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未见的好学生

到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于敏本以为会如鱼得水，然而却事与愿违。

当他在课堂上向数学老师提问时，老师不愿意花精力提供推导过程，还告诉他不必这样刨根问底。

“这是工学院，你们吸收知识，会应用就行了。”老师解释道。

但于敏觉得这样学习很不“解渴”。这里的基础课，比如普通物理、数学等讲授得都很简单，数学仅限于微积分。论严密性，竟还不如在耀华中学时。

刚刚燃起的希望，好像被一盆冷水浇灭了。

于敏慢慢地悟到了，工学院强调应用和动手操作，老师们按照惯例去教也没有错。

于敏努力去适应，可是他笨笨的双手总是“力不从心”。看着同学们灵巧的手，轻松流畅的动作，准确到位的完成度，于敏感觉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在这样的试错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心灵但手不巧的人。他喜欢刨根问底，追本溯源，如果得不到一个可靠的论证过程，那简直是折磨。工科，他既不适应，也不喜欢。可能自己就是学理科的料。

可是改学理科，谈何容易？谁来资助？如果不再学习工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向启新洋灰公司开口申请资助了，那岂不是就会失学？于敏很苦恼，但他知道此时苦恼没用，只能先搁置这一想法。

后来，于敏想出了权宜之计：继续学工，反正工科的功课不重，不用花费太多力气，业余时间再自学一些理科的功课。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于敏在北大工学院读书的两年，读书和学习几乎成了他仅有的嗜好。夏天的傍晚，同学们在树荫下乘凉，而他坐在一旁手不释卷。冬夜，同学们围坐在寝室里聊天，而他又披上棉大衣看书，如痴如醉。同学们还送了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心怀希望又有所准备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开始给大学生发放助学金，每个人每月可以领一袋四十斤的白面，而且学费全免。

于敏把白面换成玉米面，吃玉米窝头和玉米糊糊，省下来的钱当作零花钱。当他基本上可以维持生活之后，就正式谢绝了启新洋灰公司的资助，向学校申请转到理学院去读物理。

从工学院来到理学院，于敏有了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他下决心一定要利用好这里的优越条件，发奋攻读，学出点名堂。

在理学院，于敏最喜欢“理论物理”这类认识世界的基础理论，决心今后从事基础理论研究。

北大图书馆藏书十分丰富，但是阅览室不够宽敞，桌椅数量也有限。因此，开馆之前大家就开始在馆门口排队，图书馆大门一开，大家就冲进去用水壶、书、笔盒，甚至是饭盒来抢占座位，这几乎成了北大的一道风景线。

“你们看，于敏又排在前面了。”理学院的同学发现，强中更有强中手，新转来的于敏每天都排在占座的队伍里，而且位置特别靠前，“他一定不到六点就起床了。”

图书馆有神奇的魔力，它让于敏忘却尘世的喧嚣和烦恼，沉浸在浩瀚的书海，自由地吸收新知。

除了认真学习必修课外，于敏还选修和旁听了一些课，让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加丰富。数学系的近世代数课是出了名的“难啃的骨头”，授课教授张禾瑞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又出了名地严格，同学们对这门课纷纷“敬而远之”，可于敏第一时间就报名选修了这门课。

期末考试时间到了，所有选修近世代数课程的学生都要解答由张禾瑞先生出题的“魔鬼试卷”。这简直是一场苦战，结果十分“惨烈”！即使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同学也只考了六十分，不及格的比比皆是，同学们简直是哀号一片。然而同学们惊奇地发现，于敏竟然考了一百分！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一二三四〇一三，又是他！”

“他是谁啊？”

“上一次也是他，我记得这个学号。”

当时的北大，公布成绩时不公布姓名，只公布学号。教务老师刚刚将成绩榜单张贴在图书馆院内的墙上，同学们就围了上来，看到那个有些熟悉的学号，大家站在成绩榜前交头接耳，分析“一二三四〇一三”到底是谁。

其实也不难猜。一代表理学院，二代表物理系，三四代表年级，〇一三代表个人号码。

“是我们班的于敏！”有同学揭开谜底。

一位正好路过的物理系老师感慨地说：“于敏是北大多年未见的好学生啊！”

是啊，“一二三四〇一三”这个学号，总是骄傲地出现在成绩榜榜首。

于敏一向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在同学们的多次盛情邀请下，他为大家做了一场读书分享会。

在分享会上，于敏这样总结自己读书的秘诀：“我的乐趣是在书海中寻找和印证课本上与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东西，汲取与之相关的一切知识，把一本本必修课的课本从薄读到厚，然后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演绎推理，再将厚书读薄，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新的发现。”分享会后，于敏在理学院更加出名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二三四〇一三”同学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本科毕业。毕业前，他考取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并兼任物理系助教，专业方向是量子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