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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记忆”本质上是从事一种文化实践。
——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
心理治疗的过程完全依赖记忆。从我们对来访者过去和现在生活的了解，到他们将治疗会面中所学的内容付诸实践的能力，一切都取决于他们的学习和记忆能力（Kandel, Dudai，&Mayford，2014）。然而，尽管记忆在我们的工作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大多数心理治疗师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甚至几乎没有去了解过记忆如何运转和我们为什么有记忆。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记忆的各个方面及其在精神疾病和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心理治疗师传统上宽泛地将记忆分为有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有意识的记忆表现为能够回忆起的过去和先前治疗会面的内容，以及报告现在的日常生活。前意识包含的记忆不是当前注意力的焦点，但被带入有意识觉知的难度最小。无意识记忆则是有意识的思考无法获得的内容，可以通过行为、态度和感受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防御、自尊和移情等更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心理动力治疗师所接受的大部分培训涉及识别和解读无意识记忆，使之变成来访者可以接受的形式。
弗洛伊德认为，治疗的一个基本目标是使无意识的变成有意识的。从重建大脑的角度来看，这个目标可以表述为增加主司无意识记忆和有意识记忆的神经网络的互连和整合。这个过程使得理解各种记忆系统的进化、发展和功能对于概念化和治疗心理困扰与精神疾病至关重要。它还有助于向来访者解释他们所体验的一些悖论和困惑，其基础是他们大脑处理信息的多种方式。
我们的价值感、幸福感，甚至神智正常都取决于我们的记忆。但是，唉，我们的价值感、幸福感和神智正常也取决于我们的遗忘。
——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
我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对一位名叫索菲娅的女士进行治疗。她从童年早期就开始经历反复的创伤和慢性压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讨论了家庭冲突、早期性虐待和现在关系上的问题。索菲娅长期抱怨她有严重的记忆困难，尤其记不住姓名、日期和预约。在高中时，她的老师告诉她，她很愚蠢，因为她第二天就记不起前一天课堂上说过的话。索菲娅因无法记住名字而感到非常尴尬，以至于除了必要的工作聚会，她避免参加其他所有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高度情绪化的经历，她的记忆力却非常敏锐，而这不断地唤起她的恐惧和悲伤。索菲娅确信，她大脑中负责记住羞耻的部位与回想名字的部位是截然不同的。
索菲娅成年后看过许多治疗师，她因为多次错过预约，所以被告知她对治疗有阻抗。索菲娅觉得这令她十分沮丧，但她自己也无法解释。根据她的病史，这些治疗师都认为她的记忆问题是由否认、回避或压抑引起的，所以鼓励她去直面恐惧。虽然每位治疗师都对她对治疗的防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是对的，所以她通常在几次会面后就终止了治疗。由于索菲娅确定这是她的错，所以治疗失败使她感到越来越绝望，让她觉得找不到能够帮自己的人。治疗师表达出的烦恼和对她的批评也增加了她的羞耻感。虽然她担心我们的合作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但她愿意再试一次。
在了解了她的历史后，我分享了一些神经科学知识，以帮助她更好地理解她的记忆问题。我的小型讲座着重探讨了早期和长期压力如何扰乱负责外显记忆的海马体和相关神经网络的发育和健康。我建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记忆并摸索改善记忆的实用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试着使用了认知康复领域内的记忆辅助工具。计时器、带闹钟的手表和个人数字助理后来都被证明是有用的。现在的智能手机使我们能够在一个设备中拥有上述所有功能，这对许多来访者来说是真正的福音。
在最初的两个月里，我和索菲娅安排每隔一天电话联系几分钟。在这些通话中，我们锻炼了她的记忆力，检查了我们在上一次会面中制定的各种策略，并巩固了她的成功。最初，索菲娅需要帮助才能记得去使用那些旨在帮她提升记忆力的策略。随后，索菲娅逐渐开始自动地使用记忆辅助工具并定期查看它们，就算当时她忘记了为什么她要检查她的书或打电话给我也一样。
六周后，索菲娅能够持续地记住预约了。这一成功激发了她对自己和治疗的信心。她开始明白，她记忆力的问题绝不意味着她愚蠢或有深层次的心理问题。相反，我们的讨论逐渐帮她意识到，尽管她有创伤史并且要与记忆力做斗争，但她在生活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这提升了她的自尊心。当记忆问题不再阻碍她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将治疗的重点转移到她的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了她的关系和事业上。在最初的治疗中，我们重点从神经科学和认知康复的角度着手，结果证明，这是建立持久和成功的治疗关系必要的第一步。从这以后，我们的治疗转向了更传统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并定期检查她的记忆和调整她的策略。
许多心理障碍都以各种各样的记忆缺陷为表现。任何导致长期唤醒并触发应激激素皮质醇分泌的疾病都会损害外显记忆的神经网络。事实上，大多数精神疾病都涉及高水平的皮质醇和更小的海马体，而这二者都与记忆障碍有关。除了导致我们难以记住事情，一些疾病还会扭曲学习和记忆。例如，抑郁症会导致患者在回想和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时产生负面偏见（Beck，1976）。它还促使我们有选择性地扫视环境，进而强化我们的负面看法。抑郁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情绪状态能够影响有意识记忆的组织，这有时被称为依赖状态的记忆（state-dependent memory）。来访者报告说，如果他们早上醒来时感到沮丧，那么一切都会看起来比前一天更糟糕，尽管从理性的角度他们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也一样。
在我们察觉到自己的看法几微秒之前，快速且无意识的情绪网络就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通过类似的机制，我们过去的经历创造了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我们多年前在功能失调的情况下产生的无意识内隐记忆会反复引导我们复制不成功但熟悉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是基于过去经验创造的。
回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日记。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研究和临床经验都表明，我们拥有多重记忆系统，而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学习领域、神经架构和发展时间表（Tulving，1985）。所有记忆系统内的学习都依赖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赫布所说的突触的长时程增强过程，以及树突的重塑和神经元之间关系的改变（Hebb，1949；Kandel，1998）。记忆可以大致分为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两个类别。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概念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无意识概念相似，但并不完全重叠。
外显记忆指有意识的学习和记忆，包含语义、感觉和运动等形式。这些记忆系统使我们能够背诵字母表、识别椰子的气味或打网球。其中一些记忆能力处于意识水平之下，直到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它们。内隐记忆反映了无意识的学习模式，它被存储在神经加工的隐藏层中，有意识觉知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访问它。这一类别包括被压抑的创伤、骑自行车，以及在闻到曾经让我们作呕的食物时感到不安。外显记忆只是我们经验的冰山一角，内隐记忆才是表面之下的巨大结构（Kandel et al.，2014）。
我们的许多日常经验都清楚地表明，我们拥有多个外显和内隐记忆系统。例如，在假想的电话键盘上移动手指有时可以帮你回想起某个电话号码。这个过程表明，内隐的运动和视觉记忆系统可以帮助我们想起数字。另一个例子是老年人很难学习新信息，但很容易回忆起年轻时的故事，这在老年人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参与存储长期外显记忆的网络分布在整个皮层，并且比负责短期和中期记忆的系统更能抵抗衰老的影响（Schacter，1996）。
回想一下，三位一体大脑理论中，大脑的每一层都参与记忆功能的不同方面。爬行动物脑包含本能记忆、从过去数代人那里继承的对反射的控制（遗传记忆），以及内部身体功能。古哺乳动物脑（边缘系统）有助于情绪记忆和条件学习——它是原始冲动和由经验塑造的生存程序这二者的混合物。这两个系统都是非语言的，包含弗洛伊德所称的无意识的一些方面。新哺乳动物脑虽然在处理过程中基本上是无意识的，但它包含侧重于左脑的、负责外显语言记忆的网络。
由于它们发展的先后顺序，内隐和外显记忆（详见表5.1）也被称为早期记忆和后期记忆。内隐记忆系统甚至在人出生前就处于活跃状态，新生儿能够本能地追踪母亲的声音就证明了这一点（de Casper&Fifer，1980）。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基本的感觉记忆会与身体和情绪关联起来（Stern，1985）。这些网络使我们在看到父亲时伸出双臂、微笑并感觉很开心。躯体、感觉、运动和情绪经验有助于我们在生命最初几年将神经网络塑造成一种对身体自我（physical self）的感知。
表5.1 多重记忆系统
1 指发生在内脏中的，通常是直觉的、情绪化的、不可控的、强烈的，例如对于老鼠的厌恶感，深夜走在僻静小巷中的恐惧感，喜欢某人时心里七上八下的紧张感等。
2 叙事自我也称叙事身份，指“个人通过将他们的生活经历整合成一个内化了的、不断发展的自我故事形成自己的身份，从而为人生提供统一感和目标感”。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有意识记忆的发展与海马体和高级皮层结构的成熟同步进行（Fuster，1996；Jacobs, van Praag，&Gage，2000；LeDoux，1996；McCarthy，1995）。儿童期遗忘（childhood amnesia）或缺乏对早年生活的外显记忆可能是因为这种成熟过程被延迟，以及在发育过程中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Bauer，2015）。然而，在没有外显记忆的情况下，我们学会了走路、说话、依恋他人，并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这些我们在早年学到的重要内容被存储在整个大脑的网络中，它缺乏来源归因（source attribution）；也就是说，我们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学会它们的了。虽然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我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有外显记忆，但这些记忆很可能是后来根据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建构起来的，然后被我们融入有关早年生活的个人记忆。
外显记忆可以同时是感官的和语言的，因为我们会结合词语记住景象、声音和气味，并把它们组织进有意识的记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词语和视觉图像是有意识记忆的关键。语义记忆包括情景式的、叙事性的和自传体的等类型，它们都可以按顺序组织起来。自传体记忆使叙述者的视角一直处在故事的中心。关于自我的故事会把情景记忆、语义记忆和情绪记忆与最大程度的神经网络整合所需的自我觉知结合起来（Cabeza&St.Jacques，2007）。这种形式的记忆对于情绪调节、自我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形成和维持尤为重要。
总的来说，从不同记忆系统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早期感觉、运动和情绪网络中的学习来说，内隐记忆占据首要地位。这些早期形成的神经网络依赖更原始的大脑结构，例如杏仁核、丘脑和额叶皮层的中间部分（图5.1）。随着皮层和海马体在生命的最初几年继续发育，外显记忆网络逐渐变得成熟。这些系统提供有意识的、情境化的学习和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学习和记忆会变得更加一致和稳定。各种记忆系统分布在整个大脑中，特定记忆的存储位置取决于记忆的类型及其编码方式（McCarthy，1995；Alberini&Ledoux，2013）。
图5.1 杏仁核和海马体
以下这个实验能够很好地体现记忆是如何分布的。这项实验要求受试者在看到动物或手工工具的图片时说出它们的名称，与此同时实验员会测量他们的脑血流量（Martin, Wiggs, Ungerleider，&Haxby，1996）。说出动物和工具的名称均导致受试者颞叶和布洛卡区的活动增加。这一结果是合理的，因为众所周知，颞叶对于记忆的组织很重要，而布洛卡区则负责组织语言的表达。更具体地说，说出工具的名称激活了受试者左侧运动皮层中参与手部运动的区域，而这些手部运动被用来控制这些工具（Martin et al.，1996）。这表明我们的一部分工具记忆存储在负责使用工具的神经网络中。受试者说出图片里事物名称时与真正接触该事物时大脑的激活区域有所重叠，这说明视觉图像会触发与所描绘内容相关的脑区。因此，记忆是对于被提取回忆的一种内部重演。
由动物图片激活的那部分视觉系统参与极早期阶段的视觉处理。这可能反映了进化塑造了视觉大脑的原始区域以便我们能够识别潜在捕食者的威胁并快速行动（该研究选择的动物碰巧是熊和猿，在进化过程中这两种动物都对我们造成过威胁）。研究一致表明，当我们看到某物并在后来想象该物时，枕叶会被激活。即使我们的记忆是想象出来的，前额叶区域也会被激活，这反映出它在处理指令、坚持执行任务和取得想象内容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我们尚不清楚，前额叶皮层中的神经网络如何知道该这样做（Ungerleider，1995）。
尽管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皮层活动，但心理治疗通常需要恢复皮层下的情绪记忆。情绪记忆依赖皮层下结构，例如杏仁核和海马体。在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精神疾病以及童年经历、压力和创伤对成人功能的影响中，它们处于核心地位。
没有什么比想要忘记一件事更能把它牢固在记忆里了。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杏仁核是处理恐惧的中枢，它位于边缘系统内和颞叶下方，大脑两侧各有一个。到母亲怀孕的第八个月时，胎儿的杏仁核就发育完全了。因此甚至在出生前，我们就已经能够体验到强烈的生理恐惧。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我们依赖照顾者对杏仁核进行外部调节，直到我们自己能够调节它。从某些角度来说，杏仁核是我们的第一皮层，在参与情绪学习的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rodal，1992）。杏仁核的一些部位（基底外侧区域）伴随大脑皮层的增长以及我们评估和评价环境的能力发展进化出来（Stephan&Andy，1977；Roozendaal&McGaugh，2011）。
杏仁核的神经连接支持其参与整合我们不同的感觉，但它尤其注重视觉（van Hoesen，1981）。在趋近/回避情境（approach-avoidance situation）中，它充当评估危险、安全和熟悉程度的器官（Berntson et al.，2007；Elliott et al.，2008；Sarter&Markowitsch，1985）。与额叶皮层的内侧区域一起，它会依据本能和学习史赋予感觉对象不同的情绪价值，并将这些评估结果转化为身体状态（Davis，1992；LeDoux，1986）。我们会把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危险迹象与准备好做出生存反应关联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核心的神经参与者（Ohman et al.，2007）。对于心理治疗最重要的一点是，杏仁核就像一个幕后使者，会别有用心地诠释我们的经验，从而在我们有意识的处理中创造情绪偏见，例如使我们将玻璃杯看作半空或半满的（Kukolja et al.，2008）。
成人大脑中有两个感觉输入回路通向杏仁核。第一个直接来自丘脑，另一个先经过皮层和海马体然后到达杏仁核（LeDoux，1994）。第一个系统允许我们依据最少的信息快速做出生存决策，较慢的第二个系统则增加了皮层信息加工（语境和抑制）以评估我们正在进行的感知和行为。杏仁核与下丘脑、边缘——运动回路，以及许多脑干核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神经连接，这使其能够触发迅速的生存反应。这种直接的连接能够激活强烈的躯体唤醒，从而大大增强恐惧症和闪回的情绪力量。
因此，杏仁核是情感记忆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不仅在婴儿期而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是如此（Chavez, McGaugh，&Weinberger，2009；Ross, Homan，&Buck，1994）。在发育完全的大脑中，杏仁核会刺激去甲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的释放来促进海马体对情绪记忆的处理（McGaugh，2004；McGaugh et al.，1993）。通过这些化学信息，海马体被提醒：记住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这是新学习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会改变神经元内部和之间的化学环境，从而刺激长时程增强和神经可塑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讨论压力和创伤对大脑的影响，届时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当被压抑的童年情结被某种印象唤醒时，或者当已被“超越”的原始信念似乎再次得到证实时，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离奇”元素就会浮现出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鉴于杏仁核发育较早，并且它在学习和记忆中扮演着独特角色，如果杏仁核功能异常，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因此出现一些不寻常的经历（Brázdil et al.，2012）。对杏仁核的电刺激已被证明会导致我们出现多种身体感觉，以及焦虑感、似曾相识的感觉和类似记忆的幻觉（Chapman, Walter, Markham, Rand，&Crandall，1967；Halgren, Walter, Cherlow，&Crandall，1978；Penfield&Perot，1963；Weingarten, Cherlow，&Holmgren，1977）。由于杏仁核容易受癫痫发作影响，所以轻微的癫痫发作就可能触发杏仁核激活那些通常被抑制的感觉和情绪记忆，让其闯入有意识觉知（Sarter&Markowitsch，1985）。这些原始记忆也可能被对旧恐惧的感觉暗示触发，并能解释创伤后的侵入性记忆（van der Kolk&Greenberg，1987）。处于压力之下的个体可能特别容易遭受强烈但有意识的记忆的侵入（intrusion），甚至是非常年幼时的记忆（Cozolino，1997）。
在语境线索减少的情况下，例如快要睡着时或感觉被剥夺的情况下，初级思维过程（primary process thinking）和梦幻般的体验更有可能与有意识觉知融合（Schacter，1976）。减少语境线索会降低皮层——海马体系统利用过去的学习来理解现在经验的能力，并降低该系统抑制杏仁核向有意识觉知输入信息的能力。这可能是投射测验能够成功调用无意识处理机制的原因。在试图理解不明确的情况时，皮层下回路更有可能引导有意识觉知。
患有颞叶癫痫（temporal lobe epilepsy, TLE）的人经常会有极端的宗教信仰，这表明刺激杏仁核能够为我们的日常经验注入一种深刻的意义感。换句话说，它有能力通知大脑的其他部位“我正在经历一些意义非凡的事情”，而这种能力可能会被大脑以不适当的方式应用，进而导致我们产生荒诞离奇的思维。杏仁核的中央核也有密集的阿片受体（opiod receptor），它们是我们形成情感纽带和依恋关系的生化机制，而这二者也与意识的改变有关（Goodman, Snyder, Kuhar，&Young，1980；Herman&Panksepp，1978；Kalin, Shelton，&Lynn，1995；Kalin, Shelton，&Snowdon，1993）。这表明，杏仁核不受调节的激活可能是某些颞叶癫痫患者出现宗教狂热的一个神经生物性触发因素。过度书写（hypergraphia）可能也是颞叶癫痫的一个症状。这一事实导致许多人推测，有些宗教文本被创作出来可能是因为作者脑部的癫痫活动刺激了杏仁核，使其异常激活。
记忆是事情发生过的痕迹，并且不可能完全被消除。
——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
海马体这个结构的形状像海马，它位于人脑的两侧，是编码和存储外显记忆和学习的基本结构（Zola-Morgan&Squire，1990），在组织时空信息方面发挥核心作用（Edelman，1989；Kalisch et al.，2006；O’Keefe&Nadel，1978；Selden, Everitt, Jarrard&Robbins，1991；Sherry, Jacobs&Gaulin，1992）。海马体还负责我们比较不同记忆的能力，以及在新情况下根据以前的学习进行推断的能力（Eichenbaum，1992）。如果海马体被损坏了，那么它有可能阻止新学习的发生，迫使受害者在经历了一件事几秒钟后就把它忘得一干二净（Squire，1987）。
海马体以晚熟著称，皮层——海马体回路的髓鞘生成一直持续到成年早期（Benes，1989；Geuze, Vermetten&Bramner，2005）。海马体及其与皮层的连接发育晚，这使其功能可用性延迟，并且使海马体长期对发育上的干扰和创伤非常敏感。海马体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特别容易遭受缺氧的影响。研究已经证实，经常经历缺氧情况的登山者和深海潜水员的海马体会遭受损伤，这使他们存在短期记忆缺陷。海马体逐渐萎缩似乎是衰老的自然结果，它相应地伴随着外显记忆能力的下降（Gartside, Leitch, McQuade，&Swarbrick，2003；Golomb et al.，1993）。
研究表明，持久的压力会导致海马体过度暴露在糖皮质激素（皮质醇）下，而后者是我们在应对急性压力时释放出来的激素（Sapolsky，1987）。长期高水平的糖皮质激素会导致树突变性、细胞死亡、更容易在未来遭受神经损伤，以及海马体功能被抑制（Kim&Diamond，2002；Watanabe, Gould&McEwen，1992）。人们也已证明，童年创伤或战争创伤所导致的PTSD、长期抑郁症、颞叶癫痫（de Lanerolle, Kim, Robbins，&Spencer，1989）和精神分裂症（Falkai&Bogerts，1986；Nelson, Saykin, Flashman，&Riordan，1998）会导致我们损失海马体细胞。海马体体积的减少已被证明与将短期记忆编码为长期记忆方面的缺陷以及更易遭受心理创伤有关（Bremner, Scott et al.，1993；Gilbertson et al.，2002）。考虑到慢性压力与海马体体积缩小有关，而且许多心理治疗的来访者都经历过慢性压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许多来访者（如索菲娅）在依赖海马体运作的功能方面存在困难。
人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对抗忘记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杏仁核与海马体的关系对于人类经验极其重要，而且对上下层和左右脑的整合贡献重大。杏仁核的活动偏向右脑和下层系统，而海马体则在左脑和上层处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杏仁核在组织情绪和躯体经验中起着核心作用，而海马体则对有意识的、逻辑性的和合作性的社会功能至关重要（Tsoory et al.，2008）。它们的关系会影响情感调节、现实检验、静息状态下的唤醒和焦虑水平，以及我们学习情绪信息和更中性信息的能力。杏仁核和海马体的功能连接水平和质量受到个体气质类型、生活压力和表观遗传因素的影响（Canli et al.，2006）。
道格拉斯和普里布拉姆（Douglas and Pribram，1966）提出，杏仁核和海马体在指引注意的过程中扮演着相反的角色。通过强调输入信号之间细微的差异，杏仁核会增强我们对环境中特定方面的觉察（注意），而海马体则会抑制我们的反应、注意力和刺激的输入（习惯化）（Douglas，1967；Kimble，1968；Marr，1971）。杏仁核与泛化有关，海马体则与分辨有关（Sherry&Schacter，1987）。换句话说，杏仁核会让我们在看到蜘蛛时跳起来，而海马体则会帮助我们记住这只蜘蛛是无毒的，所以不必担心。它们之间适当的平衡让我们因他人感到不安时也能与之亲近。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系统与心理治疗的相关性。杏仁核记忆系统组织了我们早年的羞耻体验，它使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后简称为BPD）患者在感觉自己要被遗弃，而实际上几乎没有或根本不存在遗弃情况时做出反应。治疗该类患者需要他们调用海马体——皮层系统来检验这些由杏仁核触发的遗弃信号是否真实，从而抑制不当反应。这种现实检验帮助我们区分真正的遗弃和无辜的触发因素（例如某人约会迟到几分钟）并抑制不适当的情绪反应。请记住，对于年幼的灵长类动物来说，被遗弃意味着死亡。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之所以会在感觉被遗弃时做出灾难性反应，是因为在他们的体验中这是危及生命的事实。
闪回，即对创伤经历的侵入性回忆，可能存在于由杏仁核驱动的记忆网络中。在PTSD患者的描述中，闪回力量强大且是多感官的，通常由压力引发。并且，在他们的体验中，闪回就好像发生在当下（Gloor，1978；LeDoux, Romanski&Xagoraris，1989；van der Kolk&Greenberg，1987；Brewin，2015）。闪回的特征还包括刻板和重复（van der Kolk, Blitz, Burr, Sherry，&Hartmann，1984），这可能表明它们没有被皮层和海马体所同化和情境化。有学者提出一种双重记忆处理模型，它与此处所做的杏仁核/海马体的区分类似。这个模型可能是导致PTSD（Brewin, Dalgleish&Joseph，1996）和过去的恐惧及恐惧症重新出现（Jacobs&Nadel，1985）的内在机制。
鉴于杏仁核与海马体回路相互影响，海马体受损会导致杏仁核在指导记忆、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影响力增加。这种侧重于杏仁核的失衡也会扰乱情感调节。抑郁症患者被负面情绪淹没，无法进行充分的现实检验。事实上，希莱（Sheline）及其同事注意到，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和杏仁核体积均有所减少（Sheline, Wang, Gado, Csernansky，&Vannier，1996；Sheline, Gado，&Price，1998）。海马体—杏仁核回路的失调可能与抑郁症状的产生和现实检验被扰乱有关（Pittenger&Duman，2008）。对大鼠的研究发现，血清素水平升高会增强海马体内的神经发生（Jacobs et al.，2000）。这表明，百优解和帕罗西汀能够有效治疗抑郁症，也许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加海马体体积并增强其调节杏仁核激活程度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源自我们的感觉。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储存在杏仁核和右脑回路中的早期记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侵入成人意识。如果这些早期记忆是创伤的结果并影响我们爱和工作的能力，它们就变得与心理治疗特别相关。幼年遭受过虐待的儿童可能会在进入学龄期时变得焦躁不安、有攻击性和破坏性。他们可能会打架、破坏财产、放火或伤害动物，从而导致他们受到批评、惩罚和排挤。虽然这些行为是在表达被虐待的记忆，但他人会对其进行批评和报复。这种反馈与虐待所造成的情绪伤害结合起来，逐渐演变成一种不断深化的负面自我形象。
由于这些儿童不记得早年的创伤，所以在他们的感觉中，这些行为不是在应对过去的消极事件，而是证实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们本质上就很坏。因为这些经历可以追溯到前语言的感觉、运动和情感记忆系统的形成期，所以受害者经常报告说感觉“自己的邪恶深入骨髓”。对于在邪教影响下长大的儿童，或者其父母高度专制或有虐待性的儿童，这种情况很常见。士兵、警察和牧师的孩子似乎尤其容易内化负面的自我形象。如果父母患有强迫症，那孩子也可能对自己持有极其消极的看法。患有这种障碍的父母需要秩序、清洁和控制，但新生儿恰恰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相反的情况。这些孩子早年的内隐记忆可能主要围绕自己是父母烦恼、焦虑和厌恶之根源的感觉展开。
依恋图式（内隐记忆的一种关键形式）的形成会在一生中指导和塑造我们的关系。由于非常多的来访者因为关系问题前来接受治疗，这种内隐记忆系统可能是心理治疗中最重要的探索对象之一。随着这些记忆在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重演，这些社会记忆网络会引发移情现象，而这个过程把早年的无意识记忆带入咨询室。心理治疗中的活现（enactment）涉及来访者和治疗师的无意识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也激活了这些内隐记忆。
我们都经历过被别人激怒的情况。很多怒气的导火索都是存储在内隐记忆系统中的个人经历的情绪遗迹。对某事反应过度意味着，我们实际的反应与适当的反应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归因于我们的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源自我们过去的学习经历。最常见的由早年记忆输入造成的扭曲是羞耻感，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化情感，大约从我们12个月大时开始出现（Schore，1994）。“羞耻感很重”（Bradshaw，1990）的个体在每一次互动中都能感知到被批评和拒绝，导致他们一生都焦虑不堪、追求完美和抑郁不振。
沉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刺激，可以激活内隐记忆系统。沉默可能是金，但在治疗中，它会唤起各种各样的内隐记忆。来访者对沉默的反应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情绪史。在沉默期间，许多来访者认为治疗师头脑中正对自己进行批判。他们想象治疗师认为他们无聊、愚蠢、浪费时间或是糟糕的来访者。这些感受通常与他们在与父母一方或双方的问题性关系中的感受相仿。此外，这些感受是根深蒂固的，往往需要多年的时间去觉察、审视和修正。另一方面，一些来访者认为沉默表明被接受，并且缓解了表达和沟通的压力。每位来访者都会对一个相似的情况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这有力地体现了内隐记忆的运作及其对有意识经验的影响。
类似的现象还发生在那些试着不受干扰地放松，但会变得不自在的人身上。在低刺激（或没有分心之事）的条件下出现的情绪、意象和想法可能为我们提供线索去了解大脑的运作和早期学习的后效。采取防御的方式去逃避消极情绪需要我们不停地做事和分心，以防止我们受到惊吓或不知所措。
唯一的天堂是失落了的天堂。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过去几年有关虚假记忆
（false memory）的辩论凸显了我们对情景记忆认知的局限性。我们知道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关于临床医生如何插手构建虚假记忆的案例，这些案例促使行业内增加了关注记忆过程的培训。大多数治疗师现在都意识到了，有意识的记忆容易被来访者和治疗师的暗示、扭曲和捏造所影响（Loftus，1988；Paz-Alonso&Goodman，2008）。那些拥有出色自传体记忆的人也同样容易创造虚假记忆（Patihis et al，2013）。事实上，通过操纵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小鼠也会产生虚假记忆（Ramirez et al.，2013）。
研究表明，我们可以在实验环境中给受试者植入记忆，而且受试者很快就会确信，虚假记忆中的事情的确发生了（Ceci&Bruch，1993；Loftus, Milo&Paddock，1995）。如果治疗师认为来访者受到虐待，这可能会影响来访者，使其无意识地编造出这样的记忆，而他们两人之后都会相信那是真的。我们会给自己试图记住的内容一个连贯解释，这种欲望也会扭曲记忆（Chrobak&Zaragoza，2013）。这个过程清楚地证明了记忆的可塑性，以及叙事共建和回顾式创新（retrospective creativity）具有强大的力量来塑造我们的经验记忆（Alberini，2005；Anderson, Wais，&Gabrieli，2006；Dudai，2006；Nielson, Yee，&Erickson，2005）。
鉴于记忆编码在神经元之间和神经网络内，记忆的可塑性直观地体现了这些神经系统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无疑是我们司法系统的绊脚石，必然引导我们去重新思考目击证人的证词是否值得信赖（Peterson，2012）。成百上千个被DNA证据推翻的定罪判决都证明了，我们目前采信证词的标准存在不足，并且证人的观点中存在着隐形偏见。另一方面，这种可塑性也提供了一种途径，让我们能够在心理治疗中改变破坏性记忆。从成人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评估童年经历通常能够让我们创造性地、积极地改写历史。将新信息或新场景引入过去的经历可以改变记忆的性质并修改我们对当前情况的情感反应。
对抗压力最强大的武器是，有能力选择一种想法而不是另一种想法。
——威廉·詹姆斯
谢尔顿是一名年近七旬的男子，他因为被大量焦虑和恐惧困扰而前来接受心理治疗。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为了躲避纳粹分子，他的父母将他隐藏在朋友家后面的储藏室里。一天，谢尔顿的母亲在发现她和丈夫很快就会被带到集中营后，告诉谢尔顿要做个好孩子，向他说了“再见”后就离开了。虽然谢尔顿父母的朋友对这个小男孩很好，但他总是与一些玩具、他的小三轮车和残羹剩饭独自度过一天。描述这些日子时，谢尔顿回忆起恐惧和无聊交替的状态。那时，他要么坐着摇晃，要么骑着他的三轮车慢慢地绕着小圈子转。一点点声响都会吓到他，他害怕附近响起的每一声警笛都会带来找他的警察。每天，只有在被恐惧消耗得筋疲力尽后，他才会最终入睡。
随后的几十年中，战争期间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减少。60年后，当他受到惊吓时，他仍然会反射性地摇晃或缓慢地绕圈行走。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漫长的充满恐惧的一天。在治疗过程中反复回忆这些经历时，他有时会提到他多么希望自己当时能够离开藏身的房子，沿着狭窄的街道去祖母家。谢尔顿记得战前他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个漫长的下午，听祖母讲述童年时在她父亲的农场里发生的故事。谢尔顿的祖母和父母均在战争中丧生，他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有一天，我请求他允许我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回忆。他疑惑地看了我几眼后，同意闭上眼睛，再把整个故事讲一遍。其间我会打断他，提出一些建议。当他讲到骑自行车绕圈子的那部分时，我问他：“如果这是一辆神奇的三轮车，它可以带你毫发无伤地穿过墙壁，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谢尔顿有足够的自我力量，可以参与角色扮演，同时与现实保持充分的联系。
犹豫了一会儿后，谢尔顿说：“我会骑车直接穿过房子，来到人行道上。”
“好吧，”我说，“我们走吧！”在这之前，谢尔顿已经为我们想象性的治疗戏剧做好了准备，因为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愉快地和孙子们讲故事、依偎和欢笑。我觉得像这样富有想象力的任务不仅对他来说是可行的，而且还有助于将孙辈的积极影响带入他童年时的孤独恐惧经历。想象他正在为孙子们编故事也可以帮助他应对与另一个成年人一起做这件事的尴尬。
稍微犹豫了一下后，他骑着脚踏车穿过了房子。然而，当他靠近门口时，他说：“他们会看到我并把我杀了。”
“如果魔法三轮车能够让你隐形呢？”我问。
“我想那样就没问题了。”谢尔顿说，然后他踩着车子穿过房子的前部，来到人行道上。一出家门，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他骑着脚踏车往祖母家的方向前进时，他向我描述了这条街。店主、邻居、公园、他的拉比
，甚至年轻时的一些朋友都在他的记忆中复活了。果然，当他终于到达祖母家时，她在家，并且一如既往地很高兴见到他。他告诉了祖母他有魔法三轮车，以及他躲在藏身之处时有多害怕。他还告诉她战争末期的情景、他的旅行经历和他如何养家糊口。最后，就像祈祷一样，谢尔顿告诉她，多年后，她将拥有最美丽的玄孙。后辈们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弥补着她的痛苦。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当谢尔顿经历童年时的恐惧和焦虑时，我们都会重温他的故事并修改不同的细节。在他的脑海中，这些改变似乎逐渐变得更加细致、更加生动。他的想象力给予了他克服过去的许多恐惧的力量。因为每次回想都改变了回忆，谢尔顿的大脑能够用他现在的安全和快乐去逐渐感染他痛苦的童年。他甚至开始给孙子们讲故事，讲一个小男孩骑着神奇的三轮车，用他的勇气和智慧成就了伟大的事业。谢尔顿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利用记忆的可塑性让内心世界变得更安全了。他的童年没有任何改变，只是现在，当他回想起自己的藏身之处时，他也想起了他的魔法三轮车。
重构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被弗洛伊德称为延后性（Nachträglichkeit）的东西，这是根据不断发展的成熟度将记忆重新概念化的能力。这个过程需要我们能够把记忆放在脑海中而不被情绪压倒，同时将其带入当下，从我们今天的身份和知识视角去想象它。弗洛伊德的想法和谢尔顿的经历都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记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自传体叙事的构建和重构需要我们结合左脑的语义加工与右脑的情绪网络。讲故事也会唤起身体的参与，这发生在我们打手势和将我们所描述的事件表演出来时。因此，叙事是组织和整合易于分离的神经网络的宝贵工具。因为我们可以编辑和重写自己的故事，所以新故事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体验它们的新颖方式。在编辑叙事时，我们改变了记忆的组织和性质，从而重组了大脑。这是多种形式的心理治疗的核心努力方向。
20世纪60年代初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记得当时我痴迷于一些新闻故事，它们讲的是日本士兵会袭击那些登陆南太平洋小岛的游客。我了解到，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将许多士兵抛弃在太平洋岛屿上，并且在战争结束后未将其带回。几十年后，无辜的游客登陆这些岛屿，却遭到这些认为战争仍在进行的士兵袭击。几十年来，他们会给枪支上油并时刻保持警觉，准备好对抗美国的袭击。
像这些士兵一样，基于杏仁核的早期记忆系统保留了我们在形成有意识的记忆之前的挣扎、压力和创伤。我们可能会成长并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们的内隐记忆系统仍保留旧的恐惧。虽然我们会保持警觉，密切关注那些可能会触碰早期依恋疼痛的信号，但逐渐变亲密的过程可能会触发所有危险信号。治疗师接受了训练去成为杏仁核耳语者，他们在“海滩”上登陆，试图说服内隐记忆系统中的“忠诚士兵”战争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