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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主要涵盖美国历史初期的某些方面，探讨核心则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局势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在那个年代，“反智主义”这个曾一度非常冷门的词语，已俨然成为国人用来自我批判和形容内部压迫的流行热词。过去，美国知识分子常因智识在国内不受尊重而倍感懊丧或愤慨，但人们也常常忘记历史上还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知识界之外的人们心怀与知识分子同样的忧虑，或者就此展开举国上下的自我批判。
那时，人们担心批判性的头脑在这个国家已无立足之地，而催生这种情绪的元凶正是麦卡锡主义。诚然，知识分子并非麦卡锡长期压迫的唯一对象——他的野心可远不止如此，但知识分子也确实在其打击范围之内，而每一次打击得逞，似乎都能带给麦卡锡的追随者们别样的快感。在全国范围内，一些底层检察官上行下效，竞相模仿起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院校的攻击。之后，在麦卡锡一连串指控掀起的毒泷恶雾和枯燥痴愚的氛围中，1952年的大选借两位候选人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智识与庸俗之间的反差。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一位才智过人、剑走偏锋的政治家，其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之高在整个近代史上可谓无出其右。另一边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思想保守，相对而言不擅辞令，还与招人厌恶的尼克松联系在一起；掌控这位上将的竞选活动的明里是其本人，暗里则是他的竞选伙伴以及党内的麦卡锡主义信徒们。
无论是在知识分子还是反智者看来，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都意味着知识分子已被美国彻底抛弃。舆论周刊《时代》（ Time ）以一种苍白的忧虑口吻对大选结果表示了不满，称艾森豪威尔的胜选“揭露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印证了大家心中长久以来的顾虑：在美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而危险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在大选落幕后不久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抗议，指出知识分子“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剧变”。在民主党掌权的20年间，知识分子还享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但在这之后，商业重据主导，随之一同而来的还有“商业霸权近乎必然的产物——庸俗化”。如今背负着“蛋头”和“怪胎”骂名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受制于一个对他们既不需要又缺乏理解的政党，还要充当万事的替罪羊，小到所得税政策，大到偷袭珍珠港事件。施莱辛格坦言：“反智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商人中的反犹主义。……在当今偌大的美国社会，没有一处知识分子的容身之地。” [1]
新政府上台后，这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汽车贩子取代了新政分子，仿佛是对知识分子及其价值的最终否定——他们的光芒已然被杜鲁门时代的法院政客们所遮掩无遗。如今，迎接这个国家的是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对纯研究的嘲讽、艾森豪威尔爱读西部小说的传闻及其对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贫嘴”的定义。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家情绪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麦卡锡势力的狂暴在共和党总统面前逐渐偃旗息鼓；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孤立无援，饱受谴责、萎靡不振。最终，在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引发了美国公众容易产生的那种周期性的、对国家自觉的重估热潮。人造卫星不单对美国的民族虚荣心给予沉重一击，还让人们深深关注起了反智主义对学校体系乃至整个美国生活所造成的影响。骤然间，整个国家对智识的厌恶似乎不再仅限于感到耻辱，而是成为对生存的威胁。多少年来，国家始终认为对教师的主要关注点是检验他们的忠诚 [2] ，但现在则担心起他们的微薄薪水了。数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说，对安全问题的日益痴迷会削弱研究的积极性，但现在，他们也冷不丁找到了乐于接受自己看法的听众。先前，抗议美国教育松懈的呼声只由少数教育评论家发出过，而现在，电视、大众杂志、商人、科学家、政治家、海军将领和大学校长们也纷纷采纳了这种观点，并很快演变为一场举国齐鸣的自我谴责。
当然，这一切并未立即抹去民间自卫思想，也没有驱散反智主义这股美国生活中的势力。即使在受影响最为直接的领域，即教育领域，公众的主要热情似乎是制造更多的人造卫星，而不是培养更丰富的智识；某些关于教育的新言论几乎做出了如下建议——天才儿童应被视为冷战的资源。但气氛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1952年，似乎只有知识分子才对反智主义的幽灵感到芒刺在背。而到了1958年，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相信“反智主义或许是一项重大甚至是危险的全国性弊端”。
如今，我们或许会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来看待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当年还可能在麦卡锡主义，甚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窥见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里的末日，放到现在则是不可能之事，因为华盛顿已再度对哈佛教授和前罗德学者予以盛情款待。如果曾经有人质疑智识，认为它会不可救药地妨碍在政治或行政方面取得成功，那么如今他必然会放下这份质疑——新总统约翰·肯尼迪对思想兴致盎然，对知识分子尊重有加，且他在各类仪式上的姿态亦能将这种尊敬体现在国家事务层面。除此之外，他还乐于与知识分子为伴并纳谏如流，尤其自执政初始，他便对杰出的人才展开了长期而周密的网罗。另外，如果曾经有人过度肯定招募这类人才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事务处理方式，那么时间必然已不可避免地让人醒悟过来，不再抱有幻想。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样一个阶段——知识分子可以不带夸大的党派偏见或自怜自哀来探讨反智主义。
20世纪50年代的政局动乱和教育争议使 “反智的” 一词成为美国人自我评价的主要修饰用语；它的定义不甚明确，但已悄然成为我们惯用的词语，一般用来表示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那些突然意识到其存在的人通常会认为，反智主义是生活中这个或那个领域的一股新生势力，而且作为近期形势的产物，它可能会发展为压倒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可悲的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感相当薄弱；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某种末日或其他灾难的阴影下，因而知识分子甚至会把社会变革中的细小水涡视为惊涛骇浪）。但20世纪50年代如此普遍的反智论调，在美国文献学者听来并不新鲜，而是相当熟悉。美国反智主义的首度抬头并非在20世纪50年代。事实上，我们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身份更古老，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对这个背景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非持续走低，亦非在近期骤然下降，而是受到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它还表明，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遭受的怨恨，并非体现在其地位的降低，而体现在其重要性的提高。我们对这一切缺乏系统性的了解，对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过多少基于丰富史料的推敲。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其国家之间的长期纷争已有了大量著作论述，但这些著作主要探讨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而很少论及美国眼中的智识和知识分子。 [3]
反智主义甚至不具有明确的定义，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模糊性使它可以作为争论中的修饰语发挥更大作用。但无论如何，都很难对它给出确切定义。作为一种观念，它并非单一的命题，而是一系列相关命题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态度，它通常不以纯粹而是以矛盾的形式呈现——对智识或知识分子纯粹的厌恶态度并不多见。作为一种历史主体（如果可以这样称谓的话），它并非恒定不变的直线，而是一股力量持续波动、动力来源多变的势力。在本书中，笔者并不执着于严格或狭隘的定义，而且这种定义亦不适合放在此处探讨。笔者看不出这种在逻辑上正当，但在历史上武断的定义有什么好处；它要求从种种特征的综合体中提取出一种特征，而本人感兴趣的恰恰是这个综合体本身——各类态度、观念之间历史关系的综合体，而且这各种关系间还存在诸多共同点。将笔者称之为反智的态度和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特征，是对思想生活和那些被认为代表思想生活的人的怨恨与质疑，以及一种不断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趋向。关于这种公认的表述，笔者认为可用作定义一试。 [4]
一旦研究程序确定，就会明白反智主义不能像人的生活、制度的发展或社会运动那样作为正统历史的主题。在探讨孕育美国思想的环境和氛围时，笔者不得不采用那些印象派的手法，试图再现某种环境或捕捉某种氛围。
在举例阐释笔者所说的反智主义之前，或许可以解释一下笔者认为 不是 反智主义的内容。除非偶然，笔者探讨的并非美国知识界的内部不和及争吵。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美国的知识分子常常对自己的角色倍感不安。他们不仅会自我怀疑，甚至会自我憎恨，有时还会对他们所属的整个群体做出尖刻而笼统的评论。这种内部批评极有启发性，也很值得探讨，但并不是笔者主要关心的问题。而一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个知识分子无礼或考虑欠周的批判亦非笔者所关注的。例如，没有人比H.L.门肯（H.L.Mencken）更鄙视美国教授群体，也没有人会在小说中刻画其他作家时比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下笔还要恶毒，但我们不会因此想要把门肯归为和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一样的“教授公敌”，也不会将麦卡锡小姐和最近那位同姓参议员相提并论。 [5] 毕竟，批判其他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而且一要批判还会相当来劲。我们或许希望——但很难指望知识分子在批判时也会保持仁慈、优雅和精准的态度。毕竟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保持多元及对立思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风险，即他们有时只会单纯地争吵不休。
最后——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想总是一味混淆，就要明白反智主义在这里并不等同于笔者更喜欢称之为反理性主义的一种哲学教义。像尼采、索雷尔、伯格森、爱默生、惠特曼、威廉·詹姆斯这样的思想家，或者像威廉·布莱克、D.H.劳伦斯或欧内斯特·海明威这样的作家，他们的观念可以被称为反理性主义，但在笔者所使用的这个词的社会学和政治意义上，这些人并非典型的反智人士。当然，反智主义运动的确经常援引这些反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观念（仅爱默生就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素材），但只有在勉强算得上是这样的情况下，笔者才会将知识分子的反理性主义纳入探讨范畴。在本书中，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普遍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文化教养一般者和欠缺者的观念，明确的理论则仅附带提及。本人最关注的态度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事务产生影响的态度，它们会严重地抑制或削弱智识和文化生活。从我们近代史上摘取的若干例子，或能使本定义从单薄变为有血有肉、形象而充实。
我们可以从那些对美国知识分子极度不满者搞出的一些定义开始。
例一 ：在1952年的大选中，国家似乎需要一些词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蔑视，这在当时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一项自觉自发的主题。 “蛋头” 一词在最初使用时并无恶意的联想，但它很快便沾染上了这种联想 [6] ，并且比传统的 “卖弄知识者” 有了更尖锐的意味。竞选结束后不久，秉持右翼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提出，这个词有一天可能会被这样收入词典： [7]
蛋头 ：自诩具备智识的骗子，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门徒。浅见寡识的灵魂。在任何问题的反应上都过于情绪化、娘娘腔。不可一世、骄傲自大，对更明智、更有能力者的经验视如粪土。本质上思想混乱，沉湎于多愁善感和狂热传道的糅杂中不可自拔。拥护中欧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对希腊-法国-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观念。服从于尼采的旧式哲学道德，却常常因为这种道德而沦落囹圄或受尽耻辱。装成一副不自然的正经样，却因过度纠结于研究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故而困于原地，彻底凌乱。心境匮瘠，却血流成河。
“最近的大选，”布罗姆菲尔德称，“表明了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蛋头’与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极度疏远。”
例二 ：差不多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正式认可了对知识分子类似的轻蔑看法。1954年，他在洛杉矶的一次共和党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述了一位工会领袖向他表达的观点，即人民只要得知全部真相，就会永远支持正确的事业。总统补充道： [8]
满地所谓的知识分子四处游走着、冷嘲热讽着，证明着每个与其意见相左者都是多么错误。这个时候，能听到这位劳工领袖的这番话真是令人倍感欣慰。
顺便一提，我听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自认为颇是有趣： 见识短而口水长、口水长而意义短者 。
例三 ：在20世纪50年代的争论中有一项利害攸关的议题，即关于专业知识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个老问题。1957年，连锁商店董事长麦克斯韦·H.格拉克（Maxwell H.Gluck）被任命为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专家失势、外行得势的情形或许就在这时达到了顶峰。据格拉克自己估计，他曾在1956年为共和党的竞选活动（最终，艾森豪威尔成功连任）资助了两万到三万美元，但就像之前许多类似的受任者一样，据悉，他并不具备任何政治或外交经验。在被富布赖特参议员问及其担任该职位的资格时，格拉克回答得并不流利： [9]
富布赖特：你认为你能处理好锡兰的哪些问题？
格拉克：人民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能——我认为我能建立起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和良好感情，除非我们——那个，除非我遇到一些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富布赖特：你知道我们的驻印度大使吗？
格拉克：我知道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前任大使。
富布赖特：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格拉克：是的，但是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富布赖特：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格拉克：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的名字，叫不上来。
人们对格拉克是否准备好担任这一职务表示怀疑，有人因此认为他是凭借对共和党竞选活动的资助而得到这份委任的。在1957年7月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回应说，以竞选资助换取任命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关于格拉克的能力，他对此声称： [10]
鉴于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现对其受任过程做如下说明：我所尊敬的人们极力推荐了一批候选人，他正是从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他的从商经历已受过审查，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报告也显示一切良好。诚然，我们知道他从未去过锡兰，他对这个地方不是很熟悉。不过，他可以学习，假使他具备我们期望的那种品格，是我们想要的那种人的话。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格拉克先生在锡兰的任职于一年后因其主动辞职而终止。
例四 ：美国科学家的一大怨言便是，他们意识到美国对纯科学的蔑视不仅妨碍了科学调查研究，而且还阻滞了国防部研发的进展。1954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对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进行审查时，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援引了部长早些时候的话作为证词。其中，威尔逊称，如果要进行纯研究，就应该由国防部以外的其他机构资助。他还说：“我对研究‘为什么土豆在油炸时会变成棕色’这种军事项目不太感兴趣。”为了给威尔逊部长施压，参议员赛明顿又搬出他先前声称研究资金不足的证词，但是缺乏足够经费的是轰炸机、核动力装置、电子设备、导弹、雷达及其他项目的研究，而不是土豆的研究。部长回应道： [11]
所有这些领域都在开展重要的研发……
另外，很难让这些总是企图仰望星空的人脚踏实地、深入实际，列出他们的项目和期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就想要一罐能拿到手的钱，还不受多少监管……
首先，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资助纯研究了 。你们把事情复杂化了。
例五 ：20世纪50年代，政界所表达的那种反智主义主要是传统商人对在他控制之外任何领域工作的专家的质疑，无论这些领域是科学实验室、大学还是外交使团。极右翼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则更为尖锐和广泛，这是一种针对受教育阶级以及一切体面、权力、名门或教养的绝对平民式厌恶。20世纪50年代的右翼运动充满了关于“国务院里的哈佛教授和思维扭曲的知识分子……”的激烈言辞；那些人“享有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的钥匙和学术成就”，但“不具备同等的诚实和常识”；他们是“当代美国受人敬重、社会出身背景高贵、文化层面广受认可、大学文凭绕身的正宗绅士和学者……是支持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 [12] 的“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套着条纹裤子、操着假英国口音的自负外交官”；是那些试图“在香扑扑的客厅戴着羊羔皮手套”与共产主义作战的人；是那些“侮辱了美国 心脏 ——伟大的中西部和西部的人民”的东部人；是那些“祖宗可以追溯至18世纪甚至更早”但忠诚之心仍有待考察的人；还是那些懂得“希斯-艾奇逊之辈的格罗顿 [13] 话”的人。 [14] 《自由人》的一位社论撰稿人抓住了这种修辞上的 暴动 精神： [15]
真正骇人听闻的现象是对约瑟夫·R.麦卡锡发起攻击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暴徒的非理性行为……假设麦卡锡先生确实是“可敬的”媒体所描述的那种无赖，难道这……就能解释将近一年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那些编辑部如灾难般喷涌的言论攻击吗？……这一定是麦卡锡的个人特质所致。他似乎拥有某种动物的负极磁场，与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的校友们相斥。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这个年轻人天生就不会向社会等级俯首帖耳。
麦卡锡本人发现了美国社会地位最稳定地区的问题的主要根源。他在著名的威灵演讲的发行版本中称，问题在于： [16]
那些被这个国家如此善待的人的背叛行为。出卖这个国家的并不是那些穷苦人民或少数群体，而是那些享有这世间最富有的国家所能提供的一切福利的人——最好的住房、最好的大学教育和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政府工作。这在国务院里是最明白的事实——在那里，这些含着银汤匙出生的聪明年轻人便是最恶之徒。
例六 ：大学——尤其是那些比较知名的大学——经常被右翼评论家列为攻击目标，但是根据《自由人》一位撰稿人的说法，对常青藤联盟的歧视似乎出自一个武断的因由，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我们所有的大学中蔓延： [17]
我们的大学是未来野蛮人的训练场，这些人打着学识的幌子，往后将带着无知和愤世的干草叉涌现横行，损毁人类文明的遗迹。拆墙的不会是地铁里的乡巴佬：他们只会听命于我们那博学的兄弟们……他们将从人类思想的账簿上抹去个人自由……
如果你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今日的大学，你便将造就明日的刽子手。理想主义的重生必须来自星罗棋布的非学院式思想的修道院。
例七 ：右翼对大学的敌意一方面是出于对顺从和社会等级的质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那种老杰克逊 [18] 式的对专业人士和专家的厌恶。以下是业余经济学家弗兰克·乔多罗夫（Frank Chodorov）关于普通男性（在这种情况下是普通女性）与所谓的专家之间能力相当的典型断言，他是《所得税：万恶之源》一书的作者，也是右翼代言人中最有号召力的一位： [19]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召集了一批卓越的经济学家，请他们来诊断国内被称为经济衰退的小病小痛。他们提出一则处方，尽管稍加精简，却仍占据《纽约时报》两页的大部分篇幅。鉴于这些大夫的名气，让一个没有“主修”经济学的人去研究他们药饵配方的成分，未免颇显放肆。然而事实是，我们所有人未免都是经济学家，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谋生，而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任何识字的家庭主妇，但凡有一点常识，就应该有能力评价处方中的具体内容——只要能透过外层的重重冗词提取出这些内容即可。
例八 ：虽然有识别能力的读者可能会认为以下内容属于反文化而非反智范畴，但笔者仍然不能对密歇根州国会议员乔治·唐代罗（George Dondero）的这些言论视而不见，这位社会改革运动的斗士长期以来都警惕着学校中的共产主义，以及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 [20] 、未来主义和其他艺术运动： [21]
各种主义的艺术——俄国革命的武器——都被移植到美国，如今已然渗透和充斥了我们的许多艺术中心，威胁着要恫吓、压倒和控制我们的传统及遗产中的优秀艺术。在我们自己心爱的国家当中，所谓的现代或当代艺术包含着万般邪恶、堕落和毁灭的主义……
所有这些主义皆来自国外，不该在美国艺术中占得一席之地。……这些都是毁灭性的工具和武器。
例九 ：既然在本书中，笔者有诸多关于福音派传统中反智主义的内容要探讨，那么似乎很有必要援引至少一则关于这种传统残余的例子。这些简短的语录出自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福音传道者——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1958年，美国公众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投票将他选为仅次于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阿尔伯特·施韦策的“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 [22]
如果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支持，那么对诸多个人来说，昨日的道德标准就不再适用于今日了。
我诚挚地相信，如果我们只教育思想而不教育灵魂，那么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部分教育会比完全无教育糟糕得多……任他在这世间去吧，他没有比自身能力更高级的能力；他是畸形的，只受过一半教育，比完全没受教育要危险得多。
你可以在美国每个城市的每个街区中央建立公立学校和大学，但你永远无法仅凭智识教育就让美国免于道德沦陷。
在过去的几年中，人类的理论摧残了智识的支柱，即便是普通的大学教授也愿意倾听传教士的声音。
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心灵文化、科学崇拜、政府权力、弗洛伊德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代替《圣经》]。[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干的好事]。成千上万这样的“知识分子”公开宣称道德具有相对性——没有规范或绝对标准……
例十 ：在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后，人们对美国教育怨声载道，其中最受批评的学校系统之一便是加州的学校系统，其以对课程开展的实验而闻名遐迩。旧金山学区委托一组专业学者来调查该地区的学校，为此目的而成立的委员会敦促学校恢复更严格的学术标准。六家教育组织发起了猛烈反击，他们批评旧金山报告作者“在学术上浅薄而势利”，并且逾越自己的职权将教育的目的局限于“教授知识和发展智力”。与此同时，他们还重申了“其他教育目标的价值，例如公民预备、职业能力、成功的家庭生活、伦理、道德、审美和精神方面的自我实现，以及享受身体健康”。这些教育家们认为，美国教育一个尤其值得称道的特点便是： [23]
试图避免高度僵化的教育制度。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学术能力在哪个社会就不享有重要地位，但这确实代表着人们意识到，从历史层面看， 强调为知识本身而囫囵吞枣汲取知识的教育系统往往会带来堕落 。那些欲“固定”课程、定格教育目的者理解错了教育在美国民主制度中的独特功能。
例十一 ：以下是一位家长报告的节选，最初是为回应一位教师对当代教育标准松懈的抱怨而写。这位家长完全认同儿童教育去学术化以及实施新式教育，笔触生动，整篇文章都值得一读。正如下文所述，此处体现的对学校教师的刻板印象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24]
但幼儿园教师懂孩子。他们的项目皆以儿童为宗旨。上学的时光是一串绵长的喜乐，满载游戏、音乐、色彩和友谊所带来的愉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在欢快的生活中度过……然后就来了算术！失败就如鬼魂般侵扰我们的昼与夜。老爹老娘开始参加心理学讲座，苦读有关自卑情结的书籍。我们硬撑着从四年级爬入五年级。不能坐以待毙了。即便老爹他也不是全能超人。我决定和老师谈一谈。
那所学校的地垫上没写“欢迎”。没人招呼陌生人，也没人注意到他的到来。一条阴森森的走廊映入眼帘，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扇紧闭的门。陌生的声音从深处悠悠传来。我向一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问好路后敲响了那扇令人生畏的门。我向老师报上姓名，尽可能亲切地微笑着。“哦，好。”她说，好像她早已知晓我的来意。之后，她伸手去抓点名簿，动作之快，仿佛电影里的歹徒掏枪一般。
学生们的名字按照严格的字母顺序整齐地写在一张横格纸上。老师伸出她那惨白无色的手指头，沿着页边空白处向下挪动，找到了我闺女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小方格。方格里有我看不懂的小记号和符号。她的手指头在纸面上四处游移着。我闺女的记号和其他孩子的记号有所不同。她耀武扬威地抬起头来，仿佛一切不言自明。我在想的是，她把一个如此活泼的儿童的全部活动压缩进了那咫尺方格之中。我在意的是整个人生、整个人格，而这位老师在意的仅仅是算术能力。我真希望我没有来过。我离开了——离开得一无所获，惆怅满怀。
例十二 ：以下这段话已因亚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而家喻户晓，但此处仍需予以重述。在发表并出版摘录于此的这段演讲后，其作者——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初中校长——并未丧失其职业地位，反而在长岛大颈获得了在全国中学里都颇具吸引力的类似岗位，随后还受邀成为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客座教员。 [25]
多年来，我们为阅读、写作和算术（reading，writing，arithmetic，3R）构建了某种光环。我们曾说，人人都应该掌握这三样东西……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聪明还是智力天分欠佳，无论喜欢还是抗拒它们。老师说，这些是“每个人都应该学的东西”。校长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如何写字、拼写和阅读。”当有孩子表示不喜欢某门神圣的学科时，他就会被警告说，如果不能掌握它，长大以后就会成为如何如何的样子。
3R为孩子，孩子为3R！就是这样。
我们在摒除那个口号方面取得了些许进展。但时不时地，某位获得过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的奖项的母亲，或者雇了一个不会拼写的女孩的雇主就会激起一阵对学校的大惊小怪……然后一切归零……
当我们认识到并非每个孩子都必须去阅读、计算、写作和拼写……而且其中的许多人并不能或并不愿意掌握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时……我们就走上了改善初中课程的道路。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必须做大量的宣传工作。而那一天就快要到来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接受这样一种想法：假设每个男孩都必须会阅读，就像假设每个人都必须会拉小提琴一样不合逻辑；要求每个女孩都要拼写得好，就像要求每个人都能烤出美味的樱桃派一样没有道理。
我们不可能、不喜欢也不愿意都做同样的事情。当成年人最终意识到这个事实时，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学校也会成为让生活更美好的居所……
如果我们能够说服点人，让他们相信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并非通往幸福、成功生活的唯一道路，那么下一步就是削减耗费在普通初中课程中这些内容上的时间和精力……
东部的一所初中经过长期的细致研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学生中有大约20%的人在阅读方面不达标……他们正在为这些男孩和女孩做点其他的事情。这才是想到点子上去了。相比之下，有些初中还坚持着“每个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通晓乘法表”这样的说法。
这些案例的来源和意图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共同展示了反智主义的典型设想。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是矫揉造作、骄傲自大、娘里娘气、趋炎附势的，而且很有可能是缺乏道德心、危险性十足的颠覆分子。普通人单纯的判断力——尤其是如果成功通过实践工作的某些苛刻条件的检验——完全可以替代、实际上还优于在学校学到的正规知识和专业知识。因此，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机构（例如大学和学院）质量都差得没治了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无论如何，心灵的纪律、宗教和道德的老式原则，比旨在培养头脑理解思想和艺术新趋势的教育，能对生活提供更可靠的指导。即使在初等教育阶段，那种过于强调单纯知识的获取而非身体和情感生活蓬勃发展的学校教育，不仅在教学模式上缺乏人情味，并且还有造成社会堕落的危险。
为了避免误解，或有必要作如下说明：一部专门探讨这类主题的作品，因为要达到突出该主题重要性的效果，所以难免不会以整部美国文化史作为探讨根据。笔者只能说，自己没有妄想美国历史的错综复杂可以圆满地简化为蛋头和猪头之间的一场无休止的斗争。此外，我们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智识方面冲突的演进，但公众并非可以简单地分为智识和反智识两派。大部分公众——甚至大部分聪明而警觉的公众——都并非知识分子，他们内心充满对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情绪，因此在当前的文化问题上会瞻前顾后、摇摆不定。他们对蛋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但也真诚地渴望着启蒙和文化。此外，人们很难相信，一本关于美国反智主义的书会对我们的文化作出折中之论，就像破产史很难被认为是我们商业生活的完整历史一样。虽然笔者确信反智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但是也相信它很少能称得上是占优势力。笔者时常注意到——正如我希望读者会注意到的那样，经过证实，最为普遍的是那些较为温和无害的反智主义，而最邪恶有害的反智主义则主要来自那些规模很小但极能闹腾的少数群体中。
再次重申，本书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比较研究：笔者对美国反智主义的关注，不过是出自对美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狭隘的兴趣。本人并不认为反智主义不存在于其他地方。在笔者看来，这是美国的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但同时也相信它以某种形式和程度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它的呈现形式极为多样，或者是实施毒芹死刑 [26] ，或者是市民和大学师生暴动，或者是审查与纪律机制，又或者是国会调查。本人倾向相信，尽管反智主义有其自身的普遍性，但它可以被认为是我们英语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且在英裔美国人的历史中尤为突出。数年以前，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经说过：“没有哪个民族比英国人更鄙视和质疑智识和知识分子。” [27] 也许伍尔夫先生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人自称是这方面的权威（这点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人已经厌倦了美国人的自我吹嘘），但是，一个阅历如此丰富、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生活如此了解的英国知识分子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让我们陷入沉思。虽然美国知识分子处境这个问题极其紧迫和尖锐，但是他们的诸多不幸也是别处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境遇，况且在美国生活的某些情形中也能多少得到一些补偿。
本书为批判性研究，而非为知识分子控诉美国社会的案情摘要。知识分子有时会因自认是降临于巴比伦城 [28] 的纯粹美德之人而自怜自哀，而笔者无意鼓励这种情绪。人们无须如此断言，也无须断言应该对知识分子彻底放纵或让他们行使巨大权力，以此来坚持这样的说法：尊重智识及其功能对任何社会的文化和健康都至关重要，而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明显缺乏这种尊重。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的人不会将他们过度理想化，但他们作为也会犯错的人，其与智识的重要功能之间的关系，令我们想起教会中的一种普遍看法，即虽然神职人员容易犯下肉体上的错误和罪恶，但是教会本身仍然是神圣的。但即便在这一方面，笔者也没有忘记智识本身是可能被高估的，也没有忘记在人类事务中将智识安插在其应有位置这种合理尝试不应该被称为反智。没人会反驳T.S.艾略特（T.S.Eliot）的说法：“不带多少人性的智识能力尽管也受人钦佩，但只会被当作国际象棋神童的才华那样罢了。” [29] 但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美国社会整体上会高估智识，或者将其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来取代其他合法价值”这种危险对我们来说几乎不足挂齿。
而这种危险的最大害处或许是鼓励这样一种观念：反智主义普遍以纯粹而未混杂他物的状态存在。显然，那些与智识有过冲突的人几乎总是对此持矛盾心理：他们一半是尊重、敬畏，一半是质疑、怨恨，这在人类历史的诸多社会和阶段中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反智主义都不是那些绝对敌视思想者的产物。恰恰相反，就像受过良好教育者最棘手的敌人可能是受教育程度不高者一样，主要的反智分子通常都是那些深陷于思想之中的人，他们经常痴迷于这个或那个过时的或废弃的思想。很少有知识分子没有过刹那反智的思想，也很少有反智分子没有执着过对于智识的激情。只要反智主义的显现有力到足以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或者传播广泛到足以在当代争议中有所论及，它就必然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得过去的代言人。总体而言，这些代言人既非未受教育者，亦非无智识者，而是边缘知识分子、冒牌知识分子、被剥夺身份或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或领导半文盲人士的有文化之人，他们对能使自己受到全世界瞩目的事业相当认真，怀有崇高的目标。
笔者发现，反智分子的领袖中有福音派牧师，其中的许多人都非常聪明，有些人甚至很有学问；有能清晰表达自己神学观念的原教旨主义者；有政治家，包括其中一些最为精明的人；有商人或其他美国文化实际需求的代言人；有胸怀强烈智识主张和信念的右翼主笔；有各类边缘作家（ 参考 垮掉一代的反智主义）；还有被过去知识界大部分异端邪说所冒犯的反共专家；就这一点而言，还有那些在可以 利用 知识分子的时候对其大加利用，而对其所关心之事不屑一顾的政治领袖。这些人的情绪中所凸显出来的敌意，既非针对思想本身，又非总是针对知识分子本身。反智主义的代言人几乎总是专注于某些观念，尽管他们可能非常憎恨当代人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也可能是某些早已逝去的知识分子的信徒，例如亚当·斯密、托马斯·阿奎那、约翰·加尔文，或者卡尔·马克思。
那些不时高举反智主义旗帜的男男女女都必然是其忠实支持者，仿佛将其作为某种积极的信条或者原则——这样想便是大错特错、过严过苛了。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是其他某些意图的附带产物，而且通常是某些正当的意图。几乎没人认为自己会与思想和文化针锋相对。人们不会清晨起床，对镜子中的自己龇牙一笑，说：“呀，今天我要去折磨一个知识分子，扼杀一种观念啦！”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疑虑重重地）将一个人定性为天生的反智者。无论如何，对个人进行分类或强加罪名对本书而言皆无意义，当然也不是笔者所关注的事情，重要的是评估某些态度、运动和观念的历史趋势。 [30] 在这些问题上，有些人会瞻前顾后，立场摇摆不定。实际上，反智主义往往具有“两股水火势力并存”的特点。商人和劳工领袖对知识阶层的看法可能惊人地相似。同样，进步主义教育自身亦含有强烈的反智元素，然而其最难对付的仇敌——右翼民间自卫团体——也表现出了他们自己的反智主义，尽管风格有所不同——更加明确，且更加激进。
一种纯粹而绝对的恶无疑十分少见，但本书所探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说反智主义如笔者认为的那样，已俨然成为我们文明中广泛传播的一种特质，那是因为它经常与正派的或至少是正当的事业相联系。它首先牢牢地抓住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它萌生于同样传递诸多人道、民主情感的福音派宗教。它之所以能进入我们的政治领域，是因为它与我们对于平等的热情相互联系。它之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中势不可挡，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福音风格平等主义的教育信仰。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将我们的反智主义从其赖以生存的善意冲动中剔除，方法便是借由持续、精巧的智识手术来避免这些冲动本身。唯有如此，方能挫败、遏制反智主义。笔者不是说将其彻底根除，因为本人相信，这不仅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且为了消灭这种或那种邪恶而不加节制的激情，其危险程度可能无异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妄图。
[1] Arthur Schlesinger，Jr.:“The Highbrow in Politics,” Partisan Review ，Vol.ⅩⅩ(March-April 1953)，pp.162-165; Time is quoted here ，p.159.
[2] 1947年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忠诚调查令》，据此，联邦调查局和文官委员会对所有的250万机关职员、学校教员和研究人员等进行“忠诚调查”，凡不忠诚者，立即强迫辞职，所有雇员必须宣誓“效忠政府”。——编者注
[3] 据笔者所知，唯一对该问题进行广泛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是Merle Curti，见其颇具启发意义的作品 American Paradox (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56) 及其在美国历史协会上的主席演说“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LX (January 1955)，pp.259-282。Jacques Barzun在 The House of Intellect (New York，1959) 中主要从当代角度并就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内部紧张关系探讨了该问题。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Ⅺ，No.3 (1955) 用了整整一期刊登不同撰稿人对于反智主义的看法。
[4] 关于对该定义的趣味运用，见Morton White:“Reflections on Anti-Intellectualism,” Daedalus (Summer，1962)，pp.457-468。White对反智识者和反智识主义者之间作出了有效区分——前者敌视知识分子，后者则是对知识和生活中理性智识的主张持批评态度。他相当详细地探讨了这两者各自的策略及共同点。
[5]
这些考虑因素能够强有力地提醒我们，在美国——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存在一种海纳各类观点的知识分子体制。人们对于某个人是处于该体制内还是外通常都心照不宣（虽然也存在边缘情况）。在评判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时，该体制有着双重标准：对来自内部的批判普遍予以接受，认为其本质上是善意的，而且更有可能只拣其中好的一面听；但是来自外界的批判——即使是同样的批判——便会遭受憎恨，被认为充满敌意并被贴上反智和潜在危险的标签。例如几年前，许多知识分子批评那些大型基金会将其研究经费过多用于支持大预算“项目”，而非个人学术研究。但是，当里斯委员会穷追不舍地追查起这些基金会时，同一帮知识分子却并不乐意看到同样的批判（其中还包括一些不恰当的批判）被这样的机构提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再主张这种批判，而是他们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这种批判的发起者。
诚然，这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行为，这是一种群体生活的普遍现象。政党或少数群体的成员可能会对批判怀有类似的双重标准，这取决于该批判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此外——即使不从逻辑上看——从史实层面来看，这种双重标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批判背后的意图很不幸地成为其适用性的构成因素。那些批评基金会的知识分子这样做是希望（在他们看来）以建设性的方式调整基金会的政策，而里斯委员会开展调查的方式可能会严重削弱或令这些政策毁于一旦。例如，人人都明白，一个关于犹太人或黑人的笑话，由群体内部人士讲和由群体外部人士讲会具有不同的含义。
[6] 该词源自Stewart Alsop的一篇专栏文章，这位记者在其中记录了与自己兄弟John的一段对话。他评论说，许多聪明之士——通常是共和党人——显然都非常钦佩史蒂文森。“那是当然，”他的兄弟说，“所有蛋头都爱史蒂文森。但你认为有几个蛋头呢？”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The Reporter’s Trade (New York，1958)，p.188.
[7] Louis Bromfield:“The Triumph of the Egghead,” The Freeman ，Vol.Ⅲ(December 1，1952)，p.158.
[8]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at the Breakfast Given by Various Republican Groups of Southern California，Statler Hotel，Los Angeles…September 24，1954,”p.4; 黑体字为自加。总统可能从其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那里听过类似的话，后者的言论曾经在别处受人援引：“蛋头就是那种知道啥也不懂啥的人。”Richard and Gladys Harkness:“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ie Wilson,” Reader’s Digest ，Vol.LXXI(August，1957)，p.197.
[9]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957.
[10]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957.
[11] 美国国会，第84届国会，第2次会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Hearings ，Vol.XVI，pp.1742，1744 (July 2，1956)；黑体字为自加。
[12] 阿尔杰·希斯（1904—1996），罗斯福时代的政治红人，1948年被指控为苏联间谍，最终入狱。——编者注
[13] 艾奇逊在杜鲁门执政时期担任国务卿，希斯曾为其顾问。格罗顿指马萨诸塞州格罗顿中学，以优良教学闻名于世，出过诸多知名校友，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编者注
[14] 上述各类形象摘自Immanuel Wallerstein未发表的硕士论文“McCarthyism and the Conservative,”Columbia University，1954，pp.46 ff。其中对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替罪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
[15] Freeman ，Vol.Ⅺ(November 5，1951)，p.72.
[16] Congressional Record ，第81届国会，第2次会议，p.1954 (February 20，1950)。
[17] Jack Schwartzman:“Natural Law and the Campus,” Freeman ，Vol.Ⅱ(December，1951)，pp.149，152.
[18] 老杰克逊，指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绰号“老山胡桃”，美国民主党创建者。他在任期间反对精英政治，推行大众民主政策，他所带来的民主方式后来被称为“杰克逊主义”或“杰克逊式民主”。——编者注
[19] “Shake Well before Using,” National Review ，Vol.V (June 7，1958)，p.544.
[20] 达达主义是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运动，首先出现于瑞士苏黎世。它更多地表现为思想态度的共识，而不是统一的风格，在诗歌、音乐与绘画中都有表现。达达主义者反战、反理性、反逻辑，鼓吹直觉和非理性。——编者注
[21] Congressional Record ，第81届国会，第1次会议，p.11584 (August 16，1949); 亦见唐代罗的讲话“Communism in Our Schools,” Congressional Record ，第79届国会，第2次会议，pp.A.3516-3518 (June 14，1946)，及其演说“Communist Conspiracy in Art Threatens American Museums,” Congressional Record ，第82届国会，第2次会议，pp.2423-2427 (March 17，1952)。
[22] William G.McLoughlin，Jr.: Billy Graham:Revivalist in a Secular Age (New York，1960)，pp.89，212，213; 关于盖洛普民意测验，见 p.5。
[23] Judging and Improving the Schools:Current Issues (Burlingame，California，1960)，pp.4，5，7，8; 黑体字为自加。这篇饱受抨击的报告为William C.Bark等撰写的 Report of the San Francisco Curriculum Survey Committee (San Francisco，1960)。
[24] Robert E.Brownlee:“A Parent Speaks Out,” Progressive Education ，Vol.XVII (October，1940)，pp.420-441.
[25] A.H.Lauchner:“How C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Be Improved?”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School Principals ，Vol.XXXV (March，1951)，pp.299-301.此处省略号并不代表内容的删减，而是作者原本的标点符号。本段言论是在该协会的某次会议上发表的。见Arthur Bestor在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New York，1955)，p.54中的评论。
[26] 据称，苏格拉底在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死刑后，便是服下毒芹汁而死。——编者注
[27] “G.E.Moore,” Encounter ，Vol.Ⅻ(January，1959)，p.68; 应该指出，当时的语境表明伍尔夫非常清楚这句话的必要限定条件。
[28] 巴比伦城，代指享乐和奢靡的罪恶社会。——编者注
[29]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1948)，p.23.
[30]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笔者认为探讨John Dewey某些教育理论的反智蕴涵及反智影响是无妨的。但如果因此将他说成是 一个 反智分子，那就未免太荒唐也太不中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