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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中的某些特质导致了智识的不受欢迎。在试图评判这些特质之前，似乎有必要谈谈人们对智识通常是如何理解的。如果想理解某种普遍的偏见，那么最好是从其中普遍的用词入手。带着这种想法，任何人在阅读美国通俗文学作品时，都会意识到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在概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常常被作为一种修饰词使用，后者则不会。没有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智力作为一种抽象特质广受尊重，而且似乎智力超群的人获得的评价也会很高。有智力者有口皆碑；至于有智识者，他们虽然偶尔也会收获赞扬——尤其是在别人认为智识跟智力挂钩时，但在更多时候，他们遭到的还是怨恨与怀疑。背负着“不可信赖、虚有其表、伤风败俗、危险分子”骂名的不是有智力者，而恰恰是有智识者；尽管他们拥有智识，但有时甚至还会被斥为“缺乏智力”（unintelligent）。 [1]
智力与智识这两种特质间的差异更多是源自假设，而非基于泾渭分明的界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普遍用词的语境提取出两者区别的本质，而这似乎也正是大众对此普遍的理解：智力指的是头脑的优越，运用范围相当有限、直接而且可预测；这种特质可控制、可调整且始终具有实用性——这是动物身上最显著，也最讨喜的一项优点。智力在具备有限但明确的目标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并且会将头脑中那些似乎无助于完成目标的问题快速予以剔除。智力的用途如此普遍，故而在日常工作中，智力的影子也总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头脑简单还是复杂的人都会对其赞赏不已。
相反，智识代表头脑中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一面。智力追求的是掌握、控制、重组和调整，而智识则是检验、推敲、好奇、推理、批判与想象。智力会抓取某一情境中的直接意义并对其进行评估。智识则会对评估本身进行二次评估，从整体上寻找情境的意义。智力可以被誉为动物的一种特质，而智识则是人类高贵性独一无二的体现，是人类身上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一种特质。在明确了这两者的区别之后，便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说，一个公认具备敏锐智力的人相对来说“缺乏智识”（unintellectual）；同样也更能懂得，为什么那些明确具备智识的人也拥有相当出色的智力水平。
这种区分似乎过于抽象，但在美国的文化中却屡有体现。举个例子，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我们的教育为何将智力的选拔与培养作为核心目标；相反，教育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培育智识却一直是争议最为激烈的话题，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的公共教育领域，智识的反对者都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不过，最有力的佐证或许还是美国人对于发明技能和纯科学技能所秉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托马斯·爱迪生是我们最伟大的发明天才，是美国公众心目中几近神的存在，堪称传奇之人。爱迪生的神奇发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收获了公众的连声喝彩。而在笔者看来，人们绝不会指望纯科学领域的成就也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但人们可能会期待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中也能享有和爱迪生一样的赞誉。吉布斯为现代物理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纯科学领域最杰出的天才人物之一。尽管吉布斯的研究在欧洲享有盛誉，但是他本人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就连在教了32年书的耶鲁大学，他所做的工作也无人知晓。纵观19世纪，耶鲁大学可谓美国大学里科学成就方面的排头兵，然而尽管如此，在这32年中，耶鲁大学也没分给吉布斯几个能够理解他的成果的研究生，更别提费心授予他什么荣誉学位了。 [2]
每当我们谈及智识在社会中的命运，都会遇到一道特殊的难题。而难就难在，即使我们意识到智识不单单是职业方面的问题，也必须从职业的角度来谈论智识。在一般的用词中，智识被理解为某种专业和职业的一种属性，我们会认为有智识者从事着作家、批评家、教授、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或牧师之类的职业。正如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说，知识分子（有智识者）就是拎公文包的。这样理解确实方便，人们很难摆脱这种印象，知识分子的地位、角色就这样与所有拎公文包的一类专业联系在一起了。但我们之中很少有人相信，某个专业的从业者——即使是知识性专业——就必定是一个符合特定意义或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专业中，智识或许会有用武之地，但即使没有智识，智力也能够独当一面。例如，我们知道，并非所有学者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还时常对这个事实扼腕叹息。我们也明白，智识当中蕴藏着一些与专业训练出来的智力迥然相异的事物，它并不依附于整个职业，而仅寄托于个人。当我们为美国社会中智识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而忧心时，我们所考虑的不单是某些职业群体的地位，而是某种思想特质被赋予的价值。
在美国文化中，大部分被称为“熟练工种”（journeyman）的职业——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还包括一些作家和大多数教授——虽然极度依赖于“观念”，却并非独具“智识”。任何一个从事知识性或类知识性专业的人都必须掌握大量的固有观念来开展工作。假如有所成效，那他必定是通过智力运用上述观念。但考虑到其专业能力，他主要应该是将这些观念作为工具来使用。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区分理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专业人士是 靠 观念而活，而非 为 观念而活。无论是他的专业角色还是专业技能，都无法让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位脑力劳动者，是一位技师。他可能 碰巧 会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他在自己的专业里融入了一种该专业所不需要的、对于观念的独特的情感。作为一名专业人士，他掌握了一系列可供出售的精神技能。尽管他的技能炉火纯青，但是如果他的工作缺乏某些特质，例如无私的智慧、归纳能力、自由思维、独到的观察能力、富于想象的创新能力和激进的批判能力，我们就不会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在家里，他可能碰巧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在工作中，他只是一个受雇的脑力劳动者，运用自己的头脑来追求给定的外在目的。正是这一点，即“目的是依据智识过程本身之外的某种利益或优势设定而成”这个事实，将狂热者和脑力技术人员各自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前者痴迷于某种单一的观念并为之而活，后者则将心灵用于可出售目的而非自由思想。这种目的是外在的，并非发自内心，而智识生活则具备某种自发的性质和内在的决定性。其本身也具有一种特殊的平衡，在笔者看来，这种平衡源自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中所蕴含的两种基本特质之间的均衡——关于这两种特质，我们可以称之为“玩性”与“虔诚性”。
要想界定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就必须学会确定——打个比方——是知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和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或者换一种更恰当的说法——我们必须学会区分，一位教授或律师什么时候是在按照纯粹的常规专业方式行事，什么时候又是在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活动。其中的区别并不在于他在工作中运用的观念的性质，而在于他对待这些观念的态度。
笔者曾经提过，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是为观念而活——这意味着他具备一种针对精神生活的献身精神，与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十分相似。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很大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角色便继承自牧师一职：它暗示着人类认识活动终极价值的特殊意义。苏格拉底曾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句话抓住了人生的本质。我们可以听到历史上不同知识分子的同一种声音，他们在各自的时空和文化中以相同的口吻重复着他们对于这种感觉的意识。但丁在《论世界帝国》（ De Monarchia ）中写道：“总而言之，人类的真正使命就是实现智识蕴藏的全部潜能，首先是在思考中实现，然后是通过拓展智识并奉其为目的，在行动中实现。实现之路，永不停歇。”因此，最高尚、最有可能接近神性的事物，就是认识活动。这不过是洛克《人类理解论》（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第一句话的更世俗、更激进的版本：“正是 理解 ，让人类凌驾于其他有感受的生物之上，并赋予人类高于它们的一切优势与支配权。”霍桑（Hawthorne）在《福谷传奇》（ The Blithedale Romance ）临近结尾的一段话中指出，自然为人类设下的最高目的就是“有意识、有智识的生活以及感受之力”。最后，与我们同时代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他的小说《希望》（ L’Espoir ）中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活出最精彩的人生？”他自己的回答是：“将无限大的经验转变为有意识的思想。”
尽管智识主义不是怀疑者的专属，但往往是怀疑论者唯一的信条。几年前，一位同事请笔者帮忙看一篇短文，那是他写给即将在他的领域继续从事高级研究的学生的。从表面上，这篇文章旨在展示他如何在自己的学科框架内培养精神生活，而实质上是从个人角度抒发他对于献身智识工作的强烈热忱。尽管同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怀疑论者，但在笔者看来，面前的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都是虔敬的流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与爱尔兰政治家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的《商人的使命》（ The Tradesman’s Calling ）或新英格兰清教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谈谈行善》（ Essays to Do Good ）相媲美。因为在文中，知识分子的工作被描述为一种 使命 ，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沿袭了上述早期新教作家的风格。他将自己的工作当作一套虔诚的仪式，一种个人的训练，而他之所以能以这种方式理解自己的工作，是因为这项工作不单单局限于技艺的熟练与专业的范畴：它是为思考而进行的工作，是为服务真理而完成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智识生活具有一层重要的道德意义。关于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在这个方面，我称之为虔诚。知识分子永远 奋不顾身 ——坚定守誓，尽心尽力，披坚执锐。所有人都愿意承认观念与抽象概念在人类生活中意义重大，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他必须直面的感受。
当然，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律能力，也不局限于沉思生活和理解生活本身。这是因为，思想生活虽然可以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形态，但是它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可以让其他价值在人类社会中得到完善、重申和实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常常试图充当本民族的道德触角，他们会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侵入公众意识之前进行预测并尽可能澄清这些问题。这些思想者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理性、正义等价值的特殊守护者，去守护这些与他们对真理的追求息息相关的价值。有时，他们还会因为自己的身份似乎遭受到某种粗暴压迫的威胁而作为公众人物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这一点上，人们会想到伏尔泰为卡拉斯一家做辩护 [3] ，左拉为德雷福斯而发声 [4] ，以及欧美知识分子因为萨柯和万泽提的受审而满腔义愤 [5] 。
如果关心这些价值的只有知识分子，则实属悲哀，况且他们的热情也会有遭遇打击的时候。但相比其他人，知识分子又确实能对这些价值观予以更积极的回应。除此之外，知识分子阶层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称为享有特权，而尽管如此，在所有这样的阶层之中，它对自己之下社会阶层的福祉表现出来的关怀都最为深刻而恒久，可谓现代西方知识分子阶层流芳百世的荣光。在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世界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理性能力、他们对正义和秩序的热爱作出回应。正是这种信念创造了知识分子对于人类的大部分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们大部分捣蛋作妖的本事也由此产生。
然而，“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特别的捣蛋作妖本事”这种暗示也让人难免会这样想：知识分子仅拥有虔诚是不够的。他们也许是为某种观念而活，但就像笔者先前所说，必定存在其他东西阻止他们只为 一个观念 而活，防止他们因此变得偏执或荒诞。尽管我们可能仍将某些狂热者视为知识分子，但狂热只是这一类人的缺陷，而非知识分子本质上的缺陷。当一个人关注起观念来——无论多么专注和真诚——只要这种关注仅仅服务于某种具有核心局限性的偏见或某种完全外在的目的，那么智识便终将被狂热吞噬。不能独立坚持某种观念对于精神生活而言是巨大的威胁，但如果说有什么比这更危险，那便是极端地执着于某种特殊而狭隘的思想。这都会在政治和神学领域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一个过于狭小的参照系中，过度的虔诚可能会将智识功能压垮。
正因为如此，虔诚需要一种平衡，需要某种东西来防止它被过于僵化地运用。在大多数的智识气质当中，这种东西就存在于笔者所说的“玩性”这个特质里。我们所说的是精神游戏，当然，知识分子会出于它本身的原因而喜爱这种精神游戏，并从中发现人生的主要价值。我们这里说的是智识活动中纯粹有趣的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识可以被视为精神的健康活力，而工作谋求的是实用和单纯的谋生，当过剩的精神能量从此类工作中被释放出来时，这种活力便会被激发出来。席勒（Schiller）曾经说过：“只有在游戏时，人才是完全的。”他的这句格言是要告诉我们，他认识到在纯粹的谋生之外还存在可供运用的过剩精神。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 [6] 经常将智识能力称为“闲散的好奇心”，但“闲散”这个词使用得并不恰当，因为在游戏的头脑中，好奇心反而处于极度亢奋且活跃的状态。而正是这种亢奋与活跃，赋予了它独特的真理认知与对教条的不满。
在理想情况下，追求真理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事业的核心，但这其实是对他事业的过度褒奖，而且说明得也不够充分。就像追求幸福一样，追求真理本身是一个非常悦人的过程，但圆满的结局却往往可望而不可即。真理一经寻获便魅力顿失，长期为人所知并广为所信的真理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站不住脚。简单的真理令人生厌，其中的大部分则会沦为半真半假。无论知识分子过分确信的是什么，如果他是以健康的方式进行游戏，就会开始不满足于此。他智识生活的意义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探索新的不确定性。文艺批评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对精神生活的这方面做出了精彩的总结概括，他坦言，知识分子就是将答案转换为问题的人。
在各种各样的精神作品中都不乏这种玩性元素的身影，例如阿伯拉尔 [7] （Abelard）的《是与否》（ Sic et Non ）和达达主义的诗歌。但在使用“ 玩 ”和“ 玩性 ”这两个词语时，笔者并不意在暗指严肃性的缺失，而是恰恰相反。任何观察过孩子或大人玩耍的人都会意识到，玩和严肃其实并不矛盾，某些形式的玩耍会形成一定程度的专注，这种专注是工作所带不来的。而玩性也并不代表着实践性的缺失。在美国的公共讨论中，智识经常接受的一种考验就是是否符合实践性的标准。但原则上，智识是既不实用又不脱离实际的，它属于超实践性。对于虔诚到不能自已的狂热人士和只关注可兜售精神技能的观念熟练工来说，观念的开始与结束在于它们对智识过程之外的某些目标产生的效能。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并不关心这些目标。而这并不能说明他们蔑视实践：许多实践问题的实质都关乎智识，这也完全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注意。这更不代表他们脱离实际，他们只是在关注一些其他东西，关注问题中与实践性无关的某种特质。“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脱离实践的”这个观点几乎经不住推敲：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知识分子，从政治家或商人的角度看，他们都展现出了卓越的实践性。然而，实践性并非知识分子对观念感兴趣的本质所在。阿克顿（Acton）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研究应该毫无目的。它们渴望以纯洁的形式被追求，就像数学那样。”
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电话这个发明的回应是极佳的例证，可以体现知识分子对于纯粹实践性的观点。麦克斯韦曾受邀就这种新型仪器的工作原理发表演讲，在当时，他的开场白如下：“刚听说美国发明出电话的时候，简直难以相信，这种东西居然真的被设计出来了。”但随后，他话锋一转，称：“这台小仪器由我们熟悉的部件组成，就算是一个业余爱好者都能把它组装起来。它横空出世，穷酸的外表叫人心生失望，在发现它真的能说话时，这种情绪才稍稍减轻了一些。”电话的外表简陋，令人心灰意冷，但或许其中蕴藏的“某些深奥难解的物理原理，值得花上一小时给学院里的听众讲讲对此的研究”，也许可以用来弥补它外表的遗憾。但是这样的原理并不存在，麦克斯韦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不能理解电话物理过程的人，就连日报社的科学记者也几乎能弄懂！ [8] 这多么叫人气馁、生厌，它跟深奥、难解、深刻和复杂一点不沾边，在 智识层面 ，这可不算什么新事物。
笔者并不十分赞同麦克斯韦的这个回应。他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视角，而不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一个家庭住户的视角来看待电话，便等于限制了自己的想象范围。不管从商业角度、历史角度还是从人文的角度来看，电话都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发明，它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作为通信工具或刑讯手段——必会为人们的想象打开大门。但麦克斯韦沉浸在他自己限定的关注领域（物理学）之中，以一种固执而大胆的口吻谈论了知识分子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他的思维方式是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对于他来说，这种新仪器不具备任何可玩性。
也许人们会问，在智识气质的这两种特质——玩性和虔诚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致命的矛盾。诚然，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张力，但绝非致命：这只是人类性格中激发创造性反应的一种张力。事实上，正是那种理解和表达不同甚至对立观点的能力，正是那种在想象上认同乃至包容对立的感觉和想法的能力，创造出了涵盖人文表达的各个方面以及诸多研究领域的一流作品。人类本身便是矛盾综合体，就连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并非符合逻辑，而是——借用法学家霍尔姆斯（Holmes）的话——经验。想想那些以前的或现在我们身边的知识分子吧：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有些人以玩性为主，而有些人则以虔诚为主。但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这两个特征都是互相限定与制衡的。思想者的张力强度可以根据他维持自己头脑中这两方面的均衡能力来衡量。就天平的一端而言，过度的玩性可能会使事情流于表面，造成智识能量消耗在单纯的技术上，导致涉猎浅薄，还会引发创造性流失。而在天平的另一端，过分虔诚也会导致僵化、狂热，推动弥赛亚主义的形成。除此之外，还会推动养成道德刻薄或者崇高的生活方式，而这两者均非智识的生活之道。 [9]
从历史角度来看，还可以将玩性和虔诚分别想象成智识功能的贵族背景与神职背景残存。玩这个元素似乎根植于有闲阶级的精神特质中，在创造性想象和人文知识的历史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而虔诚元素则让人联想到知识分子对神职的继承：对真理的追求和掌握属于一项神圣的职责。作为他们的继承者，现代知识分子沿袭了贵族的特点，即极易蒙受来自清教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敌意，同时也承袭了神职人员的特点，即极易遭受反教权主义和民众对教会统治阶级的攻击。故而，如果知识分子在以民主人士和唯信仰论者为主的国家里四面楚歌，便也没有什么好值得惊讶的。
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自身和自己事业上的东西，与社会最看重的知识分子身上的东西截然不同，这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剧。社会之所以看重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实际中可以被用于从大众娱乐到武器设计的各种目的。但是社会几乎不能正确理解他们气质中的那些方面，笔者先前说过，这些方面正是其智识精神的本质所在。知识分子的玩性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在大多数人看来可能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奢侈。在美国，精神游戏或许是唯一一种不会被温柔对待的游戏形式。知识分子的虔诚可能看起来令人恼火，尽管这实际上并不具备什么危险性。在人们看来，这两种特质都对实际生活事务用处不大。
笔者已经提过，在美国，人们对于智识与知识分子最首要的一个疑问就是关于他们的实践性。反智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智识不可实践性的认知发生了转变。在19世纪，当商业标准几乎畅通无阻地主导了美国的文化时，当大多数商业和专业人士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就取得了卓越成就时，人们便常常将学术性学校教育贬得一文不值。当时普遍的看法是，学校教育的存在不是为了培养某些独特的精神特质，而是为了促进实现个人的进步。出于这个目的，人们认为立即投身于生活的实际工作对于教育更加有益，而智识和文化追求则是不接地气、缺乏阳刚和不切实际。这种论调尽管时常在措辞上粗鄙庸俗，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却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符合着美国生活的现实和需求。这种针对正规教育培养而成的智识的怀疑论调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都大大增加了。在生活的大部分领域，正规培训俨然已经成为成功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已经逐渐削弱了普通公民在智力和理解上体现的个人作用。在最初的美国平民梦中，普通人的全能发挥着根本且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坚信，自己即使没做太多专门的准备，也可以从事专业工作和管理政府。而在今天，他知道如果不使用那些对他来说多少有点神秘的设备，他甚至连一顿早餐都做不了，而专业的知识则让他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设备。在坐下来吃早餐、看早报的时候，他会读到一系列重大而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闻。如果他对自己坦诚点，他就会承认自己还没有掌握判断其中大部分内容的能力。
因此，在实践方面，训练而成的智力已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压倒性的重要力量。以往针对智识和正规培训的戏谑以及善意的讥弄，如今已经转变为对具有专家身份的知识分子的怨恨。诚然，关于“知识分子头脑糊涂”的老旧观念依然存在，而这种观念正来自对那些心不在焉、健忘的教授们的刻板印象。但在今天，它越来越成为一种一厢情愿、苍白无力的防御手段，抵御着内心深处某种巨大的恐惧。曾经，知识分子因为不被需要而遭到温和的嘲弄，而现在，他们则因为被过度需要而蒙受着强烈的憎恨。他们变得太实用、太有效了。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是因为他们的命运有所改善而非下滑。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的不是他们的抽象、无用或无助，而是他们的成就和影响，是他们现实中的舒适和想象中的奢侈，是社会对他们技能的依赖。智识因为被视为一种力量或特权而遭到憎恨。
也许有人马上会说，此处我们真正想到的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专家。许多知识分子并不是在公共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专家，也没有对公众意识 [10] 造成巨大的冲击。这是无可争辩的，但笔者的观点是，对知识分子的主流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那些影响公众意识的知识分子造成的。总体来说，当知识分子以两种身份之一——专家或意识形态专家——进行活动时，他们就会对公众思想产生影响。在这两种身份下，知识分子都会激发深刻的、一定程度上还算合理的恐惧与怨恨。两者都加剧了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无助感：专家加深了公众对自己不断受到操纵的怨恨之情，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专家激起了人们对于颠覆的恐惧，并加剧了现代性带来的其他所有严重的精神压力。
近30年来，任何对公共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必然意识到了让专家用来表现自我的那套机制。起初，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为了应对大萧条，大肆宣传的智囊团和所有相关管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在战争期间还设立了战略情报局和科学研究发展局。如今，中央情报局、原子能委员会、兰德公司、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各类研究战争手段和战略的机构，都在处理着那些普通人无法进行监督、但又常常决定着普通人命运的问题。在一个不能指望自己作出合理判断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公众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过去，小政客和小商人常常认为自己掌控着公共事务和私营企业管理中的大多数事务，而自罗斯福执政以来，这些人便不得不面对受过良好的教育、经验更为丰富的专家，这始终令他们倍感挫败。与普通大众一样，这些人现在在重要决策的制定中越来越无足轻重，信息也越来越闭塞，他们对权力世界的内部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对权力的运作产生一致而广泛的质疑。对于被选为国会议员的来自小镇上的律师、商人，他们虽然不能指望剥夺专家的核心顾问地位，但是可以借助国会的调查和干扰来达到报复的目的。而且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崇高的使命。毕竟，专家发起的政策已经遭受过不计其数的挫折和失败，而这些失败在数百万人的眼中不单单意味着人为错误导致的后果，而且还是冷酷自私的操纵、阴谋，甚至叛国造成的恶果。阿尔杰·希斯等人在众目睽睽下的所作所为便给予了这种感觉以具体对象，而曝光的几起惊人的、涉及科学知识的间谍活动似乎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即整个世界由神秘权力掌控，窃密者无处不在。 [11]
这些专家本身或许可疑，但自然科学领域专家的建议会被认为不可或缺。另外，出自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之口的意见则可能会被视作无厘头的胡言乱语，甚至是不祥之兆。一位国会议员反对将社会科学纳入国家科学基金会，他称： [12]
除了我自己，我想其他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科学家。我确信除我之外，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自己具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权利来决定其他人应该做什么。……普通美国公众不希望专家四处探听自己的生活和私人事务，也不希望专家为他决定他应该如何生活。想象一下吧，这项法令将建立某种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会有很多短发女人和长发男人胡乱干涉每个人的私事和生活，询问他们是否爱自己的妻子等。假如国会的各位普遍存有这种印象，那就请不要通过这项法令。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在罗斯福时代，专家已经够让人恼火的了，他们似乎可以自由出入白宫，而总统却与政客保持距离。在冷战时期，这种情况变得更糟，事关公共利益的头等大事只能由专家来作出判断。正如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平民文化中——这种文化崇尚由普通人管理、依据常识判断并且深信民意之神圣的政府——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人更恼怒。在这里，政治家表达了大部分公众的感受。公民不可能不需要专家，也不可能不再受专家的摆布，但他们可以通过嘲笑激进的教授、不负责任的智囊或癫狂的科学家，并通过支持那些追查有颠覆倾向的教师、可疑的科学家或被称为叛国的外交政策顾问的政客来实施某种报复。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类人，他们会将仇恨上升为信条。在这类人看来，群体仇恨在政治中占据了类似于其他一些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位置。他们牢骚满腹、自暴自弃，迷失了自我，满脑子充斥着挖空心思构筑的秘密和阴谋，这样一群心怀不满者在不同的时期找到了不同的替罪羊：共济会成员、废奴主义者、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人、黑人、移民、酒类利益集团或国际银行家。而最终，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群“一无所知主义”传统的追随者们选择的一系列替罪羊中，知识分子也获得了“一席之地”。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源于公众对知识分子不断被暗示为公共事务专家而感到的震惊，那么知识分子对他们这个阶层的名声的敏感，则很大意义上源于他们神圣和世俗两种角色并存的尴尬。作为先知、学者或艺术家这样的神圣角色，知识分子受到某些约束的限制——当然，这些约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尊重，但仍然发挥作用：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夹缝中，他享有自己的隐私，或许还享有匿名权；他要求人们对他（似乎是）忘我的品质予以一定的尊重；如果他是一名学者，他就会受益于不完善但却行之有效的学术自由原则；而且除了大学，还有基金会、图书馆、出版社以及博物馆为他提供服务。他的生活具有一种节制而体面的尊严。如果他以专家的身份介入公共事务，扮演着世俗的角色，那么他可能会惊恐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极易受到来自我们政治中盛行的低级行为准则议论，以及我们整个社会对隐私普遍缺乏尊重的伤害。他甚至可能忘记，他所受到的恶意和诽谤并不是专门针对他个人或他这类人的，而是几乎任何一位正在执政的杰出政治家都可能经历过的，甚至连我们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例如杰斐逊、林肯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未能幸免。正如爱默生曾经问过的那样：“美国人的首要特点和特质，不就是只要一出名，就会遭受辱骂和诽谤吗？” [13]
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即使被人畏惧也仍然被人接纳，与之相比，作为意识形态专家的知识分子却会毫无疑问地遭受怀疑、怨恨和不信任。专家的威胁在于他会控制并摧毁普通个体，但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专家摧毁的是整个备受珍视的美国社会。若想理解这种信念的背景，则有必要回顾一下知识分子是如何始终如一地在政治上反对右翼思想的。当然，这不是美国政治独有的特点。现代观念认为知识分子构成了一个阶层，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与政治和道德抗议的意思相一致。在这个术语最广泛的意义上，知识分子是始终存在的，但在工业社会和某种观念市场出现前，人们认为将智识生活分离成一项独立的职业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当时对知识分子团结一致的需求较低，更不需要对他们进行动员。因此，尽管他们在19世纪中期为1848年革命、俄国农奴的解放和美国黑奴的解放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在当时的英语中，仍然没有什么通用的表达方式将他们描述为一个群体。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在法国使用的。它很快便传播到国外——在德雷福斯案发生时，相当大一部分知识界人士被激发起来抗议针对德雷福斯的阴谋，并参与到了一场针对法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圣战。 [14] 当时，双方都使用着这个词——右翼分子把它当作一种侮辱，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分子则将之视为一面骄傲的旗帜。“让我们用这个词吧，”1898年，其中一位知识分子如此写道，“因为它蕴含着崇高的神圣。”次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封信中提到了法国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作用，他写道：“我们美国的‘知识分子’必须齐心协力，捍卫我们宝贵的个人主义的天赋权利，以及摆脱这些制度（教会、军队、贵族、皇室）影响的自由。 每一种 强大的制度都必然导致腐朽——无论它做了什么益事。只有在自由的人际关系当中，理想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15]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这个术语的早期用法——我所知道的在美国的首次使用——竟然是在这样一个“激进的”、乌托邦式且反体制的语境中出现的，而这样的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少从进步时代 [16] 开始，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领袖投身其中并矢志不渝的政治事业可以被描述为自由的（按照这个词语的美国式用法）、进步的或者激进的。 [17] （当然，美国的政治光谱非常狭窄，与法国相比，其中心相当偏右，但知识分子相对于中心的位置则与法国相似。）我不愿意否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十分保守，有几个甚至非常反动，但是，如果说在美国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建制派，那么这个建制派即使不是非常激进（这与建制派不太匹配），也属于政治中心的左翼。它还招致了右翼长期而难以平复的怨恨，后者一直热衷于模糊温和的进步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界限。
只要知识界的进步主义或多或少地与公众广泛认同的抗议精神保持一致，就像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那样，那么知识界遭受极右翼伤害的可能性就会很小。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士是共产主义忠实的拥护者和同路人 [18] ，这给了右翼敌人以口实。在这一点上，公正对待反智情况中明显的现实因素十分重要。尽管可以说，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弱点已经在右翼宣传中被过度利用了；或者说，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同情程度被夸大了；甚至说，上一代最有决定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同路人，但这些都于事无补。尽管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如此坚决地反对知识分子的理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吸引力比在任何其他阶层中都要高；在几起轰动性的案例中，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的确导致了间谍活动。笔者相信，人们必定首先意识到，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在智识和道德上的前后不一致，给予了反智者以强有力的武器，而且出于对曾经盲从的羞愧感和对昔日参与政治的负罪感，许多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使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审查面前茫然无助，甚至有时还会激烈地相互指责。例如，有些人会不情愿地、痛苦地回想起，1939年8月，在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夕，约400名自由知识分子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谴责“苏联基本上等同于极权主义国家”这种荒谬言论，并将苏联描述为和平的“堡垒”。这份宣言在条约签订的那个星期重刊于《国家》杂志。 [19] 于是，被抓住短处的知识分子在历史、道德和心理上都未能占据最佳位置，无法对麦卡锡主义作出有力回应。
但笔者认为，对于任何希望理解美国反智主义背后冲动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这种对知识分子作为意识形态专家的不满，远远不止是在指责实际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或追随举动。新政时期的实干知识分子——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就是绝佳的例子——与共产党毫无瓜葛，却和那些追随者一样饱受非议。如今，共产主义思潮在美国国内生活已然微不足道，在这片土地上，经常可以听到让知识分子重新成为替罪羊的呼声，而因为无法查到目前任何有关共产主义的蛛丝马迹，调查人员就会诉诸唤起关于共产主义追随者的记忆空壳，或者尽可能彻底地模糊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事实是，右翼分子非常需要共产党人，而且可怜兮兮地不肯撒手。 [20] 20世纪50年代大审查的真正作用不是单纯出于理性地去揭发间谍或防止间谍活动（警察机构大概已经足以应对这些事），甚至也不是去揭发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借此去释放怨恨和沮丧情绪，去惩罚以及去宣泄根源不在共产主义问题本身而在其他地方的仇恨。这就是大审查如此不顾一切又不加区分地疯狂搜寻迫害对象以及它似乎更热衷于针对受人尊敬和颇具影响力的目标，而不是它找到的那些甚少露头又籍籍无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原因。麦卡锡主义的追随者们宣称他们虽然不认可麦卡锡的方法，但赞同他的目标。这些人没有抓住重点：对麦卡锡的忠实信徒来说，他真正吸引人的恰恰就是他的方法，而他的目标总是模糊的。对他们来说，麦卡锡不断抛出的五花八门的指控颇有裨益，因为这些指控扩大了怀疑的范围，许多已经不是或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受害者因此被捕。麦卡锡的霸凌行径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让那些渴望复仇的人得以心满意足，也让那些意图诋毁新政时期杰出领袖们的人终于如愿以偿。
如果大审查针对的只是共产主义者，那么它会尽力在搜寻目标的时候更加精确并加以甄别。而事实上，大审查的主要领头人似乎对怎样确定共产主义者并不怎么在意。当时国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通常无足轻重，不值得长期追捕。麦卡锡之所以耗费那么多心思去关注军队提拔的一名默默无闻、立场激进的牙医，是因为他能利用这个事件打击军队本身，甚至军队背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查员试图挑战自由主义者、新政拥护者、改革者、国际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最后甚至试图挑战未能撤销自由政策的共和党政府。其中首要牵涉到的是一系列政治敌对关系，而这种关系将新政与福利国家、福利国家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系到了一起。在这场讨伐中，共产主义并不是目标，而是武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众多热衷于搜捕国内毫无作为的共产主义者的调查员们，却丝毫不考虑如何在真正重要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抗衡国际共产主义力量。
除此之外，大审查的信徒们还热衷于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可以充分揭示大审查更深远的历史渊源：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仇恨、与新政改革的针锋相对、废除或摧毁联合国的渴望、反犹太主义、黑人恐惧症、孤立主义 [21] 、对废除所得税的热衷、对供水系统氟化物中毒 [22] 的恐惧以及对教会现代主义的抵触。麦卡锡自己的表述，“20年的背叛”，暗示了这群运动斗士长期以来的不满，不过右翼代言人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说得更为透彻，他称，这种对美国的背叛随着1913年所得税修正案获得通过就已经真正开始了。
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比20世纪30年代的异端邪说和冷战的安全问题更危险的是——甚至比朝鲜战争的可怕挫败更危险的是长期以来反抗现代性的几股力量的集聚在麦卡锡时代达到顶峰。直至19世纪90年代以前，在某些方面到1914年为止，早期的美国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大陆、乡村社会、新教教派和繁荣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安全环境之中。但年复一年，在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被不情愿地拖进20世纪，被迫面对一系列令它不快的现实：首先是世界主义和怀疑论的入侵，其次是美国孤立环境和舒适军事安全的消失，传统资本主义的崩溃以及中央集权福利国家的取而代之，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冷战造成的无尽消耗和财政紧张。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美国的中心地带充斥着这样的人：在宗教上为原教旨主义者，在偏见上为本土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为孤立主义者，在经济上为保守主义者，他们一直紧锣密鼓地酝酿种种秘密活动，枪口直对现代困境为我们带来的所有这些苦难。
一个人——即使不喜欢他们的反应——也不可能完全不去同情一个民族面临的困境。迄今为止，他们仍然极度专注于国内的物质发展，在许多方面是如此天真。他们不得不远离“日常”关注的事务，被推入一个全然陌生而严苛的世界，被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尝试学习这么多东西。或许在普通美国人对现代世界的反应中，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便是其耐心和慷慨。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然普遍存在的乡村新教个人主义文化就一再遭受各种变动的冲击。它必须面对宗教、文学和艺术上的现代主义，道德上的相对性，作为伦理和公法原则的种族平等，以及我们大众传播中无穷无尽的性诱惑。很快，它又被迫面对纷至沓来的达尔文主义（见斯科普斯审判 [23]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并在政治、品位和良知方面屈服于一种新型的受过教育的、坚持世界主义的美国人的领导。
作为意识形态专家的知识分子，在给国家带来新观念、新事物时经常在促进国家接受变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打破美国原有模式的重要角色，并因此承受了过度的非难。毕竟在早期历史上，我们国家旨在实现的命运不在于建立种种意识形态，而在于成为一个国家。到了18、19世纪，随着针对欧洲的敌意在美国的土地上逐渐减弱并丧失意义，人们便不会认为这个新国家还保有这些源自对立情绪的意识形态，而会认为它转向了意识形态之外的其他目标，证明了和解与坦率的天赋，以及对勤劳与常识的偏爱，比致力于寻求那些不着边际且引发分裂的抽象概念更胜一筹，也更为实用。在这方面，美国的一次重大失败——向信仰分裂的屈服——导致了内战。这证实了这样一种观念：生活中最好不要对政治的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的概论抱有太多的信仰。美国人总是庆幸自己有能力搞定一切而无须借助通常所说的“外国主义”的便利，就像他们总是庆贺自己可以避开欧洲的“腐败”和“堕落”一样。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公众痛苦地意识到，政治和军事孤立的瓦解必然导致需要解除智识层面的孤立主义，而且世界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其后果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同时，世界各地还有数千万人被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信念所驱使着，其中隐藏着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讽刺意味。美国人对于世界最初的希望——就早期美国对世界的看法而言——是世界可以通过效仿美国的制度来拯救自己，也就是说，通过摒弃正统的意识形态，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全身心地投入劳作，努力地追求幸福以及遵循常识的指引。但讽刺的是，无论这种愿望最终实现还是落空，美国人如今都在承受着它所带来的痛苦。除了美国式的行动主义精神，除了相信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殖民地人民可以像美国人那样解放自己，不必再忍受贫穷和压迫，落后的国家可以实现工业化并享受高水平的生活，追求幸福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事——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东西在世界上生根发芽呢？那些以桀骜不驯的好斗姿态抗拒我们领导的殖民地国家正试图效仿我们的范例，而正在挑战美国力量的苏联人也一直对美国的工业化赞不绝口。但这种效仿已经沾染上了我们所不承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导致了让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果。一直在被模仿的是美国的行动主义范例，而非我们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
在思想最狭隘的美国人看来，似乎只有那些被抽象概念蒙蔽双眼、对常识麻木不仁的民族才无法看见、无法接受美国制度的所有优点，而一些致命道德弱点的错综纠结则阻碍了外国社会制度的运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对邪恶意识形态的接纳。但是苏联那持久稳固的力量，加之“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和其他太空领域的成就，给美国人的自信心带来了猛烈一击，因为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物质力量极其强大的国家，足以对其发起永久的、不可攻克的挑战。不仅如此，这种物质力量显然是在某种致命的外国主义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美国人在这个全然陌生、危机四伏、似乎毫无道理的意识形态世界中感到如坐针毡，对于在其中如鱼得水的知识分子满腹猜疑。知识分子甚至被想象成是这种世界的创造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确实是。有些人认为20世纪的变化恰恰是一场阴险谋划和操纵的邪恶运动所致，或者至少是一系列致命的愚蠢错误的恶果，知识分子这时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宣泄怒火的出气筒。也许正是知识分子褫夺了我们曾经的强盛所依赖的特质。当然，在所有这些不愉快的变化发生的时候，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重量级人物。即使他们不是真的有罪，他们也要受到人们的处处防备。
对于那些怀疑智识是一股颠覆社会的力量的人来说，即使回答说“智识实际上是一种安全、温和、能够带来平静的东西”也收效甚微。在某种意义上，多疑的保守派和好勇斗狠的腓力斯丁人 [24] 说得没错：智识是危险之物。如果放任不管，没有什么是智识不会反思、分析和质疑的。 [25] “让我们承认保守派的说法吧，”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坦言，“我们一旦开始思考，就没有人能保证结果会是什么，唯一能确定的是诸多目标、目的和制度将在劫难逃。每个思想家都把一个表面上稳定的世界的某一部分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人能完全预测在那里会出现什么。” [26] 此外，也没有办法保证知识分子阶层在发挥其影响力时会保持谨慎与克制。但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唯一可以保证的是，如果禁止自由运用智识的力量，那么境况将比允许自由运用智识的力量糟糕得多。可以肯定的是，与文化自卫队的臆想截然相反，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几乎不具有破坏性。但智识又总是在反对某些东西：某种压迫、欺诈、幻想、教条或利益，它们不断地受到知识分子阶层的审视，并最终沦为他们进行揭露、抨击或嘲讽的对象。
一代又一代遭受智识活动伤害的人，以及那些害怕它、憎恨它的人，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关于何为智识及其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反神话。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给出过反智理由的人没有必要拿出什么新的论据，因为这种神话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说明这个神话是如何在美国发展、延续和展现的。但在这里，笔者想简单概括地说明，反智主义者的理由中常用的假设是什么以及笔者认为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们。
反对智识的理由是建立在一套虚构的且完全抽象的对立之上的。理智与情感是相互对立的，理由是智识与温暖的感情互不相容。智识亦与品格对立，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智识仅仅代表聪明，而聪明很容易变质为狡猾或邪恶。 [27] 智识还与实践性对立，因为理论被认为与实践对立，“纯粹的”理论头脑是非常不受重视的。除此之外，智识还与民主对立，因为智力被认为是一种蔑视平等主义的明显的表现形式。一旦人们认为这些对立言之有理，智识乃至知识分子就丧失了立足的根本。谁会甘愿牺牲情感的温暖、性格的坚定、实践能力或民主的观念，而去向这样一种人表示敬意呢？这种人往最好里说是单纯的聪明，往最坏里说甚至可谓危险。
当然，这些虚构的对立最根本的谬误在于，它们并不是建立在寻找智识在人类生活中实际界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把智识与其他所有可能与之结合在一起的人类特质简化分割开来的基础上。无论是在个性的发展还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问题都不是以如此简单而抽象的方式体现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接受这种质疑的形式，以及在默认智识 与 情感、品格或实践性对立的前提下为智识辩护，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智识不应该被理解为与人类其他优点的一种代价高昂的对立，而应该被理解为对这些优点的补充，没有它，这些优点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完善。很少有理性的人愿意否认运用智识力量是人类尊严的基本表现之一，或者至少是生活中诸多合理合法的目标之一。如果头脑不被视为情感的威胁而被视为其向导，如果智识既不被视为品格的保证也不被视为其命中注定的危险，如果理论被视为有用之物而未必从属或低于实践，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准确定义我们的民主志向从而使它可以接纳卓越，那么所有这些假设的对立都会变得不堪一击。用上述概括的言辞陈述，这个事实似乎显而易见，但从历史上看，却很少有人能看清楚这一点。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追溯我们历史上的一些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智识被从与人类其他种种美德同等的地位中剥离出来，并被划归到特殊的邪恶之列。
首先，我们应该从宗教历史框架中去寻找反智主义的踪迹。这不是因为理性主义和信仰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历史张力（尽管这本身就是人类长期面临的问题），而是因为现代思想的模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在我们更早期的宗教历史中有所预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宗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关乎心灵或者头脑直觉性的事情，而理性的头脑则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甚至稍逊一筹（只要萌生这样的观念，人们就会相信理性的功能是无用或许甚至危险的）。如果一个社会对知识型的或专业的神职人员持怀疑态度，那么它就会倾向于否定知识阶层并剥夺其地位，无论该阶层属于宗教领域还是世俗领域。在现代文化中，福音运动是这种宗教反智主义及其唯信仰论冲动的最有力的载体。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的文化受福音主义影响的国家。但在美国，宗教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源自福音精神，因为在这里，福音主义和正统宗教之间的力量天平很久以前就压倒性地倾向于前者。要了解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我们只需要与英国宗教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即可。在英国，国教对于吸收和改良福音派大部分思想和内容有备而来，而在美国，福音派则是迅速颠覆、超越或压倒了旧式的礼拜式教会。
与福音主义精神的影响类似的是一种原始主义，它在美国赢得了非常广泛的信任。此处需要特别关注这种主义，部分原因是笔者在本书中并未将之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来处理。原始主义与基督教和异教均存在关联，也许它对大众的吸引力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原始主义，一个人既可以成为基督徒，同时又将难能可贵地享受到一点异教的风格；或者反过来讲，骨子里是异教徒的人可能会在原始主义中找到些许信仰带来的慰藉。原始主义在某些地区表现为对原始基督教精神的追寻，同时也表现为对恢复人身上“自然”力量的需求，通过它，人们可以接近大自然或神——这两者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但在原始主义中，人们始终更偏爱直觉的“智慧”——认为它是自然或上帝所赐，远胜于后天培养、人为塑造的理性。
在西方历史和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原始主义作为一种力量，始终以不同的面目反复出现。只要知识分子阶层本身对人类打造的理性秩序的生活感到失望或怀疑时，只要他们试图摆脱伴随文明而产生的乏味、冷漠或精致时，原始主义便有可能凸显。在美国，许多人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太有教养而不与边疆的信仰复兴主义者为伍，但却同情后者对各种文明形式持有的深深的不信任感。而原始主义影响的正是这一类人的思想。这在先验论中便可以看出——先验论主义有时会自诩为知识分子的福音主义。 [28] 原始主义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贯穿于从帕克曼（Parkman）、班克罗夫特（Bancroft）到特纳（Turner）的美国历史著作中。 [29] 它是美国作家对待印第安人和黑人态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戴维·克罗克特等边疆人物 [30] 的民间传奇，再到现代西部故事和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到处都遍布着它的身影——以及所有的那些孤胆冒险家们。他们身上凝聚的神话色彩引出了D.H.劳伦斯（D.H.Lawrence）的一席夸张言论，他以一种犀利而睿智的口吻称，美国灵魂的本质便是“冷酷、孤独、残忍的杀手”。原始主义还作为一种性神秘而存在，且俨然已经成为美国文学中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近年来均以最为浮夸的方式出现在那些对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 [31] 的理论印象深刻的作家身上。它同时也成为美国政界的一股力量，其影响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约翰·C.弗里蒙特（John C.Frémont） [32]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等诸多公众人物身上可见一斑。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为奇：那些来到美国的男男女女之所以选择在此定居，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与欧洲文明的压迫和堕落一刀两断。在这里他们还发现美洲海岸上最令人惊叹的事物并不存在于其正在形成的粗犷原始的社会形态里面，而是存在于自然而荒蛮的世界之中。从文明逃往阿卡迪亚 [33] 、从欧洲逃往自然的过程，在不断从东部逃往西部、从定居之地逃往边疆的周而复始中得到延续。一次又一次，美国人焦虑不安地抵抗着组织有序的社会的侵蚀，他们认为这是在将曾经摆脱的枷锁重新套回到自己身上。对于文明，虽然它几乎不可能被全盘否定，但是人们仍然坚信它包含着某些有害之物。
如果说福音主义和原始主义推动了反智主义根植于美国人的意识，那么商业社会则能够确保它继续扎根在美国人思想的前沿当中。自托克维尔 [34] 时代以来，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商业行动主义已经对这个国家的反省产生了压倒性的抗衡作用。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民主而务实的生活方式带来不断行动和决策的生活，更看重简单粗暴和现成的思维习惯，看重迅速作出决定、立刻抓住机遇，而所有这些活动都不利于思考上的审慎、缜密或精确。 [35]
赢取这片大陆并建立其产业的任务要求势不可挡，吸引人们争相追逐更高也更容易获得的利益和名誉。但其原因还不止于此：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商业不仅勾起了人们对物欲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还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通过激发人们心中去创造、去博弈、去支配的本能，它提供了比狩猎更多的运动，比政治更多的权力。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在民主国家，没有什么比商业更伟大或更辉煌了”，而那些热衷于商业的人之所以投身其中，“不仅是因为它为他们创造的利益，也是因为对这种追求所带来的持续刺激的热爱。” [36] 除了几个较老的社群之外，那里没有能够与之相抗衡的阶层或价值体系——没有可以与之联姻的名门望族，没有除了商业野心之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抱负。商业不仅吸引着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而且还为社会的其他行业设定了主导标准，因此法律界、医学界、教育界甚至神职界的专业人士都竞相仿效起商人，并将自己的行业标准调整为与商业行业标准相适应。事实上，美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在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能与这些专业阶层保持密切关系，因为后者都被纳入了快速运转的商业轨道。最终，正是商业，通过构建这种阳刚的神话，即男性不应该关心智识和文化世界里的事情，从而对文化进行了孤立化并打上了女性化的标签。智识和文化世界的事情是留给女性去做的——通常是留给作家艾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所说的那种女性，她们惧怕单独面对文化，故而会成群结队地对其展开搜寻。
我们的宗教和商业都受到了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平等主义的积极影响，但在政治和教育领域，平等主义精神发挥的效力更加显著。 [37] 先前被我们随口称之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彻底推翻了某段时间以来一直有名无实的贵族领导阶层。早先，文学和知识被污蔑为无用贵族的特权——而尽管大部分美国知识阶层实际上都支持民主事业，这种论调却仍然大行其道。美国普通公众的目标似乎是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来证明没有文化和学问也能做成多少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让里面的文化和知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仅限于普通人能够掌握和使用的基础水平。因此，19世纪早期的美国更以广泛普及的文化素养和普通公民所拥有的超大信息量、独立自尊的人格以及公共意识而闻名，而非因其对一流科学或文学的鼓励，或者一流大学的创立等举措而知名。
特别是在近年，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在美国，智识遭受憎恨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是一种出类拔萃的自我标榜，是对平等主义的挑战，几乎必然会褫夺男人或女人身上平易近人的品质。这种现象在教育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美国的教育在诸多方面都值得称赞，但并非无可挑剔。但笔者相信，我们的教育系统在这个方面堪称世上独一无二：它的命门掌握在那些兴高采烈、好战激进地宣称敌视智识的人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急不可耐地对那些在智识方面最为欠缺的孩子表示认同。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尽管在历史方面，支离破碎之感在所难免——将展示这种教育力量是如何建立在我们思维中广泛接受的前提之上的：对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狭隘偏好，一种错误的平等主义以及对于儿童的原始主义观点。
[1] 我不想表示这种区别只存在于美国，因为只要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阶层把知识分子视为讨厌的东西，而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智力的主张，这种区别似乎就会普遍存在。例如在法国，在知识分子成为一股社会力量涌现出来之后，人们注意到Maurice Barrès在1902年这样写道：“我宁愿成为有智力者，而不是有智识者。”Victor Brombert: The Intellectual Hero:Studies in the French Novel，1880-1955 (Philadelphia，1961)，p.25.
[2] 人们经常提起，吉布斯的境遇是由美国式的态度所造成的。其代表了一种普遍情况，详见Richard H.Shryock:“American Indifference to Basic Scien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 Sciences ，No.5 (1948)，pp.50-65。
[3] 1761年，法国图卢兹市一个新教商人被诬告为杀害自己长子的凶手，遭法官错判，受车裂之刑而死。1763年，伏尔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证据为其平冤昭雪。——编者注
[4] 1894年，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指控出卖法国陆军情报给德国，军事法庭裁定其犯有叛国罪，判以终身苦役并流放外岛。事后虽经证实纯属诬告，军事法庭却因德雷福斯的犹太人身份而拒绝改判，引起左拉等知识分子的抗议，并演变成一场运动。——编者注
[5] 1920年5月5日，美国警方为打击工人运动，指控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的意大利移民萨科和万泽提抢劫杀人并将其判处死刑。审判期间，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知识分子为其奔走呼吁。——编者注
[6] 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挪威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鼻祖，代表作为《有闲阶级论》。——编者注
[7] 阿伯拉尔（1079—1142），法国著名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的《是与否》提出了156个神学论题，每个论题都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而每种意见都具备同等的权威性。——编者注
[8] W.D.Niven，ed.： The Scientific Papers of James Clerk Maxwell (Cambridge，1890)，Vol.Ⅱ，p.742.
[9] 这是Julien Benda在 La Trahison des Clercs (1927)中的部分控诉，他称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投身于这种弥赛亚式政治，导致了智识价值的严重流失：“如今，如果我们提到Mommsen、Treitschke、Ostwald、Brunetière、Barrès、Lemaître、Péguy、Maurras、d’Annunzio和Kipling，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知识分子们’正借助情感的各类特点来运用政治激情——行动倾向、对直接结果的渴望、对理想目的的过度专注、对论理的蔑视以及极端、仇恨与固化的观念。”(Trans lated by Richard Aldington， The 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 ，Boston，1955，p.32.)
[10] 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许多讨论都是关于“专业知识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否也构成危险”这个话题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在实际中是否会因为使知识分子沦为纯粹的脑力技工而导致其智识功能遭到破坏？H.Stuart Hughes:“Is the Intellectual Obsolete?”in An Approach to Peace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1962)，chapter 10.我将在最末章继续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
[11] 关于平民政治家与专家对峙时氛围的深入、精妙探讨，见Edward Shils: The Torment of Secrecy (Glencoe，Illinois，1956)。
[12] 1946年5月28日、29日，第79届国会，第2次会议，众议院，州际及对外贸易委员会附属委员会证词，第11页、第13页。
[13] Journals (Boston，1909-1914)，Vol.Ⅸ(July 1862)，p.436.
[14] 关于“知识分子”一词的前身及其在法国早期的使用情况，见Victor Brombert: The Intellectual Hero ,chapter 2。俄语中的对应词为intelligentsia，该词是在19世纪中期后投入使用的，原本的意思是“自由专业人士”，但很快也带上了“政权的反对者”这个内涵。Hugh Seton-Watson:“The Russian Intellectuals,” Encounter (September，1955)，pp.43-50.
[15] 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Boston，1920)，Vol.Ⅱ，pp.100-101.
[16] 美国史学界一般把1900—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该时代即为进步时代。进步运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在联邦、州和市三级展开，从政治上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到经济领域的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编者注
[17] 关于这个投入及成效，见Seymour M.Lipset:“American Intellectuals: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Daedalus (Summer，1959)，pp.460-486。Lipset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发表有很多中肯的评论，但笔者并不认同其关于“知识分子可以被毫无条件地描述为‘地位颇高’”的论调。
[18] 同路人，美国反共狂潮期间，麦卡锡主义者以此来指代在情感、观念和行为上同情共产主义或帮助共产主义的人，但这样的人并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编者注
[19] Nation ，Vol.149 (August 19，1939)，p.228.
[20] 参议员Barry Goldwater用最为直接也最带有一种讨好意味的方式表达了这种不情愿。他在1959年7月宣称：“我不愿意接受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共产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好好挖掘一下，我们就会找到几个。”Quoted by James Wechsler： Reflections of an Angry Middle-Aged Editor (New York，1960)，p.44.
[21] 美国早期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孤守美国大陆，不介入欧洲事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参战，这一传统逐渐被打破。——编者注
[22] 1951年起，美国政府开始在饮用水中加氟，以防止龋齿，但也被反对派指责会造成氟中毒。2011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降低了饮用水氟化物标准。——编者注
[23] 斯科普斯审判，也称“美国猴子案件”。1925年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与《圣经》相冲突的进化论。生物教师斯科普斯违反了该法律，引发了轰动美国的审判事件，最终斯科普斯败诉。——编者注
[24] 腓力斯丁人，地中海沿岸一个神秘种族，在公元前5世纪突然消失。——编者注
[25] 看来，即便在知识分子没有放任自流的时候，情况也依旧如此，证据便是那数量庞大的、在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发展起来的地下知识分子组织。
[26] Characters and Events (New York，1929)，p.xi.
[27] “我们总是认为无知的歹人好歹也比有知识的歹人强，”早期印第安纳协会的B.R.Hall如此写道，“因此，人们常常试图抹黑一个聪明候选人的道德品格。因为不幸的是，在通常的看法中，聪明和邪恶是天生一对，而无能和善良是地造一双。”Baynard R.Hall: The New Purchase，or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the Far West (1843; ed.Princeton，1916)，p.170.这种观点就连推崇理性主义和智识精神的清教徒也深以为然。John Cotton曾经说过：“你越有学问、越机智风趣，你就越适合扮演撒旦的代言人。……卸去那份热爱……勿再迷恋耶稣会士的才学、主教职位的荣光以及高级教士的万贯家财。我想说的是，不要被这些展现在肉眼凡胎前的浮夸空洞和美好表象所欺骗，不要被这些人收获的掌声所迷惑。” The Pouring Out of the Seven Vials (London，1642)，The Sixth Vial，pp.39-40.
[28]
George Ripley在1839年抨击上帝一位论和哈佛大学神学院时写道：“我已经了解，真诚的人只要简单地将《福音书》的真理呈现给心灵和良知，便会产生巨大而有益的影响。他们相信灵魂的直觉力量，从而感知其神性。……虽然我很重视正当应用的合理逻辑，但是我确信它不是借助上帝去推倒罪恶坚固堡垒的强大工具。它也许可以检测错误，但它却不能让我们窥见基督的荣耀。它也许可以反驳谬论，但它不能将心灵联结在神圣的爱上。……你们坚持认为，对于那些想在宗教问题上影响他人的人来说，‘广博的知识’通常十分必要。但是耶稣在挑选十二门徒的时候，肯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将布道的使命托付给了‘未受教育而无知’的人，他将最崇高的真理赋予那些最平凡的头脑，就这样，‘上帝使世界的智慧变成愚拙。’……基督……看到书籍所传授的智慧在‘启迪每个人心灵的光芒’面前微不足道。他的民族历史的整个进程便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朴实的力学’始终是上帝派给人类的伟大使者。……基督并没有建立使徒学院；也没有复苏已然灭亡的先知学校；他对学问带来的骄傲也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尊重；事实上，他有时反倒会暗示说，学识是感知真理的障碍；感谢上帝，他向智者和慎重之人隐藏了天国的奥秘，却让那些在学校知识面前如婴孩般懵懂无知者感受到它们。”“The Latest Form of Infidelity Examined,”
Letters on the Latest Form of Infidelity
(Boston，1839)，pp.98-99，111，112-113.
这一段的论点与福音派常用的论点相似。首先是摆出一道几乎不容置疑的命题：宗教信仰基本上不是由逻辑或学识传播的。然后可以基于此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最好的传播方式（按照基督的判断和历史证据）是通过那些未受教育和无知的人。由此沿着这个思路似乎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这些未受教育和无知的人所拥有的智慧和真理要优于学识渊博和有教养的人所拥有的。事实上，知识和教育似乎成为信仰传播的绊脚石。鉴于传播信仰是人类面临的头等大事，那些“像婴孩一样无知”的人——在至关重要的品德方面——比那些沉湎于逻辑和知识的人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因此尽管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明说，但是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为人类的品质，卑陋的无知远胜于有教养的头脑。从根本上说，这个说法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依然与美国福音主义和民主制度高度契合。
[29] 关于特纳的原始主义，请参阅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0) 一书的最末章，其内容颇具见地；下述作品亦收集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原始主义的极有价值的内容：Charles L.Sanford: The Quest for Paradise (Urbana，Illinois，1961)。
[30] 丹尼尔·布恩（1734—1820），美国著名拓荒者，肯塔基州垦荒先驱。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在得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中战死。——编者注
[31] 威尔海姆·赖希（1897—1957），美籍奥地利心理学家，“生命能”和“性革命”理论的提出者。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性高潮的功能》《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和《性革命》。——编者注
[32] 约翰·C.弗里蒙特（1813—1890），美国著名探险家，参议员，1856年成为共和党第一位总统候选人，但败选。——编者注
[33] 阿卡迪亚，希腊地名，也称乌托邦，是西方传说中世界的中心位置。传说当人们的互相压迫、剥削消失时，这里将再次变成人间天堂。它也是古希腊神话中神使赫尔墨斯的出生地。——编者注
[34]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奠基人。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编者注
[35]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Ⅱ，pp.525-526.
[36]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Ⅱ，pp.642-643.
[37] 美国学术界的观察家们经常带着些许苦涩地问，为什么体育领域的卓越表现几乎获得普遍的赞赏和鼓励，而智识上的出类拔萃却被人深恶痛绝。笔者认为，这种深恶痛绝实际上是民主制度间接承认了智识在我们生活事务中的重要性。运动技能被认作短暂而具有专门性，而且在严肃的生活事务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无关紧要。人们赞扬运动员，因为他们认为运动员娱乐大众，给大家带来快乐，这是他应得的。而智识则相反，（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既不具有娱乐性也不够单纯。人人都能看出，它是生活中一项重要而永久的优势，因此它才成为众矢之的，为那些平庸的乌合之众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