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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工智能是一种理念、一种基础设施、一种产业、一种行使权力的形式和一种观察的方式；它也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资本的表现，由供应链环绕整个地球的巨大的开采和物流系统所支持。所有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一个由四个字组成的词语，映射着一系列复杂的期望、意识形态、欲望和恐惧。
尽管人工智能有很多特点，如可塑性、混乱性、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畴等，但在历史的这一时刻，与这种多重性对抗对我们很重要。AI作为一个术语的混杂性，及其对重新配置的开放性，意味着它可以用在多个方面：它可以指一切事物，从亚马逊智能音箱（Amazon Echo）这样的消费类设备，到无名的后端处理系统；从狭义的技术论文到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公司。“人工智能”这一术语的广度让我们能够思考很多事情，以及它们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从情报政治到大规模数据收集；从技术部门的产业集中到地缘政治军事力量；从隔绝的社会环境到通过这些不透明系统对妇女、有色人种和残疾人的持续歧视，系统可以预测谁将成为优秀的员工、专注的学生以及谁将成为暴力的惯犯。
我们的任务是对宏观领域保持敏感，观察“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含义的变化和可塑性——它就像一个容器，里面不断地被放入各种东西，然后又被取出——因为那也是故事的一部分。
简单来说，人工智能现在是能够塑造知识、交流方式和权力的重要角色。相关重构发生在认识论、正义原则、社会组织、政治表达、文化、对人体的理解、主体性和身份的层面，即人工智能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人工智能不仅是重新映射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而且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尽管它自己并不承认。此外，这一过程本质上不是民主的，而是由六家控制大规模行星计算的公司组成的AI大家族所主导。
如今，更多的社会机构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工具和方法的影响，这些工具和方法塑造了它们的价值观和决策方式，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和谁可以从中受益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下游效应。技术官僚权力的强化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个过程现在加快了；部分原因是在经济紧缩和合同外包时期工业力量的集中，包括缩减曾经作为市场制约力量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机构的资金。这些只是我们要与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科学力量的AI抗衡的一部分重要原因。
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随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思想和物质实践在我们的社会中传播，我们已经达到了哲学家艾蒂安·苏里欧（Étienne Souriau）所说的“质疑情境”（questioning situation）。我们处于这个时刻里就需要对人工智能的生产和接受提出关键性问题。问题应该包括：我们如何定义AI，它为谁服务，以及界限应该在哪里。这意味着要考虑这些技术所处的更广阔的领域，以及它们直接和间接提取自何处，以及谁将面临最大危害。正如厄苏拉·富兰克林所写的那样，“就像民主一样，技术的可行性最终取决于司法实践和对权力的限制”。
我们需要对错综复杂的技术和政治结构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但本书讨论的并不是一场无法解决的灾难或一条不归路——这样的思维方式会使我们无法采取行动。事实上，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可行的路径。但本书也不是带有简单“解决方案”清单的简化图。我不能宣称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复杂问题都有答案。相反，将其当作一张地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身在何处，以及我们可以去往何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探索边界，拓展我们对AI帝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看看什么是利害攸关的，并就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做出更好的集体决策。为了实现这些，我们首先必须打开导航图，看看我们可能要去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