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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症状，技术官僚主义才是病根。
——迈克尔·林德，《新阶级战争》（ The New Class War ）
从一开始，量化与技术官僚主义的去政治化就密不可分。最早关于量化的社会学研究认为，量化指标的兴起最初是与19世纪欧洲民族国（state-nation）发展以及当时的专家型行政官僚机构紧密相连，正如统计学（statistics）一词所示。
尽管如此，量化和专家之间的关系仍是非常错综复杂的。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199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数字信任》（
Trust in Numbers
）提出，新一代理性的专业人士接受了用量化指标来替代传统精英自由决策。与传统专家的（即使经过培训也难以避免的）主观判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生代专家所提供的数字显然更加公平，严格的程序给他们的结果镀上了一层“机械客观性”的光辉。
因此，量化有望提升效率和公平。量化治理主义者承诺可以计算出最优的解决方案，衡量社会经济得失，从而将整个国家的利益置于任何单一利益集团之上。不仅如此，他们还承诺构建更负责任和真正民主的治理模式。他们认为通过构建共同的事实基础，可以“为社会共识与和平奠定新的基础”，尽管奴隶船日志和帝国人口普查的数字治理采取了更加专制的形式。
然而，和该经典文献意见相左的是，对于专家统治的研究往往否定了这种早期的民主潜力。技术官僚主义否认除了“方法意识形态”之外的所有意识形态。所谓的方法意识形态就是通过基于数量信息的决策来提高理性和效率。与竞选政客们的投机行为和短期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技术官僚主义被视为有明确的反对立场。评论家们敏锐地指出，专家委托的代价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由匿名的技术专家制定。这些专家或许来自独立监管机构、准自治执行机构和其他远离人民的公职机构。尤其是当经济学家日益把持了主要的决策机构时，他们的量化产品（主要为成本效益分析工具）显而易见的透明度在实践中容易被复杂的统计和建模技术所掩盖。批评者认为专家委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划下了一道“民主赤字”鸿沟。量化专家置身于名义上自治的政治机构之外，免受直接的民主问责，而权力移交到上述机构则导致了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具体表现为投票选举率的下降和政党成员的减少。
后期大部分文献都认为通过量化实现去政治化通常是成功的，或多或少将这个问题从政治辩论的范畴中永久移除了。尽管量化实践的功能障碍与失灵是越发显而易见的，学者们还是自相矛盾地更加倚重量化，依赖排名、审计和紧缩政策。量化治理的力量似乎无法避免，它是通往后民主社会的单行道。
然而，早在2016年民粹主义高涨之前，量化相关经典学术研究就发出提醒，去政治化战略与量化治理的公共合法性和支撑其基础的权力分配下才能成功。真正由专家运营的政府甚为罕见。政府和量化专家之间的关系更多是权宜的联盟关系。在这种联盟中，政客是高级合伙人，技术官僚机构则会设法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然而，这种联盟未必能够获得群众的广泛信任。如果联盟无法落实关于效率意识形态的承诺，公众对于所谓量化专家的信任可能会减弱。在其他合法性策略的诱惑下，政客们可能会背弃联盟，重新将专家委托问题政治化，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政客们的自身利益。因此，本章把对于量化专家的授权视为政治嵌入的合法化策略。这种策略的成功取决于获得的政治支持、公众关于其胜任力的认可，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超脱。正如希欧多尔·波特在一百多年前就注意到可以利用量化来制衡传统精英的自由裁量权，数字治理工具也可能用来对抗新一代的量化专家。
当量化治理已经公开可见时，民粹主义领袖可能会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对量化治理的攻击作为对主流政治合法性和现行精英统治攻击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本章反驳了民粹主义关于其与数字的斗争中，在情感、戏剧性叙事和欲望等方面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宣言。这种宣言和传统派把特朗普称为“真人秀总统”没什么两样。民粹主义者并非完全反对数字政治，毕竟技术官僚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于主流政党政治与传统决策的不透明与贪腐问题论断惊人地相似。两者都拒绝主流政治调解、磋商或者审议，声称自己能够提供更加权威的合法性决策。
因此，即使宣扬数字魅力民粹主义横空出世，把作为媒介的“专家阶层”抛诸脑后也不足为奇。它希望通过主导民意，更加直接地获得合法性，而非依赖已经蒙上污点的技术官僚主义。如无严格的量化支撑，数字的可信度是脆弱且短暂的。这些（虚假的）指标声称可以通过无媒介和常识性的数字来表述民意，这在当代英美民粹主义中已经成为被忽视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