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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有朝一日回顾小布什政府所闯下的大祸，我们将会想到长长的一串：伊拉克战争的悲剧、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闻、对公民自由的侵蚀。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不会每天都成为头版头条，但其影响将超越阅读本文的任何人的一生。
说到这儿，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怒斥的反驳声。有人说，总统先生在他至今几乎7年的任期中并没有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且失业率也维持在可观的4.6%。当然，这话没说错！但这些数据的背面则是一地鸡毛：美国的税法已变得不可想象地照顾着富人的利益；等到这位总统先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国家债务可能已经增长了70%；不断增加的抵押贷款违约；创纪录的8500亿美元贸易逆差；史无前例的高油价；美元甚至疲软到让一个美国人在伦敦或巴黎（乃至加拿大的育空地区）买杯咖啡都成了高风险的金融交易。
而且事态变得越来越糟糕。在这位总统到任7年后，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缺乏对未来的准备。我们没能培养出足够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而我们将需要这类人的技能来对抗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我们很久都没有投资过基础研究，而正是基础研究的领先让美国成为20世纪末的科技强国。尽管我们的这位总统现在终于明白要开始降低对原油和煤炭的依赖（至少他口头上这么讲），但美国在他的管理下对这两者的依赖变得越来越严重。
到目前为止，由于赫伯特·胡佛总统推出的政策加剧了“大萧条”，当谈到对美国的经济管理时，传统观念都认为他最有可能获得“史上最差美国总统”这一称号。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上任就推翻了胡佛的政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小布什在总统任内对经济的影响比胡佛更难以扭转，并且这些政策的后果可能是旷日持久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经济体的地位还不存在立刻被取代的危险，但我们的孙辈将要在小布什总统的经济恶果之中苦苦挣扎。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乔治·沃克·布什于2001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之时，这个世界与当今大不相同。在喧嚣的九十年代，很多人相信互联网会改变一切。生产率在当时的年增长速度接近了3%，而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仅为1.5%。在比尔·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内，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长速度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6%。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曾提到过“以生产率持续增长为特征的新经济是因为互联网埋葬了旧有的经营方式”。甚至还有人大胆预测，商业周期将会消失。格林斯潘也曾公开表示担心，如果美国有朝一日偿清了所有的债务，他将如何管理货币政策。
这种巨大的信心推动美国道琼斯指数越涨越高。富人过得很好，不那么富裕的人甚至穷人也活得很好。但克林顿时代并不是一个经济的涅槃期；作为其中一段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我简直太清楚我们犯下的错误及丧失的机会。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极不公平。我们应当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并采取更多的措施促进能源节约。这些我们都没有做到，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和资金的缺乏——但坦率地讲，根本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团不安分地影响着施政的目标。但在这段繁荣的岁月中，自吉米·卡特总统之后美国第一次控制住了财政赤字，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首次高于顶层群体——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等到小布什宣誓就职之后，这大好的光景渐渐暴露出颓势。在2004年4月，纳斯达克指数单月下跌了15%，而且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这本是凯恩斯经济学大显身手的时刻，也是应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大笔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时刻——所有这些投资都是美国当时迫切需要的，当然现在也仍然需要，但克林顿政府为了不顾一切地消除赤字而推迟这些投资。无论如何，比尔·克林顿为小布什总统留下了实施这类政策的绝佳条件。还记得2000年在戈尔和小布什之间的总统大选辩论吗？还记得这二人激烈辩论如何支配预期中的2.2万亿美元财政盈余吗？美国完全有能力在一些关键领域上增加国内投资。实际上，这样做可以在短期内抵御衰退，同时在长期内激发增长。
但是小布什政府却揣着自己的小心思。这位总统推动并于2001年6月付诸实施的第一个重大经济议程，便是为富人大规模地减税。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每年少缴了18000美元的税款——这是普通美国人减税幅度的30多倍。2003年的第二轮减税更加偏向于富人，加剧了原本的不平等。这两轮减税的叠加，如果得到全面实施并成为永久性措施，那么意味着在2012年，对于收入最低的20%的美国人来说，平均减税额为45美元，而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将平均少缴纳16.2万美元的税款。
这届政府宣称，在其治理下的前6年中，经济增长了大约16%，但这些增长主要富裕了那些不需要任何帮助的人，反而没能惠及那些需要很多帮助的人。潮水上涨能让所有的船都升高，但美国的不平等正在加剧，而且其严重程度是近75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一个而立之年的年轻男子比他父亲30年前的收入低12%。如今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比小布什担任总统之初增加了530万。美国的贫富差距还没有达到巴西和墨西哥的程度，但它已经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了。
这届政府无视最基本的财政规则，即便负担着高昂的新支出计划并在伊拉克发动一场财政灾难般的“选择性战争”的同时，也要继续实行减税。小布什总统在上任时接手的财政盈余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4%，而在4年里却变成了3.6%的赤字。自二战全球性危机以来，美国的财政情况还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转变。
美国农业补贴的支出在2002年到2005年翻了一番。税收支出（藏匿于税法补贴和优惠的庞大体系中）增加了四分之一。总统先生在油气行业的朋友额外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税收优惠。还有，在“9·11”事件后的5年里，国防开支确实提高了（大约增加了70%），但增加的部分大多没有用于反恐战争，而是在伊拉克的失败任务中被浪费掉了，或支付给了外包商。同时，其他的资金继续被用于通常的高科技小玩意儿——针对“不存在”敌人的没用武器。简而言之，到处都在大笔地花钱——除了最需要的地方。在过去的7年中，国防和卫生以外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了。几乎没有资金被用到日渐老化的基础设施上——无论是新奥尔良的防洪堤，还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桥梁。大多收拾残局的任务都将落到白宫的下一任主人头上。
这届政府痛斥为穷人争取福利计划的行为，但它们却颁布并推行了美国4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福利计划（在美国医保中增加处方药的补贴），这既能在大选前笼络选民，也可以给制药行业一点儿小恩小惠。正如后来内部文件所揭露的，这项措施的真正成本并未向国会如实披露。与此同时，制药公司还得到了其他的特殊照顾。为了能享有新的优惠，患病的老年人不能选择从加拿大或其他国家购买更便宜的药物。该法案还禁止美国政府与制药公司议价以降低成本，而美国政府正是处方药最大的单一买家。最终，美国消费者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支付了更高的药品费用。
我们还听到很多人声称那届政府的减税是为了提振经济（其中以小布什总统的自辩最为鲜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就一美元赤字所实现的刺激效果而言，该项减税计划产生的回报少得可怜。所以刺激经济的任务又落到了美联储的肩上，它以史无前例的程度踩下油门，将利率下调到了1%。考虑到当时的通货膨胀水平，美国的实际利率下降到了-2%，其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一场消费热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总统先生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助长了其他所有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信用”二字被抛到九霄云外，次级抵押贷款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来源。信用卡债务总额在2007年夏季达到了惊人的9000亿美元。“天生合格（获得贷款）”彰显了小布什时代的纸醉金迷。美国家庭尽享低利率的好处，他们按照“难以抗拒”的初始利率重新签订抵押贷款合同，并一拿到钱就迫不及待地去享受生活。
所有的这些消费让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看起来确实更好，总统先生也就有资格吹嘘那些经济统计的数字（他也这样做了）。然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样做的后果在几年之内无法显现，但一旦利率开始提升，他们将无力偿还按揭贷款。总统先生当然希望这样的结局发生在2008年后的某个时刻，但它的到来却提早了18个月。随后，差不多有170万美国人失去自己的房子，这意味着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开始。
从2006年3月到2007年3月，美国个人破产比率飙升了60%以上。直到这个时候，才有更多的人意识到2005年的破产法案让什么人从中获得了好处，因为他们发现个人更难于以合理的方式解除自身的债务。推行“改革”的债主显然才是大赢家，他们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优势和保障，而让陷入财务困难的人们遭受到了打击。
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况相对平缓的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和财富代价。生命的消逝是永远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而谈到财富的消耗，值得提醒的是，即使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那届政府也不愿意冒险预估这场战争的花费（并曾公开羞辱一名白宫助理，只因他认为战争可能需要大约2000亿美元）。当被要求给出伊拉克战争成本的一个具体数字时，该届政府则认为是500亿美元——这个金额实际上只够美国维持几个月的战争开销。如今，美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承认，用于“战场”的资金超过了5000亿美元。哈佛大学的琳达·比尔米斯和我一同做出的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这场战争的总花费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即便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如今也勉强承认，战争总花费可能是军事行动支出的两倍左右。例如，官方数据并不包含隐藏在国防预算中的其他相关支出，比如不断飙升的征兵费用，其中仅仅重新召回一名复员兵的津贴就高达10万美元；数据中不包括数以万计的受伤退伍军人所需的终身残疾补贴和医疗保健福利，退伍军人中大约有20%遭受了严重的脑部损伤和脊髓损伤；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数据不包括投入战争的装备成本，而且这些装备必须要被持续地更新。如果我们再计入高油价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战争导致的连锁反应（比如由战争引发的不确定性给投资带来了多米诺效应，以及因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受欢迎国家而导致美国公司在海外面对的经营困难），即使保守估算，伊拉克战争的总成本最少也超过2万亿美元。而且对于这个数字，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前提：到目前为止。
人们自然想知道，如果将这些钱用到其他方面，能让我们得到哪些收益？美国每年对整个非洲地区的援助一直徘徊在50亿美元左右，不到伊拉克战争两个星期的直接开销。小布什总统曾经大谈特谈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财务问题，但美国蒸发在伊拉克沙漠之中的资金就足够支撑这个体系一个世纪之久。哪怕能从2万亿美元中拨出一小部分用于教育和科技，或者改善基础设施，美国在应对未来的挑战（包括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时，在经济上也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只需要这2万亿美元中的很小一部分，就足够保障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
油价的高涨显然与伊拉克战争脱不了干系。问题已经不在于是否要将此事归罪于这场战争，而是这场战争该为油价的上涨承担多少责任。鉴于美国并未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大赚特赚，小布什政府的官员竟然敢在本次入侵之前宣称，不仅伊拉克的石油收入足够支付战争的全部费用，而且战争也是维持低油价的最好手段。如今回想起来，尽管这些话让人感到难以置信，但这场战争的大赢家不正是那些石油公司和国防承包商吗？在这场战争之前，原油市场预计每桶石油的价格在随后三年里将维持在20～25美元。市场参与者普遍预计更多的原油需求会来自中国和印度，但中东地区提高的产量就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但这场战争彻底推翻了这一估算，战争不仅限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产出，还加剧了周边所有地区的不安全感，从而压制了未来的石油投资。
无论油价高低，对原油的依赖都成为该届政府的又一后遗症：未能多元化美国的能源资源。抛开让世界摆脱碳氢化合物的环境问题不谈，无论如何，总统先生从未真心在乎过这些事情。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本该足够有力。相反，这届政府还是奉行“先抽干美国”的政策——也就是说，毫不顾忌这一做法对环境的伤害、不考虑这将导致美国在未来更依赖于外国的石油、不切实际地幻想有朝一日核聚变或某种其他奇迹来拯救美国，尽可能多并尽可能快地开采美国本土的石油。在小布什总统2003年的能源法案中纳入了诸多对石油行业的赠予——因此该法案被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称为“报答所有说客”法案。
在小布什总统的领导下，美国的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增长到了历史新高。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赤字本身并不可怕。如果一家企业贷款去购买设备，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在过去的6年中，整个美国（包括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家庭）一直都在借钱来维持消费。同时，建设工厂和购买设备等有助于财富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在萎缩。
这样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变得非常缓慢，甚至可能会下滑。就算美国经济韧性十足，但没有哪个经济体是无懈可击的，而美国的脆弱之处有目共睹。随着人们对美国经济信心的下滑，美元也一路贬值——与2001年相比，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40%。
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其本土的经济政策一样混乱。总统先生自称相信自由贸易，但又制定了许多旨在保护美国钢铁产业的措施。美国大力推动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并迫使较小的国家接受各种苛刻的条款，比如延长对抗艾滋病急需药物的专利保护。我们敦促全球开放市场，但又阻挠其他国家收购美国的一家小型石油公司，尽管该公司的大部分资产都位于美国以外。
这就难怪来自像泰国和摩洛哥这样的地方，针对美国贸易行为的抗议会突然增多。但是美国拒绝妥协——比如，拒绝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撤销国内巨额的农业补贴，这种补贴扭曲了国际农产品市场，伤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民。这一类的拒绝妥协导致旨在开放国际市场的谈判破裂。在其他许多领域，小布什总统也致力于破坏多边主义（反对全球各国需要共同合作的理念），想要用一套以美国为主的体系取而代之。最终，他也未能加强美国的主导地位，反而成功削弱了全球合作。
2005年，这届政府任命国防部前副部长、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保罗·沃尔福威茨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举动，凸显了美国政府对全球性机构的根本蔑视。由于这位新行长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不信任并且又因个人问题遭受非议，沃尔福威茨沦为国际上的笑柄，在任不到两年就被迫辞职。
全球化意味着美国的经济要愈加紧密地与世界其他区域相结合。考虑一下美国的那些不良抵押贷款吧。随着很多家庭的债务违约，抵押贷款的所有者会发现自己持有的是一文不值的废纸。这些债券的原始权益人很早就把问题资产卖给了旁人，后者以不透明的方式将其与其他资产打包，然后再一次卖给了其他身份不明的人。当问题浮出水面之后，全球的金融市场面对真正的巨大冲击：人们发现遍布在欧洲、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投资组合中隐藏着价值数十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其中出问题的不乏高盛和贝尔斯登这样的美国明星投资银行。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确实是无辜的旁观者，但它们也受害于全球风险溢价飙升，而且投资人也会将资金从这些新兴市场转移到更安全的避风港国家。
与此同时，美国变得更加依赖其他国家提供的债务融资。小布什政府在6年任期内的海外借款累计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些债权人大概率不会要求收回他们的贷款——否则将会再次引起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竟然无法做到量入为出！这难道不会让人感到怪异和不安吗？正如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闻侵蚀了美国的道德权威，小布什政府的财政不自律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权威。
无论谁在2009年1月入主白宫，都将要面对如同乱麻的经济形势。让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脱身将会是一件更为残酷的任务，但让美国经济重归正轨也将是极为痛苦的，并且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当务之急是要让美国经济的代谢机制尽快恢复正常。这意味着要把储蓄存款利率从零（甚至负利率）回升到一个更为正常的数值，比如4%。如此程度的加息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健康有利，但短期后果也相当严重。省钱就是不花钱。如果人们不花钱，经济引擎就会熄火。如果美国家庭急速削减开支（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可能会迫使他们这样做），那么就意味着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即便是以一种谨慎的方式进行，仍旧会带来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因家庭过度举债而造成的止赎和破产在情况发生好转之前，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并且财政平衡的快速恢复只会加剧这两个问题：这正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两难之处。
无论如何，还有更多事情需要我们做。要做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脱口而出：停止我们当前的行为，并反其道而行之。这意味着停止超前消费，对富人的加税，削减企业优惠，提升贫困人口的安全保障，并增加对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在税收方面，我们应该尽力为我们视为美好的事物（如劳动和储蓄）减负，而让不好的事物（如污染）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安全保障方面，我们需要记住，在帮助工人提升技能和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方面，政府越积极，就越能释放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最后，如果美国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建立公平高效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我们就能过得更好。如果我们自身的行为不再那么虚伪，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让其他国家开放它们的市场——美国要做的是，向它们的商品开放我们的市场，并停止美国的农业补贴。
小布什政府造成的一部分损害能够很快得到修复，而更大一部分则需要花上几十年来修复——这是假设政府和国会都有同样的政治意愿。想想看，我们将要为那增长到4万亿美元的债务年复一年地支付利息——即使借款利率只有5%，一年也要2000亿美元。想想看，即使要偿还我们已累积的债务中的一小部分，未来的政府需要额外征收多少税款。再想想看，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一现象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范畴，并正在危及未来的美国梦。
总而言之，这种势头至少需要整整一代人才能扭转。几十年以后，我们回首这段时期，再次审视那条传统的观念。胡佛还能保住他“史上最差美国总统”的不光彩名称吗？我猜，乔治·沃克·布什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