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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下层阶级”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从缪达尔的用法向《时代》杂志中的用法转变。这对于时常将贫困归结为“自我责任”的日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对此，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他的著作《与贫困阶层的斗争》一书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我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
赫伯特·甘斯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各地的贫民区频繁发生暴动，对黑人含有种族歧视意味的侮辱性言语开始层出不穷。此外，在《时代》杂志刊登那篇报道之前，赫伯特·甘斯就已经开始关注保守派杂志《公共利益》上刊登的报道。在一篇提及芝加哥市伍德朗地区的报道中，（该篇报道的）作者在几乎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将下层阶级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城市的福利政策使贫困长期存在，妨碍人们向更高层次发展。
赫伯特·甘斯认为这篇报道是“之后10年间所发生的‘贴标签’行为的开始”。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篇报道将目光聚焦于经济方面，它成了一个契机，使缪达尔口中与人种无关的“下层阶级”一词转变成了含有轻蔑意味的“贴标签”用语。转变后的“下层阶级”一词，不仅包含歧视“贫穷人种少数派”的含义，还将“贫穷人种少数派”的行为视为问题的根源。
此外，赫伯特·甘斯认为，“下层阶级”一词首次以“关注行为的某一方面”这一含义出现在主流媒体，是在《时代》杂志的那篇报道中。由此，下层阶级一词不再作为强调贫困阶层经济上贫穷的用语，而是作为强调行为方面的用语开始被广泛使用。顺便说一下，在这篇报道刊登之前，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去世了，《时代》杂志封面差点儿被更换为追悼他的内容，但当时的主编赫德利·多诺万阻止了这件事。
4年后，肯·奥莱塔在《纽约客》杂志上以《下层阶级》为题，三度执笔，第二年还出版了同名著作。他提出，“犯罪、生活保障问题以及明显的反社会行为增加等，正在折磨着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在煽动了这种危机感后，他开始对下层阶级进行论述。他认为下层阶级是“感到自己被社会排挤、拒绝正常的价值观、收入低下，且在行为方面也有缺陷的人”。在肯·奥莱塔看来，下层阶级只是用来描述某一群体的中性词，但实际上，下层阶级是含有侮辱意味的词。赫伯特·甘斯认为，肯·奥莱塔的著作结束了给下层阶级“贴标签”的行为。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后期，下层阶级作为日常用语被媒体广泛使用。
赫伯特·甘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研究者也参与普及了下层阶级这一概念。《时代》杂志的报道和肯·奥莱塔的著作引用了许多研究者的发言，这些研究者的发言成了报道或著作中观点的有力支撑。此外，随着“下层阶级”一词的普及，保守派的财团给下层阶级的贫困阶层“贴标签”，并为想要削弱贫困对策和福利政策的研究提供支持。上述内容就是赫伯特·甘斯所总结的“下层阶级”一词被广泛使用的经过。
保守派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在《英国下层阶级的出现》这篇论文的开头部分中，讲述了如下的回忆：
我的父母都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曾经告诉过我，贫穷的人有两种，其中一种贫穷的人是无法被称为“穷人”的。他们像我父母年轻时一样，靠着自己微薄的收入过着俭朴的生活。但是，另一种贫穷的人，他们在贫困群体中占据极少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没有足够的金钱，而且在行为举止上也有他们独自的特点。他们的家里通常乱七八糟；家庭里的男性从事某一工作最长也不会超过几周，而且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孩子们无法适应学校生活，且大多数孩子行为举止恶劣，是当地的不良少年。
默里认真听从父母的教诲，后来成了政治学家。对他来说，所谓下层阶级并不是贫困造成的，而是人们自身可悲的行为造成的，从而使自己坠入与其他阶级界限分明的“下层阶级”。此外，在默里看来，是福利政策催生出了下层阶级。由于福利制度和收入补贴制度的存在，人们开始变得懒惰，越来越依赖于福利政策，由此衍生出了下层阶级。因此，他认为，如果取消所有的福利制度和收入补贴制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很显然，默里的主张是一种谬论，他将贫困归因于贫困者本人的行为和福利制度。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里根执政期间，他的主张成了美国政府削减教育和福利支出的依据（威尔逊《美国的下层阶级》）。
这样一来，下层阶级一词中便包含了这样一种微妙的语感：大都市的贫困阶层因其自身有问题的行为模式而使自己陷入贫穷的境地，是不值得被救济的人。正如英国记者杰里米·希布鲁克所说，“根据下层阶级这一命名，政府可以摆脱自己对下层阶级群体本该承担的责任”。他的这一观点与“因为在道德和社会层面被差别对待的人没有自我拯救的意愿，所以只能狠心地将他们抛弃”这种社会的普遍观念相同，并且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观念（《阶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