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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想把小士禄转移到苏区去的计划，暂时无法实施。小士禄只好又跟着杨嘉清阿爸和杨阿孙阿哥，回到了金砂乡的家里。
在留隍关卡，他们已经被敌人盘问过，陈永俊担心小士禄继续住在杨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和杨阿爸商量，事不宜迟，必须立马把小士禄从杨家转移到自己家中。
陈永俊住的那个村子，名叫陈村。陈村的周边还有另外几个姓氏的小村子。陈永俊想：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他也可以把小士禄尽快从陈村转移到邻村去。
永俊的妈妈名叫潘舜贞，小士禄喊永俊的妈妈为“姑妈”。永俊还有一个妹妹，比小士禄大三岁，小士禄就叫她“阿姐”。
永俊是红军的秘密交通员，白天几乎都在外面奔波，为党组织和红军收集情报、传递消息，到深夜里才能回家歇歇脚。
有时候，夜深人静，永俊还会带着一两个陌生人悄悄回到家里歇一夜。小士禄知道，永俊阿哥带回来的都是“自己人”。
有好心的姑妈和阿姐照顾，小士禄在陈村度过了一段衣食无忧、备受疼爱的日子。
姑妈和阿姐都会刺绣，经常到镇上的大户人家领回一些刺绣活儿，按期做完后换回一些零钱，作为全家人的生活用度。
小士禄七岁那年，姑妈和阿姐用起早贪黑做刺绣活儿省下来的钱，把小士禄送进了当地的一个小学堂念书识字。
因为生活拮据，阿哥和阿姐都没有进学堂念过书，姑妈却把小士禄这个烈士遗孤送进了学堂。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情义啊！彭士禄在往后的岁月里，每每想到这些事，心里总会涌起无限的感恩之情。
然而，好景不长。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日，正是农历癸酉年七月十五日。这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一大帮“恶鬼”就突然包围了陈村，有几个“恶鬼”还端着长枪，吆五喝六，直接闯进了陈永俊家。
这帮“恶鬼”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匪兵们。
原来，“自己人”中竟然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卖身求荣，出卖了陈永俊，供出他中共地下交通员的身份。这帮国民党匪兵就是前来捉拿陈永俊的。
幸运的是，当晚陈永俊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
敌人不死心，就把小士禄和姑妈、阿姐，还有与姑妈家沾亲带故的其他几户亲戚都抓走了。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所谓“地方治安”，在乡村里实行“五家联保”管理制度：只要有一家“犯了事”，其他“联保”的五家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敌人把姑妈、阿姐、小士禄和“联保”的亲戚们，都押送到了乡公所。敌人经过几次审问，也没有问出名堂来，只好把其他人都释放了，只留下姑妈和小士禄。他们把这一老一小押到了潮安县监狱，继续审问。
年仅八岁的小士禄成了一个小囚徒。本来他应该被关进男牢房，因为年龄太小，敌人只好把他和姑妈一起关进了女牢房。
没想到，刚被推进了黑黢黢的牢房，小士禄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这不是阿仔吗？我的好乖乖，他们把你……唉，这帮丧了良心的人！”
小士禄和姑妈都没想到，山顶阿妈也被敌人抓了进来。就这样，小士禄在敌人的监牢里和两位妈妈相聚了。
这段意外相聚的监狱时光竟让小士禄感到了幸福。他说：“真有幸，竟有两位妈妈护着我坐牢，生怕我受饥寒。姑妈是那么善良，忍受着残酷审讯的痛苦，宁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我是彭湃的儿子。多么伟大的女性啊！男女牢房几百位难友见我衣衫破烂，共同凑钱给我做了一件新衣裳，我穿上了‘百家衣’。”
几个月后的一天，敌人突然打开牢门，要把小士禄单独带走。
两位妈妈不约而同地想到：小士禄的真实身份是不是被他们摸清了？这是要把他带出去枪毙吗？
这个孩子是两位妈妈一口粥、一寸衣养育过的，就如同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这会儿，她们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小士禄被强盗们活生生地拉走，生离死别，怎能不悲痛欲绝？
姑妈的哭声、山顶阿妈的哭声、女监里其他难友依依不舍的哭声和抗议声，响成了一片。
最终，在一片哭喊声里，小士禄还是被带走了。
等待着这个无助的小囚犯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