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章解释了为何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老龄化将对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决定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统计学变化正迅速从人口学家和老年学家之间高深莫测的学术辩论转变为影响波及所有类型公司的重大问题，无论这些公司的总部是位于欧洲、美国还是亚太地区。
人口老龄化很快将与可持续性概念等量齐观，成为企业界必须理解并制定政策加以适应的全球趋势。
公司接纳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原因很简单——它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尼尔森（Nielsen）公司的一项全球研究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消费者更愿意从实施社会友好项目的公司购买产品、为其工作和进行投资。
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财务紧迫性能推动公司将人口变化问题纳入其企业社会责任议程。人们试图提高这个主题的知名度，例如，巴斯夫（BASF）、赢创（Evonik）和思爱普（SAP）曾与学术界联合实施人口变化项目。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类政府资助的举措提高了这个主题的知名度，或者导致了公司行为方式的持久改变。
这种情况即将迎来改变。由于经济衰退对国家财政的影响，加上老龄化带来的成本和后果，“无所事事”的选项已不再适用。眼下，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的策略在大多数组织中都尚付之阙如，但正如本章所阐述的，留给它们制定和实施这些策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人口老龄化对一些公司有利，对另一些公司则未必。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过去的50年是见证了经济繁荣和预期寿命延长的50年。世界上固然有些地方——主要是在非洲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没有这么幸运，但对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都有所提高。
繁荣局面的巩固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出生率的下降这两点密切相关。对一些国家来说，这种趋势更可谓急转直下。
当人口拥有更长的寿命和更少的孩子，这给一个国家的公民带来了物质和社会双重福利，但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企业界则游走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正试图确定人口老龄化对其到底是机遇还是威胁。
最后一批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64年。当时，日本是唯一一个出生率低于每名妇女2.2个孩子的人口替代率
的国家。在美国，出生率是3.5，预期寿命是70岁，而在中国，出生率是5.7，预期寿命是52岁。
到这个年龄群体庆祝45岁生日时，世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出生率均已低于人口替代率。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0岁，达到73岁。日本人的预期寿命已升至83岁，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则增加了10岁，达到79岁。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寿命的延长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从根本上改变了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数量对比——这个过程仍在继续。
表2-1所示为2010年到2020年预期寿命和生育率的预测变化。这些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表明，预期寿命将继续增加，而生育率则会企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略有下降。对于这种预测，我们应该持有些许怀疑态度。
表2-1 2010—2020年预期寿命和出生率的变化
人口预测者习惯性地低估了预期寿命的延长速度。1977年，英国国家统计局认为，2011年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将为73岁。实际预期寿命却达到了79岁。对生育率的预测稍微准确一些，但该数值往往被高估了。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老年人越多而年轻人越少的趋势似乎将延续下去。关于这些趋势如何转化为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相对数，见图2-1。
图2-1 60岁以上人口占成年人口（20岁以上）百分比的变动
到2020年，日本将达到40%以上的成年人口（定义为20岁以上者）过60岁的水平。
这些预测表明，美国的这个年龄比例开始趋于稳定，而中国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将开始加速上升。
预测期限越长，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就越普遍。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认为，到2050年，所有七国集团和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与日本当前水平相当。
2012年有20个国家的人口在减少。其中幅度最大的是俄罗斯、德国和日本。而到2050年，另外25个国家将加入此列，其中最大且经济上最重要的是中国。
这些趋势和百分比并未能传达出这种变化带来的严峻状况，即人口中老年人的数量因此而大幅增加。2010年，在图2-1所示的5个地区有3.75亿60岁以上人口。在接下来的20年，也就是到2030年底，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3.2亿。
人口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很难直观理解，然而这些数字忽略了另一个同时发生的主要趋势所带来的结果。到202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再增加3.5亿人。这甚至比美国（2009年）的总人口还要多。
几乎在所有的地理区域，城市的发展都是以牺牲农村人口为代价的。即使是已经经历过剧烈城市化时期的美国，也仍在发生这种变化。到2050年，生活在城市中的美国人将再添1亿。
年轻人通常处于“逃离农村”，即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以便寻找工作的潮流前沿。农村人口年龄的这种不对称变化导致其老年人口的密度进一步增加。
罗斯托克人口变化研究中心对了解一个国家内老年人分布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内部的地区差异可能比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城市化和老龄化彼此相互交织的结果，形成了老年人的“地理热点”，这些地区的老年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城市化和老龄化的共同趋势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动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即便在经济形势较为温和的时期，政府恐也难以应对这些变化。而2012年的全球经济可绝对谈不上“温和”。
美国、日本和欧洲被迫迅速削减预算赤字，而亚太地区的国家则需要重新调整其经济，以便反映新的全球经济力量平衡态势。
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经济衰退对财政的影响很难量化，从媒体对此的粗略研究来看，很明显，它们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困境才是头等大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其认为，老龄化导致的未来财政福利增加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是经济危机财政成本的10倍。当关于经济衰退的记忆开始被人们淡忘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仍将恒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