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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没有比这更鼓舞人心的事实了——人类具备无可置疑的能力，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提升自己的人生。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尽管心理治疗最初起源于神经病学，但二者在语言和世界观上的差异限制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合作。心理治疗师开发出一门丰富的隐喻语言来描述心智，而神经学家则建立了关于大脑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翔实数据库。在21世纪，神经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工具，使我们能够探索大脑在早期发育和后期心理治疗中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终于要回归弗洛伊德的生物心理学项目了。
处于神经科学和心理治疗的交叉区域中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经验由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来介导。第一个过程是我们的进化史通过神经系统的组织、发展和功能来进行表达——这个过程导致数十亿个神经元组织成神经网络，而每个网络的生长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要求。第二个过程是我们的神经架构在关系语境中被实时塑造。人脑是一个适应社会的器官，刺激其发展的是我们与他人的积极和消极互动。人际关系的质量和性质被编码在我们大脑的神经基础设施中。正是通过这种将经验转化为神经生物结构的过程，爱才变得鲜活，先天和后天（nature and nurture）才融为一体。
心理治疗的核心是理解相互交织的先天和后天的力量，在发展过程中哪里做对了、哪里出错了，以及如何恢复健康的神经功能。如果我们实现最佳功能所必需的一个或多个神经网络发育不良、协调不足或与其他神经网络的整合不足，我们就会发出抱怨和出现病征，而这正是人们前来寻求心理治疗的原因。我们现在可以假定，当心理治疗减轻了症状或改变了经验时，大脑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改变了（Kandel，1998）。
心理治疗如何改变大脑？记忆是如何被存储起来的？经验的质量如何才能发生改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大脑的组织方式以及它如何执行其众多功能中的某些功能。我们将讨论神经网络的构建和重建、丰富环境（enriched environment）的作用，以及应激在改变大脑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还将探讨治疗关系在这一改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情绪表达和语言的治疗用途之重要性。
众木成林是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
——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笼统地在使用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这个术语；现在我想说得更具体一点儿。神经元是构成神经系统所有部分的微观处理单元。当我们谈论额叶皮层、杏仁核（amygdala）或海马体（hippocampus）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为执行一组功能而组织起来的大量的单个神经元。这些系统中的神经元需要能够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组织和重组，从而使我们在适应不同的情况时能够学习、记忆、行动。由于每个神经元只能放电或不放电，因此神经系统多样的能力源于众多单个神经元信号进行的复杂相互作用。
我们可以将这个系统与老式的广告牌进行简单类比。成千上万个灯泡排成行和列，从而组成了广告牌。尽管每个单独的灯泡都只能打开或关闭，但这些灯泡能够创建复杂的模式，从而拼出单词、形成图像，并且能够通过精确的时间安排创造出动画的错觉。数字技术使我们能够让屏幕上的数百万个单独像素做出同样的事情。以类似的方式，神经元放电的模式能够表征大脑内和整个神经系统中的特定信息。
为了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以便我们开展行为，神经元会组织成神经网络。一个神经网络可以由几个神经元组成，比如简单动物身上的；也可以由数百万个互联的神经元组成，比如人脑中的。神经网络编码和组织我们的所有行为，从类似将手从热炉上移开的基本反射，到同时理解毕加索（Picasso）的《格尔尼卡》（Guernica）的视觉、情感和政治意义。神经网络可以与多个其他网络互联，从而实现功能的交互、协调和整合。因为我在接下来的所有章节中都会提到神经网络，所以在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之前，脑海中保存一个生动的视觉图像是很重要的。
图2.1和图2.2描绘了极其简单的神经网络，每个圆圈代表一个单独的神经元。从图2.1开始，你会注意到，信息流从左向右穿过四列神经元。在左侧，一些输入神经元回应某些刺激而放电（1=放电，0=不放电）。随后，它们的放电会刺激隐藏处理层内的某些神经元组激活，从而促使一组输出神经元放电，进而引发某个特定的体验或行为反应。图2.2离更准确的模型更近了一步，信息在两个方向同时流动，并且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所增加。每个连接都会对其他神经元产生兴奋或抑制作用。这种错综复杂的放电模式，或者说这个网络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将决定哪组输出神经元会放电。如果要让情况稍微复杂一点儿，想象一下，神经元不是只有16个，而是数百万个，并且每个神经元都可以连接到其他成千上万个神经元。
图2.1 前馈神经网络
实例化神经网络由经验塑造，它将我们所有的能力、情绪和经验编码进一种或多种形式的记忆。正是因为这些放电模式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才能拥有组织有序的行为和经验模式。一旦这些神经模式建立起来，新学习就会修改这些网络中神经元的关系。在其他时候，新学习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塑造一个神经网络去抑制另一个神经网络的激活时。当我们谈论构建和重建大脑时，神经元是我们的基本构建块，而神经网络是我们正在塑造的结构。
神经网络中的学习是试错（trial and error）的结果。前馈和反馈信息的循环会在隐藏层内的神经元之间形成复杂的兴奋和抑制模式。这个过程最终会形成一致的、利于适应的输出。这体现在正蹒跚学步的孩子身上。孩子在每次尝试走路时都会反复测试和完善他的腿部力量、平衡感和协调性。他的大脑驱使他不断尝试，同时也在一些神经网络中记录他的成功和失败，而这些神经网络负责平衡、运动协调和视觉跟踪。以同样的方式，神经网络学习如何组织行为、情绪、想法和感觉。大脑最终会创建一组完善的神经激活模式，从而使走路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
图2.2 前馈和反馈神经网络
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大学统计学教科书的附录中发现了一张随机数据表，当时我感到很惊讶。起初，我认为这是浪费纸张，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任何人都可以生成随机数据。当我与教授分享我的想法时，他向我保证，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我们无法生成随机数据。他说，我们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避免生成特定模式的数据。考虑到神经网络组织的原理，我最终觉得这能够讲得通了：我们无法做出随机的举动，因为我们的行为是由先前学习所建立的模式引导的，而我们会自动返回这些模式。虽然无法生成随机数据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错误的倾向给人类造成了大量痛苦。我们倾向于重复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曾使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说，人们往往会久病不愈，因为对于他们希望改变的问题，他们总是找到相同的错误解决方案。
那么，从广义上讲，可塑性（plasticity）意味着拥有这样一个结构：它弱小到会屈服于影响，但又强大到不会一下子完全屈服。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是所有学习和适应得以进行的基本机制。学习能以多种方式反映在神经变化中，包括现有神经元之间连接的变化、现有神经元的扩展以及新神经元的生长。这些变化都是可塑性的表现，或者说是神经系统在回应经验时进行自我改变的能力。尽管前两种形式的可塑性在人类身上被发现已经几十年了，但新神经元的生长（神经发生；neurogenesis）直到最近才在与持续学习相关的区域中被发现，例如海马体、杏仁核、额叶（frontal lobe），以及颞叶（temporal lobe）（Eriksson et al.，1998；Gould, Reeves, Graziano，&Gross，1999；Gould, Tanapat, Hastings，&Shors，1999；Gross，2000）。
现有神经元通过树突（dendrite）扩展及分支，并将这些树突伸到其他神经元以回应新的经验和学习，来获得成长（Purves&Voyvodic，1987）。这个过程反映在我们的简单示意图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上。神经元相互连接形成神经网络，而神经网络又相互整合以执行越来越复杂的任务。例如，参与语言、情绪和记忆的网络需要整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回忆和讲述一个情绪上有意义的故事时使用适当的词语和情绪、讲对所有细节。
皮层内的联合区（association area）用来桥接、协调和引导它们所连接的多个神经回路。虽然这种整合的实际机制我们尚不清楚，但它可能或多或少包括如下二者——局部神经元回路彼此通信，以及大脑的功能系统相互作用（Trojan&Pokorny，1999）。多个神经网络激活的同步性如果发生了改变，就可能影响网络活动的协调和有意识觉知的出现（Crick，1994；Konig&Engel，1995）。
进化是有机体从一种生存状态到另一种生存状态的逐渐转变。
——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
既然我们已经超越了先天还是后天的争论，我们可以承认大脑的生长和组织反映了基因影响和环境影响之间复杂而微妙的融合。为此，从提供模板（template）和转录（transcription）功能的角度来思考基因会更有益（Kandel，1998）。作为模板，基因会组织大脑统一的结构，除了在怀孕期间由毒素引起的基因突变，这些结构通常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些结构和功能，例如神经系统的总体布局和基本反射，是通过我们的DNA遗传的，并由我们物种的所有健康成员共享。这是传统上我们认为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的方面。
另一方面，许多基因的表达取决于触发其转录的那些经验（Black，1998）。转录基因控制着大脑构造中更微妙的方面，例如特定地塑造后来发展的神经网络，以及不同的大脑系统可用的特定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的水平。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皮层是在出生后通过转录过程以依赖经验的方式形成的。因此，后天因素通过选择性激活基因（基因表达）来影响大脑发育，从而塑造我们的成长依赖经验的那些方面。
经验导致某些基因得以表达出来，从而触发用来构建神经结构的那些蛋白质的合成。通过基因转录，现有的神经元能够生长出不同种类的受体，扩展它们的树突结构，并调整它们的生化反应。例如，虽然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可能拥有相同的精神分裂症基因，但可能只有一人会患上这种疾病。人们相信，这是因为，每个孩子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独特的，而这导致了不同的基因表达。基因的转录功能使我们能够在整个人生中拥有持续的神经可塑性（neural plasticity），并为我们能够受益于丰富的体验（如心理治疗）提供了基础。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探讨母性养育与大脑的早期构建之间的关联，而这会导致不同层次的学习、情绪调节和依恋行为。
早上我总是带着兴奋醒来……它是我的伙伴。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
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器官，它总是不断改变以应对环境挑战。正因如此，大脑的神经结构会体现塑造它的环境。你也可以将我们的神经架构视为我们学习史的一种有形表达。对神经可塑性进行的早期研究最初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环境对大脑发育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在大鼠身上进行，其中，丰富环境是更多样化、更复杂、更丰富多彩和更具刺激性的栖息地，而贫瘠环境（impoverished environment）则是相对空旷的单色围栏。研究发现，在丰富环境中长大的动物有更多的神经元，神经元之间的树突连接更多，毛细血管的数量更多，线粒体活跃度也更强（Diamond, Krech，&Rosenweig，1964；Kempermann, Kuhn，&Gage，1997，1998；Kolb&Whishaw，1998；Sirevaag&Greenough，198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挑战的大脑会变得更复杂、活跃和强健。随后，研究人员对受过高等教育和从事更具脑力挑战性职业的人进行了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对人类来说，丰富环境包括鼓励我们学习新技能和扩展知识的各种经历。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练习各种技能和持续参与脑力活动都与更多的神经元和神经连接相关（Jacobs&Scheibel，1993；Jacobs, Schall，&Scheibel，1993）。更高水平的教育和阅读能力也被证明与晚年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响力减弱有关（Schmand, Smit, Geerlings，&Lindeboom，1997）。有趣的是，主司某些技能的脑区其实可以劫持相邻神经区域的细胞，以培养演奏乐器或使用盲文等技能（Elbert, Pantev, Wienbruch, Rockstroh，&Taub，1995）。毫无疑问，人脑会在应对挑战和新学习时成长。心理治疗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丰富环境，它会促进社会情感发展、神经整合，以及增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治疗期间大脑如何改变将取决于与症状相关的神经网络和治疗的焦点。
应激事件每一次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疤，生物体为挺过一个应激处境所付出的代价是变老一点儿。
——汉斯·谢耶（Hans Selye）
轻中度应激（mild to moderate stress，后简称为MMS）会激活支持新学习的神经生长激素（Cowan&Kandel，2001；Gould, McEwen, Tanapat, Galea&Fuchs，1997；Jablonska, Gierdalski, Kossut，&Skangiel-Kramska，1999；Myers, Churchill, Muja&Garraghty，2000；Pham, Soderstrom, Henriksson&Mohammed，1997；Zhu&Waite，1998）。因此，我们可以利用MMS来调用自然发生的神经生物学过程以便为新学习服务。虽然在动物研究中我们通常使用“应激”这个词语，但人类也会表现出唤醒，其形式通常是好奇、热情和愉悦。人类也能被激励去学习新技能和迎接新挑战，以缓解不适和应激。这些动机状态（motivational state）
对于心理治疗的成功非常关键，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分离是创伤经历所带来的高水平应激的常见结果。由于分离的特点是想法、行为、感觉和情绪之间发生断裂，所以它表明这些功能的协调和整合是一个活跃的神经生物学过程。由于在正常的觉知状态下，这些功能全都无缝地、无意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整合是健康心理的核心组成部分。
MMS有能力触发神经可塑性，这是心理治疗或任何需要新学习的情况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与创伤经历相反，在治疗期间受控地暴露于MMS可以增强学习效率并增加神经整合。作为治疗师，我们会本能地努力调节应激并整合神经网络，这一过程本质上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因应对创伤而产生的分离相反。健康的机能需要那些组织有意识觉知、行为、情绪和感觉的神经网络适当地发展和运作。
与早期发展一样，在心理治疗的支持性人际环境中反复暴露在应激下会让来访者能够容忍越来越高水平的唤醒。这一过程反映了皮层回路正在构建和整合，以及它们抑制和调节皮层下激活的能力不断增强。情感调节，尤其是对焦虑和恐惧的调节和抑制，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强烈情绪时继续进行皮层信息加工，从而保持认知灵活性、学习和神经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基本上扮演着父母的角色，提供和示范社会脑的调节功能。随着情感被反复引入治疗关系并被成功管理，通过塑造那些进行情绪调节所必需的相关神经结构，来访者能够逐渐内化这些技能。就像在儿童期一样，调谐（attunement）、调谐破裂和调谐重建这一循环的过程会逐渐导致人们期待再次建立联结（Lachmann&Beebe，1996）。来访者逐渐习得一种期待，即应激在未来能够得到缓解，而这种期待能够增强来访者在应激时刻忍受更强烈情感的能力。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转变来访者的焦虑体验，让焦虑不再触发他们无意识地进行回避，而能够提示他们有意识地去感到好奇、去探索。我有一位来访者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描述这种转变：焦虑是指南针，帮助和引导他去克服无意识的恐惧。察觉到焦虑之后，他接下来会探索并最终搞清楚他害怕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害怕。下一步是在理解焦虑的意义和重要性后走向焦虑。通过这种方式，焦虑被编织进有意识的叙事，有可能为我们的故事写出一个新结局。这个过程反映皮层的语言处理与皮层下的条件唤醒（conditioned arousal）整合了起来，从而帮助来访者抑制、调节和修改不利于适应的反应。
正如我们稍后在讨论社会脑的构建时会看到的那样，儿童期的生物和环境因素可能会导致长期失调。生命早期的剥夺（deprivation）或慢性应激会增加以下情况发生的概率：大脑受损、记忆和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的缺陷，以及延长使用原始防御机制（Brown, Henning，&Wellman，2005；Radley et al.，2006；Sapolsky，1985）。随着养育和支持的增加，应激激素（stress hormone）水平会降低，与照顾者舒适地待在一起并进行抚慰人心的交谈将有助于大脑整合经验。
事情的成功极少由冲动的欲望达成，大多数都通过冷静和审慎的预谋获得。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尽管我们通常将皮层视为存储信息的硬盘，但皮层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抑制。以我们与生俱来的抓握反射（grasping reflex）为例，这种强大的抓握力让我们的祖先在母亲爬树和在陆地上移动时能够紧紧抓住她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内，这种抓握反射很快就会被下行皮层回路抑制住。对这个和其他反射的抑制允许皮层在发育过程中接管这些功能。因此，我们牺牲了抓握反射，但获得了灵巧的手指，进而能够更精准地使用手指和脚趾，也能够书写和使用工具。在生命的后期，如果我们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随着大脑皮层逐渐失去抑制能力，该反射和其他早期反射会重新出现。以类似的方式，经验塑造了我们的前额叶皮层，从而让它能够抑制和控制皮层下功能的激活，而这最终会导致我们有能力调节情绪、冲动和行为。例如，早期的依恋关系会建立一些体验，这些体验能够塑造这些神经网络，并使我们能够调节情绪体验。
帮助人们体验越来越高水平的正面和负面情感是父母的养育和心理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增加对压力的耐受性会强健我们的大脑，扩展神经对情绪和认知整合的组织，并创建下行控制网络以帮助抑制和调节情感（Schore，1994）。如果我们从儿童期走出来时具备体验各种情绪和承受压力的能力，这会有利于大脑发育和持续的积极适应。
在我们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我们会反复经历从舒适、有序的状态到失调状态的转变。如果感到害怕、寒冷、饥饿，或者尿了裤子，我们会通过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发声和哭泣来表达不满。如果父母的养育足够好，那么我们发出的信号会受到关注，我们不满的根源会得到判断，有人会帮助我们回到有条不紊的状态。在成千上万次这种短暂的情绪体验中，我们经历从有条不紊到失调再到重新调节的过程。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安全依恋和对积极结果的期望。这些经验会被储存在整个神经系统中，成为我们经验的感觉—运动—情绪背景。
如果我们在调节情感或理解情绪时缺乏足够的帮助，大脑就会组织出各种各样防御性的应对策略。这些防御措施会不同程度地扭曲现实以减少焦虑。这种扭曲是在控制焦虑和恐惧的无意识记忆回路中实现的（Critchley et al.，2000）。导致防御的神经连接能够塑造我们的生活，其方式是选择我们趋近或回避什么、什么会吸引我们注意力，以及我们用什么假设来组织经验。然后，皮层会合理化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对的，从而使我们继续使用这些应对策略和防御措施，有可能一生都不变。这些神经和心灵结构可能导致身心健康，不过也有可能导致疾病和残疾。
在像人脑这样复杂的结构中，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人的大脑都能有效运转。
——西摩·凯蒂（Seymour Kety）
如果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由神经网络内的活动来表示，那么根据定义，所有种类的精神病理现象——从最轻微的神经症症状到最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也必须能够表现在神经网络之内和之间。按照这一理论，精神病理反映的是神经网络的次优发展、整合和协调。在抑郁症（depression）和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等障碍中发现的大脑激活的失调模式支持了以下理论，即我们能够基于大脑来解释精神病理症状。
早期照料的困难、遗传和生理上的脆弱性或生命中任何时候遭受的创伤都可能导致网络之间缺乏整合。未解决的创伤会导致持续的信息处理缺陷，从而扰乱整合的神经加工（neural processing）。例如，创伤后的分离症状——它们反映了行为、情绪、感觉和认知网络之间的脱节——能够预测后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后简称为PTSD）的发展情况（Koopman, Classen，&Spiegel，1994；McFarlane&Yehuda，1996）。遭受过心理、身体和性虐待的儿童的大脑更有可能在对于神经网络整合至关重要的执行区域出现电生理异常（Ito et al.，1993；Teicher et al.，1997）。
一般来说，心理整合表明执行脑（executive brain）有意识的功能和认知功能可以访问感觉、行为和情绪网络中的信息。在传统谈话疗法中，神经整合的一个主要焦点在情感网络和认知网络之间。当高水平的应激抑制或破坏左右脑之间，以及皮层和边缘区域之间的整合能力时，情绪和认知网络就会发生分离。左右脑的整合可能会被破坏，而爬行动物脑和古哺乳动物脑的回路可能会与有意识的新哺乳动物皮层断开连接。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创伤可能导致神经整合中断，从而导致我们在PTSD患者身上看到的一系列症状。
这种断开连接可能不是进化上的意外事件。尽管语言对人类非常有价值，但是进化似乎选择了让我们在面对威胁时关闭语言功能和减少认知处理。由此产生的信息处理中断可能是神经网络分离的最常见原因。负责记忆、语言和执行控制（形式多样）的皮层网络在应激过大时会受到抑制，并且表现不佳。正是因为大脑如是进化才能够成功应对紧急的威胁，这一点似乎也导致我们容易遭受长期的心理困扰。于是乎，心理治疗登场了。
在这个模型中，心理治疗是一种建立或恢复各种神经网络之间协调状态的方法。研究表明，成功的心理治疗与大脑中某些激活区域的改变相关，即被假定与强迫症和抑郁症等障碍有关的区域（Baxter et al.，1992；Brody, Saxena, Mandelkern et al.，2001；Brody et al.，1998；Schwartz, Stoessel, Baxter, Martin，&Phelps，1996）。恢复到正常的激活水平以及体内平衡能够促使参与的神经网络之间重新建立积极的相互调节关系。
它们（神经连接）唯一能做的就是……深化老路或开辟新路。
——威廉·詹姆斯
神经科学和心理治疗均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最佳功能取决于最佳程度的生长、整合和复杂性。在神经层面上，这等同于主司情绪、认知、感觉和行为的神经网络之间能够进行整合和交流，以及能够在兴奋和抑制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在经验层面上，整合是一种能力，即能够以最少的防御性去感受、思考、生活、爱和工作。积极的早期环境可以优化成长和整合，这种环境里有适当的阶段性挑战、支持，并且父母有能力且愿意用语言来表达感受。这些因素会促成积极的情感调节、生理性体内平衡和安静的内部环境，从而能够巩固我们的主观性体验（experience of subjectivity）和积极的自我感。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心理治疗理解为一种特定的丰富环境，旨在增强可塑性、神经元的生长和神经网络的整合。治疗环境是为来访者量身定制的，以适应每个来访者的症状和需求，从而改变引发症状的内在神经系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形式的治疗，无论理论取向如何，其成功的程度都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增强了适当的神经可塑性。此外，临床和神经科学研究都表明，心理治疗中的神经可塑性、成长和整合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增强：
1.建立安全信任的关系。
2.轻度至中度应激。
3.同时激活情绪和认知。
4.共建新的、更利于适应的个人叙事。
虽然心理治疗师在思考时通常不会使用神经科学领域的术语，但刺激神经可塑性和神经整合本质上是我们工作的内容。我们以心理教育、解释或现实检验等形式向来访者表达我们对他们难处的理解。我们鼓励来访者参与行为、表达感受，并察觉自己无意识的方面。我们鼓励他们冒险。我们引导他们在想法和感受之间来回切换，以试图帮助他们在二者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我们帮助来访者改变他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描述，这是通过引入新的觉知并促使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实现的。如果治疗成功，我们所使用的方法会被来访者内化，这样来访者就可以不再需要治疗，并且我们对此所做的工作都是在一个温暖的、支持性的、全心全意的、稳定可靠的关系的背景中进行。这些相同的因素也在心理动力学疗法（psychodynamic therapy）、系统疗法（systemic therapy）和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中发挥作用。它们也适用于育儿、教学和工作场所，因为大脑总归是大脑。
这些过程得以成功发生的更广阔的背景是来访者的情感耐受性（affect tolerance）和情感调节水平不断上升，以及整合叙事（integrative narrative）从来访者与治疗师的关系中发展出来。在安全和结构化的环境中、在共情调谐的背景下，我们会鼓励来访者接纳让其害怕的经历、记忆和想法所带来的焦虑。在这个过程中，被抑制的神经网络通常能被激活并能够参与有意识的处理（Cozolino，2015；Siegel，1995）。心理动力学疗法中的解释（interpretation）、行为疗法中的暴露（exposure），或从系统疗法视角所进行的分化实验都专注于实现这个目标。通过激活多个认知和情绪网络，以前分离的功能能够被整合起来，并逐渐受控于皮层的执行功能。与治疗师共同构建的叙事能够为来访者提供一个想法、行为和持续整合的新模板。
不同部分的和谐、对称以及幸福的平衡，一言以蔽之，都会引入秩序，都会创造整体。
——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
鉴于信息在众多神经网络中朝多个方向同时流动，最佳的神经整合可能需要最大化整个神经系统能量的流动性和灵活性（Pribram，1991）。如果我们使用这个模型，那么精神病理不仅可能由大脑内特定区域的困难引起，还可能由整个大脑和身体上的困难引起（Mayberg，1997；Mayberg et al.，1999）。众多处理网络将情感、感觉、行为和有意识觉知结合而成一个整合的、功能性的、平衡的整体——它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我（ego）
的神经基质（neural substrate）。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简写，它反映的是我们如何组织自体（self），使它在人格、情感调节、应对方式和自我形象等方面被表达出来。
与心理治疗相关的信息流的主要流向是上—下流动（皮层到皮层下然后再返回）和左—右流动（穿过两侧的皮层）。请记住，这些信息循环需要相互通信并与其他诸多处理系统进行通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整合包括连接麦克莱恩所说的三位一体大脑的三层，以及统一身体、情绪和有意识觉知。这被称为上—下，因为这些回路所形成的循环是从我们的头顶向下进入大脑深处然后再往上返回。上—下的整合包括皮层有能力处理、抑制和组织由脑干（brain stem）和边缘系统所产生的反射、冲动和情绪（Alexander et al.，1986；Cummings，1993）。额叶障碍经常导致冲动和运动的去抑制，例如强迫症和注意缺陷障碍，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冲动和运动通常在其控制之下。在这个类别中，我也纳入了所谓的背腹整合（dorsal-ventral integration），它将皮层与边缘处理连接起来（Panksepp，1998；Tucker, Luu，&Pribram，1995）。
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的整合需要一些左右脑皮层和偏侧化（laterality）的边缘区域都输入信号才能实现最佳功能的能力。例如，充分的语言生成需要我们整合左侧的语法功能和右侧的情绪功能。左—右整合使我们能够用语言去表达感受、在有意识觉知中思考感受，并平衡左右脑积极和消极的情感偏好（Silberman&Weingartner，1986）。左右脑前额叶皮层之间的平衡对于维持情感和情绪的适当平衡也是必要的。述情障碍（alexithymia；无法用语言表达感受）和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情绪冲突转化为身体疾病）可能反映了左右脑的分离（Hoppe&Bogen，1977）。还有证据表明，抑郁症和躁狂症与左右前额叶皮层之间的激活失衡有关（Baxter et al.，1985；Field, Healy, Goldstein, Perry&Bendell，1988）。
右脑更紧密地联系着身体和更原始、更情绪化的功能。左脑与皮层功能的联系更紧密，而右脑与边缘系统和脑干功能的联系更紧密（Shapiro, Jamner，&Spence，1997）。例如，应激、焦虑和恐惧状态会增加右脑皮层和右脑皮层下结构的激活（Rauch et al.，1996；Wittling，1997）。这种偏向性也与社会——情绪的依恋模式的组织、移情（transference）和情感调节相关（Minagawa-Kawai at al.，2008）。上—下和左—右系统的大部分整合是由额顶执行系统（frontal-parietal executive system）来介导的。
由于左—右和上—下神经网络之间的互连性，单独从垂直或水平维度去考察整合未免过于简单。对病理状态下大脑特定区域代谢活动的研究显示，大脑两侧的皮层和皮层下结构均存在差异。这项研究表明，恢复神经整合需要同时在垂直和水平层面上重新调节网络。神经整合的其他维度将在后面进行讨论。目前，记住垂直和水平层面的整合就足够了。请记住，虽然我们是从神经网络的角度讨论大脑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药物对这些网络的调节和体内平衡的影响，这样的讨论也是同等有意义的（Coplan&Lydiard，1998）。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均可改变神经活动并减轻症状，以及为什么结合使用二者可能比单独使用其一效果更好（Andreasen，2001）。
神经网络的整合还有一种实现方法，即使用更原始、情绪化、无意识的过程（下和右）来激活有意识的语言表达（上和左）。这二者之前因应激或创伤而分离了。根据治疗师的理论取向，他们会提供各种不同的挑战来促进网络的整合过程。精神分析师可能会使用解释的方法来让来访者更好地察觉到被抑制、被压抑或分离的想法和情绪。认知行为治疗师会将来访者暴露于令其害怕的刺激，同时结合放松训练，从而将通常被抑制的皮层回路与控制着恐惧的皮层下回路整合起来。所有形式的心理治疗所进行的研究都支持一种假设，即与积极的治疗结果相关的是，在联合运用思维和情感参与活动中既利用支持又给予挑战（Orlinsky&Howard，1986）。人际联结的质量和创造合适的学习环境似乎都是必不可少的。
父母就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他们将过去的线与未来的线交织起来，并在前进时留下自己的生动图案。
——弗雷德·罗杰斯（Fred Rogers）
我们已经谈到了积极的育儿和成功的心理治疗二者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反映了构建和重建大脑所需的共同条件。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注视和不断升级的、积极的情感互动会刺激孩子大脑的发育和组织。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发现科学证据，表明心理治疗的人际体验会影响大脑的神经生物环境，从而刺激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发生。尽管各种治疗流派倾向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但治疗关系本身可能是最强大的治疗因素。
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热情、接纳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代表了利于大脑最初的发育和在以后的生活中持续发展的广阔人际环境（Rogers，1942）。我曾是罗杰斯博士的学生，与他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光，我可以证明他的人际风格和治疗技术的强大力量。我相信他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幻想能够被他收养。
育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孩子提供自我安抚的能力和建立积极关系的能力。这让孩子能够直面生活的挑战，并从疗愈性的生活经历中受益。在一生中，成功应对挑战的经历促使我们能够迎接更复杂的挑战，而这将促使神经网络的发展和整合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如果内部或外部因素阻止个人趋近具有挑战性或压力的情境，那么他们的神经系统往往会保持在不发达或未整合的状态。
欧林斯基和霍华德（Orlinsky and Howard，1986）回顾了数百项检验心理治疗结果的研究，其目的是寻找那些似乎与治疗成功有关的因素。他们发现，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的情感联结（emotional connection）的质量远比治疗师的理论取向重要。有动力去改变且能够与治疗师合作的来访者治疗效果更好。治疗师的专业经验也与治疗的成功呈正相关，此外，使用解释、专注于移情、表达情绪也一样。在治疗期间，认知和情绪处理二者的持续参与似乎对积极的改变必不可少。
心理治疗就像育儿一样，既不能机械，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每对治疗师和来访者都会建立独特的关系，从而产生独一无二的治疗过程和独一无二的结果。通过积极参与共建孩子和来访者的新叙事，父母和治疗师的无意识过程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正如我们将在依恋研究中看到的那样，每一位父母的无意识在创建孩子大脑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作用，就像治疗师的无意识会影响治疗关系和治疗结果一样。这强调了对治疗师进行适当培训和充分的个人体验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将在来访者的心灵、心智和大脑中留下烙印。
在本章中，根据心理治疗和神经科学这两个领域的一些共同原理，我们探索了一些把二者整合起来的初步概念。我们将心理健康与最佳的神经网络生长和整合等同起来。大脑和自我都是借由经验逐步构建起来的。神经系统由数以百亿计的神经元组成，而人类的经验则由无数的学习时刻构建起来。导致来访者寻求心理治疗的那些心理问题是这些网络内部和网络之间成长和整合不足的结果。能够促进大脑的积极发育、在心理治疗中带来积极改变的是情绪调谐、情感调节和叙事共建（narrative coconstruction）。
在第三章中，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当今我们所使用的主要心理治疗模式。通过研究这些理论和技术，我们将看到与神经网络的生长和整合相关的基本原理如何塑造了治疗策略和原则。我相信，心理治疗的发展一直受到神经科学原理的隐性指导。任何形式的治疗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成功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调用那些构建和修改大脑神经结构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