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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岁时母亲牺牲，四岁时父亲就义。奶妈背着我东逃西藏。不久，我被转移到潮州一带，开始过着姓‘百家姓’的生活。我有二十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最后，我住在红军哥哥陈永俊家，我叫他母亲‘姑妈’，还有姐姐，我们三个相依为命，过着贫寒生活。”
一九九六年，彭士禄七十一岁，写下了《彭士禄自述》，这是他的一段幼年回忆。
彭士禄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父母都在为着革命事业四处奔忙，小士禄在父母身边度过的日子并不多。
一九二六年二月，哥哥彭绛人四岁，小士禄不足一岁。这天，春光明媚，父亲彭湃难得陪伴他们，小士禄和哥哥亲昵地依偎在父亲怀里。这一珍贵、温馨的时光被定格了下来。父亲彭湃抚摸着照片上两个孩子的稚嫩脸庞，写下两行小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一九二六·二·二二。”这张照片也成了父亲彭湃留下的唯一合影纪念。
一九二八年，小士禄三岁时，母亲牺牲，四岁时父亲就义。
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反动派没打算放过烈士幼小的遗孤。他们四处搜寻小士禄的踪迹，还丧心病狂地针对这个幼小的孩子下达了“追杀令”，一心想要“斩草除根”。
有道是“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彭湃、蔡素屏被敌人杀害后，当地的贫苦农友们感念彭湃生前对他们的同情与照顾，感恩彭湃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大义，宁愿冒着惹上杀身之祸的危险，也要把小士禄秘密传递、保护起来。
一九三一年，小士禄六岁。这年夏天，彭湃的七弟，也就是小士禄的七叔彭述，正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得知年幼的侄儿士禄已经被家乡的农友们秘密保护起来的消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有一天，彭述化装成农民模样，秘密潜回家乡，找到小士禄，准备将他带到另一个“新家”。
小士禄早已习惯一个个“新家”。他跟着七叔登上了一条小渔船，最后到了汕头。
小士禄自然不明白，七叔为什么要把他带到汕头。
从地理位置上看，汕头比家乡靠近江西省。彭述把小士禄接到汕头，是想等待合适的时机，把他送到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那里才是这个革命烈士后代的“新家”。
在汕头，小士禄仍然处在随时会被反动派搜查、抓走的危险之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放出消息，恐吓当地百姓：“谁敢收留和包庇彭家人，以重罪论处！”
然而，“疾风知劲草”。烈士们亲手点燃的革命火种，岂能被国民党反动派轻易扑灭？被彭湃等革命者高举的火把照亮了心头的穷苦百姓，岂能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汕头的乡亲们也横下一条心来，要保护好彭湃烈士留下的根苗。
于是，小士禄在汕头又过起了从东家到西家、从南村到北村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也就有了后来彭士禄说到的“过着姓‘百家姓’的生活”和“我有二十多个‘爸’‘妈’”的记忆了。
像传递一根接力棒，小士禄已经记不清自己被传递过多少户人家，变换过多少次姓名，喊过多少位农民“爸”“妈”。在他童年的记忆里，仅仅在潮汕一带，他就有过二三十位“父母”，至于兄弟姐妹，那就更是数不清了。
东躲西藏、担惊受怕、连姓名都要不断更换的日子，实在是难熬啊！
有一天，乡亲们又给小士禄找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新家”。当地有一户农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山顶上，山间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顶，而外来的人一般很难发现这条羊肠小道。
这户农家的主人是一位善良的农妇，小士禄喊她“山顶阿妈”。
“阿仔，听阿妈的话，白天就在山上的林子里玩耍，可不能跑远了，让阿妈担心呀！”几乎每天醒来，山顶阿妈都要这样叮嘱小士禄。
小士禄也使劲地点头，牢记着阿妈的话。
小士禄是个乖觉的孩子，他会帮着阿妈在附近打点柴火，挖点竹笋、野菜过活。就这样，他安稳地在这里住了一阵儿。
直到有一天，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平时一直小心谨慎的阿妈顿时警觉起来：不知什么时候，那条羊肠小道边居然躺着一个人。可是这里经常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怎么会出现一个人呢？
敏感的阿妈立刻意识到，这里肯定被人注意到了，阿仔继续住在这里，恐怕夜长梦多！
于是，阿妈赶紧下山，向乡亲们通报这件事，说出她的担忧。
乡亲们商议后，为安全起见，决定把小士禄接回山下。山下门户众多，小士禄藏在千家万户的“人海”里，也许比藏在孤零零的山顶人家里更安全。
这样，小士禄又回到了山下的人家里，就像一条小鱼又回到了宽阔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