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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画家、作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深受达尔文和其他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理论影响，自己一贯的宇宙论趋于崩塌。逐渐地，他陷入旋涡，无法自拔。在旁人看来，他行事疯狂，道德败坏，不可接近，简直难以理喻。
19世纪90年代，高更逃离巴黎。他抛弃了家人，放弃了股票经纪事业，远渡重洋来到热带岛屿，画原住民少女，还和她们发生关系。像许多遇到问题终日惶惶不安的人一样，即使用酒精和鸦片麻痹自己，高更还是无法逃离自我。在他不安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渴望寻找一种“原始”的状态——原始的男人和女人，原始的人性，人类原初的、神秘的本质。就这样，他对本源的追求指引他来到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Tahiti）和其他岛屿，那里立有十字架，法国的三色旗也在天空飘扬，但在高更的眼中，这个未经开化的世界如此纯净，还未走向堕落。
到了1897年，一艘游轮停靠在塔希提岛，给高更带来了噩耗：他最喜欢的孩子阿丽娜（Alina）因肺炎不幸离世。高更陷入巨大的绝望中，一连数月，他饱受疾病和贫穷之苦，甚至尝试过自杀。后来，怀着悲痛之情，这位艺术家创作了一幅巨型画作——与其说是画作，不如说是壁画 [1] 。在画中，他思考、找寻着存在之谜的答案，反映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他大胆地在画上写下了三句话作为标题，那是三个童言般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要到哪里去？
这幅庞大的全景画作描绘出一个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人物的背后，可能是未开化的塔希提岛上的某处树林，或是无序的伊甸园。画中描绘有：朝圣者或是神；猫、鸟，以及正在休憩的山羊；一尊表情安详的神像，抬起的双臂似乎在分别指向远方；中间位置的人在采摘果实；人类之母夏娃，不像高更其他作品中的女性那样既纯洁又诱惑，而是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妇人，她的眼睛部分像秘鲁的木乃伊一般；另一个人则惊讶地转头看向一对年轻人，他们，如高更所言，“竟敢思考自己的命运”。 [2]
我想在此书中展开讨论的，是高更的第三个问题：“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似乎无法回答，毕竟，谁能预言人类将如何穿越时间的洪流，又将去向何方呢？然而，或许我们可以先回答前面两个问题，以此粗略窥探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曾完成了什么，就可以识别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在灿烂多元的文化体系下，那些一直蕴藏着的人类行为。当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可能会做什么，并可能将从当下去向何方。
我们的文明就像一艘巨轮，它承载着所有祖先的意志，正高速驶入未来之海。它行驶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负载也越来越重。也许我们无法避开海面下的每一处暗礁，也无法预见行驶中遇到的每一次危险。然而，如果我们能读懂罗盘方位、看清行进方向、掌握船体设计、翻阅安全记录，并对水手们的能力都有所了解，那么我们也能驶出一条较为明智的航线，绕过冰山，穿越海峡。
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也必须马上这样做。身后已是沉舟累累，我们是历史长河中最为壮观的巨轮，同时也是世间仅存的文明方舟。自人类进化出智慧以来，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生物一样，都通过“尝试，犯错，再尝试……”如此这般在这颗星球上闯荡，逐渐站稳脚跟。可我们终究与其他生物不同——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是如此巨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如今“试错”已经成为一种奢侈，“改错”成本太高，地球再承受不了人类犯下什么大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未来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当下的决策是否明智。
虽然20世纪发生了一些重大变故 [3] ，但大多数处于西方文化体系下的人仍相信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进步思想。历史学家西德尼·波拉德（Sidney Pollard）在1968年对这种进步思想做了简要定义：“人类的历史存在一种变化规律……这种变化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始终朝向更好的方向，趋于完善。” [4]
地球上能出现人这样具有思想的生物，本身已经表明，进步是一种自然法则——哺乳动物比爬行动物敏捷，猿猴比牛聪明，而人类是最聪明的。我们是技术型文明，意味着我们用技术发展衡量人类进步——棍子比拳头先进，箭又比棍子先进，子弹则比箭更先进。这一信念源于实践：新技术总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波拉德指出，物质进步的概念是最近才兴起的，“近三百年来才有意义”， [5] 而这与科学和工业兴起、传统行业随之衰落有着密切的联系。 [6] 自那时起，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重点关注道德进步，而开始将道德进步视作物质进步的衍生品，比如文明人与野蛮人相比，不仅体味更清新，举止也更得体。这种观点在历史事实面前显然站不住脚。下一章我们讨论什么是“文明”的时候，会再来谈谈这个观点。
我们对进步的信仰已逐步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进步思想曾批评传统宗教总是选择性忽略自身的某些缺陷，以此挑战传统宗教。如今进步思想也好像变成了一种世俗宗教，在人类学的角度上成了神话般的存在。我并不是说对进步的信仰是脆弱、不实的。成功的神话总能吸引一众听众，且总有一些神话是真的。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写道，“神话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改编，不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能强化文明中最深层的价值观，并表达出文明最强烈的愿望。神话中尽是人类对生死意义的思索。神话是指引文明在时间洪流中穿梭的地图”。 [7]
有时候，进步神话对我们很有帮助——毕竟一部分人一直在争夺最好的资源——而且也有可能继续给我们帮助。但我想在这本书中聊一聊，为何有时进步神话也隐含着危险。进步存在一种内在逻辑，能够让失去理性的进步导致灾难。面前那条充满诱惑的成功之路，可能到头来却是陷阱。
且拿武器作例。自中国人发明火药以来，人类在制造爆炸物方面取得了跨越性的进步：从鞭炮到大炮，从烟花到烈性炸药。而当烈性炸药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原子弹从“进步”中诞生，令世界胆寒，带来毁灭性的威慑和打击。这样看来，这方面的进步似乎过了头。
几位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向政治家和其他要员们发出警告，必须要毁掉这种新制造出的武器。爱因斯坦写道，“原子碰撞释放出的力量已改变了除思想以外的一切事物。我们正滑向不可挽回的惨烈深渊”。几年后，肯尼迪总统也说，“如果人类不终结战争，那战争终将终结人类”。
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人类已经在武器装备方面取得了太多的进步，其阴影已笼罩了整个世界。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被摧毁，诸多太平洋岛屿生灵涂炭，人间蒸发。一晃已过去了六七十年，我们的生活仍被武器蒙上一层黑暗，久久不散，有太多与此相关的描述和讨论了，这里不再赘述。 [8] 我想表达的是，武器技术在这颗星球上不断发展，如今又反过来威胁着要毁灭世界，而它只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第一个——且远非最后一个——陷入僵局的领域。
当时，武器的进步陷阱仅被看作是一种反常现象，在除此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核能发电，或是化学杀虫剂，人们普遍信心十足，坚定地认为只要一直进步，情况就会越来越好。在一条20世纪50年代的吸尘器广告中，一位面带微笑的“1970夫人”从该品牌购买了一台先进的吸尘器，提前享受着美好的未来世界。每一年，汽车看起来都和前一年的不同（哪怕并没有什么实质改变），女孩们在广告中充满节奏感地喊，“我们的车更大！更宽！更长！”那时候，汽车制造商热衷于把更大的东西当作更好的东西卖出去，现在也一样。而在世界上的非西方文化地区，那些被看作“落后”遗迹、后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农民们给庄稼喷洒大量的滴滴涕（DDT），从终日驱除害虫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论是在何种社会制度的语境下，现代化都意味着无限、无休止地进步。
苏联轰然解体，很多人在震惊之余宣称，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进步方式。1992年，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资本主义和民主即为历史的“归处”——不是途经的某个目的地，而正是历史的目标所在。 [9] 怀疑论者则指出，资本主义和民主二者并不一定同气共类，比如纳粹德国，以及全世界那些剥削、专制的工厂集群，就并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但福山天真的胜利主义思想也加强了一些人，主要是政治右翼群体的信念，即，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那些没有选择正确道路的人应该致力于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目标——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武力迫使他们这样做。从这个角度，以及从实现自我利益方面来看，当前进步的意识形态很像过去帝国的传教活动，比如7世纪的伊斯兰教，16世纪的西班牙，以及19世纪的英国，等等。
自从冷战结束后，我们总算暂且遏制住了核武器妖怪的兴风作浪，但还没能将其彻底塞回瓶子里封印起来。现在，我们正让更多更强大的力量释放出来，比如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等。人们总觉得使用这些工具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事情最后究竟会走向何方，我们也无法预料。
而目前来说最直接的威胁，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产生的垃圾。污染和大多数技术性问题一样，都是规模性问题。比方说，煤炭和石油算是两个“脏兮兮”的老朋友了，但如果我们能够减小规模、逐步有序地排放废气，环境也是能够承载这些污染的。可是看看现在，太阳落山后，夜半球灯火辉煌，处处都是璀璨的不夜城，面对如此大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地球又能承受多久呢？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曾不无傲慢地说：“有点学问是件挺危险的事。”后世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也问，“要是一个人拥有这么多东西，他又怎么会安全呢？” [10] 使用技术是会上瘾的。物质的进步会带来一些新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继续进步才能得到解决，或只能说，有可能得到解决。同样地，这里说的“危险”也是相对于规模来谈的，一次小规模的爆炸可能很有用，要是规模太大，就会毁灭整个世界。 [11] 这些问题看起来像是现代社会独有的，因为我刚刚举的例子与工业技术的发展有关。其实，虽然那些足以毁灭世界的进步到现代才出现，但早自石器时代，每当进步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曾为人类带来利益的技术就会变为魔鬼，等着人类落入它设下的陷阱。这魔鬼一直困扰着我们，每当我们向自然界进军时，它就会冒出来，打破睿智和鲁莽、需求和贪婪之间的平衡。
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最开始只能杀死一头猛犸象，后来学会了杀死两头猛犸象，这说明他们进步了，变得更强。其中有些猎人驱赶一大群猛犸象掉下悬崖，一次性杀死了足足有200头猛犸象。他们在山上舒舒服服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没有食物饿死了，这说明他们的进步过了头，毁灭了自己。
在地球上的沙漠和丛林中，散落着很多文明遗址，它们是进步陷阱的纪念碑，也是那些被自己的成功所害的文明的墓碑。这些文明曾经强大过，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有过极为辉煌的时刻，却仍然逃不出覆灭的命运，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他们的遗迹正如搁浅在进步沙滩上的船骸一样——或是用个现代些的比喻来说，就像是坠毁的飞机，我们可以破译每架飞机的黑匣子，找到问题出在哪里。在这本书中，我想破译一部分这样的“黑匣子”，去看看他们的飞行计划、机组人员选择，以及飞机设计等方面有什么问题，避免我们重蹈覆辙，陷入相同的悲剧。当然了，我们的文明毕竟与之前的文明有所不同，但其中的差异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多。所有的文明，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在动态变化着，即使是发展速度最慢的文明，从长远来看，也一直在进步。每件事的具体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的发展模式总是十分相似，未来的错误居然能被预测，这太令人震惊了。同时，我们也应该振奋起来。想想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过过去的事实，更好地理解现在遇到的问题了。就像高更一样，我们通常喜欢把很久以前的世界想象成纯洁无瑕，未受半点污染的样子，认为人类从天堂堕落之前，生活得简单而富足。“伊甸园”和“天堂”这两个词在人类学及历史学的畅销书中经常被提及。伊甸园，对一些人来说，象征着农业社会之前的世界，即狩猎和采集时代；对一些人来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世界，那时白人还未踏足美洲大陆；对更多的人来说，则代表着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机器还未轰鸣，日子总是宁静而漫长。在人类历史中，有美好的时光，也有难熬的日子，但是，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损毁自己的居所，自己将自己逐出了伊甸园。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生活在伊甸园中，我们就应该建造、共享、照顾好我们的地球家园。
回到高更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高更也许会同意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观点——“不管人是什么，都是个例外……如果人不是神的堕落，就只能说是一种动物完全换了个脑袋。” [12] 这500万年来，猿猴是怎样一点点换了脑袋变成人的？如今我们已经了解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了，所以也很难想象，当年达尔文的进化论横空出世时，世界受到了怎样的震撼。1600年，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感叹道：“人是一件如此了不起的杰作！理性多么高贵！力量多么宏伟！……行为就像天使！智慧就像上帝！” [13] 观赏莎翁戏剧的观众也许会赞同哈姆雷特对人性的惊叹、蔑视及嘲讽，但很少会有人，也许有那么一两个吧，会怀疑人是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制造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们选择忽略那些有关性别、种族和肤色的神学问题。“上帝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有肚脐吗？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禁不住仔细推敲。我们与猿猴的亲缘关系现在看来非常明显，但过去却没人发现。就算在当时的欧洲，有寥寥几人看出人和猿猴有点相似，他们也只会觉得猿猴只是在模仿人罢了，想不到它们可能是人类的表兄弟，或是人类的祖先。
在1600年，大多数人都相信，所谓的科学方法只是点亮了上帝设置的大时钟，因为上帝想让更多人分享对其创造的赞美。伽利略关于天体结构的研究像是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一般令人不安，他的学说在当时无法被证实，也不被世人接受（哈姆雷特仍坚持哥白尼学说之前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顶壮丽的悬着的苍穹”）。在当时，圣经信仰和实证研究之间已势如水火。而很多震惊世界的秘密，如地球的年龄、动物和人类的起源、天体的形状和规模等，仍未可知。大多数人对牧师和女巫的敬畏远远超过对自然哲学家的敬畏，虽然这三者之间的界限也很模糊。
根据《圣经》中对人的定义，以及“同类互知”的普遍说法，哈姆雷特认为自己知道人是什么，在之后二百年的时间里，西方人仍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直到19世纪，地质学家意识到，某些岩石、化石和沉积物的年代非常古老，已经远远超过《圣经》中的纪年，他们才开始对人类的起源产生了理性的怀疑。有些文明，尤其是玛雅文明和印度文明，认为时间是无限广阔的，但是我们的文明则将时间的起始框定在非常小的规模中。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 As You Like It ）中的罗瑟琳（Rosalind）感叹道：“这可怜的世界已差不多有六千年的历史了。” [14] 这里对于时间长度的估计显然来自《旧约》中描述的宗法时代、“生产”，以及其他相关的内容。在罗瑟琳发出感叹之后的半个世纪，阿玛（Armagh）大主教乌舍尔（Usshe）及与他同时代的约翰·莱特富特（John Lightfoot）指出了创世记中提到的非常时刻。莱特富特宣称，“人是由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的”，“就在上午9时，10月23日，公元前4004年”。 [15]
之前从未有人这样精确地规定这一时刻，但犹太教和基督教时间观的基石始终是：地球很年轻。从创造到审判，从亚当到末日，人们经历了一段短暂而又不可逆流而上的单程旅行。对于这种说法，牛顿和其他一些思想者逐渐产生了怀疑，但缺乏确切的证据或方法支持。到了19世纪30年代，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正坐在贝格尔号上环游世界，而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 [16] 发表了他的著作《地质学原理》（ Principles of Geology ），论述地球如何逐渐改变自己，如今这一过程仍在进行当中，因此地球的年龄应该和牛顿说的——十来倍于《圣经》规定的年龄——一样古老。 [17]
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可追溯的地球年龄越来越靠前，短短几十年间，地球已经“变老”了数百万年——这样长的时间长度，可以充分容纳达尔文的进化机制，以及越来越多从世界各地挖掘出来的考古学研究，比如在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和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展出的巨型蜥蜴及前额低平的古人类化石。 [18]
1863年，莱尔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证据》（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 ）的著作，而在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 Man ）一书（距离他出版《物种起源》一书过去了12年）。他们的学说被狂热的粉丝广泛传播，第一个就是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他在与威尔伯福斯主教（Bishop Wilberforce）辩论时，说他宁愿承认一只猿猴是他的祖先，都不愿意当一个忽略真理的神职人员。 [19] 哈姆雷特的感叹，“人到底是什么？”已切实变成了一个问题。就好比小孩子问家长，“我从哪里来？”家长常说，“是送子白鹳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来的” [20] ，但再长大一点，孩子就不会满足于这个答案。大众曾经相信旧的神话故事，但慢慢接受教育后，也开始怀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
当高更在19世纪末绘制这幅惊世杰作时，画中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基本成型。居里夫人及其他从事放射性物质研究的科学家正着力探究岩石中的元素，这些元素的衰变速度可以被测量，它们就像是大自然的计时员。到1907年，物理学家博尔特伍德（Boltwood）和卢瑟福（Rutherford）向世人证明，地球的年龄不止以百万年计，而是以数十亿年计。 [21] 考古学也有了新发现，那就是即使在哺乳动物中，智人属也是很晚才有的。当早期的猪、猫、大象等哺乳动物在大地上行走，鲸鱼由走路变为潜入海中游泳时，人类还远未出现，很长时间后才有人类的踪迹。“人类，”H.G.威尔斯（H.G.Wells）写道，“只不过是后起之秀”。 [22]
是什么让人类发展得如此非凡，有别于其他生物？最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利用”了自然进化法则，通过语言，将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人类的话语，”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引发无序与混乱的力量。” [23] 语言的影响是空前的，复杂的工具、武器、精心策划的行为，借由语言得到说明与流传。以此类推，一些非常简单的技术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影响。比如说，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服装和住所，让我们能够适应从热带到苔原的所有气候。创造我们的环境本身具有一些限制，而我们能摆脱这些限制，并开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
虽然我们成了自己设计出来的实验品，但要知道，我们其实对整个设计过程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人类进化繁衍了十万代，几乎是在梦游着进步，直到最后这六七代人，才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很久以前，大自然打开了进化实验室的大门，开了灯，把几只猿猴关进去，任由他们（那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捣乱，添加新成分，随便做点实验，慢慢累积下来，实验对我们和对世界的影响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列举一下，从远古时代到现在依次有：锋利的石头、动物皮毛、用作工具的骨头和木头、野火、驯服火、食用种子、种植种子、房屋、村庄、陶器、城市、金属、车轮、爆炸物……在整个过程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变化在不断加速，发展越来越失控，或者换种说法，整个时间系统好像都被人类打破了。从第一块被敲碎的石头到第一块被冶炼的铁，人类花了近三百万年；可是从第一块铁到第一枚氢弹，人类只花了三千年。
旧石器时代从近三百万年前出现可以制造工具的人类开始，到约一万两千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结束而结束，覆盖了人类历史99.5%以上的时间。而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进步的速度缓慢至极。从石制工具的制造程度来看，在漫长的年代中，人类的下一代总是重复着上一代做过的事，周而复始，停滞不前。起初，发展一种新的风格或是新的技术可能需要十万年；而后，文化渐渐分化，开始自我更新，可能只需一万年就能获得较大的发展；之后，取得跨越式发展可能只需要几千年，然后是几个世纪……文化的发展促进物质的进步，反之亦然，形成一个反馈循环。
如今，我们的社会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人在童年时学到的技能和其他东西，到30岁就已经过时了；到了50岁，即使人们努力想要跟上自己的文化，比如流行语、风格、口味、技术等，能做到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这正说明我们在取得进展。绝大多数旧石器时期的人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文化在改变，一个人出生时进入的世界和去世时离开的世界是相同的。当然，他们一生中会有一些事来来去去，比如饱餐盛宴、忍受饥荒、当地斗争的胜利，或是遭遇灾难，等等，都有可能发生。但整个社会的模式基本不变，一直沿用同一种做事方式，同一个神话，同一种词汇体系，同一套故事——以前怎样，现在还怎么样。
我刚刚说的情况也有例外，比如说，远古时期第一次使用火的那一代人，应该会意识到世界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这个改变的过程究竟有多快，我们也不得而知，即使是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迅速。最有可能的是，人类最初仅直接使用野火，或者火山周围的火，但不会保存火，就这样过了很久。后来，人类学会了保存火，又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人类发现如何生火。有些读者可能会对1981年的电影《火之战》（ Quest for Fire ）有些印象，电影中，瑞伊·道恩·冲（Rae Dawn Chong）只着一层薄薄的泥土和灰烬，轻盈地穿梭于各处。这部电影根据比利时作家J.H.罗斯尼（J.H.Rosny）1911年出版的小说改编， [24] 原著名为《为火而战》（ La Guerre du Feu ）。与电影相比，原著更注重于描述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如何为了独享火源而以命相搏，这与现代国家为了垄断核武器而相互竞争别无二致。在冰河时期极为漫长和寒冷的数百个世纪中，当我们的祖先只能保存火而不能制造火时，熄灭对手的篝火就是大规模的谋杀。
首次驯服火的确切时间很难确定，但能确定的是，人类至少在距今50万年前，甚至可能在一百万年前，就开始使用火了。 [25] 那时是直立人（Homo erectus）的时代，他们颈部以下与现代人相差无几，但脑容量仅为现代人的2/3。为了定义此进化阶段，人类学家们仍在争论直立人首次出现的时间，以及他们是何时被取代的。对于直立人有多少思维和语言能力，更是众说纷纭。
现代猿的大脑比直立人的小得多，它们能使用简单的工具，广泛了解药用植物，并能在镜中认出自己。一些使用非言语语言（如计算机符号、手语等）的研究表明，猿类可以记住几百个“单词”，但这种能力如何作用于同伴间的野外交流，仍然存在分歧。就像人类会将不同的文化代代相传，同一物种的不同群体——例如非洲不同地区的黑猩猩——也有着不同的习惯和传统。简单来说，猿猴有着文化的雏形，其他较聪明的生物，比如鲸鱼、大象和某些鸟类，也是如此。但只有人类能够超越环境以及物质限制，并将文化作为进化的主要驱动力。
人与猿在大约五百万年前分化。又过了二百万年，人开始制造并使用粗糙的石器。不要低估直立人的能力，当五十万年前他在篝火旁坐下，温暖那长满老茧的双脚时，他已在从古猿到人类的道路上跋涉了足有十分之九的路程。人类驯服火后，种群数量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因为在很多环境中，火都让人类更易生存，比如说，火可以让居住的山洞保持温暖，也可以驱赶大型的食肉动物；烹饪和烟熏大大丰富了食物的供应，而焚烧灌木丛则扩大了猎物的放牧地。现在，人们认识到，在那些曾经的古代狩猎-采集者聚居地附近，比如北美大草原和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许多所谓的野生景观，实则都是远古人类故意放火形成的。 [26] 著名人类学家和作家洛伦·艾斯利（Loren Eisley）写道：“人类自身就是一团火焰。他烧毁了动物世界，并将巨量的蛋白质储备占为己有。” [27]
专家们一致同意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非洲是直立人的发源地，也是所有早期人类的共同家园。百万年前，直立人生活在“旧世界”（与非洲毗连的欧亚大陆）的几个温带和热带地区。即使直立人驯服了火，总体数量也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10万人，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在人类进化失败和如今的70亿人之间，就只有这不到10万人。 [28]
在直立人之后，进化论的道路不再似之前一般明晰，而是变得泥泞，出现了诸多与人类学主流学说相悖的假说。其中，“多地区起源论”认为，直立人通过基因扩散，即与陌生人交配，在偶然情况下演变成了现代人类。这种观点似乎与许多化石的发现相吻合，但又与DNA相关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另一个假说，“非洲起源论”则认为，大多数进化都发生在非洲大陆，而后又在其他大陆爆发。 [29] 在这种观点中，经过连续进化、更新的人类物种一波又一波地替代了各个地区原有的人类，直到所有的低等人都消失。这一假说意味着，每一波从非洲走出的人类都是一个独立的物种，与之前的同类后代有生殖隔离，无法进行繁衍。该假说的弱点在于，如果前后两代人在进化前长期没有接触，则还有可能合理，但如果时间跨度较短，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30]
有关人类进化之路的争论在谈起尼安德特人时达到鼎沸。他们是我们的表亲（这一点仍存在争议），曾在人类进化旅程的最后二十分之一的时间里短暂地存在过，主要生活在欧洲和亚洲的西北部。如果今天，某块冰川融化，尼安德特人中的“高更”从中苏醒过来，他可能也会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事实上，关于他的学名是“尼安德特人”还是别的什么，学界尚未完全统一，所以他得到怎样的答案，就取决于醒来之后遇到的人怎样回答了。
根据大致推测，尼安德特人约在距今十三万年前出现，距今约三万年前灭绝。虽然前者的时间并没有后者精确，但尼安德特人似乎与克罗马农人在同一时期存在过。克罗马农人被认为是现代人的祖先，居住在迷人的南法多尔多涅地区的岩洞中，那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类化石记录。
尼安德特人一经发现就成了一些人的攻击对象，我称这些人为“古种族主义者”。尼安德特人被矮化为一种低等的、愚蠢的人类，在卡通片里以穴居人的形象出现。威尔斯称之为“可怖的人”，猜想他们有着难看的外貌：“毛发极浓密，丑陋……面部令人作呕……低矮的前额，甲虫一般的眉毛，猿猴一样的脖颈，低矮的身材。” [31] 还有人称尼安德特人是食人族，这可能是真的。后来出现的人类也有长久的食人记录，一直到现代。 [32]
1856年，第一具尼安德特人的骨架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一个山谷的洞穴中出土。这个山谷以作曲家约阿希姆·纽曼（Joachim Neumann）的姓氏命名，纽曼还特意把自己的姓用希腊语写成“尼安德”（Neander）。若将希腊语转为英语的话，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就是“山谷中新出现的人”（Newmandale）。 [33] 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山谷里的确发现了一种新的人类，虽然已经至少有三万岁了。尼安德特人并没有立即得到世人的承认。法国人注意到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厚度，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头骨。而德国人又说这更像斯拉夫人的头骨，是一个哥萨克雇佣兵爬进山洞并死在了里面。 [34] 而3年后，也就是185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二是查尔斯·莱尔在研究索姆河（River Somme）的碎石时，认出凿碎的燧石是冰河时期的武器（那时，索姆河还很平静；60年后，这里尸横遍野，成为全人类不愿再提的战争回忆 [35] ）。
科学家在发现尼安德特人并非哥萨克人之后，转而认为，这个新发现的神秘人种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重要角色。他在最合适的时机闪亮登场，并可能补齐了猿类-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缺失环节”。“在他无言的沉默中，在他未知的神秘里，揭露出……一个极不可思议的真相：人类也曾是动物。” [36] 学界起初假设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语言能力，他像狒狒一样奔跑，用脚外侧行走。但随着出土骨骼数量的增多，人们进行了愈发深入的分析，并最终推翻了上述观点。对“类人猿”程度最高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骼的研究表明，他生前患有骨关节炎，落得严重残疾，而他所在的群体则一直在帮助他。其他证据表明，这种被威尔斯冠以“可怖”的人不仅会照顾群体中的病弱者，还会通过宗教仪式为死者送葬，其中用到了鲜花、赭石和动物犄角等（是地球上已知首批这样做的人）。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我们稍大。所以，或许尼安德特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野蛮，也许他们应当被视为现代人的亚种：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如果是这样的话，克罗马农人和尼安德特人应当发生过杂交。 [37]
在这两个人种在欧洲相遇并展开竞争前，克罗马农人生活在地中海南部，尼安德特人则生活在地中海北部。和现在一样，中东地区在远古时期也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时刻经历着动荡与改变，而考古遗迹表明，1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都曾在那里活动居住，但暂时还不确定二者的居住时间是否重叠，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和谐地共享这神圣的土地。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分时共享”着同一块土地。也就是说，尼安德特人可能在特别寒冷的冰河时期从欧洲向南迁移，而克罗马农人则在全球逐渐升温后从非洲向北迁移。有趣的是，从他们的手工制品可以看出，两种人类群体的物质文化在超过5万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相同。考古学家很难确定某个洞穴是尼安德特人居住过的，还是克罗马农人居住过的，除非能在工具周围一起发现对应的头骨。上述这些都可以作为有力证据，来证明这两种人拥有不相上下的心智水平和语言能力，没办法比较出哪一种人更原始，或“进化得更慢”。
目前为止，还没有尼安德特人的肌肉、皮肤或毛发标本出土，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棕发还是金发，是像以扫（Esau）一样毛发茂盛，还是像雅各布（Jacob）一样皮肤光滑。而克罗马农人这边，尽管基因研究表明大多数现代欧洲人可能是他们的后代，但我们对其外貌依然知之甚少。 [38] 目前，只能通过研究他们的遗骸来窥探一二。两个人种的身高都在150～180cm，两性之间也有一定的身高差。但尼安德特人生而具有强壮的体格，像是专业的举重或摔跤运动员，是当之无愧的力量型选手；克罗马农人则纤细苗条，堪比田径运动员（而不是健美运动员），是专注于速度的敏捷型选手。这种差异是否与生俱来？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产物？很难一言以蔽之。1939年，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画了一幅有趣的尼安德特人复原图，这位男性在沐浴剃须后干净清爽，戴软呢帽，穿正装打领带。库恩评价，就算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纽约地铁上，也毫不违和，不会引起什么注意。
这样的类比表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之间的骨骼差异可能并不比现代人之间的骨骼差异大多少。如果把好莱坞硬汉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和瘦小的伍迪·艾伦导演（Woody Allen）的骨骼放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差异一定也很大。但这两种人的头骨差异就要另当别论了。所谓典型的尼安德特人（这样说相当具有误导性，因为当出土的标本越来越多，所谓的“典型性”就愈发趋向于自我验证），他们的头骨长而低，前眉骨脊增厚，后颈颅骨突出（这一般被称为尼安德特人的“圆发髻”或“假发髻”），下颚有力，牙齿结实，鼻子宽矮，下巴圆润。乍一看，可能会觉得这种头骨和直立人的头骨很像，应该更为古老。但实际上，尼安德特人的平均脑容量要比克罗马农人的更大。在库恩的画中，那位乘地铁的尼安德特人也许头骨很厚，但头脑却未必迟钝。
综合来看，我觉得尼安德特人身上那些所谓的古老特征，实则是在现代人体结构的基础上对寒冷气候做出的适应。 [39] 在冰河时期，现代人的高额头会被冻住，大脑会受到损伤，冰冷的空气也会伤害肺部。而尼安德特人的大脑被浓厚茂密的眉毛和低矮宽阔的额骨覆盖，冷空气也会先经过宽矮的鼻子，变暖后再进入肺部，进而给整个面部带来良好的血液供应。体格健壮的尼安德特人和身材苗条的人相比，也更不易流失热量。在现代因纽特人、安第斯人和喜马拉雅人身上，至少在体型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环境适应性特征。只有在经历几千年的严寒后，人类才会具有这样的特征，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曾在冰河时期极端寒冷的气候下生活了十万年之久。
在克罗马农人于大约四万年前从中东地区向北方、西方迁移之前，尼安德特人的生活好像一直都很好过。就像俄罗斯的冬天能够抵御外敌一样，寒冷的天气就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但四万年前那一次，克罗马农人来了，并且留了下来。此次入侵刚好与气候的不稳定同时发生，洋流的逆转导致北大西洋在短短的十年里冰封又解冻。 [40] 如此剧烈的变化，就像我们现在对全球变暖做出的最糟糕的预测一样，在当时完全摧毁了尼安德特人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群落。尼安德特人擅长通过伏击来猎杀大型猎物，他们骨头上的裂痕和美国西部牛仔在竞技比赛中留下的裂痕类似，表明他们会在近处给猎物以致命一击。他们也没有游牧的习惯，一般会常年居住在相同的洞穴或山谷中。总体来说，人类有着如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并繁衍壮大。但若将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单独拿出来比较，那么尼安德特人更像是土生土长的植物，而克罗马农人则是入侵的荆棘。当然了，气候剧烈变化会给所有人的生活都带来麻烦，但相对来说，体格较瘦的克罗马农人仍有一定优势。近距离肉搏的话，他们力量较弱，但频繁迁徙时，他们脚程更快。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看过一部漫画，印象中应该是在《笨拙》（ Punch ）杂志上。漫画里有3个淘气的尼安德特人小孩，他们站在高高的悬崖上，缠着父亲问：“爸爸，今天我们可以朝克罗马农人丢石头吗？”从4万年前到3万年前，晚期的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的克罗马农人可能真的朝对方丢过不少石头，还可能会去扑灭对方的篝火，偷取猎物，甚至还可能屠杀过对方种群里的妇女和儿童。双方在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斗争不休，最后的最后，欧洲和世界终归于现代人的祖先之手，而尼安德特人则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尼安德特人的血统完全消失了吗？还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被克罗马农人同化了？
一万年太长，以至于在每一代人有限的生命中，几乎难以察觉这逐渐累积的质变。在争斗的双方看来，战争断断续续、绵延无尽，究其一生也不过是为了那几平方千米的领地。一万年太短，就像其他战争一样，这场争斗也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变与创新，比如新的工具、新的武器、新的服装、新的仪式，还有新出现的洞穴绘画（这种艺术形式即使在尼安德特人灭绝后仍不断发展，直至最后一次冰河时期达到顶峰）。文化的联系自然也是双向的，从法国出土的晚期尼安德特人遗址可以看出，文化的变迁比更早的时候要快得多，他们的适应能力也非常惊人。 [41] 当战争接近尾声时，结局残酷而明显。最后一批尼安德特人好似北美原住民阿帕奇人（Apaches）一样被赶到越来越崎岖的地方，退入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山区。
如果上文描绘的战争情景是真实的，那么结论将很沉重。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尼安德特人的兴衰，激烈地争论有关他的一切，是因为这不仅是远古时代的故事，也可能会是我们的故事。如果尼安德特人的灭绝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进化“走到了死胡同”，那我们也只能耸耸肩，把他们的命运归咎于自然选择。但如果他们是现代人的变种或亚种，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消逝可以看作是现代人的第一次种族灭绝。或者更悲观一点，这仅仅是目前可考的首次，而未必是真正的首次灭绝。由此推断的话，人类进化的一百万年来不断发生着残酷的战争，而我们正是这些战争胜者的后代。我们继承了祖先的罪孽，总想要一次又一次地挑起战争，循环无休。人类学家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对此评价道，“一个人种怎么就能将另一个人种完全取代呢？这简直不可思议。唯有通过暴力才能做到。” [42] 尤其是在欧洲，这里的土地从来都血迹斑斑，不管是石器时代的种族灭绝还是“一战”中索姆河的屠杀，战争的阴影从未散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他的著名小说《继承者》（ The Inheritors ）中探讨了远古时期发生的种族灭绝。戈尔丁充满自信地带领读者回到过去，身临其境般体验远古人类一个无名族群的生活。威尔斯为此书题词时提到，书中的“尼安德特人”从人类学的特征看来，似乎属于比尼安德特人更早期的人类。在戈尔丁笔下，他们温和天真，像黑猩猩一样居住在森林中，只吃大型食肉动物的遗骸，不擅长说话，通过心灵感应辅以语言进行交流。他们会用火，但几乎没有武器，甚至从未想过世界上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种类的人。
戈尔丁在描述远古人类时，似乎将几种远古人类的特征杂糅在一起了，他笔下的角色可能并不符合某一特定人种的特征，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远古时期曾发生的事。春日里，森林中的原住民第一次遭到了入侵。入侵者与我们现代人类很相似，拥有船只、篝火和箭矢，发出吵闹的声音，砍伐大量树木，成日醉酒狂欢。原住民好奇地打量着这些新出现的人以及他们新鲜的行为，可入侵者却将原住民当成“森林魔鬼”，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杀掉了。最终，只剩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由一位失去了自己孩子的母亲哺育。在刚刚攻占的新土地上，入侵者又一次启程了，他们中的首领此时将屠刀对准了自己的同伴，开始自相残杀。最终，那杀害了无数人的武器被血肉磨得闪闪发亮，反倒让它显得正义起来，美其名曰“用它来对抗世界的黑暗”。
戈尔丁坚定地认为，远古时期的胜利者是冷酷无情的。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现代人体内是否仍流淌着尼安德特人的血液”，至今仍没有很好的答案。在长达一万年的共存时间里，克罗马农人是否完全禁止自己的族人与尼安德特人交配？如果他们发生了交配，他们能产生后代吗？迄今为止对尼安德特人遗骸的DNA研究尚未揭示此方面的更多信息。 [43] 但是最近，人们在葡萄牙发现了一具儿童骨骼化石，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曾发生过异种交配。包括在克罗地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很多骨骼化石，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44]
在我自己身上，也有现代人仍保留尼安德特人基因的证据。有一些现代人，他们的头骨后部上有独特的隆起。 [45] 很巧合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的后脑有隆起，看着和摸着都很像尼安德特人独特的“发髻”。因此，在出现新的证据之前，我相信，尽管在克罗马农人的入侵之下，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变得非常微弱，但仍有部分保留至今。 [46]
尽管我们祖先的许多身体细节仍有待研究，但人们在20世纪的努力，已经可以大致回答出高更的前两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嗯，我们从非洲来，我们是猿类，之后又通过不同的路线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与其他类人猿不同的是，我们更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到了现在，距离高更放低一切去追寻原始部落的净土又过了很久很久，那样纯洁的、与祖先生活相似的地方已再难寻到了。患有关节炎的尼安德特人如果失去了家庭和族群的照顾，就无法独自存活；我们如果脱离了文化之根，也无法立足于世。哈姆雷特感叹，“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其实我们早已见过这杰作的缔造者了，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自己的杰作。
[1] 由于负担不起油画画布，高更的旷世巨作实际上画在了长卷麻布上。
[2] 引自 Gavan Daws, A Dream of Islands （Honolulu:Mutual Publishing,1980）。
[3]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4] Sidney Pollard, The Idea of Progress:History and Society （London:C.A.Watts,1968）,p.9ff.
[5] 同上。
[6] 不仅仅是在宗教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的考古学通过金属的发展来定义技术进步，但是古典世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科技的进步见证了一个滑向廉价和堕落的过程——从黄金的时代滑落到铜器的时代，最后到了铁器时代。
[7] Ronald Wright, Stolen Continents:Conquest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s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92）,p.5.
[8] 冷战时期，美国人曾威胁要“把苏联炸回到石器时代”。我不知道苏联人是否也发出了同样的威胁。这实际上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问题。一旦核战争开始，核武器即便不会将所有的高级生物完全毁灭，也一定会终结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明。在核冬天里，没有一种人类可食用的作物能继续生长。
[9] 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Free Press,1992）。
[10] Alexander 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 ,1711; Thomas Henry Huxley, On Elementary Instruction in Physiology ,1877.
[11] 这里的爆炸应指核能，小规模可控的核反应可用作发电，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则会对世界造成毁灭性影响。——译者注
[12] 引自Robert J.Wenke, Patterns in Prehist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79。
[13]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2幕，第2场。
[14]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4幕，第1场。
[15] 引自 Glyn Daniel, The Idea of Prehistory （Harmondsworth,UK:Pelican,1962）,p.19。
[16] 查尔斯·莱尔，地质学鼻祖，19世纪英国著名的地质学家。——译者注
[17] 通过对铁的冷却速度的计算，牛顿怀疑地球可能至少有5万岁了。到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马耶（Benoit de Maillet）和布丰（George Louis Leclerc de Buffon）估计地球年龄还要更大，但是他们的计算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参见Martin Gorst, Measuring Eternity:The Search for the Beginning of Time （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1）,pp.93-121。
[18] 物理学家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不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理由是太阳的寿命没有那么长，难以满足进化论所需的漫长时间尺度，但这遭到了广泛的怀疑，最终也被证明是错误的。
[19] 由于赫胥黎当时说的话没被确切地记录下来，所以后人对这段辩论的记叙会有些出入，但大致内容就是如此。
[20] 送子白鹳是西方广为流传的神话，西方人认为白鹳鸟爱家，照顾子女，因此赋予它迎接新生命到来的美好寓意。——译者注
[21] Gorst, Measuring Eternity ,p.204.
[22] H.G.Wells et al., The Science of Life ,vol.2（New York:Doubleday,1929）,pp.422-23.与他合著此书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是推广达尔文进化论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孙子。
[23] Northrop Frye,“Humanities in a New World”in Three Lecture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8）,p.23.一些专家认为语言是很晚才出现的，但我认为，语言功能很可能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时期，并随着大脑的发育而愈发精细。猿类和人类大脑间的许多差异都位于控制语言的大脑区域。参见本书第2章第11条注释。
[24] 罗斯尼1856年出生于布鲁塞尔，在英国当过记者，1886年搬到巴黎，并在那里成为龚古尔学院（Académie Goncourt）的主席。
[25] 在法国南部的特拉阿马塔，一间有40万年历史的海滩小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灶台，而140万年前，非洲已有“使用火的迹象”。参见Ian Tattersall, The Last Neanderthal:The Rise,Success,and Mysterious Extinction of Our Closest Human Relatives （New York:Westview Press,1999）,p.72。
[26] 参见洛伦·艾斯利1954年的散文《人类，一位生火者》（ Man the Firemaker ），刊登于 The Star Thrower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8）,pp.45-52。
[27] 同上，p.49。
[28] 基因数据表明，有一次，“我们的物种已经像今天的山地大猩猩一样濒危……减少到只有大约1万成年人”。Christopher Stringer and Robin McKie, African Exodus: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ity （New York:Henry Holt/John Macrae,1997）,p.11.此外，斯特林格（Stringer）估计，在大约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群体“至少繁殖有30万人”。同上，p.163。
[29] 更多“走出非洲”的假说，参见Stringer and McKie, African Exodus 。对于相反的观点，可以参考 M.Wolpoff,G.A.Clark,J.Relethford,以及 F.H.Smith最近的工作。欲了解较为中立的假说综述，参见Richard Leakey and Roger Lewin, Origins Reconsidered:In Search of What Makes Us Human （New York:Doubleday,1992）。
[30] 马、斑马和驴等不同的动物物种可以相互交配，狮子和老虎也可以，但杂交很少能繁殖出后代，这就是生殖隔离。而这些物种之间的差距比早期人类物种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
[31] 引自H.G.威尔斯， The Outline of History ，被威廉·戈尔丁用作 The Inheritors ,1955的题词。
[32] W.Arens 在 The Man-Eating Myth: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pha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中指出，只要没有同类相食的确切记录（除非是生存所迫的同类相食），这样的说法就都站不住脚。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许多对同类相食行为的指控都来自敌对民族，意图抹黑对方，指控本身则毫无根据。但也有大量确凿的证据，比如有屠宰痕迹的人骨、特制的炊具、较为完整的民族志和历史数据等，证明仪式性的同类相食和饮食性的同类相食都曾发生过，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此外，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和1960年至今的非洲，都有过在战争中同类相食的残暴行为。
[33] Newmandale是三个单词的组合：new新，man人，dale山谷，意为在该山谷中发现的新人种。——译者注
[34] 参见 Tattersall, Last Neanderthal ,p.77。这是一本很有用的书，尽管塔特索尔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一个独立的人类物种，没有后代留存至今。
[35] 索姆河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双方伤亡约130万人，有“索姆河地狱”“‘一战’绞肉机”的恶名。——译者注
[36] 参见 Erik Trinkaus and Pat Shipman, The Neanderthals:Changing the Image of Mankind （New York:Knopf,1993）,p.6。这两位作者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证据作了很好的总结。关于最近的人类起源和尼安德特人问题的讨论，参见 General Anthropology 7,no.2（Spring 2001），这是一本由美国人类学协会出版的学术简报。
[37] 持这种观点的人用 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 来表示尼安德特人，用 Homo sapiens sapiens 来表示克罗马农人和其他现代人。
[38] 奥内拉·塞米诺（Ornella Semino）和其他遗传学家得出结论，超过80%的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库都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祖先，而剩下的20%来自很久以后的新石器时代，是从中东地区迁徙过来的农民。参见 Science ,November 10,2000。
[39] 一个特征是，早期尼安德特人的头骨通常不如晚期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厚实。参见 Tattersall, Last Neanderthal ,p.147。
[40] Christopher Stringer,“The Evolution of Modern Humans:Where Are We Now?” General Anthropology 7,no.2（Spring 2001）.
[41] 这段文化期被称为沙泰尔佩龙文化期（Chatelperronian），始于公元前35000年，遗址在今法国西部的圣塞萨尔地区。参见Tattersall, Last Neanderthal ,p.145。也可参考Francis B.Harold,“The Case Study of the Chatelperronian,” General Anthropology 7,no.2（Spring 2001）。通过对活跃地区和住所结构的分析，唐纳德·亨利（Donald Henry）等人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的生理和行为之间的假定联系基本上是不成立的。”Donald Henry et al.,“Human Behavioral Organization in the Middle Paleolithic:Were Neanderthals Differen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6,no.1（March 2004）:29）.他们发现，并未有可靠依据证明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在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异。
[42] 引自Leakey and Lewin, Origins Reconsidered ,p.280ff（caption to plate 4）。
[43] 这些研究基于从保存不良的遗骸中提取的部分序列。参见 John H.Relethford,“New Views on Neanderthal DNA,” General Anthropology 7,no.2（Spring 2001）。
[44] 葡萄牙的遗址位于Lagar Velho，那里发现的遗骸已有大约24000年的历史。
[45] Trinkaus and Shipman（ Neanderthals ,p.415）写道，在中欧，“有大量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缓慢从黎凡特（Levant）渗透进来的早期现代人类之间存在着持续进化、基因混合和杂交关系”。参见洛伦·艾斯利感人的回忆录。他坚信尼安德特人还在我们中间。塔特索尔则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物种，他写道尼安德特人的头骨有着“发髻”（头骨隆起）和与“发髻”部分相连的凹陷这两个独特特征（Tattersall, Last Neanderthal ,p.118）。但我的头骨也有与之一模一样的特征。
[46] 与之相似的，许多美国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非洲人，还有其他那些流离失所，客居他乡的人都渐渐被淹没在名为“白人”的种群中，几乎已经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确切血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