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为了消灭实力雄厚的楚国,秦王嬴政亲自去请老将王翦出马,下令把所有能动员的军马都交给他。
在王翦、蒙武的带领下,六十万秦军浩浩荡荡南征,花了两年时间,灭了楚国。
关于秦灭楚之战,《史记·六国年表》载——
后世的我们回顾这场两千多年前的战争,触摸到的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上位者——
可是,当时征战的兵士是怎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无法对此获得直观的认识,只能从那个时代的诗歌中寻找出一些雪泥鸿爪。
直到1975年底至1976年初,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4号墓出土了两件木牍——两封秦军士兵家书。
这两封家书,是秦军士兵黑夫与惊兄弟二人由驻地淮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寄给在家乡安陆(今湖北孝感市云梦县)的兄长衷的信,距今已有2200多年了。
从两封家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一窥被岁月长河所掩埋的普通人的点滴和那个时代的风物。
第一封是黑夫和惊兄弟俩一起写给哥哥衷的。
当时,黑夫和惊所在的秦军部队,准备攻打淮阳城(陈、楚旧都)。两兄弟央求军中的书吏,代写一封家书并邮递给远方的惊家人。
二月辛巳,黑夫和惊再次写信给大哥衷问安,妈妈还好吧?黑夫、惊都还好。
竖排内容为信的译文,下文同。
秦汉家庭是家长制,家庭成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家长,一是家属。
父母俱在,父为家长;祖父在,祖父当然为家长;祖、父不在,祖母与母应同为家长。
在该信中,没有提到黑夫与惊的父亲是否健在,其若健在,信中的那种问候的话语明显不“合礼”,所以,他们的父亲应该是去世了。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家庭发生了变化,小家庭开始从宗族共同体中游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和社会单位。
秦国进行商鞅变法,实行“制土分民”,明确颁布“民有二男以上”必须分开居住,另立户籍的法令,否则加倍征税。
但从书信的前后内容来看,黑夫、惊极有可能与兄长衷的家人共居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
或许,在残酷而漫长的战争年代,原本严苛的《秦律》在具体执行中存在变通的情况,毕竟男丁出征后,小家庭人力单薄,一起过日子更有利于保障生产和后勤供给。
前几天黑夫与惊在队伍里分开,今天得以再次见面。黑夫委托益代写信:请给黑夫寄些钱,母亲顺便给做了夏天的衣服寄来。
但是,从兵马俑坑已出土的军人俑的着装来看,不同兵种都有各自的统一的铠甲、军服、鞋履等,其裁剪式样、缝制工艺相当标准,很难想象是由成千上万的士兵家属自行制作的。
所以,秦国当时应是国家统一发放军服,但士兵袍内的中衣、内衣或许是出征前自备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黑夫与惊的家里可能并不十分富裕,出征时连夏天的中衣、内衣都无法备齐。
这信寄到后,要是安陆丝布不贵的话,母亲一定要给我做禅裙襦,和钱一起寄过来。要是家乡丝布贵,那就只把钱寄来就行了,黑夫就在这里买布做衣服。
裙襦是天气暖和时穿的,在豫东地区可以从仲春穿到孟秋。而且这远远不是夏衣的全部。
秦俑坑军人俑的衣服主要有襦、褶服、中衣、汗衣等;下裳有裤、行縢(绑腿布)、絮衣,另外还有护腿、鞋履等。
因此,黑夫可能是冬天时穿着复襦离家到部队服役,冬去夏来,急需夏衣单襦,所以写信向母亲索取。
可能襦衣形制比较灵活,比较适合劳作和行军作战,从而成了当时老百姓的常服。
黑夫就要随大军去淮阳了,攻打反城(淮阳)要很久,不知道会不会受伤,希望母亲给黑夫钱不要太少。
昌平君是楚国公子,父亲是楚考烈王,母亲是秦昭襄王之女。
昌平君曾在秦国为官,协助秦王嬴政平定嫪毐的叛乱,当他母亲的国度——秦国攻打他父亲的国度——楚国时,处于两难之间的昌平君,选择了站在楚国这边。
拥戴昌平君的人,是楚国的大将——猛人项燕(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一年前把秦国的大将李信(西汉名将李广的祖先)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后世的我们看到秦国的战神王翦灭楚轻而易举,其实在当时秦国的士兵看来,这将会是一场恶战。
所以,黑夫担心自己攻打淮阳会受伤,便让他妈妈多寄点钱过来。
收到信后请尽快给我们回信,一定要告诉我们官府给我们家授予爵位的文书送到没有,如果没送到也跟我说一声。……
秦国的军功爵制始于商鞅变法,规定“斩首一名有爵位的敌军,赏爵一级,赐田一顷”。
如此一来,在龙生龙、凤生凤的战国时代,秦国的平民也有了阶层跃升的可能了。秦国能够在战国群雄中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功爵制。
黑夫要求哥哥衷收到信要回信,并一定要告诉一下他们兄弟俩给家里挣的爵位,大王赐赏没有。
这说明秦政府机构的工作是高效的:仗还没打完,奖赏就落实到士兵的家里了。
衣服和钱务必送到南军……千万别搞错呀!替黑夫、惊问候姑姑。孝姐姐还住在以前的那个巷子吧?大姑夫妇安好吗?……还有季姐姐,他们都好吧?此外,问问婴记,事情办完了没?帮黑夫、惊问候夕阳吕婴家、里阎诤家的老人……惊特别惦记他的新妇(妻子)和(女儿)妴,一切都好吧?新妇要好好照顾父母,别跟老人制气。尽力吧。
从黑夫与惊的家书里,我们能够触摸到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出征在外的士兵对家人的惦念与牵挂。
此外,我们还能够感受到黑夫是个做事十分周到且心细如发的人,比如,叮嘱母亲比较布的贵贱,从而选择寄钱还是做衣服。
如果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想象到,黑夫和惊将要对阵的楚国士兵,也有着同样的悲与喜。
虽然史籍中没有留下楚国士兵的只言片语,但从诗人屈原的辞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楚国阵亡将士的纪念——
家书是在哥哥衷的墓里发现的,作为陪葬品葬入墓里,想来衷是非常珍视这两封家书的,这是哥哥想念两个弟弟的寄托情感之物。
或许,衷至死都没有等来两个弟弟荣归故里。
这可能就是黑夫和惊的结局。
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黑夫与惊的情况: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家境贫寒,他们出发作战时着冬装,面对强敌楚国心中较为担忧,一心想通过军功取得爵位,又牵挂着家中的亲人。在秦灭楚之战后,这两个兄弟或许没能再回到故乡,家书成为兄弟俩的绝笔。
1975年底至1978年春,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墓,其中四号墓出土了两件木牍——两封秦军士兵家书。漫画中的是十一号木牍,是黑夫和惊两兄弟写给哥哥的信。另外一封信,六号木牍,是惊写给哥哥衷的。
六号木牍全文如下:
惊敢大心问衷,母得毋恙也?家室外内同……以衷,母力毋恙也?与从军,与黑夫居,皆毋恙也。……钱衣,愿母幸遗钱五六百,䋨布谨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用垣柏钱矣,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惊多问新负(妇)、妴皆得毋恙也?新负(妇)勉力视瞻两老…… 正面
惊远家故,衷教诏妴,令毋敢远就若取新(薪),衷令……闻新地城多空不实者,且令故民有为不如令者实,……为惊祠祀,若大发(废)毁,以惊居反城中故。惊敢大心问姑秭(姊),姑秭(姊)子产得毋恙?新地入盗,衷唯毋方行新地,急!急!急! 背面
大意如下:
惊衷心问候大哥,母亲还好吧?家里家外的一切全靠大哥了。母亲还跟以前一样硬朗吧?出外征战之后,我跟黑夫住在一起,我俩都安然无恙。……钱和衣服的事,希望母亲能寄个五六百钱来;䋨布要仔细挑选品质好的,至少要二丈五尺。……我们借了垣柏的钱,而且都用光了,家里要是再不寄钱来,就要出人命了。急!急!急!我非常惦记老婆和女儿妴,她们都还好吧?老婆你要尽力照顾好老人。 正面
我出门在外,妴就拜托大哥你来教育管束了,如果要打柴,一定不要让她去太远的地方,大哥你一定要替我把她看好了……听说我们秦国新攻占的城中的百姓大都逃走啦,而且让这些原住民干什么他们都不听……帮我去看看宗祠,如被毁坏,可能是我曾被围于反城中的缘故。衷心问候姑姑,她和新生的孩子都好吧?新地城中有盗贼蜂拥而至,大哥一定不要去那里,急!急!急! 背面
惊写给大哥衷的这封信,也隐藏了很多时代的风物,解读就交给各位读者了。
游侠郭解,西汉人,家住河内轵县(今属河南济源市)。虽然不是出身于富贵人家,父亲还因为犯法被处死,但郭解也是有家族背景的,因为他的外祖母是西汉有名的女相士许负。
郭解个子不高,胆子却大,但凡有点不高兴就动刀子。没钱了就去聚众抢劫,闲下来了就造假币或者盗墓,是个绝对的黑社会人士。
但可能是托了外祖母的福,郭解从小就运气极佳,因为犯罪而被追捕,他总能成功逃脱,就像受到了赦免。
但是随着年岁渐长,郭解的想法变了。
第一件事,跟郭解外甥被杀案有关。
当时,郭解的外甥被刺死,而郭解并没有第一时间查到凶手,这令郭解的姐姐十分愤怒,于是她没有收殓尸体,反倒将尸体丢在路旁,以此来打郭解的脸。
郭解虽然明面上没有表态,私底下却派了人探查凶手的下落。谁知刚查出凶手地址,凶手就主动来找郭解了!
原来,一切都源于万恶的“酒桌文化”,郭解的外甥仗着郭解的势力,逼人干杯,甚至强行灌酒,因此惹怒了对方。
听完了整个过程,郭解刻在DNA(脱氧核糖核酸)里的记忆被唤醒。
于是郭解放走了凶手,收殓了外甥的尸体,连亲外甥被人杀了都能原谅,郭解的仁义之名立刻传遍乡里。
第二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箕踞哥”事件。
由于郭解放走了杀外甥的凶手,他赢得了讲道义的美名,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恭敬避让。
然而有一位“箕踞哥”却不把他放在眼里。
郭解不仅不计较,还和地方官员打了招呼,于是每当轮到这位箕踞哥践更*的时候,都不需要箕踞哥上班打卡。
*汉代法律规定,在籍的男丁每年要服役一个月,叫“卒更”。如果不想服役,可以花钱雇穷人替自己服役,每个月价格二千钱。穷人拿钱替人服役,被称为“践更”。
得知真相后,箕踞哥被深深震撼了。在山一般高、海一般深的大爱面前,他还能做什么?只能使出古人的谢罪绝技——
而第三件事,则让郭解红遍了十里八乡。郭解以德报怨的事迹已经出名了,于是也有人请他去外地帮忙解决难题。
当时在洛阳有一对仇家,积怨甚深,为了维护地方和平,很多乡贤豪杰都前去调解,前前后后去了十几个,最终结果都是同一个。
然而郭解一出面,两家人居然马上就和解了。
然而,郭解却不答应了。
嘱咐完,郭解就连夜回了轵县,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点功劳。
而两家人也在当地豪贤面前,又演了一遍和解大戏。
这三件事,以及平时的善举,令郭解顺利转型,赢得了仁义、贤明、通情理的美名。
他成了少年们的偶像,当地的豪杰大佬。有时他甚至不需要开口,就会有人自觉替他杀人。
看上去,郭解将会在自己的地盘荣耀地过完一生。然而有个人对此十分不爽,这个人叫刘彻。
这些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纵横乡里,早已对中央集权和当时的土地政策造成了威胁。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颁布了两道命令——
“推恩令”的宗旨,是要地方诸侯将自己的地盘分封给子孙,这样诸侯国就会越分越小,势力逐步瓦解。
而“迁茂陵令”则更加彻底,这一命令要求将所有符合标准的地方富户统一搬迁至汉武帝的陵墓所在地——茂陵生活。
这道指令的下达,无疑是对地方势力的全面扫荡。
这些富户搬迁至茂陵,原有田地由政府收购,令土地政令更易推行;地方势力被连根拔起,也巩固了中央集权;再加上茂陵离国都长安很近,方便监视管理,可谓一举三得。
茂陵就这么变成了富人的聚居地。
郭解家并不富裕,迁往茂陵的名单中本不该有他。然而命运没有再次眷顾他,还跟他开了个玩笑。
当时,负责拟定迁移名单的官吏姓杨,是当地的县掾(掾,古代官署属员)。
杨县掾是个聪明人,吃透了“迁茂陵令”的核心精神,所以他没有拘泥于三百万的标准,将郭解写入名单。
虽说迁移补偿款很可观,但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地盘?很多地方豪强都想方设法逃脱搬迁。
而郭解的方法,无疑是最有面子的那种。他居然设法令皇后的弟弟、大将军卫青替他说情。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郭解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前往茂陵的路途。
他的仰慕者聚集在一起为他送行,单是送给他的钱,就超过了千万。
郭解侄子因此怀恨在心,伺机砍掉了杨县掾的头,杨家和郭家从此结仇,势成水火。而杨县掾是当地人杨季主的儿子,据说杨季主要找郭解“讨说法”,被郭解的追随者“以德服人”送去西天。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又被杀死。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便下令缉拿郭解。
郭解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也选择做个诚实的逃犯。
郭解的坦诚打动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位叫籍少公的人。
后来,官兵顺着踪迹追到了籍少公家。为了保护郭解,籍少公竟不惜自杀。
线索中断后,官府追缉了很久,才将郭解捉捕归案。在对郭解进行彻底审讯后,官员们震惊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对于前科累累的郭解,主审官居然打算判他无罪。
由于郭解在法律的底线上来回践踏,官员们也不想轻易放人,他们翻遍了卷宗,终于找到大赦之后和郭解有关的新案子。
这个案子发生在郭解老家轵县,当时一个儒生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个客人是郭解的门客。在席上谈论时,二人因郭解发生争执,最后门客怒杀儒生。
客人将儒生杀死后,还割下了他的舌头,可谓残忍至极。
但郭解确实对此毫不知情,杀人凶手还跑了,根本无法查到任何能治郭解罪的证据。
主审官实在没办法,只好奏报郭解无罪。
一时间,懂法的和不懂法的都沉默了。然而,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公孙弘提出了新的思路。
就这样,郭解被判处族刑(一人犯罪诛灭全家族)。
他曾经睚眦必报,私下仇杀,以武犯禁,也曾经谦让守礼,以德报怨,侠义为怀。
然而无论他这个人是善是恶,在他身死族灭的悲剧之后,是西汉巩固中央集权的滚滚车轮。
郭解的故事载于《史记·游侠列传》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郭解都被认为是古代游侠的代表人物。
如今,受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撰写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影响,人们对侠客的印象往往和正义、善良挂钩,如“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古龙),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金庸),而郭解显然不符合这种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其实并非单纯赞美游侠,而是以一种客观立体的角度看待他们,一方面,承认侠客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当时的法则秩序,另一方面也认可了侠客豪杰们守信、重义、慷慨、谦逊等美德。
从统治者角度来看,郭解盗墓、制作假币、杀人复仇,且形成了规模不小的豪强势力,他的行为毫无疑问干扰了规则秩序。然而这么一名前科累累的“罪犯”,在乡里人看来,却是一位贤明侠义的大好人,人们崇拜他,追随他,甚至出现了排队请郭解来家里住的情况(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可见其人气之高。
这对矛盾背后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所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对乡里人而言,涟漪最外层,也就是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公”,离自己非常遥远,而乡里公认的道德和秩序则离自己更近,对自己影响更大,也就更有遵守的必要。因此,虽然郭解违反了国家法律,但他非常注重经营人际关系,至少在掌握乡里话语权的人看来,郭解是个“上道又懂分寸的人”,而非恶劣的罪犯。
其二,是乡里规则所致。在汉代,相比于法律来说,乡土社会更重视传统与礼治,而郭解长大后,“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非常可贵的美德,符合礼的要求,因此,郭解也成了当时的榜样人物,是少年们的偶像。
所以,郭解事件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可以看到的,是郭解与他的追随者在杀人报仇,肆意犯禁,而在水面之下,是更可怕的事情——地方上存在着一套自有规则,当这套规则与法律相悖时,乡里人往往会优先遵守地方的那一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郭解遇到困难时,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保护他,甚至不惜杀人或者付出自己的生命。
不过,《史记》中的两个细节也值得深思,一个是提到郭解出入的时候,“人皆避之”,这个行为背后很可能不仅有尊敬的意思,还带着一定的恐惧;而最后给郭解定罪的杀人案中,被害者也曾说过“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这都反映了当时并不是所有乡里人都认可郭解的行为。对于这位乡里偶像,人们心中更多的也许是害怕,而非喜爱与亲近。
至于到底有多少人像那名被割掉舌头的书生一样厌恶他,底层百姓对他的恐惧更多,还是敬爱更多,便无从查证了,毕竟,即使在乡里,也并非人人都有发言权。
跨国旅行对现代人来讲,只是花点钱的事。但在古代,远渡重洋后能活着回来的,都永垂不朽了。比如郑和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
其实,在郑和出发之前约七百年,就有中国人远赴非洲了。这位不太出名的旅者叫杜环,出身于京兆杜氏。正是这趟旅行,让他与那些大佬族亲一样名垂青史。
不过,在这趟为期十一年的旅行中,杜环一开始就被回家的念头折磨着,因为他是被人抓过去的。大唐天宝十载(751),怛罗斯之战中,他不幸被大食人俘虏。
怛罗斯,是西域小邦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的一座城池,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市,与长安的直线距离有三千三百多公里。大食,则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
今天的二十多个阿拉伯国家,都远在非洲和西亚。但当年的大食是一个辽阔统一的帝国,与大唐只隔了几个西域国家。初唐时,大食东进,西域诸国害怕,抱住大唐的大腿。大唐也乐于收下这群小弟。
几十年来,大唐多是“嘴炮”支援,而大食的进攻却真刀真枪,不少小弟撑不住“跪”了。唐玄宗正发愁时,机会来了,大食出现了内乱!黑衣大食正忙着推翻白衣大食,而位于唐附近的小邦石国,也政局不稳。
天宝十年,唐玄宗遣安西军西征石国。杜环就在这支队伍里,作为“官n代”,杜家在军界颇有人脉:叔祖父杜希望,曾任陇右节度使,是很多西北宿将的老上级。
安西军将领高仙芝,曾远征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奇袭羯师(在今巴基斯坦北部),一年前又活捉了石国国王,此次西征,理应轻车熟路。对杜环而言,跟着常胜将军“混人头”,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高仙芝率领队伍长途奔袭,深入敌境七百余里,最后在怛罗斯与大食军队遭遇。双方激战五天,最终唐军战败。
据《旧唐书》记载,此战唐军只有几千人幸存,大批唐军被大食军俘虏,被迫踏上西行之路。据《经行记》可知,杜环也在其中,此时,他大概是一名价值六百第纳尔(阿拉伯帝国第一种用文字做钱文的硬币)的奴隶。
在大食东方军团的押解下,战俘们从石国前往宁远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在怛罗斯之役中,宁远国人曾与唐军并肩作战,这自然招致了大食的报复。
作为昔日的大唐将士,杜环此时能做的,却只有动动笔,述说唐人在这里曾经的欢歌与荣耀。
离开宁远,战俘们穿过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渡过阿姆河,辗转前往大食东方(呼罗珊)总督驻地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市),并滞留于此。这与百年前玄奘西行的路线有所重合。
只是玄奘弘法西域的愿望,此时已成泡影。大食人早已焚毁了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的佛寺。杜环行经时,康国的祆祠和木鹿的佛寺尚存,但大唐的战败,已经为祆教和佛教在西域诸国的消亡埋下伏笔。
从被俘到抵达木鹿,杜环耗费了四至六年的时间。在这些年里,战俘们各自流散。其中一部分被扣留在康国,因为大食将领看中了这群人掌握的高科技——造纸术!
唐代的工匠地位低下,而杜环出身于官宦世家,不太可能精通手工业技术。从后来的行程推测,他应当在木鹿被编入了大食的东方军团,在文字语言不通的异国,这恐怕是保证他活着回家仅有的选择。
这四至六年里,还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天宝十一年(752),大食与大唐恢复了中断四年的通使,却没人在乎这群流落外邦的大唐将士。
二是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这意味着,大唐从此再也无力顾及西域。大食却于至德二年(757)派出四千兵马驰援唐廷。当这支军队经木鹿东行时,不知杜环会做何感想。
三是同一年(755),指挥怛罗斯战役的呼罗珊总督,因功高盖主被哈里发(君主)处决了,其领导的军队也逐步被哈里发掌握,调入帝国中心伊拉克。总督死后不久,高仙芝也命丧安史之乱中。
大食的军队抵达伊拉克后,参与了新首都建设。此时,杜环在大食漂泊七八年了,已经能将阿拉伯语祷词翻译成押韵的汉语,但他仍会流露出对当地风俗的不解。波斯祆教徒,以近亲结婚为常,在杜环眼里,则是“蒸报(乱伦)”;阿拉伯人斋月夜里吃肉,也让他感到惊诧。
身为开放的唐人,杜环倒也没有一味批判异国风俗。大食人的优秀一面,也被他记录了下来,譬如“衣裳鲜洁,容止闲丽”的大食姑娘,“法唯从宽,葬唯从简”的大食习俗。
在一群东罗马人身上,杜环则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也是战俘。这群同样有家不能回的人,“守死不改乡风”,坚守着原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
杜环在伊拉克最难忘的经历,莫过于在新首都的建设中,与四名唐人的相逢。在他有限的记录里,赫然保存了这四人的籍贯、姓名和职业。
这些工匠,最后是否重返故里,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亲手建设的这座伟大城市,则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笔。至今,这座都会仍矗立在伊拉克原野上。唐人称之为“缚达城”,今天我们叫它“巴格达”。
758年,大食的战争机器又轰鸣起来。哈里发对盘踞北非的前朝余孽和异端教派发起进攻。杜环和其他三万呼罗珊军队士兵,离开尚未建设完成的巴格达,前往叙利亚,渡过地中海,抵达北非。
战火在利比亚和突尼斯一带的黄沙大漠间燃烧了四年。与杜环并肩作战的,有阿拉伯人和黑人,或许也有当年一同被俘的大唐战友。
761年的8月,大食收复摩邻国首府凯鲁万。在这个离家最远的地方,曾想为大唐建功立业的杜环,大概真的凭借军功,获得了自由身。
唐宝应元年(762),杜环在红海或波斯湾沿岸,搭上了一艘前往大唐的商船,在印度洋上漂泊了三个月,商船终于来到了广州港。时隔十一年,杜环终于又踏上了故国的土地。
岭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只是此时的大唐已经物是人非。杜环出征时,大唐还处于开元盛世期间,回来时已经处于安史之乱的末期。
这十一年的经历,被杜环编辑成《经行记》一书。其中的一千五百多字,被小他几岁的族叔杜佑收录到《通典》中,幸存至今。该书更多的内容,则如同千万流落异域的唐军战俘一样,消失在时光里。
只有那群留在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被阿拉伯史家记录了下来。他们将造纸术传播到中亚,继而扩散到西亚、北非和欧洲,掀起了一场书写材料的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让杜环名载史册的怛罗斯之战,是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不同于被大唐轻松按在地上“摩擦”的古印度,地跨欧亚非的大食——阿拉伯帝国,是中国战争史上少有的强悍对手。
阿拉伯人,本是不起眼的角色。他们出身于散居阿拉伯半岛大漠的游牧部族,生活在罗马、波斯等大帝国的阴影下,如沙尘般卑微。但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新兴宗教的感召下,这些沙尘竟汇聚起遮天蔽日的风暴,席卷了从西班牙到印度西部的广阔天地,史称“大征服”。
在“大征服”的风暴中,波斯帝国轰然倒塌,中亚从此暴露在阿拉伯人的刀锋前;而与此同时,天下初定的大唐,为应对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也在向西域拓展势力。到高宗年间,双方在中亚的碰撞,已不可避免。永徽二年(651),大食首次遣使赴唐;大概同一时期,唐朝开始支持波斯复国运动。唐、食双方初接触,即拉开对抗的序幕。
这场对抗拉锯百年,并不轻松:唐军将士赢得过逾越葱岭、耀兵异域的荣耀,也品尝过折戟黄沙的苦痛。天宝十年的怛罗斯之战,为这场对峙画上了一个并不美好的休止符:此战之后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再也无力争雄西域,将士百年浴血牺牲的成果,化为乌有。而杜环,正是这群牺牲者中的一分子。
相比埋骨沙场、无闻于史册的无数士卒,杜环无疑是幸运的。这要感谢他给力的堂叔、大唐名相杜佑。在《通典》中,杜佑这样记载:
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七》)
《通典》中不多的记载,以及杜氏家族的史料,足以为我们勾勒出杜环的半生。他的家族——京兆杜氏,是汉代以来著名的门阀世族,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西晋灭吴名将杜预、唐初名相杜如晦,大诗人杜甫、杜牧,都出自这个家族。杜佑的父亲、杜环的叔祖父杜希望,曾任陇右节度使,后来的名将王忠嗣、哥舒翰等,都曾是杜希望的下级。杜希望“行义每挥金”,为杜氏家族积累官场人脉,以此推之,西北军界中大概率存在他的人际网络,这也有可能是杜环从军赴西域的缘由。
怛罗斯之战爆发时,杜佑年仅十七岁。按唐制,二十一岁才可参军,由此推断,杜环应该比他的叔叔大一些。关于杜环西行路程的细节,学者们仍存在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他离开巴格达后的路线,以及他最远抵达了非洲何地,目前存在马里、埃塞俄比亚等多种说法。本文参考学者宋岘《杜环游历大食国之路线考》一文,采纳杜环抵达突尼斯附近一说。
《经行记》仅有关于西方各国风土人情的千余字被辑录在杜佑的《通典》中,其他内容已湮灭无闻,岑仲勉先生认为此乃“天壤间一恨事”。所幸,即便在这千余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近一千三百年前的一位士兵孤身赴异域的孤独感。在大食的一座都会(宋岘先生考证为建设中的巴格达),杜环遇到四位同胞,并记录了他们的姓名:
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杜佑《通典·边防九》引杜环《经行记》)
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在遥远的巴格达,听到熟悉的语言时,不知杜环内心会涌动起怎样的涟漪。
阿拉伯史料则永远记住了另一群中国工人:造纸匠。在怛罗斯被俘的唐军士兵于康国建造了阿拉伯人记载中的首家造纸厂。凭借轻便、廉价、耐用、可防篡改的特性,中国纸将西方的羊皮纸和莎草纸送进了博物馆,掀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读写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当中国纸第一次出现在欧洲时,在羊皮纸上抄《圣经》的时代,已注定走向终结;而书写载体向大众的推广,注定将加快历史车轮旋转的速度。
帝国争雄的霸业,或许总会褪色;而文明与技术的力量,以及其承载的情感,则更加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