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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为疗法和心理治疗的技术一直依赖大脑可塑性的原理，但是近一百年来，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南希·安德烈亚森（Nancy Andreasen）
正如其他科学发现一样，心理治疗得以发展起来可以归因于试错学习、直觉和单纯的运气等因素的影响。每一个心理治疗流派都为心理健康和疾病给出了一套解释，也能够说明其策略和技术为什么有效。幸运的是，干预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用来支持它的理论的准确性。例如，曾经有一段时间精神分析师将电击疗法的成功归因于抑郁症患者需要受到惩罚。尽管我们对其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了解，但这种治疗方法曾对某些来访者群体有效，并且还会继续有效。
尽管每种心理治疗方法都可能被其弟子视为绝对真理，但所有治疗方法实际上都是启发法（heuristics）
。启发法是对经验的解释或理解现象的方式。启发法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组织、解释和预测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每种形式的治疗方法都或多或少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和解释相同的行为、想法和症状。神经科学是另一种启发法，我们现在用它来解释心理治疗的作用机制，或者说，解释心理治疗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它为何有效。
我相信，神经科学是一种有用的启发法，它将引导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心理治疗过程，也可充当一种理性手段，指引我们去选择、结合和评估不同的治疗方式。在本章中，我们将粗略地考察一些主要的心理治疗方法。我提供这些概述是为了提供一个语境，以便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更好地理解和组织神经科学概念。我选取了心理治疗中一些常见的理论方法，我们将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与神经网络的发展和改变相关联。请记住，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心理治疗师的工作是重建大脑。
对自己完全诚实是一项很好的练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心理动力学疗法最初的形式，精神分析在其长达一个世纪的存在中衍生出了无数变种。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自体心理学（self-psychology）以及与克莱因（Klein）、科恩伯格（Kernberg）和科胡特（Kohut）等名字相关的思想流派都吸引了相当多的追随者。尽管不同的心理动力学疗法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例如无意识存在、童年经历具有力量，以及我们会使用扭曲现实的防御措施来减少焦虑和增强应对能力。
探索无意识及其与我们进化过程的联系可能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遗产。他探索了人类觉知的多个层次，这表明他是忠于沙尔科的；他还开发了许多技术来将无意识带入有意识觉知。创伤的力量（尤其是在儿童期）以及它影响我们大脑如何组织的能力，是弗洛伊德工作的核心内容。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早期依恋和关系上的困难、忽视或创伤会导致发育停滞或固着（fixation），从而延迟或破坏成人爱和工作的潜力。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处理那些进行有意识处理和无意识加工的不同网络之间的断裂和分离问题。弗洛伊德专注于研究压倒性的情绪在引发未整合的神经加工中起到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精神自体（psychic self）包含原始内驱力（本我，id）、文明对我们随大流以照顾群体利益的要求（超我，superego），以及试图协商这二者之间自然而起的冲突的那部分自己（自我，ego）。作为本我和超我之间斗争的外交官，自我会精心设计许多防御来应对现实。自我力量（ego strength），即我们以最低限度的防御来定向现实的能力，反映了情绪和思维的神经网络的整合，以及成熟防御的发展。防御机制越原始或不成熟，现实就越扭曲，发生的功能障碍就越多。例如，升华使我们能够将不可接受的冲动转化为建设性的、亲社会的目标。
成熟的防御，如升华或幽默，使我们能够缓和强烈的感受，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与共享的社会现实保持调谐。不那么成熟的防御，例如否认和分离，会导致我们更大程度地扭曲现实，并造成工作和关系上的困难。防御对其主人来说通常是不可见的，因为它们在生命早期就被组织了起来，存储在有意识觉知无法访问的神经加工的隐藏层中。弗洛伊德所说的防御可以被视为神经网络为了应对情绪压力而做出调整的诸多方式。当人们的防御机制难以招架强烈的负面情绪时，当症状变得无法忍受，或者当他们对自己的关系感到不满意时，他们会去寻求治疗。
尽管我们有意识地察觉到某些事情可能出错了，但神经加工的隐藏层会继续根据先前塑造了它们的经验来组织世界。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与恐惧有关的神经回路具有牢固的记忆，能够在一生中无形地影响有意识觉知。心理动力学疗法的一部分工作是探索和揭露这种对经验的无意识组织。弗洛伊德的
投射假设
（projective hypothesis）描述了我们的大脑如何创造并组织周围的世界。随着一个情境变得越来越模糊，大脑会自然地凭借记忆生成自己的结构并将其投射到世界上。我们组织和理解模糊刺激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经加工的隐藏层的架构（我们的无意识如何组织世界）。从投射假设中人们发展出了罗夏墨迹测验（Rorshach’s inkblots）
这样的投射测验（projective testing）、自由联想，以及对于梦作为“通往无意识的康庄大道”之重要性的强调。
投射假设的一部分内容是，心理动力治疗师常常极少提供关于他们自己的信息，以便来访者把过去关系中内隐的无意识记忆投射到他们身上。这种投射也被称为移情，它促使来访者将早期关系中的期望和情绪放置在治疗师身上，从而使得来访者内隐的观点能够被他们自己亲身体验和修通（work through）。正是通过这种移情，我们无法有意识回想起的早期关系被充分带入治疗。弗洛伊德认为，唤起和解决移情是一次成功分析的核心要素。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只有移情才能提供“使被来访者掩埋和遗忘了的爱之感情变得真切实在的无价服务”（1975，第115页）。
阻抗（resistance）代表来访者呈现了某个层面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而治疗师必须对其进行破译。早年父母的拒绝、批评或忽视会导致孩子感到羞耻，进而演变出负面的自我形象。由此产生的自我批评（超我）表现为孩子不会尊重任何向他表达爱意或尊重的人。该情况的一个例子是格劳乔·马克思（Groucho Marx）的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加入让我成为会员的俱乐部”。在治疗中，这可能表现为来访者强烈地不信任治疗师的意图或帮助能力。
解释 是心理动力治疗师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解释有时被称为“治疗师的手术刀”，它的目的是使无意识被意识到。基于对来访者各个层次行为的观察，治疗师会尝试让来访者注意到隐藏层对意识的加工。治疗师通过解释、 对质 （confrontation）和 澄清 （clarification）等方式来反复娴熟地关注来访者的无意识材料，从而逐渐扩展来访者对无意识过程的觉知，并整合分离的上—下和右—左加工网络。
准确、成功的解释有时会让来访者感觉无序、愤怒或沮丧。这是因为当防御被意识到、其本来面目暴露出来时，它们就会失去效力，导致曾经被它们成功防御的情绪解除抑制。换句话说，包含负面情绪的网络被解除了抑制并激活了。例如，如果来访者之前使用了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来回避与早期批评相关的羞耻感和沮丧，那么成功辨认这一防御会让这些感受和相关记忆被察觉到，从而迫使人们去体验那些痛苦的情绪。
情绪在心理动力学疗法的成功中起着核心作用。组织情绪的神经网络通常被塑造，以引导我们疏离那些导致我们受到惩罚或惨遭抛弃的想法和感受。无意识的焦虑信号会持续塑造我们的行为，从而指引我们继续使用屡试不爽的方法，并回避那些会使我们被触发的情境。强调唤起情绪和认知是精神分析的重要贡献，并且反映了健康和疾病的内在神经生物学过程。
在不同形式的心理动力学疗法中，有意识觉知会得到扩展，情绪会得到探索，来访者被鼓励去表达被压抑或抑制的情绪。感受、想法和行为在化解的过程中被反复并列、组合和重新组合。过去的假设和叙事会根据新信息被编辑，而那些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假设和叙事将被重新评估。其总体目标是将情绪与有意识觉知结合起来，并重写自我故事。这些过程如果成功，它们就会提升神经网络的成长、整合和灵活性，并丰富人类经验。
奇怪的悖论是，当我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时，我就可以改变。
——卡尔·罗杰斯
在精神分析的主导背景下，卡尔·罗杰斯（1942）提出了一种他称为“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形式。与对来访者进行基于理论的分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杰斯强调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个人发现自我的机会。罗杰斯的方法在非医学界迅速被接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来访者中心疗法成了心理咨询的主要形式（Gilliland&James，1998）。
在比较不同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时，我们普遍的共识是，与所报告的治疗成功最相关的是人们所感知的来访者与治疗师关系的质量。有些人甚至说治疗的要素是治疗关系本身，而不是任何特定的技术。罗杰斯会同意这一点，因为他相信起疗愈作用的是治疗师的热情、接纳、真诚和对来访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他强调的人际一致性（interpersonal congruence）、情感共鸣和共情调谐成为后来出现的客体关系和主体间性疗法的先声（Kohut，1984；Stolorow&Atwood，1979）。
在20世纪，罗杰斯认为治疗师应具备的特点和我们认为进行最佳育儿所需的最佳态度基本上变得完全相同。罗杰斯式的原则可以让来访者对防御及羞耻感的需求最小化，同时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去表达、探索和冒险。罗杰斯在下面这段话中可能描述了心理治疗中利于大脑发育和提高神经可塑性的最佳人际环境：“（来访者中心疗法）直接瞄准个人更强的独立性和更高的整合程度，而不是寄希望于如果心理咨询师协助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会自然地产生。治疗的重点是个人而不是问题。我们的目标不是去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而是帮助个人成长，以便他能够以更整合的方式去应对当前和以后的问题。”（1942，第28页）
在我接受来访者中心疗法的培训期间，我被罗杰斯方法的力量所震撼。我发现保持他的支持性立场非常困难，而且我经常需要挣扎着阻止自己去指导来访者、给他们提供建议或推动他们改变。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为来访者提供支持性的关系使得他们自己能够洞察我努力压抑自己不去给出的解释。当来访者意识到他们多么渴望被倾听而不用害怕被评判和感到羞耻时，他们经常会表达混合着悲伤和感激的复杂情绪。
在进行来访者中心疗法的人脑中可能正在发生什么？在罗杰斯式的人际环境中，来访者最有可能在由共情他者所搭建的自我脚手架（ego scaffolding）中体验最广泛的情绪。情绪神经网络的激活使来访者的感受和情绪记忆可进行重组。罗杰斯非指导性的方法能够激活来访者的执行网络和他们的自我反思能力。治疗师支持性地改述和澄清来访者所说的内容也能够增强他们的执行功能。这样的关系同时激活了认知和情绪、扩展了视角，并调节了情绪，因此可能为神经的改变提供最佳环境。治疗师的支持充当了来访者的脚手架，而治疗师的话激励了来访者，因此来访者之后可以努力改写他们的故事。
我们已经知道，生命早期的社会互动会刺激神经递质和神经生长激素的分泌，而这二者均参与大脑的活跃构建。通过再次创建积极的父母式的养育关系，罗杰斯所提倡的共情联结很可能实际上会刺激大脑产生能够增强新学习能力的生化变化。例如，对鸟类的研究表明，与听录音带相比，听其他鸟类在现场唱相同的歌能够增强它们学习歌曲的能力（Baptista&Petrinovich，1986）。还有一些鸟类实际上无法从录音中学习，这表明它们需要积极的社会互动和养育才能学习（Eales，1985）。稍后我们将看到母性接触和养育如何保护大鼠的大脑免受应激的破坏性影响（Meaney, Aitken, Viau, Sharma，&Sarrieau，1989；Plotsky&Meaney，1993）。
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社会关系有能力增强新学习所需的神经可塑性。治疗关系的人际和情绪方面，在研究心理治疗结果的文献中被称为非特异性因素（nonspecific factor）
，而它们可能是治疗起作用的主要机制。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些非特异性因素实际上是非常具有特异性的，因为人们已经将早期母性关爱与增强的神经可塑性、情绪调节和依恋行为联系了起来。换句话说，那些被养育得最好的人在安全积极的环境中存活得最好。不幸的是，来访者的某些心理防御造成的社会隔离会强化神经组织的僵化，因为他们回避了促进疗愈所需的人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治疗关系可以架起一座桥梁，让他们再次与他人进行联结。
重要的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是你对它的反应。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认知疗法（cognitive therapy）强调一个人的想法、评价和信念在引导其情感和行动方面的中心地位。它强调，消极的想法、歪曲的评价和错误的信念会造成心理问题。认知疗法侧重于识别和修正功能失调的想法，其最终目标是改善情感调节（Beck, Rush, Shaw，&Emery，1979；Ellis，1962）。认知行为疗法的主要治疗目标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phobia）和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
抑郁症患者倾向于过于绝对地评估他们的世界、断章取义地看待细节，以及将中性的评论和事件体验为消极的。常见的抑郁想法包括：尽管过去取得了许多成功，但仍预料失败；尽管身边有朋友和家人，但仍觉得自己孤独。在认知疗法中，治疗师会教育来访者，让他们了解这些常见的扭曲，并鼓励他们去进行现实检验和自我对话，以抵消消极的反思性叙述。
在焦虑障碍中，恐惧组织并控制着患者的生活。高水平的焦虑会抑制和扭曲理性的认知处理。对这些来访者进行的认知干预通常包括教给他们有关焦虑的生理症状，例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和手心出汗等。这些来访者将被告知，恐惧感继发于自主神经症状，不必像他们所感觉的那样被严肃对待。如果来访者专注于理解正常的生理过程，那么这通常会引导他们远离那些会增加焦虑的灾难化归因（catastrophic attribution）的方式。
对于患有恐惧症或PTSD的来访者，我们会结合使用心理教育与暴露和反应预防（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在此期间，来访者会直面令其害怕的刺激因素（例如，冒险外出或想到一件负面事件）而不被允许撤回安全的家中或否认的状态。随后，暴露会逐渐与放松训练结合使用，这种训练用于帮助来访者下调生理唤醒程度。这个过程会把增加的皮层信息加工（思考）与皮层下激活（情绪）结合起来，以便与皮层回路整合，进而通过下行皮层网络实现习惯化、抑制和最终消退。
这些如何在接受认知疗法期间体现在大脑中？研究表明，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与不同脑区代谢平衡的改变有关。例如，抑郁症的症状与前额叶皮层内的激活不平衡有关——左侧激活水平更低，右侧激活水平更高（Baxter et al.，1985；Field et al.，1988）。这支持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心理健康与神经网络的适当平衡相关。强迫症的症状与额叶皮层内侧（中间）部分和一个被称为尾状核（caudate nucleus）的皮层下结构的激活改变有关（Rauch et al.，1994）。创伤后闪回（flashback）和高唤醒状态与右侧边缘结构和内侧额叶结构内更高水平的激活相关。重要的是，高唤醒也与左脑的表达性语言（expressive language）
中心的新陈代谢减少有关（Rauch et al.，1996）。
在所有不同类型的治疗中，人们已发现，成功的认知行为疗法与大脑功能的改变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如第二章所述，人们发现，在成功的心理治疗后，强迫症和抑郁症患者大脑的功能和症状发生了改变（Baxter et al.，1992；Brody, Saxena, Mandelkern, et al.，2001；Brody et al.，1998；Schwartz et al.，1996）。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治疗师可以利用认知改变神经网络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其激活与抑制的平衡。通过有意识地控制想法和感受来努力激活皮层信息加工，这些疗法增强了左侧皮层信息加工，同时抑制和调节了右脑平衡和皮层下激活。重新建立左右脑之间和上—下脑的调节，能够增加积极的态度和安全感，以抵消右脑和皮层下结构占主导地位时带来的抑郁和恐惧效应（Ochsner&Gross，2008）。
尽管认知行为疗法是在协作性的、支持性的人际环境中进行的，但与罗杰斯的方法和心理动力学方法相比，它对治疗关系的重视程度要低得多。这种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的方法的内在智慧在于，情感障碍需要激活皮层的执行结构。鉴于情绪具有传染性，与来访者建立更深的情感联结可能会使得治疗师与来访者失调的状态共情，并分享其沮丧、焦虑和惊恐的情绪。虽然与这些感受保持情绪调谐是有帮助的，但我的经验是，在建立工作关系后，挑战来访者的想法和鼓励来访者进行新行为通常远比单独的共情更有益于治疗过程。认知行为疗法结构化的层面可以保护治疗师和来访者均免受负面情感的影响。
我们绝不能让他人有限的认知来定义我们。
——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会刺激整个大脑的神经网络的生长和组织。早期的关系会被编码在感觉、运动和情绪学习的网络中，形成心理动力治疗师所称的内在客体（inner object）。这些内在客体具有抚慰、唤醒和引起失调的能力，视我们与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的依恋经历的质量而定。当我们与他人在一起或独自一人时，这些无意识的记忆都会组织我们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一直在他人的情境中体验自己。
这就是系统治疗师质疑孤立地诊断和治疗来访者的可信性的原因之一。他们相信，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同时存在于两个现实中：我们现在的家庭和我们多代的家族史。这个视角在对尚未在自己和家人之间形成清晰的自我界限（ego boundary）的儿童开展工作时特别重要。一些尚未成功个体化的成年来访者也表现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与家庭成员的想法和感受之间界限不明确。然而，无论年龄大小，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
默里·鲍恩（Murray Bowen）是系统思想的一个主要贡献者，他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与对心理治疗的内在神经科学的探索兼容。他的观点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家庭既为我们提供情绪调节，又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们来实现分化（differentiation）。他将分化定义为自主性的发展——认识到需要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之间的平衡。分化需要调节焦虑和平衡地整合情感和认知。鲍恩会说“焦虑是分化的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越害怕，就越有可能分离，并且在与他人互动时就会变得更加原始和有依赖性（Bowen，1978）。
当这种退行发生时，家庭成员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尝试影响家庭以减少自己的焦虑。酗酒者需要其他人闭口不谈他们的问题，而全家人都需要向外界装出一副一切安好的样子。像这样功能失调的家庭模式会牺牲一名或多名成员（通常是儿童）的成长和福祉，以降低全家人的整体焦虑水平。酗酒者的家庭会回避某些感受、想法和活动，以避免将他们可耻的秘密暴露给有意识觉知和外部世界，这样的做法进而塑造了整个家庭的认知、情绪和社会世界。在这样的病态体系中生存的儿童必须进行适应，而这会扭曲他们的成长。不幸的是，旨在减少焦虑的家庭职能和规则维持了一些人的病态，并在他人身上创造了新的病态。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功能失调会逐渐扎根在每个家庭成员的人格和神经架构中。他们还会串通起来维护这个系统，因为他们需要维持现状才会感到安全。这些经历会嵌入他们的神经架构，并被带到成年后的关系中。其结果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成年后选择伴侣和组建家庭时，会复制原生家庭的功能失调。每个家庭的问题都是由多代人无意识地对神经架构和行为的塑造导致的。大脑的运转和家庭动力的运转都反映出它们如何被组织起来。功能失调的大脑与功能失调的家庭一样，都是由人们对想法和感受的回避塑造的，而这会导致情感、认知、感觉和行为的神经系统分离，并且缺乏人际分化。
与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一样，系统疗法的目标是整合和平衡各种皮层和皮层下、左脑和右脑的处理网络。这个过程需要将焦虑从高水平降低到低或中等水平。高水平的情感会阻断思考；中等水平的情感会促进神经可塑性过程，它反过来又会支持认知和情绪。从本质上讲，鲍恩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同时激活认知和情绪会促进神经整合（1978）。在一个家庭里，增加个体的分化会降低整个系统的整体僵硬程度。这个过程还能让家庭成员对他人的需求变得更加敏感，并对自己内心的冲突反应更温和。
系统疗法的第一步是对家庭进行教育，使其了解这些概念，并探索双方家庭中过去几代人的历史。在系统理论和家族史的背景下，当前的问题可以从一个新视角被审视并变得更易理解。揭开家庭秘密和对现存的迷思以及投射进行现实检验使得来访者的皮层能够去处理原始和无意识的防御。家庭疗法的过程包含一系列不断提高来访者分化水平的实验。提升沟通技巧、接受自信训练（assertiveness training），以及练习新形式的合作都可以让来访者的皮层更多地参与先前反射性的或退行的情绪和行为。通常，有症状的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病态的照顾者（pathological caretaker）必须学会接受他人的滋养。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需要在自主自立和相互依存之间取得平衡。归根结底，心理整合、人际整合和神经整合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和表现形式。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达到别人的期望，我也不觉得这个世界必须达到我的期望。
——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
威廉·赖希是弗洛伊德早期的门徒之一，他认为记忆和人格不仅在大脑中被塑造和储存，而且也在整个身体中被塑造和储存。正因如此，赖希不仅特别注意来访者的肌肉组织、姿势和呼吸，还鼓励他们在分析过程中用身体去表达自己。他们试图通过捶拳、跺脚、夸张的呼吸技巧去释放平常被压抑的情绪。赖希强调了治疗师对身体的非语言信息进行解释的重要性，使它们能够被我们有意识地思考。他的理论促进了罗尔夫按摩疗法（Rolfing；使用全身深度按摩来唤起和处理记忆）和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关注交流的非语言层面和更强的自我觉知）的发展。
赖希（1945）认为心理治疗的主要焦点应该是对性格的分析，他的“性格”概念与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相似。弗洛伊德专注于语言交流，而赖希的主要贡献是让人们更多地关注治疗互动的非语言层面和情绪层面。赖希认为，人们要治疗的那些问题扎根在他们的性格盔甲（character armor）中。性格盔甲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以适应真实或想象的危险。性格盔甲因照顾者导致的不调谐、忽视或创伤形成。这种盔甲是前语言的，在生命的最初几年组织起来。根据赖希的说法，早期防御表现在神经系统的所有层次，编码在我们整个生命体中，并且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见的。赖希辨识出来的防御体现的是早期前语言经验中的情绪记忆，这些记忆存储在早期记忆的感觉、运动和情绪网络中。因为性格盔甲对其主人是隐形的，所以治疗师的工作是让来访者意识到它的存在、表达和意义。当前的躯体疗法（somatic therapy）遵循了这些原则并发展出了许多技术。
格式塔疗法是赖希理论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与神经整合的概念尤其相关。“Gestalt”是一个德语词，意为“整体”，这个词体现了融合对有意识和无意识过程的察觉的倾向；换句话说，就是能够看到全貌。格式塔疗法的那极具魅力创始人弗里茨·皮尔斯使用术语安全紧急情况（safe emergency）来描述心理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努力创造的体验（Perls, Hefferline，&Goodman，1951）。安全紧急情况是在指导性和支持性的环境里促进成长和整合的挑战。这也是描述良好养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绝妙方式。通过将来访者暴露在未整合和失调的想法和感受下，同时为他们提供能够整合他们经验的工具和关怀，治疗师制造出这种紧急情况。安全感来自支持性和协作性的治疗关系，这种关系通常存在于一个小组里。制造紧急情况的方法是揭开防御的面具，使不可接受的需求和情绪被意识到，并使与意识分离的元素被察觉到。
来访者对自身问题的说法通常被治疗师解释为一种自我欺骗，其作用是不让来访者察觉到那些与疗愈相关但不太可接受的感受。首先，无意识的手势、面部表情和动作被来访者察觉到。然后它们需要被放大并最终用语言表达出来，以便来访者能够理解和整合经验。治疗师会指出来访者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摇头说“不”时做了积极的陈述，或在谈论痛苦的经历时面带微笑。这些矛盾表明来访者具有情绪冲突，而这些情绪冲突主要组织在右脑和皮层下神经网络中，是自动、非语言和无意识的过程，应该被带入有意识觉知，需要被探索。
格式塔疗法强调把投射当作一种途径来发现自我某些难以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方面，进而对其进行探索。在流行的空椅技术（empty-chair technique）中，来访者交替扮演不同部分的自己，以充分表达内心冲突的不同立场。格式塔治疗师认为，最大化对自我二元对立方面的察觉将提高我们的成熟度和心理健康。这个过程取决于我们负责这些功能的神经网络的整合。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的工作是帮助来访者恢复他们失去的完整性，并强健他们的心理，使其能够抵抗未来的肢解。
——C. G.荣格（C.G.Jung）
在回顾这些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时，我们能够看到有许多原则将各种治疗流派统一了起来。首先是心理治疗重视开放、诚实和信任。每种形式的心理治疗都会创造一种个性化的体验，旨在考察来访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看法和假设，扩展他们的觉知并进行现实检验，并鼓励他们正视会引发焦虑的经历。每个视角都会探索行为、情绪、感觉和认知，以提高来访者对先前无意识的或扭曲的材料的觉察。心理治疗的主要焦点似乎是将所有形式的情感与认知和有意识觉知结合起来。
在情绪、感觉和行为之间的整合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对心理问题的理性理解似乎不会导致来访者发生改变。不管是卡尔·罗杰斯用同情心去轻微地扰乱来访者的防御，还是暴露疗法中让来访者去正视让其害怕的刺激因素，所有形式的治疗都认识到了压力的必要性。人们认识到，情绪的唤起加上有意识觉知最有可能减轻症状和促进社会情感发展。无论是被称为症状缓解、分化、自我力量还是觉知，所有形式的治疗都针对分离的神经网络，以增加它们的整合为目标。
当我们同时考虑神经科学和心理治疗的理论时，会出现一些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首先，鉴于人脑是一个社会器官，安全和支持性的关系是社会情感学习的最佳环境。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共情调谐和关怀备至提供了成长和发展得以发生的背景。通过激活安全依恋所涉及的过程，共情调谐为来访者的神经可塑性创造了最佳的生物化学环境。
其次，我们似乎会在轻度至中度唤醒或最佳压力水平的背景下体验最佳的发展和整合。最佳压力水平将为神经可塑性和整合创造最有利的神经生物环境。尽管压力能激活与情绪有关的大脑回路，因此很重要，但轻度至中度唤醒状态是进行巩固和整合的理想选择。在高唤醒状态下，交感神经激活整合功能。治疗过程中情绪的起伏跌宕反映了内在神经生长和改变的节律。
心理动力学疗法会在支持性和抚慰性的人际环境中交替使用对质和解释（Weiner，1998）。认知行为疗法的系统脱敏法在教练和盟友在场的情况下把来访者暴露于令其害怕的刺激，同时结合使用心理教育和放松训练（Wolpe，1958）。鲍恩（1978）的家庭系统方法侧重于减少焦虑，同时进行实验来增加来访者的独立和分化行为的水平。所有形式的成功治疗都力求创造这样或那样的安全紧急情况，在此情况下，基于活跃的神经可塑性过程，学习得以发生。
第三个假说是，情感和认知的参与在治疗过程中似乎是必要的，以便创造出特定的环境来让极其容易分离的神经回路进行整合。有人说，在心理治疗中，“理解只是安慰奖”。如果问题最终没有改善，我们只不过为之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或者贴了一个新标签，那么这只是一种空洞的胜利。另一方面，只有宣泄而没有认知也不会导致整合。神经整合发生的同时，我们体验和容忍先前被抑制、分离或防御的想法和情绪的能力增强。情感调节可能是不同取向的心理治疗过程最重要的结果，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与生活中自然发生的有益经历保持联结。
反复地交替和同时激活网络将有助于它们进行整合。儿童的重复游戏和治疗中的“修通”一词最能反映这一过程。这个概念与“一起放电，一起连接”的神经元（neurons that 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的原理相似（Hebb，1949；Shatz，1990）。神经回路的同时激活使它们能够刺激联合区内连接的发展，以协调和整合它们的功能。
第四，父母与孩子或治疗师与来访者共建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矩阵，能够支持多个神经网络的整合。自传体记忆创造了自我故事，而这些故事能够支持我们在当下进行情感调节和长久地维持体内平衡功能。自传体记忆能够最大化神经网络的整合，因为它会组织起有关众多机能的大量信息。因此，语言、叙事和自传体记忆是神经和心理发展的重要工具。
人性中最深刻的原则是渴望被欣赏。
——威廉·詹姆斯
身为人类意味着我们通过触摸、眼神接触、语气和语言来与他人交流。通过互动，我们有能力在各个层次影响彼此。我对这一真相最深刻的体验之一并不是发生在研讨会或咨询室，而是在一个朋友家中。我主动提出在他外出办事时帮他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几个小时。杰西卡当时4岁，萨姆当时6岁，而我从他们出生时就认识他们，处在他们世界的外围。我对他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陌生的，因此很有魅力，而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父亲离开的那一刻，他们的能量迅速从低档换到中档再换到高档，而我发现自己处于兴奋的狂热之中。
各种各样的玩具开始从壁橱和储存容器中飞出，形形色色的游戏被玩了一会后又被抛到一边，不同的视频播放、暂停，然后换到下一个——屏幕上相继展示了印度王子、美人鱼、狮子王、女士和流浪汉的故事。我感觉过了几个小时，但瞥一眼手表，发现才过去了15分钟！还要这样过4个小时？我不确定我能活下来。我一直试图让萨姆和杰西卡专注于一种活动，但无济于事。当我们从卧室冲到书房再到客厅时，我一度背靠着墙瘫坐在大厅的地板上。当他们意识到我不在他们身后时，他们跑回来找我。
气喘吁吁的他们分别站在我两边，想知道我编造出了什么新游戏。我提议一起坐着说说话，但这被当成了耳边风。几秒钟后，萨姆看着他的妹妹大喊道：“让路易斯叔叔看看你是怎么给娃娃拍嗝的！”他们俩都发出一声尖叫，然后很快杰西卡就带着一个可爱的娃娃回来了。正当我要伸手把娃娃拿过来欣赏时，杰西卡把娃娃脸朝下扔在地板上，然后用拳头砸它的背。我惊恐地看着杰西卡和萨姆轮流把娃娃压在地毯上，对娃娃满怀同情。我不得不克制住想把这可怜的东西从恶毒的攻击者手中拯救出来的冲动。
我很快提醒自己，我不过在为一团棉花感到难过，我应该把注意力转回到孩子们身上。我还意识到，拯救娃娃等同于责骂萨姆和杰西卡，表明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而这是我不想做的。我努力想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问自己他们对待这个娃娃的方式是否有一些象征意义。杰西卡和萨姆小小年纪却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包括严重的生理疾病、手术、家人吸毒，他们的支持系统（support system）已不堪重负，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经历的所有事都让他们感到焦虑，这些焦虑累积了起来，而我目睹的疯狂活动可能是这些焦虑的爆发，也许还有一些是因为小孩子正常的精力旺盛。但是知道这些对这两个漂亮的孩子有什么帮助呢？
当我思考这些事情时，我突然想到，这个娃娃可能代表了萨姆和杰西卡。这个娃娃需要有人帮它拍嗝。它需要成年人帮它来减轻不适感并重获舒适感和平衡感。也许萨姆和杰西卡是在向我表示，当他们需要安慰时，却遭遇了更多的痛苦，或者至少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温暖。他们的行为会是一个信号吗？“拜托，我们需要呵护和疗愈！”他们的世界像一阵旋风，看起来混乱且不安全。在过去的半小时内他们在我心中创造了同样的感受。他们的行为会是一种交流方式吗？
他们两个人已经轮流给娃娃拍了几轮嗝，我怀疑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转向我。我该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我不想用他们的方式给娃娃拍嗝，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毫无意义。我能感觉到我的焦虑越来越强烈，最后他们都转向我，异口同声地喊道：“轮到你了！”我犹豫着。“给娃娃拍嗝，给娃娃拍嗝”的呼声开始高涨。我看着他们两个说：“我知道另一种给娃娃拍嗝的方法。我妈妈就是这样给我拍嗝的。”一阵欢呼声响起，我怀疑他们以为我是要放火烧娃娃或把它放进微波炉。
我轻轻地拿起娃娃，把它放到我的左肩上。我用右手在它的背上打圈，温柔地低头看着它，轻声说道：“这样你会好受些，小家伙。”走廊里一片寂静。我抬头发现杰西卡和萨姆呆若木鸡，好像被催眠了一样。他们的目光跟随着我缓慢打圈的手，头像小狗一样歪着。他们的身体放松了下来，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侧，第一次平静了下来。
杰西卡注视我的动作大概有30秒后，抬头看着我，轻声问道：“我可以试一下吗？”“当然可以。”我告诉她。起初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想试试这样给娃娃拍嗝。但随后她小心翼翼地、几乎是恭敬地从我手中接过娃娃，把它放在地板上，让它背靠着墙。她走到我身边，爬过我交叉的双腿，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那里是之前娃娃头所在的地方。她转向我，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地说：“我准备好了。”当我轻揉杰西卡的背部时，我感觉到她变得越来越柔软，融化在我的肩膀和胸部上。我有点儿预期萨姆会把她拉下来，自己爬上来，进行一场摔跤比赛。当我看向他时，我看到，他的姿势和神情与看着我给娃娃拍嗝时一样。终于，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轮到我了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杰西卡就微微抬起头，对他说：“等一下。”
过了一会儿，杰西卡让出了我肩膀的位置。轮到我帮萨姆拍嗝了。以这种方式抱着他们并提供一些他们似乎非常需要的东西让我感觉很棒。在为他们拍了几轮嗝之后，我们走进了书房，蜷缩在沙发上，他们分别依偎在我的双臂下，我们一起看了一部电影。事实上，我自己看了电影——他们只看了几分钟就睡着了。虽然我的眼睛紧随屏幕上疯狂的动画而转动，但我与他们的呼吸却节奏一致。我分享了他们此刻感受到的平静。
我惊叹于他们传达痛苦和困惑的方式是通过在我身上创造同样的感受。情绪确实具有传染性，是人际联结的强大源泉。通过让他们设定我们游戏的初始节奏，我告诉他们，我尊重他们的应对方式。通过与娃娃的互动，他们传达出，当他们感到焦虑、需要安抚时，他们会遇到更多的焦虑。在我以关怀和充满爱意的方式给他们的娃娃拍嗝时，我向他们表示，如果他们感觉难受，我有能力安抚他们。通过请求我给他们拍嗝，他们表达出对我的信任。他们在我身边安然入睡，这似乎在说：“我们感到安全，我们知道你会在我们休息时照看我们。”虽然这些都没有通过言语说出来，但这种交流是很清楚的。
我们与布娃娃的互动改变了萨姆和杰西卡的身心状态以及我自己的状态。我相信这不仅影响了他们那天下午的态度和行为，而且还可能以某种微小但也许是永久性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的大脑。我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到这一点，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到这一点；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发生了改变，影响了他们整个人的状态。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隐喻，通过这个隐喻，他们可以重新组织他们的经历，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调节他们的情绪。我们三个共同构建了一个新的故事，供他们来安慰自己和彼此。
如果这个过程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他们的大脑就可以围绕这个养育和支持的隐喻重新组织，并加强认知和情绪处理网络之间的交流。也许萨姆和杰西卡可以内化一种自我支持和养育的模式，以帮助他们应对未来的挑战。这种互动是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的核心所在，不管治疗的哲学或技术是怎么样的。所有形式的治疗都有自己版本的整合隐喻，用于重组神经网络并改变人类经验，希望来访者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一些把心理治疗和神经科学之间的历史和概念连接起来的基本原则。通过回顾文献，我们看到，这两个领域中存在四个共同因素：社会关系的性质、最佳压力、情绪和认知的激活以及叙事共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组织原则。这些基本概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大脑构建和重建的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