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人回顾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时或许会疑惑：“专家们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
——格伦·雷诺兹（Glenn Reynolds），《专业之死》（ The Suicide of Expertise ）
现在很多研究表明，量化的理性往往是一场虚幻，但是这不妨碍学者们继续强调公众和政界对数字的信任。在这些文献中，普通民众被视为对数字照单全收的消费者，统计数据则被视为一种“迷信”。公众对数字的态度带着某种“虔诚的宿命论”。他们对“统计专业知识”有一种“信仰”，并且倾向于“神化”审计数字。实际上，公众对数字的信任并非一成不变或者无条件的。量化治理主义者承诺带来效率和改变，公众对于数字的信任取决于量化治理的效果。早在2016年以前，量化治理就带来了一系列显而易见的政策失误、惨败和丑闻，以及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也未能实现收入增长。数字导向治理体系的无能和非理性有目共睹，量化治理主义者承诺的高效和混乱不堪的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因此引起了民众的不满。
许多量化相关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数字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已经意识到了数字的缺陷和无效性。他们每天都在使用这些数字，同时也擦亮了眼睛，端起了清醒的祛魅态度，虽然和数字彻底划清界限是不可能的。温迪·埃斯普兰和迈克尔·尚德的研究表明，法学院的院长们厌恶高校排名，认为这种排名制度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却又不得不围绕着排名开展各项工作。在这种反差之下，“犬儒主义文化”难以避免。已故的人类学家莎莉·安格尔·梅里（Sally Engle Memy）在数字指标的研究领域很有造诣。她曾经指出，“尽管使用者意识到这些简化的数字形式是肤浅且具有误导性的，甚至可能是谬误的，它们仍然被用作政治决策的基础”。二十年前，会计理论家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指出，审计仅仅是“验证仪式”，是无休无止、毫无意义的，甚至可能导致组织功能失调，它们合乎逻辑的产物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元审计”（meta audit），此概念由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于2015年7月出版的《指标浪潮：对指标在研究评估和管理中的意义衡量的独立评估报告》（ The Metric Tide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Role of Metrics in Research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提出。该项评估是由大学事务大臣发起的对英国高校系统的大规模研究评估，报告轻描淡写地批评了衡量指标和监测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破坏性影响。因此，在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劳动者群体中，对数字治理的不信任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指标可不仅是法学院院长和教授们的特权。公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也能感觉到指标的缺陷。如今，大多数处理琐碎数字的工作人员既不是政府高官也不是富裕阶层，可能只是基层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做着“无聊的工作”，日复一日地度量、评估、设定目标和制定战略，输出无穷无尽的文字和报告。这种荒谬而单调的文书工作在风靡大西洋两岸的美国情景喜剧《办公室》（ The Office ）中被活灵活现地演绎出来。“电脑说不行”是BBC喜剧《小不列颠》（ Little Britain ）中出现的一句台词，讽刺了小官员盲目遵循算法的荒诞行径。管理中的量化治理制度的虚假性是公认的事实。虽然在操作层面看起来荒诞不经，量化体制却不需要人们真正的信任来确保其效果。正如埃斯佩兰（Espeland）和尚德（Sauder）等法学院院长们的案例一样，量化体制通过共谋得以延续。如果说人们对于工作场所量化滥用的抵制尚未开始，那么在政界对于量化及其缺陷的议论已是甚嚣尘上。像政治讽刺剧《副总统》（ Veep ）就刻画了政客们试图在混乱不堪且荒唐可笑的体系中操纵专家政策建议的丑态。《幕后危机》（ The Thick of It ）刻画了一个混乱的英国政府部门因为数据失误造成的麻烦，如过早公布了拙劣的犯罪统计数据和删除了含有17万移民数据的硬盘驱动器，而忙得天翻地覆、疲于奔命。BBC推出了伪纪录片情景喜剧《2012》，戏仿伦敦奥组委筹备奥运的全过程，嘲讽了政策规划的缺陷和政治营销的荒谬。更加黑暗的是美国犯罪电视剧《监听风云》（ The Wire ），警察部门为了政客坚持攻克的关键问责指标“破案率”，拒绝接手调查棘手案件，甚至对尸体视而不见。20世纪80年代播出的英国情景喜剧《部长大人》（ Minister ）则更为久远，刻画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冥顽不化的世界。《白宫风云》（ The West Wing ）中展现了完美的量化治理，剧中的美国总统是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将戏剧、影视作品中的表现简单地等同于公众的观点或现实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当代大众媒体中普遍存在的恶意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涉及对数字、数据和统计信息的滥用和歪曲，反映出公众对更广泛的、以数据和统计为主导的决策和管理体系（数量主导体系）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开始质疑和担忧这种依赖于数字和统计的体系是否能公正、准确和有效地运作。
人们对于去政治化量化解决方案的信任危机是持续发酵的。幻灭的迹象早就出现了。尽管克林顿和布莱尔都成功连任，但选民的投票率显著下降。他们各自的政府深陷丑闻，大多数选民认为他们不值得信任。两者都急于迎合自由贸易和金融资本主义（体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伦敦金融城和欧洲一体化中）的量化治理体制，在此过程中，把努力争取一致认同的其他政党抛在身后。在所有关于政党两极分化的讨论中，两党的拥护看起来更像是政党之间的卡特尔联盟。虽然精简政府的承诺不绝于耳，但是“9·11”事件之后，政府却比之前更加臃肿。回想起来，早在2008年之前，量化治理就已经黯然失色。
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是自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人们对量化治理的不满集中爆发了。这标志着经济学专家的灾难性失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悲痛地质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危机的到来？”同样，危机的解决方案也揭示了独立机构强调纪律、理性和可预测性的量化治理模式的虚伪之处。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国家干预，比如，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对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财政援助，似乎“难以避免地政治化了”，未能约束贪婪的企业寡头。但至少美国经济开始复苏，欧元区在早期财政援助的基础上，坚持采取严格的量化治理手段，导致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了经济寒冬十年之久。
批判者们哀叹这是一场“现状危机”，这种危机没有对现有的状态产生明显的冲击或改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经济学家们和他们所在的机构和解决方案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影响力或者说更强大，尽管政客和量化专家之间的契约已经摇摇欲坠。事后看来，公众对量化治理的信任显然没有恢复。脆弱的经济复苏揭示了常见的经济指标（尤其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常识之间的脱节。这正是原始批判所强调的，量化难以避免的简化形式与对复杂世界的准确描述之间存在冲突（详见本书引言部分）。特朗普指出了数字和生活经验之间的鸿沟，认为“仍有数百万优秀公民生活在贫困、暴力和绝望中，并不觉得‘已经很棒’”（特朗普推特，2016年7月27日）。特朗普三分之二的支持者和四分之一的民主党人都不相信联邦政府公布的经济数据。虽然，量化承诺精确地反映现实，但这与隐藏在宏观数据下的个人和社区经验不符。
不出所料，部分选民开始表现出不满。在美国，共和党因经济援助计划产生了分裂。国会僵局为特朗普的当选奠定了基础。1958年，73%的美国人表示相信政府总是或大部分时间在做正确的事。2011年，由于工资涨幅多年来停滞不前，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7%。英国政府对于紧缩政策的拥护标志着政府组织中量化专家对于紧缩政策的共识已经达到了巅峰，而这种共识越来越不符合公众的利益。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出人意料地胶着，表明反抗力量蓄势待发，利用恐惧或不确定性来影响公众决策的经济学预测和论点对民众的吸引力也有限。支持苏格兰独立的选民把“对威斯敏斯特体系的不满”，亦即对英国政府和议会的不满当作自己公投脱欧的最大动力。第二大动力是社会民主党对国民保健制度的支持。2016年的民粹主义胜利标志着民众对量化治理的抗拒已经达到顶峰，并非突如其来的胜利。
比戏剧性的失败更具有破坏力的或许是量化治理技术和近乎闹剧的低效总是相伴而行。指标体系和“经济理性”之间缺乏逻辑的案例比比皆是。没有什么比在英国流传多年、虽然荒诞不经但也有几分写实的轶事奇闻更能体现这一点。例如，欧盟对香蕉曲度的规定和量化主义者所承诺的高效背道而驰，在这个案例中量化治理等同于毫无意义的规定。量化治理主义者痴迷于无意义的测量而违背了所有的常识，显得荒谬愚蠢。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例，年度纳税申报就是一种荒谬的形式，凸显了政府机构的巨大成本和低下的效率。在这个充斥着文书工作的世界里，量化治理所承诺的理性治理是再明显不过的谎言。《办公室》和《副总统》通过讽刺的方式表达了对量化治理的批判。
回顾历史，关于量化治理的现状基本完好无损的判断恐怕为时过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显示，选民在教育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分化。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特别倾向于拒绝经济学家们支持的方案。调查发现，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相对不容易相信专家，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专家。只有14%的人信任经济学家（相比之下，留欧派中这一比例是35%，也不算高）。经济学家的支持率低于历史学家、天气预报员、体育评论员和营养学家。在美国，2016年之后，人们对银行的信任度下降了22%，对历来被视为公共传播知识守门人的主流媒体信任度也下降了。选举结果本身加剧了人们对量化治理的危机意识，民意调查专家们自鸣得意的预测和经济学家对于大选结果的末日式预言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两种选择的根本原因是阿兰·芬利森说的“某种消极的平均主义”，不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个问题”，而是“你和我一样无知”，暗示“既然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你才是更大的傻瓜”。
政治学家们继续争论民主对于主流政治的不满是否更多来源于政府绩效或结构（供给侧）层面的不足，或者虽然不断上升但尚未得到满足的公众期望（需求侧）。量化治理将这些维度联系在了一起。它过度承诺的理性治理拉高了人们的期望，最后却无法兑现这些承诺，而且对自己的失诺完全不负责任。因此，这种分析认为民粹主义抬头的关键原因在于量化治理的营销主义理想和幻灭的现实之间存在明显且不断扩大的鸿沟。与量化治理的承诺相反的是，2008年经济危机和各种日常经验都揭示了一个无能的、依赖政治干预和充满精英偏见的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