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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武则天当天后时，某一天，在关内道同州下邽县（今属陕西省渭南市）的驿站，发生了一桩凶杀案。
死者名叫赵师韫，是位御史老爷。赵御史出差时在一家驿站歇脚，被驿站里的一个临时工刺杀了。
犯罪嫌疑人叫徐元庆，他在刺杀御史之后没有逃跑，而是主动投案自首了。
这桩案子很快引起了大唐吃瓜群众的关注，一个驿站临时工为何要刺杀朝廷钦差？原来，赵御史当年做过下邽县的县尉，在任上杀过一个叫徐爽的人。
徐爽有个儿子名叫徐元庆，处心积虑要报父仇，便改名换姓，混进了驿站当临时工。
等待时机，为父复仇。这一等，就是很多年，等到赵师韫都升到御史了。
下邽是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的必经之地，来往两地的官员有很大可能会在此地的驿站住宿。
这一天，赵师韫在驿站歇脚，结果遇到了等待多年的徐元庆，就这么送了性命。
据《旧唐书·陈子昂传》载，“议者以元庆孝烈，欲舍其罪”。
当时很多人认为，徐元庆虽然是蓄意谋杀，但他的动机是为父报仇，情有可原，应该无罪释放。
时任右拾遗（谏官）的陈子昂为此写了一篇《复仇议状》，认为国家的大法规定擅自杀人者处以死刑，徐元庆应按国法处死，然后在他家所在的街巷的巷门前及墓地立牌坊加以表彰，以褒奖他的孝行节义就行了。大家都觉得陈子昂说得在理。
陈子昂的意见为什么得到了大众的认同呢？因为为父复仇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礼记·檀弓》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子夏的对话：
但唐高宗时颁布和注疏的《永徽律疏》（《唐律疏议》），只规定了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禁止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了，并没有规定为父复仇的人可以无罪释放。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只能援引普通凶杀案条款来判决。也就是说，徐元庆依律当斩。
陈子昂的折中方案，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弘扬了儒家的孝义，也让徐元庆这个小人物进入正史，出现在《旧唐书》里。
徐元庆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在徐元庆案发生后，唐代开元年间又发生了一起张琇、张瑝兄弟为父复仇案。
张琇、张瑝是玄宗朝巂州（在今四川省）都督张审素的儿子。
开元十九年（731），张审素遭人诬告贪赃枉法，玄宗便派监察御史杨汪前去审查。
御史杨汪最后给张审素定的是谋反罪。张审素被处斩后，他的两个儿子张琇、张瑝因未满十六岁，被流放到岭南。
几年后，张琇、张瑝逃回洛阳，隐姓埋名，藏匿市中。这时杨汪已经官至殿中侍御史，并改名为杨万顷。
开元二十三年（735），张琇、张瑝趁夜在街上截击杨万顷，将其砍死。
之后兄弟俩将父亲的冤情，以及杀死杨万顷的原因写成表状，挂在斧头上。
此案轰动朝野，民众情绪激愤，一致同情张氏兄弟，认为他们年纪虽小，却能为父报仇，堪称孝烈。
中书令张九龄也认为应宽恕，“宜贷死”（免于死罪）。而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否则会破坏国家的法律。玄宗支持李林甫的意见，于是下令处决了琇、瑝二人。
张氏兄弟之死令百姓十分痛惜，大家一起捐钱把张氏兄弟葬在北邙山；又担心杨万顷家人报复，特地建了疑冢数处，让旁人无法找到真正的坟墓。
*曹操死后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后经过中国考古学界认定其墓地遗址，并发现曹操尸体。
陈子昂提倡官诛民旌，这成为他履历表上光彩的一笔。但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陈子昂这个方案有个致命的漏洞——既然伦理道德提倡为父复仇，那为什么法律又要加以制裁？
这个漏洞被后来的柳宗元抓住了。陈子昂在写《复仇议状》的时候，任右拾遗，这意味着陈子昂虽在讨论礼法问题，但他既不是法律口的，也不是礼仪口的，而柳宗元曾做过礼部员外郎，恰恰就是礼仪口的。
柳宗元大概是在翻阅历史卷宗的时候，翻到了徐元庆谋杀案的相关文件。他对陈子昂的主张大为不满，于是就针对着陈子昂的《复仇议状》，写了一篇《驳〈复仇议〉》。
柳宗元首先表态：我从文献上看到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发生过一起徐元庆谋杀案，当时的谏官陈子昂认为应该判处徐元庆死刑，然后再在徐的家乡给他搞什么表彰活动，陈子昂还建议把这个判例载入律令，成为国家法典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然后直指问题的要害：礼和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核心价值观都是一样的，绝不是互不相关的两套系统，像你陈子昂这么一搞，等于把礼和法对立起来了，搞出了两套核心价值观，大家伙分不清啥是对、啥是错。
最后，柳宗元给出了一个新方案，这个方案分两种情况：
①徐元庆的父亲当真犯了法，论罪当死。
赵师韫杀他只不过是执行国法，徐元庆报仇就是犯上作乱。朝廷处死徐元庆就可以，没有必要去表彰这种行为。
②徐元庆的父亲没犯法，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个人恩怨。
徐元庆想为父亲鸣冤，可官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候，徐元庆还能怎么办呢？只能手刃仇人，替天行道。如果是这样，朝廷不但要释放徐元庆，还要向他道歉。
与柳宗元同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不过他选择的切入点是梁悦复仇案。
唐宪宗时期，又出了一个徐元庆谋杀案的翻版：十二岁的男孩梁悦手刃杀父仇人秦果，随后到衙门里投案自首。
这事惊动了朝廷，当时的皇帝唐宪宗看了案卷也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下了一道敕命，把皮球踢给尚书省了。
尚书省的官员分为两派：一派像初唐的陈子昂那样主杀，另一派像柳宗元那样主放。
这个时候，职方员外郎韩愈写了篇《复仇状》。
韩愈认为，如果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违先王之道；如果允许复仇，则擅杀行为会纷纷出现，社会将陷入混乱。
韩愈进一步阐述，法律为什么不明文规定为父复仇该当何罪？其目的在于避免礼法割裂。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处理？最好的办法是大家一起来商量，兼顾经与律、礼与法的同时，讨论出一个处理方案。
最后，唐宪宗采纳了韩愈的意见，认为梁悦为父复仇是“发于天性”，而且复仇之后“自诣公门”，决定让梁悦免死，杖一百，配流循州（在今广东省）。
韩愈的主张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认可，不仅被载入史册，而且影响了唐宋之后国家对复仇的处理政策。
《宋刑统》中首次规定了对于复仇问题的司法程序，即遇到复仇案件，基层司法官员应该根据上请制度，将案件提交给皇帝处理。
《明律》则明文规定了对子孙复仇的行为减轻处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
《清律》继承了《明律》关于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的规定。
古代司法对复仇的裁决，既保持了国家法令的统一，又反映了王权对人伦的守护。其中体现的“司法原情”主张对当下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徐元庆案最早见载于陈子昂的《复仇议状》：
臣伏见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后来，柳宗元也对此案进行议论，他在《驳〈复仇议〉》中写到：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由“天后”这个称谓可知，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武则天称天后期间，即上元元年（674）八月到载初元年（690）九月这个时间段。据《旧唐书·陈子昂传》，陈子昂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时任右拾遗。又，据罗庸《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延载元年（694），陈子昂居东都，守右拾遗。可见，从时间上来看，陈子昂并没有参与审判徐元庆。
《复仇议状》的抬头“臣伏见”，也表明这是一篇普通的时政文，并非奏疏。陈子昂上书的抬头有“梓州射洪草莽愚臣子昂，谨顿首冒死献书阙下”和“麟台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等。这两种抬头明显不是一种风格，所以《复仇议状》只是事后发表的议论。这也佐证了陈子昂并没有参与徐元庆案。
北宋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孝友》所载略有不同：
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
按《新唐书》的说法，武则天本来打算赦免徐元庆的死罪，结果被陈子昂搅黄了。显然，欧阳修搞错了，因为时间对不上，而且，欧阳修还把陈子昂的官职搞错了，右拾遗搞成了左拾遗，虽然都是谏官，但右拾遗隶属中书省，左拾遗隶属门下省。尽管《新唐书·孝友》记载的徐元庆案出现了更多的错漏，但欧阳修修撰《新唐书》毕竟是秉孔子修《春秋》之意，所以分别节录了陈子昂的《复仇议状》和柳宗元的《驳〈复仇议〉》。欧阳修没有表态，但从结构书法来看，可能他更倾向于柳宗元的观点。
从陈、柳各自时代的角度而言，陈子昂和柳宗元所论，各有其关怀。处于初唐时期的陈子昂，当时正得武后垂爱，又心怀大志，谋求重用，故而同为监察官员的陈子昂，以标新立异的折中方案，着实在君臣面前露了脸。陈子昂这种方案，看似折中之议，实则更加突出了礼法之间的张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陈子昂后来在老家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罗织陈子昂的罪名，最终使之冤死狱中。他的后人申冤无路，想复仇又违法，可谓是进退失据。
而后来作《驳〈复仇议〉》的柳宗元，已经身处“白头宫女闲说玄宗”的中唐时期了。当时，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春风得意，锐意改革。柳宗元选择了百年之前存疑颇多的徐元庆案来立论，应有破除前朝旧例，为变法造势之意。如果考虑到柳宗元祖上河东柳氏一族曾因武后打击而没落，那么他借徐元庆复仇案抨击陈子昂似乎也掺杂了些许私人恩怨。
从复仇观念的历史演变来看，秦代禁止复仇；汉代虽禁，但赦免颇多；魏晋南北朝时，复仇之事也很多；隋唐赦免复仇的依旧占多数。纵观有文献可查的唐代血亲复仇案例共16个，最后有7个被处死，9个被赦免、从轻发落或嘉奖。而在武后之前的7个复仇案只有1例被处死，其余或免死、或奖掖。可见，唐王朝的前期更注重于礼，中后期更注重于法。或许，这与唐高宗时期颁布了《唐律疏议》也有一定关系。
总体而言，私力复仇存在一个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到“复仇之义，为乱世之言”的过程。
无论是《论语·宪问》中的“以直报怨”，或是《礼记·曲礼》中的“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还是《春秋公羊传》中“内不言败”的体例—“复仇之战，虽败犹荣”的这种“荣复仇”的理念，都说明了先秦儒家对待父母之仇的鲜明态度。
显然，个人复仇的行为是对国家法治的破坏，如何平衡《春秋》“荣复仇”与“尊王”之间的关系？《公羊传》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父不当诛，子可复仇，即如果是父因罪当诛，儒家不提倡子孙复仇，因为这样一来一往无异于推刃；二是复仇不除害，即复仇对象仅限于仇家自身，不得株连子孙。《礼记》则认为衔君命而使，虽遇之而不斗，即个人虽有私仇，但在执行王命过程中即使相遇也不可复仇。
随着大一统皇权的逐步强化，皇权对于复仇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如果任由百姓替冤死者报仇，则会导致人们对于法律秩序的整体质疑，危及皇权统治。基于此，处于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最终还是处死了为父复仇的张氏兄弟。北宋时期，王安石指出复仇只是百姓于乱世中不得已的私力救济手段，“故复仇之义，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为乱世之为子弟者言之也”。王安石的言外之意——身处治世是不允许私力复仇的。
《宋刑统》中首次规定了对于复仇问题的司法程序，即遇到复仇案件，基层司法官员应该根据上请制度，将案件提交给皇帝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更接近韩愈的理念，相较于陈子昂和柳宗元的理想化的观点，韩愈的主张更具有现实感。《明律》则明文规定了对子孙复仇的行为减轻处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清律》继承了《明律》关于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的规定。
父母子女之间的人伦关系是礼义精神之所在，也是人禽之所别。礼义精神历经千载时光的磨砺，早已遍洒中华大地，深深刻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