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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要从“大衰退”的开端讲起，事件的发生要早于在《纽约时报》上开始连载“巨大的鸿沟”系列文章很多年。相关的内容最初发表在2007年12月的《名利场》杂志上，而正是在那时，美国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并且那次衰退后来被认定是自“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此之前的三年里，我与其他一小群经济学家一直在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发出警告。事实上，人人都能看到危险将至的信号——但是太多人挣到了大笔的钱，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似乎更容易一些。盛宴还在进行中——只有少数上层人士有资格被邀约享用，而我们其余人被要求买单。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本应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人却与那些举办盛宴狂欢并享受着所有乐趣（还赚到了所有的钱）的人沆瀣一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本书的前奏中选择这几篇文章。“大衰退”的产生与美国大鸿沟的形成是紧密相关的。
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个场景：在20世纪的90年代，互联网泡沫激发了巨大的经济繁荣，科技股的价格飙升，但在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在2001年陷入了衰退。小布什政府对任何问题的万能解药都是减税，尤其是针对富人的减税。
对于那些在克林顿政府中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而勤奋努力的人们而言，这让他们感到愤愤不平，其中的原因有很多。财政赤字的再次出现，让之前8年里所完成的全部成果毁于一旦。克林顿政府推迟了对基础设施、教育和资助贫困群体项目的投资，这都是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我不赞同其中的一些举措——我认为通过借钱来投资国家的未来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我还担心后任的政府可能会把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挥霍到不那么高尚的用途中。
随着经济在2001年陷入了衰退，政策制定者一致认为，经济需要刺激。相对于小布什为富人的减税而言，提供更好的刺激手段将包括实施我们过去曾推迟的那些投资项目。
我当时就已经在担心这个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的减税计划只会让已有的不平等雪上加霜。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小布什的减税方案——各种危险》（2003年3月13日）的文章，我开头这样写道：“很少有人能让少数人从多数人的身上拿走那么多。”
更糟的是，我认为这样的减税相对低效。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这也是我在本书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主题——不平等削弱了总需求，并危害了美国经济。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正在把财富从金字塔的底层转移到顶层，但由于这些顶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更低，从而在整体上削弱了总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通过创造互联网泡沫产生了投资繁荣，从而掩盖了这个问题。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经济落入了衰退。小布什的对策就是给富人减税。由于消费者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小布什的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不佳。对资本利得税的更进一步减免（叠加克林顿总统在几年之前已经降低了的资本利得税），只会助长更多的投机行为。由于其中的好处绝大多数流向了最顶层的群体，这样的减税计划不但没有效果，还严重地加剧了不平等。
增加需求并促进平等的最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即由国会和政府制定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不恰当的财政政策给货币政策增加了过度的负担，而制定适宜的货币政策正是美联储的职责。美联储（有时候）能够通过降低利率和放宽监管来刺激经济。但这些货币政策是危险的。如此这般的处方应该被打上一个巨大的标签：谨慎使用，并在能理解全部风险的成年人的严密监督之下使用。不幸的是，那些负责货币政策的人并没有如此小心谨慎，他们相信市场总是有效的、稳定的。他们不但低估了政策对经济乃至政府预算带来的风险，而且他们似乎也不关心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其结局如今众所周知：他们释放了泡沫，他们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加剧了不平等。
美联储通过低利率和放松监管的政策维持着经济的运转，但这只有通过制造房地产泡沫才能发挥作用。所有人都应该清楚，房地产泡沫和由此导致的消费繁荣只是饮鸩止渴。只要是泡沫，就一定会破灭。美国的狂热消费意味着美国人平均花掉了他们收入的110%。到2005年，整个国家每天从海外借款超过20亿美元。这必定是无法持续的，而且在我的演讲和文章中，我常常引用一位前任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话，对此反复地提出了警告——不可持续的事情就无法持续下去。
当美联储在2004年和2005年开始加息时，我曾预测房地产泡沫会破裂。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舒缓——长期利率并未同步上升。直至2006年1月1日，我预测现有的状况将难以为继。
而在那之后不久，泡沫就破裂了，但经过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后果才完全显现出来。就像我在最后所写的那样：“正如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能够预测的，其后果也是可以预见的……”
根据“一些估算，在（之前）6年的时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都与房地产行业有关，这表明新建住宅以及家庭利用住房抵押所获取的贷款支撑着这次消费狂欢”，所以毫无疑问，随后出现的经济衰退也必将是旷日持久并影响深远的。
包含在第一部分中的几篇文章描述了“大衰退”发生的政策原因——我们做错了什么？哪些人应当受到指责？尽管那些身在金融市场、美联储和财政部的人们情愿假装相信，这只是一次偶发事件（就像一场百年一遇的无法避免的大洪水），我当时就认定，并且至今更加坚信，这场危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那顶层1%的人（实际上是那1%中的一小部分）对我们其他人所做的坏事。这样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其本身就是“大鸿沟”的一个体现。
“大衰退”无疑留下了很多的受害者。然而，这桩“罪行”的始作俑者又是谁呢？如果我们相信美国司法部的判断，那么这就是一起没有罪犯的犯罪案件，因为司法部并没有对任何一家在这场闹剧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大型银行的领导人提出指控。我对此并不买账，大多数美国人也是同样的。在这本书收录的三篇文章中，我要尽力挖出扼杀美国经济的罪魁祸首，厘清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入如此境地的历史脉络。
我想要对整个事件进行更深入的剖析，而不仅仅满足于那些人云亦云的解释——“银行家贷（出）了太多，住宅业主借（入）了太多”。
我想要发问，是什么将我们带入这般境地的？这里定有无能和误判的因素。伊拉克战争就是最有力的明证之一——一场计划不周、执行拙劣的战争最终会花掉上万亿美元。
但我要将主要的罪责归于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推手的结合——同样是这股力量导致了美国不平等的日益加剧。我还要特别斥责“不受约束的市场必然高效和稳定”的那一类信仰。我们应该了解到另外一个事实：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巨大的经济波动就是其固有的特征。有些人会建议，只需要让政府确保宏观稳定——这种说法就仿佛市场的失灵仅仅会发生在宏观层面上。我的观点与之相左——宏观危机只是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隐藏其下的是数不清的低效能。这次危机本身就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市场的崩溃是一系列风险管理失败和资本配置错位的结果——是抵押贷款的原始权益人、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共同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更是整个金融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中数百万人共同犯下的错误。
但我同样认为，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多少有些动机不纯，这在“大衰退”中再次被证明——表面上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更乐于接受包括大规模紧急救助在内的政府救援。当然，这一类的政策必定会扭曲经济，并导致更糟糕的经济表现。而关乎本书正题的是它们对分配造成的后果——更多的钱流进了顶层人士的腰包，而其他人共同为此买单。
在我看来，扼杀经济的头号嫌犯就是时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先生的经济恶果》一文详细地讲述了这位总统对经济造成的一些影响。保守派往往会指责财政赤字，但他们似乎特别擅长制造赤字。从里根总统开始，大规模的政府赤字就成了美国经济的标志，直到克林顿总统上台后，财政赤字才开始转为财政盈余。但小布什总统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扭转了这一局面——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逆转（向错误的方向），造成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举债支付两场战争的花销，部分原因在于对富人减税，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制药公司的慷慨赠予以及其他形式企业福利的扩大。他给各行各业富有的公司派发了“小红包”，有的藏在税务体系之中或者通过政府担保实现，也有的明目张胆。甚至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美国以无力负担为理由，削减了对穷人的保障。
正如我曾反复写过的，
财政赤字不一定就是坏事：把钱用于投资就很好，特别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进行投资。但是小布什造成的赤字就特别有问题：它们出现在经济看似繁荣的时期，尽管这场繁荣只能惠及少数人。这些钱并没有用来振兴经济，而是去充实一小部分企业的小金库以及那1%的人的钱包。最让人感到棘手的是，我预见了即将到来的风暴——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渡过难关吗？保守派会不会在那个时刻重提审慎的财政政策，并在经济急需一剂宽松的良药时实施紧缩政策？
对于这本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小布什时代造成了不平等的恶化，他既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此也毫无作为，反而任其不断加深。这只是一篇短文，无法长篇大论地全面论述其错误之处。我也没有在文中指明，尽管不平等的状况在克林顿时期有所好转，但在小布什的执政之下，一个典型美国人的收入（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中位数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并且这还是在衰退导致经济恶化之前的情况。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并且还要面对更严重的不安全感——失去工作的风险增大了。
然而，小布什所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或许为“大衰退”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我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用更多的篇幅探讨这个话题。我在前面提过的小布什对富人的减税，在这次衰退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政策不但没能发挥出刺激经济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美国本就严重的不平等。我稍后将在本书中谈到的第二个主题：不平等与不稳定是互相关联的。
即便不秉承“激进”立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采纳了这个观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验证了这样的过程：为了应对因不平等的加剧而导致的经济疲软，各大央行制造了泡沫。泡沫最终破裂反而摧毁了经济。当然，美联储本该意识到这种风险，但它的领导者表现出对市场的盲目信任。与小布什总统一样（他先让艾伦·格林斯潘连任美联储主席，后来又任命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本·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整个美联储似乎对这个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都漠不关心。
同时，这也展示了我的第三个主题：政治的作用。政策和政治的作用是重要的。美国政府本该通过投资本国来应对疲软的经济，或者采纳能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政策。二者都可以带来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公平的社会。但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美国所发生的事情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个社会割裂的政体。我们得到的不是更多的投资，而是给富人的减税和给企业的福祉；本应用于稳定经济、保护普通公民的监管政策，反而变成了导致经济失衡的放松管制，并放任美国人民被银行家猎食。
放松管制
为了理解“大衰退”的形成，我们必须追溯到里根总统大力推行的放松管制运动。在《资本主义的蠢货》一文中，我指出了5个关键的“错误”，这些错误不仅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趋势，它们之间也得到了彼此的加强，并在75年来最糟糕的经济下滑中走向了极致。其中的几个错误展现了金融业的新权力——格林斯潘因支持放松管制获得了任命，而这场始于里根时期的放松管制运动到克林顿时期还在延续，其中就包括打破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监管墙。
监管者没有做到他们的分内之事，整个金融业的罪行还在继续。在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只能如管中窥豹般获知了形势恶化的部分状况。我们了解到，银行存在着风险管理不善和资本配置失当，而与此同时，还给管理层发放了高额的奖金以奖励他们做出的绝佳业绩。我们了解到，单单是这样的奖金制度本身就为过度承担风险和在经营行为上的短视提供了激励。我们了解到，信用评级机构在评估风险上错得一塌糊涂。我们了解到，长久以来自诩能够控制风险的证券化，事实上为抵押贷款资产的原始权益人提供了动力去降低房贷的标准（这正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我们了解到，银行正在大规模从事着掠夺性放贷的业务。
但我们无法得知银行的道德沦丧会到何种程度，也无法得知它们从事剥削行为的意愿及肆意妄为的程度。比如，我们不了解它们歧视性贷款的广泛程度，不了解它们对外汇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操纵程度，不了解它们在匆忙发行不良抵押证券之际对台账疏于簿记的程度，不了解它们欺诈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欺诈的不只有银行，还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评级机构为了给出高评级而展开竞争（只有当投资银行“用过”它们的评级之后，它们才能得到酬劳，而且银行只会用对自身最有利的评级），导致它们有意忽略可能不那么有利于评级的相关信息。
不过，本章所载录的文章确实很好地展示了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
金融市场与不平等的增加
在这几篇文章以及这本书的其他地方，我将要细细地讲述金融业，我也是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的。正如得克萨斯大学的詹姆斯·加尔布雷斯令人信服地表明，世界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和不平等的加剧存在着清晰的关联。
我们在经济上的问题正集中表现在金融业上——它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推手，是我们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也是在过去30年中经济表现乏力的重要原因。
当然，事情原本不该如此。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即放松管制）本应让金融专家更好地分配稀缺资本、更好地管理风险，其结果应该是更快速、更稳定地增长。支持金融业做大做强的人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没有表现良好的金融业，就很难有表现良好的经济。然而，就像我们重复看到过的那样，金融业单凭自身无法做到表现良好；它需要强力的监管和有效的执行，这二者相结合才能防止金融对社会其他部分造成危害，并确保它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关于金融业改革的讨论只关注了这项任务的前半部分（即“如何阻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危害社会的其他部分”），而很少关注该任务中“让金融业发挥功能”的后半部分。
如前面所述，2008年美国及全世界所面临的危机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我在过去曾亲身经历过同样的场景：强大的（如果是错误的）思想与巨大的利益是如何结合起来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曾观察到，在殖民主义结束后，西方世界如何将自由市场的理念成功地推销给发展中国家，其中的很多想法代表了华尔街的观点和利益。当然，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殖民列强蹂躏过这些国家、无情地剥削它们、榨取它们的资源，却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毫不作为。它们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而作为援助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官员趁机强加了一些条款——让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并对发达国家的海量商品打开国内市场，即便在同时，发达国家依然拒绝向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开放市场。
这些政策都失败了：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升反降；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停滞，只有顶层的一小部分人从有限的增长中获得了好处。与此同时，东亚国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政府主导了发展的进程（这类国家被称为“发展型国家”），国民的人均收入迅速翻了一番、翻了两番——并最终增长了八倍。在这30多年里，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中国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美国1%、GDP不到美国5%的贫困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按经济学家口中的“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再过25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将达到美国的两倍。
意识形态往往比事实证据更具影响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很少注意到那些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他们更偏好谈论苏联的失败，因为那个国家回避了市场经济。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利用自身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推行其经济利益（或者更准确地说，为的是美国大公司的利益），美国金融业可能就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美国驱使各个国家放开本国的金融市场，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国家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危机——其中也包括那些在市场被自由化之前一直发展良好的国家。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对待自身并没有比对待其他国家好到哪里去。在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政府之下，美国都遵照着金融业的需求推行海内外政策。在《一桩谋杀案的剖析》中，我会触及这些政策是如何导致危机的。（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我更为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
当下我关注的是金融业如何加剧了不平等。金融化产生这些作用需要通过多个不同的途径。金融业精通于寻租和财富占有。致富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做大整个国家的蛋糕规模，二是从现有的蛋糕上分到更大的一块——但后者很容易导致整个蛋糕变小。而金融业顶层人士的收入往往来自第二种方式。尽管金融人士的一部分财富取自其他富人，也包含他们操纵市场的所得，但更多的部分来自经济金字塔的底层。事实上，就信用卡的违规操作以及掠夺性和歧视性的借贷就高达数十亿美元之多。然而，更有甚者，他们还滥用对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垄断权力：他们针对每一笔交易向商户过度收取费用。这就像是对每一笔交易征税，但与税金不同的是，这些钱最终填满了银行家的金库，而不是花在社会的福祉上。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这些费用不可避免地会以商品涨价的方式转嫁到普通公民的头上。
至少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那些金融人士就自诩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他们的“创新精神”为美国带来了出色的经济表现。
但真正能衡量经济表现的是一个典型家庭的生活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过去的25年中，美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增长。但是，即便用GDP作为衡量标准，美国经济也是非常萎靡的（相比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发生之前的几十年，如今要差很多），并且仅有的增长也很难归功于金融业。然而，尽管没办法找到金融业对增长的积极作用，但很容易找到金融部门的诡计与经济失衡之间的联系，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GDP数据和利润数据向我们充分展示了金融业是如何插手将经济引入歧途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不知不觉中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占美国GDP的8%、全部企业利润的40%。当然，这时出现的信贷泡沫导致了投机并催生了更高的房地产价格，但没能提升可以带来更高薪资和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投资水平。无论是位于法国蓝色海岸的房产，还是亿万富翁在曼哈顿的公寓，它们的升值都不能转化为更高效的经济运行。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尽管“财富/收入比率”出现巨大的提升，但平均工资却停滞不前，而实际资本回报率又没有下降。（按照经济学的收益递减规律，本该有的结果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薪资水平的上升。而技术进步更应当强化“平均薪资会提高”的结论，尽管少数工种的薪资水平确实会有所下降。）
金融业的过度承担风险，再加上它在遏制监管方面取得的成功，导致我们要以一种可预见的注定方式陷入7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一如既往，总是穷人在这样的危机中受伤最重，他们丢掉了工作，并面临着长期失业。从2007年到2013年有超过1400万套住宅进入止赎状态，而同期政府大幅削减了包括教育支出在内的开支，普通的美国民众在这种环境中深受其害。激进的货币政策（所谓的量化宽松）更注重修复股市的价格，而非恢复对中小企业的借贷，因此更多的效果在于让富人的财富得以恢复，而非惠及普通美国人或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这就是为什么在随后所谓的3年经济复苏中，大约95%的收入增长流入最顶层的1%的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6年之后，财富中位数相比危机前的水平下降了40%！
在造成美国乃至全世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糟糕的经济表现）的过程中，金融业还扮演了一个角色：我之前讲过，美国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是它一直推行的政策的结果。金融业推动了很多加剧不平等的政策，并为支持这些政策发展出了一套意识形态。当然，有一些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对此也一直反对，其中有许多人奉行“开明的利己主义”。但是，总的来说，金融业大体上一直在推行这样一种观念，即市场本身就会产生高效和稳定；依照这个假设，政府应该实行自由化和私有化；他们认为，累进税制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它从边际上削弱了激励机制的效果；他们还声称，货币政策就应该只针对通货膨胀，而无须关注创造就业。在这些政策带来了“大衰退”之后，对财政赤字的一味关注又让政府不得不以伤害普通民众为代价削减支出，反过来又延长了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
透明程度
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只有更多人掌握优质的信息，资源才能得到合理的分配。然而，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会向他人宣扬透明的重要性，但它们自己却会无所不用其极地保守自身的秘密。毕竟，在信息透明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利润会被压到接近零。任何一个做生意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市场了无生机：在这样的市场中，拼了命也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几乎毫无上进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珍视机会，如此在乎商业机密和保密性。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但是，政府的行为就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对抗这些天性，让市场更具竞争力和透明度。但是，如果政府被企业所掌控（特别是被金融业），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对克林顿政府感到特别失望的地方。人们多少会期盼政府能够行事正确，而不只是声称“以人为本”。在《资本主义的蠢货》一文中，我会解释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如何为“账目造假”实行激励措施。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未能利用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强力推行更多的透明政策（解决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根源），不透明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依旧得以存续，尽管被施加了某些限制。
经济学家的角色
在该归罪的名单中，我在《一桩谋杀案的剖析》一文中又加上了一类人：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声称市场是自我规范的——他们无视长期历史表明不受管制或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终会失败，也无视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进展阐述了金融市场需要且应当被监管，还为放松管制的运动提供了所谓的理论基础。当今经济学的进展关注于信息的不完善和竞争的不充分带来重大的变化，这二者在经济领域中很关键，在金融体系中尤为重要。而且，当一家普通企业破产之后，它的拥有者及其家人都要承担后果，但一般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正如我们的领导者和银行所宣称的，不能允许任何一家大型银行倒下。但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些银行就必须受到监管。如果它们真能做到“大而不倒”，那么它们自己应该心知肚明，过度承担风险对于它们来说就是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博：如果赢了，它们能获得利润；如果输了，就让纳税人来买单。
针对金融业改革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完全无心解决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处理金融危机的方式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我们鼓励（甚至有些情况下是强迫）银行进行合并，所以如今市场支配力的集中度甚至比危机发生前更高。这种程度的集中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它所引发的政治权力集中，明显体现在政府通过有效的银行监管法案时表现出来的反复拉锯。《多德-弗兰克法案》所取得的进展是，限制了由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创设衍生品——这些高风险产品引起了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倒闭，以及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尽管对这些金融产品到底是赌博工具还是保险措施仍存在争议，但是没有正当理由认为任何的贷款机构应当提供这类产品，特别是那些接受政府担保的。然而仅凭花旗银行呈上的一面之词，美国国会在2014年甚至没有举行任何的听证会就废除了这一条款。
颇具影响力的纪录片《监守自盗》就揭露了经济学界可能正在发生的情况。经济学家惯于强调激励措施的效用：事实上，这似乎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件事。而金融业为那些认同它们的人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一项又一项有利可图的咨询业务、研究经费，还有其他类似的东西等。这部纪录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影响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判断？
正如“危机的形成”阐明了本书的几个主题，我在2008年和2009年写的一些文章是关于应对危机的，其中刊登在《时代周刊》上的《如何走出金融危机》一文就发表于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后的一个月，该文也被收录于此。当时所急需的和我们的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也体现了“巨大的鸿沟”。
尽管这场危机的形成酝酿了很长时间，甚至此期间还有非常多的警示信号，但当危机发生时，那些在美联储和政府掌权的人还是表现得出乎意料，而且我也真心认为他们确实没有预先料到——这也明显证明人们有能力选择屏蔽自己不喜欢的或与自己先入为主观点相左的信息。毕竟，房地产泡沫是在2006年破裂的，经济是在2007年陷入了衰退的，而美联储在2007年和2008年向银行供应了前所未有的资金，并且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进行了天价的救助。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只要他不盲目相信自由且不受监管市场的所有优点以及这般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都会提前看到那些不祥的预兆。然而，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却兴高采烈地宣布，所有风险都“得到了遏制”。
雷曼兄弟银行在2008年9月15日突如其来的破产，让美国从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衰退（小布什对于此轮衰退的应对方法是在2008年2月为富人提出了又一轮的减税，但收效甚微）进而陷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和财政部之前还信心满满地断言雷曼兄弟的破产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限（并且能让银行吸取教训），但接下来它们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毅然出手救助了美国国际集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救助行动，在一家公司上花费的金额超过了多年以来发放给数百万美国穷人的福利救济。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以及它们为什么要竭尽所能向美国人民隐瞒它们的行动：救助的资金很快就从美国国际集团转移到了高盛和其他银行。正是因为这些银行也处于危险的边缘，美联储和财政部才出手相救的。
在《时代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我曾给出了一份简单的解决议程。遗憾的是，当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所做所为并没有依照我给出的药方，而是更多地体现了银行和1%的人的利益和看法，这正是我当时所担心的事情。同样如我所担心的，接下来的经济复苏也相当疲软。奥巴马政府可能会宣称，它阻止了美国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但很明显，奥巴马未能成就强劲的复苏。过了七年，正当这本书付梓之际，大多数美国人的薪资仍低于他们在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中产阶级的财富几乎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差不多倒退了20年。
这场复苏由那1%的人设计，也让那1%的人得利。奥巴马总统当然可以在2015年1月20日的国情咨文中宣称，本次危机已经结束了。但连他也不能承认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如果没有那场危机，美国的GDP水平本应比现在还要高出15%，我们如今也才刚刚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由于遵循了1%的人制定的解决议程，我们白白损失了数万亿美元。
我的解决议程共有五项。第一项是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当然，资本重组是为了保证银行能够恢复放贷，并且支付给美国纳税人不错的回报，因为他们代替银行承担了风险。后来美国政府确实对银行进行了资本重组，然而，救助银行并不意味也要救助银行的股东、债券持有人和银行家。但这正是美国政府做出来的事情。
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美国政府借钱给其他国家，我们会附加一些条款——我们希望这些资金能够按照指定的用途使用。美国财政部正是最坚守这类条款的机构之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谈到对美国银行实行附加条件时，财政部却表示了反对。
救助银行的真正意图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只有把银行救活，它们才能够继续提供资金，我们的经济才能正常运转。但由于我们在救助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这些资金反而被用来支付银行家的巨额奖金（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在这场危机发生后的几年，向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金额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政府宣称资金援助已经得到了归还，但这个说法多少就是一个骗人的把戏，只不过政府把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了另外一个口袋里。美联储以零利率将钱借给了银行，而银行再贷给政府和大型企业时收取了极高的利息。（这里不需要什么金融奇才，即便是12岁的孩子也能用这种方法赚到钱——但银行家却能拿着金融奇才般的奖金。）政府偷偷将不良的抵押贷款从银行的账簿上转出，放在了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即便干着同样的事情，政府得到的回报也仅仅相当于私人投资者获利的一小部分，对比巴菲特在金融危机期间把钱投给银行获得的回报，这一点就很清楚了。
坦率地讲，普通美国人被蒙骗了。银行相当于收获了一份厚礼，因为它们拿到了条件最优惠的资金，并且借款利率远低于市场其他人愿意借给银行的程度。这样做就相当于将钱从普通公民手中重新分配给了富有的银行家。如果向银行收取了它们该支付的费用，美国的国家债务就会因此而更少，国家就会有更多的钱投资于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将催生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更公平的共同繁荣。
就像许多由1%的人所设计、让1%的人得利的政策一样，政府此次的做法要仰仗涓滴经济学（也称“下渗经济学”）发挥的作用：只要给银行的钱足够多，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但经济并非这样运行，其后果也注定相差甚远
。相比之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尝试一点“反向涓滴经济学”（或称“上渗经济学”）——帮助处于中下层的居民，从而让整个经济都受益。
这场危机起源于房地产行业，所以一个很自然的建议就是强劲复苏必须要遏制止赎潮。甚至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我就警告过他，单单救助银行是不够的。他必须帮助美国的住宅业主，但他的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银行从事不计后果的勾当的时期，盖特纳正担任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却在为银行考虑。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住宅。尽管数千亿美元流进了银行，但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用于帮助住宅业主，实际上也就只有100亿美元上下（财政部呈交给国会的报告中并没打算列出帮助业主的具体金额），在那个时刻，政府还在疲于推出一个又一个考虑欠周的方案。按照当时政府的观点，将资金花费在银行上也许是拯救经济的必由之路，而任何对于银行救助方案的精细化调整，都被视为整个国家无法承受的奢侈之举。但对于住宅业主和普通民众，政府的态度却恰恰相反：必须要谨慎行事，以免出错。像“道德风险”这样的术语被滥用在“救助住宅业主有可能会引起对随意借贷的鼓励”，而罔顾真正的“道德风险”是对银行的一次又一次救助。
标准的经济学（几乎每一本教科书上都有）要求在经济疲弱时就要施加财政刺激。但我们从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对富人的减税结果中得知，设计不周的刺激方案相对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奥巴马政府中的那些人，包括该为本次危机的发生负有重大责任的那几位，无论是积极支持放松管制还是未能对银行进行负责任的监管，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仅仅需要一些温和的手段：银行确实出了问题，它们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输血，但只要稍加治疗，它们以及整个经济就会恢复健康；尽管银行的问题还没得到完全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也不过是临时性刺激；而且由于预想中的复苏将会很快到来，所以刺激方案的规模、方式和持续时间并不非常重要。
我的看法恰好与之相反，我认为美国经济在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出了问题——它仅靠人为制造的泡沫维持着，若没有正确的政策（然而美国并没有）相配，危机一旦爆发将会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另外，政治是丑陋的，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经济没能复苏，保守派就会宣称经济刺激没有用处，再想推出第二套刺激方案将会难上加难。因此，我主张美国需要一份大规模的刺激方案
（规模必须远远超过本届政府要求并由国会所通过的那一份，而且必须要经过精心的谋划），而不是像小布什政府所谓的“刺激”那样只为富人减税。实际上在小布什政府的方案中，三分之一的刺激资金被用在了减税上。雪上加霜的是，当权者还没有搞清楚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就轻易地预测“随着刺激方案的实施，失业率的峰值为7%～8%”；而实际情况是这个数字达到了10%，这就给批评者轻易落下了口实。而政府该有的表述方式是，相比采取其他方式，经济刺激将使失业率相对下降2%～3%——这份经济刺激的计划确实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时代周刊》上文章的最后两项议程是关于美国国内的监管改革，并要求建立一家多边的行政机构来协调全国不同执法机关的监管行动的。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形势已经明朗了，当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场全球性危机，而且银行的不良行为（不仅在美国的国内，还在欧洲的几个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引发了严重的后果。美国国内的有毒资产（那些不良的抵押贷款最终会爆发，引发全球危机）已经感染了全球的金融市场。
在这最后两项上的不作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即使在危机过后两年才通过监管改革的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人们也认为它最多称得上好坏参半。但自该法案颁布开始，银行就开始积极淡化其影响力，抵制实施监管的各种努力。它们在议会中争取废除一些关键条款——最终，它们在2014年成功地撤销了一项有关衍生品监管的关键条款，不再限制受政府担保的银行创设这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新设任何国际性机构，唯一成立的全球性“金融稳定委员会”也不过是为了取代“金融稳定论坛”（该论坛创设于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但事实上并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与《多德-弗兰克法案》一样，展现给世人的都是一些折中后的结果：有些方面的情况确实好于危机之前，但在金融圈之外，没有人会相信导致经济再次崩盘的一个重大风险已经被解除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如何防止银行对社会其他部分造成的伤害；几乎没有人关注过怎样让银行真正履行为了让我们的经济正常运转而应该承担的关键职能。对于这本书的主题而言，缺失后者的严重性至少会体现在两个方面。危机的恶果总是让普通人首当其冲——工人失业，住宅业主失去房产，普通民众的退休金账户大幅缩水，他们无力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他们没法实现梦想。小企业也会相继破产。
相比之下，大公司不仅能够生存下来；部分企业甚至因为能在海外业务保持稳定的同时削减了国内的薪资成本而愈加兴旺。那些引发这场危机的银行家也有办法活得很滋润，这就要感谢你们这些受害者。尽管他们可能不会像在他们帮助制造不可持续的泡沫还能维持时过得那么好，但也不过是消费有所降级。他们将自己的滑雪小屋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换到了美国的科罗拉多，把房产从法国的蓝色海岸搬到了美国的汉普顿斯。
监管的必要性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已经长期形成了剥削他人的习性——市场操纵、内幕交易、滥发信用卡、垄断性的反竞争行为、歧视性和掠夺性的房贷……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不一而足。用这些方式赚钱似乎比诚信经营更容易，比如发放能创造就业的中小企业贷款。如果银行热衷于剥削，就会滋长不平等；但如果它们专注于创造就业，就能通过减少失业以及由此促使薪水上涨来促进平等，充分就业必然造成薪资上涨。
所以，限制银行不良行为的监管措施能够产生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方面约束它们的剥削能力，另一方面单靠打压它们从其他方式上的获利，就足够鼓励它们把心思用在正途上。
奥巴马和小布什的失败应对
简而言之，就像这场危机本身是我们前几十年经济政策的可预见之注定后果，危机后几年发生的事情也是应对政策的可预见之注定后果。
在衰退开始的8年（从泡沫破裂算起的第9年）之后，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事实证明谁又是正确的呢？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都愿意宣称，是它们把我们从又一次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的。这种说法也许没有错，但它们在恢复经济繁荣方面则彻底失败了。
银行系统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经济衰退正式结束了，并且也没用很长时间。但经济明显没有恢复到健康水平。即便重新恢复了增长，但修复“大衰退”所带来的伤害还需要很多很多年，再次让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也需要很多很多年。事实上，这场危机带来的伤害显然是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