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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关公子忽的故事。
郑庄公的太子名叫忽，年少英勇正直。桓十年（公元前702年），山戎人（蛮族）南下骚扰齐国，齐国支撑不住，就向诸侯求救。郑庄公派太子忽领兵前去营救，其它诸侯也派兵前往。郑太子忽作战勇猛，俘虏山戎的两个大帅——大良、少良。
随后，齐僖公招待诸侯宴饮。宴饮的时候，谁坐在第一个，谁第二个，涉及到诸侯的面子，是件要紧的事。鲁国是最懂礼仪的，齐僖公就请鲁桓公来给定班次。鲁桓公把郑国给排在最后，因为他是按诸侯受封的时间来排序的。郑国的首任国君郑桓公是周宣王时候才被封的（是周宣王的弟弟），到现在才传三代，自然排了个最后。
郑国太子忽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功劳大，却坐在最后一角。于是，到了冬天，郑国就去打鲁国，和鲁军在郎地交战。
郑国和鲁国本来是关系很好的，这次因为开会座位的问题，就闹翻了。
第二年夏天，郑庄公死掉，长子公子忽继位，是为郑昭公。结果，他的弟弟子突联合的宋国势力，一起驱逐了郑昭公。子突当了国君，是为郑厉公。
谁能当国君，不仅仅是个人能力，外国力量撑腰是个重要因素。子突能联合宋国，是靠着给宋国承诺输送好处，而公子忽则失去了鲁国的外援，仅仅因为排座位时受辱。从外国那里拉靠山，就是我们说的“挟洋自重”。但不得不承认，权力的来源不是空虚的，“挟洋自重”确实是权力的来源之一。
接下来，子突，也就是郑厉公做了国君。郑厉公虽然当了国君，但他是大夫祭足帮着联络宋国人而当上的。于是，祭足就敢于专权，郑国的大事，都是祭足说了算。
郑厉公于是召来雍纠，命他刺杀祭足。
雍纠许诺。
郑厉公说：“不过，你不是祭足的女婿吗？杀你的岳父，你肯吗？”
雍纠说道：“岳父并非真父。我就说，请祭足明日到郊外游玩野餐，到时候我用鸠酒毒死他。”
于是雍纠告辞回家。到了家里，正遇见自己的媳妇，也就是祭足的闺女，说请她父亲到郊外游玩。
祭足的女儿一看丈夫神色不同以往，反复盘问，雍纠是实诚人，就说了自己的刺杀计划。
祭足的女儿很矛盾，就丈夫睡觉后，就问自己的母亲：“你觉得，是丈夫亲呢，还是爹亲呢？”
母亲说：“那还用说吗？丈夫怎么能跟爹比呢？丈夫嘛，人人都可以当丈夫的，不行可以换，而爹却只有一个，怎么能比啊。”
祭闺女一听，点点头，觉得妈说的很有道理，于是：“那我只好说了，是这样一件事，我丈夫，就是雍纠啊，今天跟我说了，打算明天把爸爸诳到郊外，以吃饭为名，把爸爸给鸩杀了。”
次日，春光和媚，祭足一家人和雍纠一家，在郊外聚会，雍纠献上毒酒，祭足一声冷笑，当场杀了雍纠，尸体扔在山下水里。
郑厉公听说了这个情况，就评论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和女子商量，难怪雍纠会死。权力的规律是不可调和的，而伦理的原则是妥协共存。权力领域往往要秋风扫落叶，权力者是没有私人感情的，所以他在伦理领域往往背负恶名。这就是一些强大的君主往往有盛名之累的原因。
既然雍纠政变失败了，郑厉公没办法，只好出逃。
郑厉公跑了，于是郑昭公（公子忽）又被祭足接回国都了，重新当国君。
郑国大夫高渠弥，从前事奉郑庄公，颇是能征惯战，郑庄公就要提拔高渠弥为卿，当时的太子公子忽（如今的郑昭公）就劝阻。于是，高渠弥怨恨郑昭公，现在，他干脆就刺杀了郑昭公。
郑昭公的弟弟郑厉公随后回国继位。
郑厉公的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求富贵，必得富贵。”特别是对于权力，能否得到，靠的是一个人的权力欲是不是很强。至于能力倒是其次。郑厉公死乞白赖，不当国君不罢休，这是他最终“必得富贵”的基因吧。而权力欲就是很强的支配欲，这也是他非要刺杀祭足的原因。这就是他的人性特点，也是领导人物的特点。
随后郑国不再成为主角，接下来是齐国的事情，这也是局势的主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