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想必大家通过阅读上一节的内容，已经对现代日本社会中最易陷入贫困的群体有了初步了解。在现代日本社会中，最易陷入贫困的群体是除兼职主妇之外的非正式员工，即男性非正式员工和单身女性非正式员工。在他们之中，生活最为辛苦的是50岁以下的人。
那么，这些人是如何陷入贫困泥沼之中的呢？这可以从泡沫经济时期开始说起。
1986年左右，日本的地价和股价开始急剧上涨，日本迎来了泡沫经济时期。股价在1985年到1989年之间，上涨了2.97倍。地价的上涨比股价稍晚一些，在1989年上涨了1.28倍，1991年上涨了1.62倍。日本首都圈内的地价平均上涨了2倍，东京市中心一等地的价格甚至上涨了5—6倍。大企业的资产日益增加，设备投资势头正旺，经济繁荣发展。
企业的用人需求也随之增加，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石油危机之后，企业招聘陷入低迷，1978年（1月—3月，以下同此），兼职员工的有效求人倍率
是之前的93%；在除兼职之外的普通劳动者中，该数值甚至下降到了之前的52%。在这之后，虽然整体求人倍率逐渐恢复，但普通劳动者的求人倍率恢复情况并不乐观。与之相比，兼职的求人倍率却在持续回升。在1980年达到了之前的1.43倍（普通劳动者是75%），在1985年达到了之前的1.53倍（普通劳动者是64%），在1989年达到了之前的3.75倍（普通劳动者是104%）（《劳动经济白皮书》2005年）。正如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开始依赖非正式雇用，以此来获取劳动力。结果，从1985年到1990年，正式员工增加了145万人。与之相对，非正式员工增加了226万人，首次突破了员工（除董事之外）总数的20%。这些非正式员工大多为女性，但男性非正式员工也在不断增加。直到2005年，非正式员工一直以年均约增加47万人的速度持续增加。
瑞可利（Recruit）公司
开始使用“自由职业者”一词，是在1987年。“自由职业者”一词最初由英语的“自由”（free）与德语的“工人”（arbeiter）组合而成。在稍早之前，由“兼职的人”演变而成的“自由兼职者”一词曾在小范围内使用。将它进行缩略之后就产生了“自由职业者”一词。创造出这一词语的是曾任瑞可利公司信息杂志
From A
的主编道下裕史。在他看来，“自由职业者”包含着这样的含义：“正是因为在认真地思考人生，所以才没有参加工作”“为了实现梦想，想确保拥有自由的时间，所以才没有从事固定职业，且还在继续努力的人”。而且，他希望能通过这个词为
From A
的读者加油打气。瑞可利公司在同年制作了名为《自由职业者》（横山博人导演）的电影，通过“以自由之身遨游在社会中的人”“超越兼职与全职，如今最新颖最极致的工作者——自由职业者”等宣传语向大众宣传了自由职业者多彩且乐观的形象。在我看来，也许可以将在这一时期作为非正式员工走上社会的青年称为第一代自由职业者。
就这样，在走出学校的青年之中，一部分人作为非正式员工进入就业市场，这一潮流得以形成。之后，在被称为就职冰河期的“就职难”时期，这一潮流变得愈发流行。以就业情况急速恶化的2000年为例，在这一年，大学毕业生共有538683人，但成功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只有300687人，约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55.8%。在除去大学毕业后要读研和担任临床实习医生的人数之后，成功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人数约占大学毕业生总数的63.3%。从就职者之外的人数来看，符合自由职业者的字面含义——“从事临时工作”的人有22633人。
上述情况之外的人（既没有继续读书深造也没有就职的人）有121083人。但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一边兼职、一边生活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是连兼职也没有的“啃老者”。除此之外，“死亡或情况不明”的人有30688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已经确认死亡的毕业生之外，大部分是没有向大学提交自身就业情况的人。在我看来，这部分人（没有向大学提交自身就业情况的人）实际上很可能是自由职业者或“啃老者”。若将上述的几种情况归为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那么其人数是174404人，在毕业生总数（不包括读研和担任临床实习医生的毕业生）中的占比约为36.7%。此外，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情况如下：在短期大学毕业生中，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有61461人，约占毕业生总数（不包含继续读书深造的毕业生）的38.2%；在高中毕业生中，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总数为133076人，约占毕业生总数（不包含继续读书深造的毕业生）的35.5%；在初中毕业生中，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为20329人，约占毕业生总数（不包含继续读书深造的毕业生）的60.9%。上述几类合计389270人，约占毕业生总数（不包含继续读书深造的毕业生）的37.3%。若加上从大学和高中退学以及从专科学校毕业的青年，那么结果将远远超过40万人，甚至接近50万人。
即使将统计范围限定在大学毕业生中，直到2004年，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的占比也一直高于30%。虽然在2004年之后，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的占比会随着企业用人需求而有所变动，但直到最近都一直在20%左右（2017年曾下降到11.6%）。从1990年起，自由职业者和无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如今已超过300万人。在泡沫经济时期、就业冰河期，以及之后的时期中，都出现了大量年轻的非正式员工。
在非正式员工中，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那就是经历了离婚或丧偶的女性。曾经是兼职主妇的女性，在离婚或丧偶之后，如果还继续从事之前的兼职工作，那她们将不再是兼职主妇的身份，而是成了非正式员工中的一员。当曾经是专业主妇的女性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开始工作时，她们之中的很多人都会成为非正式员工。
图1-4展示了女性在拥有不同配偶关系时的就业率差别。首先，从总数来看，就业率在应届毕业生入职之后的20岁后半段迎来了巅峰；在有很多女性选择结婚、生育的30—39岁降低；在通过兼职等方式实现再就业的40—49岁增加，总体呈M形曲线。但是，就业率会因女性配偶关系的不同而产生很大差别。在除去年轻人和老年人之外的年龄段内，离婚或丧偶的女性就业率都高于有配偶的女性。尤其是离婚的二三十岁女性的就业率比有配偶的女性高出了20%以上。由此可见，许多女性以离婚为契机，开始重新就业。但是，她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非正式员工。
图1-4 女性的配偶关系和年龄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整理。
将统计对象限定在有子女的女性中，依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全国单亲家庭调查》（2006年）可知，在成为单亲母亲前，这些未曾就业的母亲中，有高达68.2%的女性以成为单亲母亲为契机开始工作。其中，49.4%是兼职，4.5%是派遣社员，40.9%是正式员工。此外，单亲家庭的母亲从事兼职工作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33万日元。
20世纪90年代，刚毕业的人中有许多人成了非正式员工。此外，在这一时期，离婚女性数量激增。虽然近年来有所减少，但离婚数量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每年都有超过20万份的离婚登记（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年度估算》）。以此为背景，除兼职主妇之外的非正式员工数量持续激增，如图1-5所示。
图1-5 从性别和配偶关系来看非正式员工的人数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整理而成。1992—2002年的数据来源是从调查中得到的个人信息，2007年和2012年的数据是依据公开发表的汇总表计算得出的。
注：在校生、技术岗位及管理岗位的人除外。包含工作种类不明确的被雇用者在内。在使用调查中得到的个人信息时，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附属社会科学统计信息研究中心提供了经过秘密处理的微观数据。
非正式员工的总数在1992年是991.9万人，之后每5年，非正式员工的人数分别增加到了1132.6万人（1997年）、1408.1万人（2002年）、1589.2万人（2007年）、1713.4万人（2012年）。在这20年间，非正式员工的人数增加了73%，非正式员工占全体就业者的比例从15.5%增加到了27.4%。虽然，兼职主妇（有配偶女性）的人数也在增加，但只增加了31%，且兼职主妇在非正式员工中所占的比例从60.4%下降到了45.8%。与此相对，男性非正式员工和无配偶女性非正式员工的人数激增，尤其是无配偶男性非正式员工增加了2.03倍，无配偶女性非正式员工增加了1.54倍，这可以称得上是非常极端的增长方式（有配偶男性非正式员工增加了0.83倍）。除兼职主妇之外的非正式员工总数是928.7万人，占全体就业者的比例从6.1%增加到了14.9%，甚至超过了旧中产阶级（12.9%）。
此外，这些非正式员工的境况正在急速恶化。将除兼职主妇之外的劳动者阶级按照性别以及是否是正式员工进行区分后，他们各自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如表1-4所示。表1-4中不包含60岁及以上的群体（因为这一群体可能会领取养老金）。
表1-4 分裂的劳动者阶级
由表1-4可知，无论是个人年收入还是家庭年收入，正式员工的收入都在增加。其中，男性个人年收入增加了19.3万日元，女性个人年收入增加了15.3万日元。同样，男性的家庭年收入增加了38.2万日元，女性的家庭年收入增加了14.0万日元。这一结果很让人意外。因为正如与收入有关的所有统计结果显示的那样，日本劳动者家庭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达到巅峰后，理应持续减少。实际上，依据SSM调查数据计算各阶级的平均收入后，无论哪一阶级的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都在大幅减少。劳动者阶级也不例外，在不区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的情况下进行计算后可知，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都在大幅减少。但是，如果将统计范围限定于正式员工，结果表明他们的收入在增加，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
那么，非正式员工的情况如何呢？在非正式员工中，只有女性的个人年收入有些许增加，其他非正式员工的个人年收入都在大幅减少。男性非正式员工的个人年收入减少了24.4万日元，家庭年收入甚至减少了76.9万日元。女性非正式员工的家庭年收入也减少了53.2万日元。从比例来看，男性非正式员工的家庭年收入减少了17%，女性非正式员工的家庭年收入减少了15%。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不仅在收入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他们的发展方向也完全相反。因此，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上述数据是除去60岁及以上的人之后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60岁及以上非正式员工的境况会优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因为60岁及以上的人每年可领取的平均养老金只有129万日元，这些钱不足以让他们养活自己。因此，应该会有许多老年人为了谋生而不得已成了非正式员工。关于这种情况，我将在第六章中进行详细说明。
由上述事实可知，我们很难将劳动者阶级作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来看待。因为劳动者阶级内部已经分裂成了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这两种不同的群体。如果非要说的话，劳动者阶级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阶级，日本的阶级结构已经从四阶级结构变成了五阶级结构。
在本书中，我将这些非正式员工称为“下层阶级”。下一章将对下层阶级这一概念产生的背景以及将这些非正式员工称为下层阶级的意义进行说明。此外，我想将日本社会的这种变化归结为“新阶级社会”的诞生。
注：
1.将作为贫困率计算基准的贫困线设定为160.6万日元。这是依据在200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得到的个人信息计算得出的收入中位数
（321.2万日元）的1/2。在本书中主要使用的数据——2005年及2015年SSM调查的收入中位数是300万日元，2016年首都圈调查的收入中位数是400万日元。但是，从回答的分布情况可以判断出：前者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大部分人没有回答家庭年收入，所以中位数低；与之相反，后者是因为包含了许多市中心的调查对象，所以中位数高。因此，我选择使用收入中位数介于两者之间，且调查对象多、回答率高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数据。结果显示，由此算出的贫困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厚生劳动省公开发表的贫困率几乎完全相同。此外，在2002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得到的个人信息使用了一桥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附属社会科学统计信息中心提供的秘密处理后的微观数据。
2.在本书中，基本上是以调查对象学生生涯中最后就读的学校（其中包括初中、高中、大学等）为基准来判断他们的学历。因此，对调查对象来说，无论是在读还是退学，只要曾经上过大学，都会被按照大学毕业生的身份进行统计。
3.关于与阶级相关的理论性问题，其具体内容请参照桥本健二《阶级社会》（日本讲谈社，2006年）一书。
4.为了实际使用的数据能阐明各阶级的性质，需要通过工作种类、职位、企业规模等来区分4个阶级。在本书中，使用如下方法对4个阶级进行区分。
资本家阶级：工作单位有超过5名经营者、董事、个体经营者、家庭从业者。
新中产阶级：从事技术、管理、事务方面工作的被雇用者（不包括女性以及从事事务工作的非正式员工）。
劳动者阶级：从事除技术、管理、事务方面之外的其他工作的被雇用者（包括女性以及从事事务工作的非正式员工）。
旧中产阶级：工作单位有不足5名经营者、董事、个体经营者、家庭从业者。
之所以将划分资本家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的界限设定为企业规模是否超过5人，是因为许多以企业为对象的统计调查都将调查对象限定在超过5人的企业中。一般来说，社会大众对于“企业”一词的共同认知是“超过5人的事业团体”。而且，从数据方面可以看出，以是否超过5人为界限，（企业）经营者、个体经营者的收入以及生活状态会有很大差别。此外，男性事务职员是新中产阶级，女性事务职员是劳动者阶级。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日本依据复线型人事管理制度
，大多将男性置于综合职位，将女性置于一般职位，且这两者无论是在工作内容、晋升渠道还是薪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