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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谁造成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调查已经开始了。这不仅仅是应当向何人问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或者是谁引发了这次危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避免下一次危机的方法，甚至有可能完全消除眼前的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恶果。
然而，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就像我们会说：“若是犯下罪行的一方在当时采取了其他方式，那么这场危机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任何一方改变行动所能产生的后果也要受到其他多个参与者的影响，而其他人的行为也有可能会因为其中一方的改变而随之发生变化。
若是把这比作一桩谋杀案。我们指认出其中开枪的人，但还得有人向这个家伙出售枪支，有人出钱买凶杀人，也许还要有人向其透露关于被害人行踪的内幕消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这场犯罪的参与者。如果那个买凶杀人者铁了心要除掉受害人，即便是原定的杀手拒绝执行，受害人还是可能遭到谋杀：因为元凶还会找到其他的枪手。
在这场犯罪中有很多参与者——有个人，也有机构。任何一次关于“谁该负责”的讨论都会让人想到罗伯特·鲁宾，还有艾伦·格林斯潘。前者是放松管制运动的共谋犯，也是美国政府投入资金最多的两家金融机构之一的前任高管；而后者同样推行放松管制的理念，并且未能行使他所拥有的监管权力，还鼓励住宅业主接受高风险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支持小布什总统对富人的减税政策，
降低利率催生泡沫以刺激经济。然而，如果这二人当时没有身在其位，也一定有其他人替代他们做出同样的事情。这世上的其他人也会有相同的意愿并且有能力犯下相同的罪行。此外，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主人公被换成他人），这一事实表明，这背后有更基本的经济力量在发挥作用。
必须对这场危机承担相当责任的组织包括投资银行和投资人、信用评级机构、包含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在内的监管者、抵押贷款经纪人以及从里根到小布什的连续几届美国政府，后者推动了金融业的去监管化。其中一些机构从多个方面促成了这场危机——特别是美联储，它不仅没能履行监管者的职责，而且它错误地调控利率和信贷供给正是本次危机的成因之一。所有的这些组织机构合在一起（还要加上后面即将讨论的其他人物）要共同承担罪责。
但我认为，银行（以及更泛指的金融业）和投资人应该承担最主要的罪责。
银行本应该是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但它们不仅没有管理好风险，反而还制造了风险。它们过度使用了杠杆。30倍杠杆意味着，资产价值下跌3%差不多会让投资组合的净资产清零（具体而言，美国房地产价格已经下跌了大约20%，并且截至2009年3月，人们预计未来还至少下跌10%～15%）。银行所采用的激励结构本质上就会诱导短视的过度冒险行为。此外，它们用于支付给一部分高管的股票期权，为做假账提供了动力，包括鼓励高管进行大量的表外交易。
银行家似乎没有想到证券化正在制造风险，这就包括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抵押贷款的原始权益人最终不会持有该贷款资产，因此他们不必承担尽职调查失误的后果。银行家还错误地估计了美国不同地区违约率之间的关联程度（没有意识到利率的上升或失业率的上升可能会对美国许多地区造成不利的影响），他们还低估了房地产价格下跌的风险。这些银行也没能准确地评估一些新型金融产品所涉及的风险，比如那些不要求收入证明或财产证明的贷款。
银行家唯一的辩护（显然，这个理由很牵强）是他们的投资人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的投资人并不了解风险，无法区分“精明”的投资与在市场上行过程中过度使用杠杆所带来的回报。那些没有过度使用杠杆的银行，由于收益率没有那么高，所以遭受了股价被打压的“惩罚”。然而，事实上正是银行通过承担更大的风险换取了更高的短期回报，它们利用了投资人的无知推高了股价。
若将银行视为这场犯罪的主谋，那么它们还有许多的共谋。
评级机构在这场犯罪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它们相信金融炼金术，即将垃圾级的次级抵押贷款变成安全到足以让养老基金持有的优秀证券。这一步很重要，这样做可以使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房地产市场，从而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提供了养分。评级机构的行为或许是受到不良的激励机制所影响，因为它们的收入由被评级的一方支付，但我认为即使没有这些不良的激励机制，它们的模型也可能存在重大的缺陷。在这个行业中，竞争反而产生了一种反常的影响——它导致了一场“逐底竞争”，即比拼谁能为被评级方提供对其最有利的评级。
抵押贷款经纪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们关心自己所发放抵押贷款的数量更甚于质量（毕竟，他们不会长期持有这些资产）。有些抵押贷款经纪人甚至敬业到发明了新型抵押贷款产品的地步：无财产证明或收入证明的贷款。这类贷款很容易招致欺诈行为，所以人们称其为“骗子贷”。这确实是一种“创新”，但这么看来，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创新也是有合理原因的。
其他的新型抵押贷款产品——几乎不还本金或少还本金的贷款（不摊销本金）、浮动利率的贷款，也会诱使不谨慎的借款人上当。房屋净值贷款（二次抵押贷款）也鼓励美国人以他们的房屋净值作为抵押来进一步增加贷款，提高了（总）借款额与资产净值的比率，从而推升了抵押贷款的风险。
抵押贷款的原始权益人并没有关注风险，反而更看重交易成本。但是他们不打算降低交易成本，而是要让交易成本最大化——他们设计出能提高交易成本的各种手段，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在这一点上，到期必须续约的短期贷款对他们就特别有利，这样的行为实际上罔顾了短期贷款存在无法再融资的风险。
发放抵押贷款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为欺压无知且没有经验的借款人提供了强烈的动力——比如，鼓励更多的短期贷款，必然造成反复的再贷款，从而很容易生成高额的交易费用。
监管机构也是这场犯罪的帮凶。它们本该先人一步识别出新型产品的内在风险；它们本该自己完成风险评估，而不是依赖于行业自律或者那些评级机构；它们本该意识到伴随场外衍生品的高杠杆风险，尤其是那些无法抵消的头寸所产生的复合风险。
监管机构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它们能确保每家银行管理好自身的风险（一厢情愿地认为它们有充足的动机这样做），然后就天下太平了。令人惊奇的是，监管机构竟然不在意系统性风险，尽管关注系统性风险本应是监管体系的主要底层逻辑之一。而且，即使所有银行“普遍”表现良好，但它们某些行为的趋同化也会给整个经济带来风险。
在有些情况下，监管机构会拿出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它们哪怕发现情况不对，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法律基础，它们认为自己并没有被赋予监管衍生品的权力。但是，这样的辩护就是掩耳盗铃，因为有些监管者（特别是格林斯潘）曾努力确保适当的监管措施不被采用。
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起到了特别的作用，这不仅为利益冲突扫清了障碍（这一点在安然和世通的丑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将投资银行的冒险文化传染给了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行为应本着更为谨慎的态度。
犯下错误的不仅仅是金融业的监管方式和监管机构，反托拉斯法本应该得到更严格的执行。银行被允许发展到“大而不倒”的程度——或者大到无法被管理。并且这样的银行还具备不当的激励措施。面对“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投硬币游戏，大而不倒的银行就会有过度的冒险动机。
公司治理的法规也存在一部分的责任。监管者和投资人应该意识到这类特别的激励结构可能引发的风险，这些激励甚至不能很好地服务于股东的利益。在安然和世通的丑闻之后，有很多关于改革必要性的讨论，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一个开端。但该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症结：股票期权。
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对资本利得税的削减，连同利息支出的所得税抵扣，为人们加杠杆提供了更充足的动力——比如，住宅业主更愿意利用房屋抵押，去获得尽可能多的贷款。
有些经济学家成为另类的帮凶，他们提出的论点让金融市场的那帮人觉得不仅好用，还能服务于他们的私利。在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模型中，监管并不是必要的。他们的模型基于信息的完全透明和市场的充分竞争，但这样的假设是不切实际的。
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专注不完美和不对称的信息以及系统性非理性的理论，特别是在风险判断方面，已经解释了那些早期“新古典”模型的严重缺陷。它们已经证明了那些模型并不可靠——即便是微微地偏离极值的假设也会产生不同的结论。然而，这样的见解被完全无视了。
此外，近年来经济学理论的一些重要流派鼓励央行专注于对抗通货膨胀。它们似乎认定，低通货膨胀对于实现稳定并强劲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充分的。其结果就是，各大中央银行的行长（包括美联储主席）很少关注金融结构的问题。
总而言之，很多流传甚广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助长并教唆了监管者、投资者、银行家和政策制定人——为他们的政策和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这些理论使银行家相信，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过程中，他们实质上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它们让监管者相信，其推行的善意忽视政策让私营部门得以蓬勃发展，从而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
低利率确实加剧了泡沫，但泡沫并不是低利率的必然结果。许多国家渴望靠低利率帮助必要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资金本可以被引导到更高效的用途之上，但美国的金融市场没能做到这一点。监管部门允许金融市场（包括银行）将大量的资金用在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领域；它们放任低利率助长房地产泡沫；尽管它们有办法阻止这一切，但它们并没有利用手上的工具。
如果让我们指责低利率“助长”了市场的疯狂，那么我们必须要反问，是什么促使美联储追求低利率呢？它这么做，一部分理由是为了维持美国经济的动力，因为那时美国经济正经历着科技泡沫破灭所导致的总需求不足。
在这方面，小布什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或许就非常关键了。这样的减税方式本来就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并且它对经济的刺激效果非常有限。同时，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在发动战争之后，原油价格从每桶20美元飙升至每桶140美元。（我们在这里不定量分析油价的上涨有多大程度是这场战争造成的，但毫无疑问，战争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美国如今每年要多花费数千亿美元用于进口石油，而这笔钱不是在国内消费。
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的时期，大多数国家因购买力被转移去采购海外的石油而面临经济衰退。拉丁美洲国家则是例外，它们举债用于维持消费。然而，这样靠借贷度日是无法长久的。而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也走上了拉丁美洲国家的老路。为了抵消原油支出增加的负面影响，美联储让利率低于正常情况下应有的水平，但这也将房地产的泡沫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的美国经济与70年代的拉丁美洲经济一样，表面上运转良好，但这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带动了消费潮，而与此同时，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一路下降至零。
由于伊拉克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油价飙升，再加上小布什政府设计拙劣的减税计划，维持经济增长的重担就落在了美联储的肩上。美联储本该运用自己作为监管者的权威，尽其所能将资源导向更有效率的用途。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及其主席都负有双重罪责——他们不但辜负了自身的监管职责，反而还在为最终吞噬美国的泡沫大声喝彩。当被问及可能存在的泡沫时，格林斯潘表示否认，有的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泡泡。这明显是不对的！美联储认为，泡沫只有在破灭后才知道它是泡沫。这话也不完全正确。人们确实在泡沫破灭前无法知道泡沫的存在，但我们有能力坚持推断性的预判。
所有政策的制定都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房产价格发生了大幅上涨，特别是较为低端的房屋，而大多数美国人同期的真实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且很明显，一旦利率提升，这一问题必然会更加严重。格林斯潘鼓动人们在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时争取浮动利率的抵押贷款。他还允许他们最大限额地贷款——就好像利率将会长久保持在同样低的水平。然而，由于利率水平太低了，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值，期望利率一直维持在如此低的水平是不合理的。在利率上升之际，明显会有很多美国人将陷入窘境，而把钱借给他们的银行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袒护美联储的人们有时想要为这种不负责任且短视的政策做出辩解，他们认为美联储也别无选择：提高利率可以消除泡沫，但也会扼杀经济。然而，美联储并不只有提升利率这么一个工具。比如，它还有相当多能够抑制泡沫的监管措施，但美联储并没有利用这些工具。随着出现泡沫的可能性的增加，它本可以降低贷款价值比，它本可以降低月供与收入比例的法定上限。如果它认为缺少必须的工具，也应该到国会去争取。
低利率并不能产生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确定结局。诚然，或许金融市场本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比如支持更多的创新或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项目；但也许金融市场会找到其他方法去支撑不负责任的借贷——比如，新一轮的信用卡消费热潮。
正如所有的共犯都要担负同等的罪责，有些嫌疑人也该判无罪。
在长长的嫌疑人名单中，有两类人被很多共和党人经常提及。共和党人无法接受市场的失效，不敢相信市场参与者竟然能如此不负责任，不能理解金融奇才为什么会不懂风险，更不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确信，政府才是罪魁祸首。
我一直认为，政府确实应该受到指责，但理由正是它做得太少了。但保守派的批评家则认为政府要因管得过宽而负有责任。他们批评《社区再投资法案》对银行施加的规定，即要求在银行的资产组合中有一部分要向缺少服务的少数族群社区倾斜；他们还指责房利美和房地美，尽管这两家特殊的政府支持企业在1968年被私有化，但它们还是在抵押贷款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按照保守派的说法，房利美和房地美迫于来自国会和总统的“压力”，扩大了住房所有权者的范围。
这显然是在推卸责任。美联储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社区再投资法案》项目下的抵押贷款违约率实际上低于平均水平。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始于次贷市场，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则主要资助“合格”（优质）的抵押贷款。
正是美国完全私有化的金融市场发明了对本次危机负有核心责任的所有不良行为。当政府鼓励住房所有权时，这里指的是获得永久的住房所有权，而不是让人们去购买超过其承受能力的房屋。转瞬即逝的纸上财富会导致终身的贫困：一旦失去了他们的住房，穷人将会一无所有。
对于任何一个人的预算，总会有价格合适的房子。讽刺的是，由于房地产的泡沫，很多穷人最终拥有了原本住不起的大房子——如果能执行更谨慎的贷款政策，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因为那样做会抑制泡沫。显然，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参与了这场高风险高杠杆的“游戏”，但它们加入的时间比较晚、手法也不怎么娴熟。这方面也有监管的失败——专门监管这些政府资助企业的机构本该限制它们的参与，然而在小布什政府放松管制的理念之下，没人去做这件事。一旦这类企业加入这场游戏，它们就拥有一项优势，因为它们可以凭借其背后的政府担保（担保在那时定义模糊）获得某种意义上更便宜的资金。它们可以利用政府的担保进行套利，从而“挣到”等同于纯粹私营企业同行的奖金。
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元凶就是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这个体制中对竞选捐款的依赖，在本场事件中的许多不同层面确实担当了关键的幕后推手。竞选捐款可以使华尔街能够运用它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从而推动取缔监管，并任命不相信监管的监管者——我们后来也见识到了那些“可预见之注定后果”。
即使在今天，华尔街的影响力仍在寻求解决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上发挥着作用。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规则和裁判员。而美国的规则和裁判员是由特殊利益所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甚至不清楚那些规则和裁判员是否能很好地服务于特殊利益本身。但清楚的是，它们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说到底，这也是一场美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危机。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做着他们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银行家遵循游戏规则，尽可能多地赚取收入，而游戏的规则又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监管规则和监管者，从而让他们及其领导下的公司尽可能多地攫取利益。政客对于游戏规则的反应则是，自己必须为选举筹集资金，为此他们就不得不取悦那些有钱有势的选民。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为银行家、政客和监管者提供符合其利益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一小部分人所追求的政策和做法仿佛能让所有人都受益。
有部分人至今还想让整个体系倒退至2008年之前的状态。他们想要推进监管改革，但这种改革必定会浮于表面。大而不倒的银行将会继续被放任不加改变。一定会出现“监督”的，但能有什么实效就不得而知了。而银行将继续豪赌下去，而且它们将继续“大而不倒”。会计准则将会放宽，以便给银行留有更多的余地。公司的激励结构，甚至高风险的经营行为，将会一成不变。但长此以往，下一场危机必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