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今，没人能够否认美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这条大鸿沟将某些被称为1%最富有的人与其他人割裂开来。那些人的生活与我们普通人简直判若云泥——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焦虑、不同的志向，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普通的美国人会焦虑如何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焦虑如果家里有人得了重病该怎么办，焦虑如何负担自己的退休生活。在“大衰退”最严重的阶段，数以千万的美国人在担心他们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数百万的家庭连这一点都没能做到。

1%（甚至更顶端的1‰）中的那些人所探讨的问题是：到底要购买什么样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什么是最佳的避税路径？如果美国政府强迫瑞士终止银行保密制度，会发生什么后果？开曼群岛会是下一个目标吗？放在安道尔的钱还安全吗？在南安普敦的沙滩上，他们抱怨那些乘直升机往返纽约市的邻居在降落时产生的噪声。他们同样还会担心，如果他们从云端跌落后会怎么样——尽管他们与普通人的差距有如此之大，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确实也会发生。

不久之前，我参加了一场晚宴，睿智但忧心忡忡的举办者正是那1%中的一员。由于意识到这场巨大的鸿沟，主人召集了一群超级亿万富翁、顶尖学者及同样为不平等担忧的其他人士共聚一堂。就在当晚闲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一位亿万富翁（他的人生第一桶金是通过继承获得的）和另一位富人讨论起来，他们认为美国人懒惰的症结在于这些人总想着从其他人身上不劳而获。而在此后不久，他们竟顺势将话题转到了避税天堂——二人明显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反衬出的讽刺意味。与会者们为了互相提醒放任不平等发展到极端境地的风险，法国的玛丽皇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典故在当晚被多次提起——“勿忘断头台”成为那晚聚会的主题。在此起彼伏的呼应中，他们坦然承认了本书的核心主旨——美国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并非不可避免，这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必然结局，而是由政策和政治造成的。他们似乎想要表达，他们这些权贵人士有可能做出让不平等出现转机的行动。

越来越多的富人也意识到，当绝大多数公民的收入停滞不前时，他们所赖以富裕兴旺的持续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出现。这就是为什么那1%的人也越来越急迫地关心不平等问题。

在全球精英云集的201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上，英国乐施会言之凿凿地指明了全球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程度，它指出一辆载有85位全球亿万富翁的客车，它所承载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上50%底层人口的财产之和——总共30亿人的财产。而在一年之后，这辆承载着同样比例财富的客车变小了，只需要80个座位就够了。更夸张的是，乐施会还发现，尽管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世界上接近一半的财富，但依照这个趋势，到2016年他们的财富有望与其余99%的人的财产总和相当。

美国这场巨大鸿沟的形成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这个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而且整个国家都在增长。当所有的阶层都感受到收入的增长时，这就是共享的繁荣。底层人群的收入增速比顶层人群还高。

那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但即便那时年少的我也能明显察觉其中的难掩之瑕。我小时候生活在密歇根湖南岸的印第安纳州加里市，那是美国典型的工业城市之一。我见识过贫困、种族歧视和一次又一次经济衰退重创美国后带来的阶段性失业潮。劳资纠纷在那时十分普遍，因为工人们都想从美国备受全世界赞誉的繁荣中争取到理应属于自己的那份。我听到了关于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说法，但在极大程度上，我所遇到的人都生活在这个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的底层，他们还不属于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的群体。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我的父母尽力做到量入为出——现在看来，那也是最终我们能维持生活的关键。我穿哥哥的旧衣服，母亲总是在打折时买衣服，她更看重结实耐用，而非计较价格。就像她常爱讲的，可不能“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我母亲在“大萧条”期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我的童年时代，她一直帮我的父亲打理保险生意。当她去工作时，我们就由家里的“帮手”米妮·法耶·埃利斯照看。她是一个有爱心又勤劳能干的聪明女人。即便那时我只有十岁，我在心中还是有些困惑——为什么在这个本应所有人都很富有、本应给所有人公平地提供机会的国家里，她却只念过小学？为什么她要来照看我们，而不是陪伴她自己的孩子呢？

在我高中毕业后，我的母亲终于有机会去实现她自己的人生抱负——重新回到学校，通过学习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并去小学任教。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小学教书，随着“白人大迁徙” 的到来，她成为这所事实上已经变成种族隔离的学校里为数不多的白人教师之一。等到67岁被强制退休之后，我的母亲开始在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西北分校教书，致力于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直到耄耋之年，她才彻底退休。

就像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迫切期待改变。但我们知道改变社会是困难的，这需要时间。我没经历过加里市同辈人所面对的种种困难（除了偶尔被歧视），但我与他们能够产生共鸣。我花费几十年详细研究与收入相关的统计数据，我察觉到，美国并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对于某些人来说，机会非常多，但对于其他人却并非如此。“阿尔杰式” 的白手起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神话——众多努力工作的美国人永远都无法获得成功。我是幸运的，美国确实为我提供了机会——一份全美优秀学生奖学金让我得以进入阿默斯特学院。最重要的是，这个机会为我打开了一个在未来还能提供其他更多机会的世界。

正如我在《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一文中解释的那样，在阿默斯特学院读到大三的时候，我将专业从物理学改为经济学。我想要查明我们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不仅是为了理解不平等、歧视和失业，我还希望能为解决这些困扰美国的问题做出贡献。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章节研究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因素，而且是在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二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指导下完成的。1966年在世界计量经济学会（这是一个专注于数学和统计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的国际经济学家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这项成果被展示过，并于1969年发表在该协会的期刊《计量经济学》上，但过了半个世纪，它仍然常常被当作思考这一类题材的框架。

喜欢读不平等分析的受众并不太多，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大众，喜欢听对不平等的分析的人并没有很多。人们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在经济学界，甚至有人对此怀有赤裸裸的敌意。尽管自从里根当政时起，美国的贫富差距就开始显著加剧，但现在这种状况依然存在。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就极力表明：“在对健全的经济学最有害的那些倾向中，最有诱惑力、在我看来也最有毒的，是对分配问题的关注。”

与许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一样，卢卡斯认为帮助穷人的最好方法是做大整个国家经济蛋糕的总量。他相信，把精力集中在分给穷人的那一小块蛋糕上，会分散人们对如何做大蛋糕这一根本问题的关注。事实上他认为，经济学长久以来的两个传统问题（效率和公平分配，或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是可以分开考虑的，而经济学家的工作是有明确定位的，重要但很困难——尽量找出做大蛋糕的方法。而蛋糕的分配就该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很多时候，经济学家应该与这个问题划清界限。

像卢卡斯这样的立场在经济学界极为流行，也就难怪经济学家对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几乎视若无睹。他们并不会在意的现状是，GDP不断增长的同时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这种忽视意味着他们根本无法很好地解释经济中正在发生的情况，他们无法把握不平等加剧所带来的可能影响，并且他们也无法制定出能让国家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政策。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欣然接受《名利场》杂志在2011年的邀约，这让我将这些问题呈现给更广泛的读者。最终刊载的《1%的人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确实比我几十年前在《计量经济学》上的文章有了更广泛的读者。我在《名利场》上的文章所讨论的新社会秩序（99%的美国人在同一条停滞不前的船上）被引申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它所表达的观点在这里的文章和我后面的文章中会反复出现——如果不平等的状况有所减少，我们几乎所有人，也包括那1%中的许多人，实际上能过得更好。出于理性的利己主义，1%的人也要帮助构建一个不那么割裂的社会。我并非寻求发动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而是想要重新找回国家的凝聚感，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大鸿沟已经让这种凝聚感变得淡薄。

那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担心大幅加剧的不平等？”——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和道德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关乎美国社会的本质以及国家的认同感。尽管美国仍然维持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是全球总和的一半），但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的长期战争暴露了武力的局限性：即便面对远远弱于美国的一些国家，我们也无法牢牢控制哪怕是一小片的土地。美国的真正力量一直是它的“软实力”，最为明显的是它的道德和经济的影响力，这是它为其他国家树立的典范。

不幸的是，由于不平等的加剧，美国的经济模式并没有让大部分的国内人口获益——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典型的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还不如25年之前。甚至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一个不能让大多数国民获益的经济模式就不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楷模。

《名利场》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促成了我的一本新书《不平等的代价》，在这本书中我深入地探讨了许多在那篇文章中提及的主题，而接着又引来《纽约时报》在2013年邀请我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不平等的文章，系列的名称就是“巨大的鸿沟”。我深深地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我能进一步唤醒美国，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美国并不是我们本国人（甚至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所认为的那片充满机会的乐土。我们已成为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我们也是机会公平程度最差的国家之一。我们的不平等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经济规律的必然产物；相反，它们是我们政策和政治的结果。换一种政策就有希望产生不同的效果，也许能得到更好的经济表现（无论如何衡量）和更低的不平等水平。

最初为《名利场》写的那篇文章以及后来的“巨大的鸿沟”系列文章构成了本书的核心。而在近15年来，我每个月还为《报业辛迪加》撰写一个联合专栏。创办《报业辛迪加》的初衷就是致力于将现代经济思想引入东欧国家，所以它也适逢其时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如今全球各地的报纸都会纷纷转载它上面的文章，其中也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版媒体。不出所料，我为《报业辛迪加》所写的许多文章都是关于不平等的这个方面或者那个方面，从中精选的一些文章（包括发表在其他各种报纸和期刊上的文章）也被收录到这里。

尽管这些论文的关注点是不平等，但我还是决定添上几篇关于“大衰退”的——它们都写于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以及金融危机之后，那时候的美国和世界经济步入“大萎靡”。这些文章理应放在本书中，因为金融危机和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平等推动了这场危机的产生，危机加剧了早就存在的不平等，而这些不断恶化的不平等又造成了经济的严重下滑，使强劲复苏变得希望渺茫。就像不平等本身一样，这场危机的伤害之深和持续之久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场危机并不是像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或地震那样的天灾。与巨大的不平等一样，这也是我们政治和政策的后果，正是我们给自己种下的恶果。

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但就像我刚刚讲过的那样，经济和政治无法被严格分割。在本书的很多文章和早先的《不平等的代价》中，我讲述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恶性循环——更多经济上的不平等会转化为政治不平等，尤其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这给了有钱人如此不受约束的权力；政治上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但伴随着许多普通美国人对政治进程的幻想破灭，这个循环进一步恶化：在2008年危机之后，数千亿美元被拿去救助银行，却几乎没有资金用来帮助房屋业主。受到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劳伦斯·萨默斯的影响，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很不支持，甚至坚决反对将住房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以减轻数百万美国人遭到掠夺性和歧视性银行贷款的痛苦。而这二人都是放松管制政策的缔造者，他们的政策助长了这场危机。这也就无怪乎在那之后，有那么多的民众对两党都心怀不满。

我抵制住了对纳入本书中的文章进行修改或扩展，甚至增减的诱惑。我也不会重新恢复当时为了尽量满足字数限制而不得不抛弃的原始片段的“剪辑”和一些重要想法。新闻写作的格式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它的篇幅短小精悍，凸显对当前重大问题的时效性，而不需要像学术写作那样，需要提前阐明所有的适用条件和注意事项。这些文章经常会涉及当时激烈的辩论，在写作时我想向读者表达出更深刻的信息。我希望，本书在传递这些更广泛的主题上也能够取得成功。

之前作为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偶尔会写一些专栏文章，但在2000年接到《报业辛迪加》的邀约撰写月度专栏之后，我才开始按时写作。这项艰巨的任务极大地增加了我对那些每周必须写一到两篇专栏的人的敬意。相比之下，每月写一篇专栏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题材：在世界各地每个月出现的诸多经济问题之中，哪一个最值得关注，并在当时的背景下所表达的信息能反映出更广泛的意义？

巨大的鸿沟（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正在上演的巨大不平等）、经济上的管理失当、全球化，以及国家和市场的作用，是过去十年中我们社会面临的四大核心问题。正如这本书所示，这四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对宏观经济的困境、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低迷，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既是原因，也是其后果。无论全球化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什么样的好处，它都加剧了不平等——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对全球化的失当应对。反过来，我们对经济的管理不善和对全球化的应对失当，都与我们政治体系中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有关——我们的政治越来越多地代表着那1%的人的利益。但是，尽管政治是造成我们当前困境的一部分原因，但我们也只有通过政治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市场仅依靠自身对此束手无策。不受约束的市场将招致更多的垄断、金融业更多的肆意妄为、更失衡的贸易关系。只有通过民主改革（让我们的政府对全体国民更加负责，更多地反映人民的利益），我们才能抚平这条巨大的鸿沟，重归整个国家的共同繁荣。

本书中的文章分为八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开篇都有一篇介绍性的短文，尽量解释该部分文章的写作背景，或谈论一些因篇幅限制而未能在这些文章中详述的问题。

我将以“前奏：裂痕初显”作为开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包括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内的国家经济领导者夸口说，新经济可以避免过去反复折磨我们的经济波动，这所谓的“大稳健”带来了一个低通货膨胀和看似高增长的新时代。但人们只要稍微细心观察，就能发现这只不过是虚有其表，背后掩盖了大尺度的经济管理不当和政治腐败（有些已经在安然丑闻中曝光）。更不堪的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大多数美国人分享，同时大鸿沟正在越发割裂。这一部分还描述了金融危机的产生以及它的后果。

我在第一部分中概述了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关键问题（包括在《名利场》杂志上发表的《1%的人的民有、民治和民享》和《纽约时报》上“巨大的鸿沟”系列的开篇之作），继而在第二部分中用两篇文章来回忆我最初是如何对这些课题产生兴趣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分别涉及不平等的几个方面、原因及后果；第六部分表达了对核心政策理念的一些看法；第七部分着眼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以及旨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最后，在第八部分中，我将聚焦造成当今美国不平等的核心根源之一——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疲软。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让他们找到体面的工作，获得合理的工资。后记中包括《名利场》的编辑库伦·墨菲对我做的一篇简短访谈，其中谈到了一些在讨论不平等中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比如：从何时开始，美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那1%的人不就是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的人吗？他们难道就不会打造更加平等的社会，以免最终伤害到其他99%的人吗？

致谢

这不是一本标准的学术著作，而是我多年以来为各类期刊和报纸所撰写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文章和论文的合集——这场巨大的割裂在美国尤为严重，但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然而，这些文章都是基于长时间的学术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后来成为英国剑桥大学的“富布赖特”学者。从那时起一直到最近，美国的经济学领域对这一课题都不太关注。因此，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论文导师、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他本人的学位论文就是关于这个课题的）和保罗·萨缪尔森，是他们鼓励我从事这一方向的研究，他们用深邃的洞察力指导着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第一位合著者——乔治·阿克洛夫，我们一同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剑桥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从与弗兰克·哈恩、詹姆斯·米德、尼古拉斯·卡尔多、詹姆斯·莫里斯、帕萨·达斯古普塔、大卫·钱珀瑙恩和迈克尔·法雷尔的交谈中，我获益良多。我在剑桥还辅导过安东尼·阿特金森，并在那里开始了与他的合作，他后来成为近半个世纪研究不平等领域的顶尖学者。拉维·坎伯尔、阿尔琼·佳亚德福、卡拉·霍夫和罗伯·约翰逊也都曾是我在剑桥大学时的学生或者同事，他们教我的很多知识与本书中所讨论的主题有关。

罗伯·约翰逊现在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INET）的所长，这家研究所成立于“大衰退”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人们逐渐认识到标准经济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效力于美国或世界的经济增长，形成一种新经济思维（包括更加关注不平等和市场的局限性）是必要的。我十分感谢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对支撑书中论文的基础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尽管不平等和宏观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是我长久以来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言关注的重点，不过有人（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终于越来越认识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在此，我要感谢与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

当今任何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人都要感谢伊曼纽尔·赛斯和托马斯·皮凯蒂，这二位不辞辛劳地整理了大量的数据，揭露了巅峰时期的美国及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对这本书产生显著影响的其他顶尖学者还包括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保罗·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斯。

当库伦·墨菲还在《大西洋月刊》当编辑的时候，他就说服我写一篇关于我在白宫某些经历的文章（一篇名为《喧嚣的九十年代》的文章最终促成了我第二本书的出版，那本书有着更广泛的读者）。这不仅为我提供了把深思熟虑多年的很多想法整理成文字的机会，还为我提出了一项新的挑战——能不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阐述复杂的观点，让它们得以广泛地传播？我在那之前与他人合著过很多学术论文，而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某些方面是有共通之处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则全然不同。编辑与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角色；编辑了解读者，而我却对此知之甚少。我逐渐开始理解一位优秀编辑对塑造一篇文章所起的作用。即使是经他们之手修改过行文的方式，优秀的编辑也能把作者的声音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在很多时候，修改过的文字甚至让话题更吸引人。

继《喧嚣的九十年代》之后，我还为《大西洋月刊》写过几篇文章。在库伦·墨菲转到《名利场》杂志后，他继续向我索要稿子。其中《资本主义的蠢货》（也被囊括在本书之中）写于“大衰退”前后，因其出色的新闻性获得了著名的“杰拉尔德·勒布奖”。显然，在库伦的督促之下，我在写作上的功夫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为《名利场》撰写的每一篇文章，库伦都提供了紧密的配合，其中有四篇被收录在本书中。本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是他主动邀约并与我共同付出了努力，才成就了那篇《1%的人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从而促成我写成了《不平等的代价》和这本书。而该文的篇名是出自格雷登·卡特的建议，后来“我们就是那99%”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也是美国“大鸿沟”的标志。

我与《报业辛迪加》《名利场》《纽约时报》以及许多其他媒体的合作，体现在这本书的很多文章之中，让我有机会表达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我得以成为一名专家，或许我看上去思维比以前更缜密，这得益于我能够自主选择话题并有时间深思熟虑，而不必像周日早间节目中的嘉宾那样，不得不对着众多话题侃侃而谈。

每一篇文章的编辑对收录在此的论文都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我特别要感谢《纽约时报》“巨大的鸿沟”系列的编辑斯维尔·陈和亚伦·雷蒂卡，这个系列贡献了本书的书名。早在2012年底我们就在一起策划如何将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各个方面的不平等及其后果）全面地呈现在美国人民面前。但在那之前，斯维尔就曾编辑过马克·赞迪与我合著的一篇论文《拯救美国房地产的最后一招：大规模抵押贷款的再融资》（该文也收录在本书中）。亚伦和斯维尔对本书中的16篇《纽约时报》文章进行了出色的编辑工作。我有个喜欢长篇大论的癖好，总是不忍看到作品被大幅删减，但新闻行业限制用750个单词甚至1500个单词来表述一系列的观点，这确实是一项挑战。亚伦和斯维尔总能在删除无关紧要的修饰时加入一些深刻的见解。

在我非常感激的其他众多编辑中，还有安杰依·拉帕钦斯基、库伦·墨菲及《报业辛迪加》的其他工作人员、艾莉森·西尔弗（现在在汤森路透工作）、美国政治新闻网的迈克尔·赫什、《时代周刊》的拉娜·福鲁哈尔、《卫报》的菲利普·奥尔特曼、《哈泼斯》杂志的克里斯托弗·贝赫、《纽约每日新闻》的乔舒亚·格林曼、《今日美国》的格伦·西村、《华盛顿邮报》的弗雷德·希亚特、《华盛顿月刊》的艾德·佩斯利。我同样应该感谢《经济学人之声》的亚伦·艾德林、《报业辛迪加》的罗曼·弗莱德曼，还有罗斯福研究所的菲莉西娅·王、凯茜·哈丁、麦克·康扎尔和内尔·阿伯纳西，他们都给予我鼓励和支持。我曾为罗斯福研究所写过一份政策简报，这份白皮书在本书的《假冒的资本主义》中有所描述。

罗斯福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构支持。脱胎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罗斯福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美国顶尖的智库之一，推行罗斯福家族所主张的社会公正和经济正义的理念。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以及伯纳德·施瓦茨为罗斯福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平等研究项目提供了慷慨的支持。

在过去的15年里，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我的学术家园。它赋予我从事研究的自由，让我有了热衷于探讨各式思想的学生，云集了能让我受教良多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茁壮成长的土壤，让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以及提出如我所愿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

另外，我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总裁德雷克·麦克菲里，在编辑本书上付出非凡辛劳的老朋友、编辑布兰登·库里，以及提供帮助的索菲·迪韦诺瓦。与过去一样，我也要感谢诺顿出版社的伊丽莎白·科尔和雷切尔·萨尔茨曼，感谢他们发行了这本书，以及他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多年来，我也从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的细心编辑中获益匪浅。

如果没有一个平稳运作的办公室，我是无法完成这本书的。所以，我要感谢汉娜·阿萨迪和朱莉娅·库尼科对办公室的管理，以及萨拉·托马斯和鞠佳明对此的支持。

埃蒙·基切尔-艾伦不仅掌管发行的全过程，还在其中担任了编辑。我要加倍感谢他——书中的每一篇文章在最初出版时都是由他编辑的。

一如既往，我应当向我的妻子安雅表达最高的谢意。她坚定地相信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话题，以及把它们传递到更广泛领域的重要性。她在我这样做的过程中提供了鼓励和帮助，她与我反复讨论我所有书背后的理念，并帮助我塑造和打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