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数字的去专家化

量化的民粹主义政治

伊丽莎白·查特吉

我觉得人们已经受够了所谓的专家们……他们总是声称自己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事实上却恰好相反。

——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英国司法部部长

“在当代政治中，”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魁的经济学家洛伦佐·菲奥拉蒙蒂宣称，“数字加强了技术官僚主义，却牺牲了民主辩论。”这是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对量化的主要认识，技术官僚主义承诺为人们提供客观、透明、合理的政策解决方案，认为自己可超越变幻莫测的个人判断和民选政客肮脏的党派利益。数字这种不偏不倚的持中之态可以削弱政治角逐的影响。这种去政治化正是“数字的诱惑”的体现。无处不在的量化引发了不少末日预言。批判者认为，未经选举形成的精英阶层筹谋了一种定量的知识模式，即量化民主（quantocracy）。该模式左右着诸多领域的决策，其衡量标准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自我监管的亲市场意识形态共识。量化官僚主义的主导地位掏空了真正的民主制度，把它变成了掩盖“后民主”精英政权的外衣。

2016年，英国人民公投脱离欧盟（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如此政治态势引起了人们对这些预言的质疑。上述两个成功的民粹主义 运动都试图诋毁那些排着队反对自己的数据专家们，降低统计数据的可信度。例如，特朗普政府宣称官方发布的失业率是“伪造”的，气候科学就是一场骗局。而支持脱欧的政客宣称“只有一位专家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选民自己”。 他们对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秩序的攻击直接反对的是正统的量化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因此，民粹主义的热潮通常被解读为对精英专业主义和专家治国制主义式傲慢的强烈反对。就我们对量化的社会政治力量与声望的理解而言，英美民粹主义的崛起是出人意料的，这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量化民主当真如上述研究所展示的一样全能，那么它为何在2016年突然变得不堪一击？

本章认为，专家的公众声望不会随着数字政治的发展而波动。正如量化相关经典著作所公认的那样，数字、专业知识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具有偶然性。这种关系是涉及信任和民主正当性的复杂问题（第一节）。早在2016年之前，这种关系就开始破裂。从20世纪80年代起，数字技术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诸多领域都凸显了专家的弱势而非力量。数字绩效指标、公众意见调查和虚假数字是量化对抗而非支持专家的例子，预示着民粹主义对官僚和其他专业人士的攻讦（第二节），这逐渐贬低了专业知识的价值。公众的批判表明，越来越多的民众将政客们运用统计专业知识和机会主义、非理性和虚伪联系起来（第三节）。虽然这并非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唯一解释，却是达到2016年这个重要关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与传统观念相反的是，民粹主义对量化政治的攻击并非是对后者的全然拒绝。本章后半部分基于政客演讲和特朗普的8825条推文语料库 ，提出一个观点，英美民粹主义者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开始使用数字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民意调查结果和推特关注者数量等民意数字已经获得了很多的关注。这些指标否定了（可见的）专家的中介作用，声称自身具有一种新的、更加“真实”的合法性，亦即直接的、通常更直观和戏剧化的民意表述。它们通常强调序数定位，秉持相对次序的零和逻辑，而非量化支持者们所推崇的基本指标。尽管特朗普和英国脱欧支持者所提出的虚假数字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些用数字做文章的技巧却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或非凡的技艺。在第二节中探讨的数据仪表板、大数据分析，甚至是公关专家最喜欢的焦点小组在表面上看都运用了相似的逻辑。尽管如此，民意数字让新政治阶层也受到了掣肘，因为新政治阶层自身的失望和不满也在发酵。量化政治和去政治化纽带的断裂与所谓的数字去专家化的崛起都要求我们对公共生活中的数字有更加与时俱进的认知。 TCVsTq2HgutN+WKZDnKF4QnjrETWxmXjMj+v5N6m0/vPvQO8ksZy1iBlfsQV7F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