地避免它或控制它，而不会通过权衡变动性和预期价值的利弊进行选择。
有时，决策者会比其他时候承担的风险更大，但是风险、风险承担和风险偏好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决策学习者创造出来的。人们经常会无意识地承担风险，也会无意识地避免风险。决策者承担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所面临的风险的估计是否正确，他们认为自己是否成功，他们是否掌握相关信息，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处于某个特定的竞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