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主数字文化？

21世纪20年代的开端因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被铭记。人们也会记得在美国，总统罔顾事实，公然发布各种怪诞言论，从而引发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件。例如，2020年5月1日在密歇根州州议会的公共卫生命令（如佩戴口罩）遭到武装民兵抗议。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围攻国会大厦，试图阻挠民主党总统大选胜利认证。这一系列事件和其他林林总总的事件都是对高层谎言的回应：新冠疫情只是一场流感，新冠口罩令是对自由主义者的攻击，民主党通过大规模舞弊窃取了共和党的总统桂冠。一时之间群情汹涌，指控和不满难计其数。然而2020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似乎有效地简化了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动机。虽然2016年的总统大选引发了一场围绕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缩写为MAGA）及该口号所涵盖的多个议题的轻重缓急展开了论战。2020年大选和特朗普对选举结果的否认将这些议题精简到了以下两个：威权主义和白种人至上主义。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其他议题，例如“经济焦虑”或者关于华盛顿腐败担忧，都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

笔者认同以上MAGA议题的优先次序，部分原因是笔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正是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美国民主的核心特征。但是，即使被识别为基本特征也未能解释这些特征在不同的时期变得更加重要的原因，也难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政客能煽动大批支持者而其他政客却做不到。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为他显然未能履行其竞选承诺或“像成功的商人一样”处理新冠疫情大大增加了。种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本身并不能解释激发他们的以情绪和感觉为主导的抱怨文化。MAGA支持者们觉得自己的自然合法性和中心地位被窃取了。

笔者在此断言MAGA支持者联盟形成的催化剂是一种受害者心理，特别是被据称是民主党所建立的体系所迫害的感觉。2016年总统大选后，分析师试图解释特朗普胜选的原因，比如，关于失业，特朗普把其归咎为“糟糕的贸易协议”或“非法移民”。分析师们的努力基本以失败告终。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满是MEGA的观点被自由主义者、精英、专家和主流媒体鄙视和排斥。如果美国当真是名副其实的自由和公正的民主国家，那么MAGA的立场应该是举足轻重、占主导性且备受尊重的。在此，笔者的出发点为白种人至上主义和威权主义情绪是由反对自由主义的认知性怨恨所催化的，这种怨恨还得归因于民主党人。MAGA支持者们不仅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具体内容，如移民改革、平权行动或者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利，同时也反对那些赋予自由民主思想社会中心地位的论据和实践。

MAGA怨恨的文化根源，亦即主流自由主义公认的认知效度，是对本书主题的呼应。正如引言所述，对于量化的原始批判界定了知识和权力的问题。量化往往剥离了历史、背景和地方性的知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特定的情境。量化还削弱了人们在特定情况下进行自我管理或让他人关心自己观点和经验的能力。因为管理权威容易从某个特定情况滑向其他更大的权威，例如监管者、管理团队、首席执行官、评级机构、资助机构等。数字既具有简化的特性，又具有管理的特性。他们只有通过刻意的努力，才能避免这些效应。

本书拓展并反驳了这种批判。在第一章，伊丽莎白·查特吉发现，虽然数字统治的批判者对于“民主赤字”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却过于轻易地假设“通过量化实现去政治化的努力通常是成功的”。她展示了在英国和美国，政客们出于政治目的玩弄数字，以及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大量使用数据和量化分析的专家们，亦即量化治理者沆瀣一气的现状。右翼领袖们的民粹主义立场无论多么反智，仍创造出她笔下的“公投数字”，用以佐证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受欢迎程度。此外，查特吉概述了右翼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数字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左翼的新工党和新民主党和包括布莱尔、克林顿、戈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党派领袖都为了谋求政治利益欣然接纳了量化治理。因此，她引用了原始批判中的主张，量化可以破坏民主制度，并拓展了这一观点，从而得出结论，通过数字推进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一点，信奉专家的中立派和对其强烈抨击的右翼人士以及后者所编造的假新闻同样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在本章中，笔者将与查特吉共同关注支持专家的政客们的数字犯罪，而非关注政客们的反智批判者。这意味着，本章节的研究跨度涵盖美国民主党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从1930年到1980年，是民主党鼎盛的五十年。在此期间，民主党有两大民意基础，分别是（白种人）平均主义和后来的公民权利和种族正义。虽然，民主党在这些领域成就有限，这些议题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地位从未改变。相反，随着共和党变得更加激进，甚至撤销这些年在经济和种族平等领域的所有进步，这些议题反而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共和党的激进态度更是得到了鼓舞。然而，这些议题恰恰是新民主党淡化、边缘化甚至反对的问题。里根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压倒亲劳工和后期新政派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之后，民主党派出了技术官僚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竞选总统。杜卡基斯未能借用民权语言来捍卫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免受对手乔治·布什的种族狗哨攻击。例如，布什的竞选广告《威利·霍顿》（ Willie Horton ）暗示黑种人是潜在的强奸犯，而鼓吹民权的民主党正在助纣为虐。在下一次大选中，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表现得仿佛杜卡基斯对任何平等议程的支持都不够及时。他1992年的竞选活动以“严厉打击黑种人”的种族信号为特色，在阿肯色州处决了一名心智不全的黑种人囚犯里奇·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对激进黑种人饶舌歌手索尔嘉妹妹（Sister Souljah）进行了无理攻击。克林顿上任后，仍然坚持这种做派，撤回了对黑种人法律学者拉尼·吉尼尔（Lani Guinier）的司法部民事部门负责人的任命。他推动联邦犯罪立法，提高了黑种人和拉丁裔社区的监禁率，拜登在2020年不得不为此道歉。他通过批判人们对于福利的“依赖性”从而削减福利。

总体而言，民主党在经济和种族平等问题上的退让，在政治上为两位杰出的民主党政客——克林顿和奥巴马带来了成功，却未能在国会、州立法机构和地方的司法机构中为民主党争取到多数席位。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利是在共和党控制两院和大多数州议会的基础上实现的。兼具攻击性和分裂性的特朗普巧妙地运用了共和党长期以来反对的两种平等，强化了在两种平等的基础上推进民主建设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已经被忽视了整整四十年。

本书定稿的时候，拜登已经取代特朗普入主白宫，同时不得不应对两党平分秋色的参议院、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和共和党占据近三分之二席位的州议会。在21世纪20年代，关注民主党对数字的使用或许特别有用。特朗普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的种种作为，加剧了人们对其支持者长期以来藐视事实和思考这一事实的担忧。而特朗普则颂扬和利用了其支持者对于事实和思考的藐视：“我喜欢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这是他在2016年初选获得节节胜利之后说的。然而，这也让人们忽视了民主党的政治和认知弱点。

各方面的选民都希望政治领袖能听见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领袖们并未倾听他们的声音，也不喜欢各种常见的“倾听民意”替代方式。其中一个替代方式是收集和运用数字，用于否认日常经验。数字被用于质疑或者回避民主协商以及用于否认民主协商中的生活经验。专业知识，尤其是冰冷理性的量化知识及其推崇的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破坏了民主党的历史平等进程。无论各党派的领导们是否明确表示在21世纪20年代带领党派向平等迈进，数字文化都是值得研究的。笃信大数据和根植于专业管理知识的数字文化应如何做出改变才能使这种转向得以实现？

在此快速地对量化下一个定义。简而言之，量化指的是以数字形式描述事物或者事物之间的联系。相比之下，定性或口头的描述可以在不使用数字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数字拥有两个语言不具备的特征。数字是一种比较模式，容易被用于排名；数字主张客观性。总而言之，大多数人都认为定性描述更具表现力或者主观性。即使定性评估看似精确且可以验证，它仍然与特定的观点、情境和人群紧密相连。传统观点认为数字更加可靠，因此比定性描述更具权威性。原始批判认为权威倾向于使用数字话语，有意无意使用数字话语纠正和排除本地性视角，而非探索和增强这些视角。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WiLXEXV0923NIZ+jcn5vZ4yOHDj9WSQ6nrjWu/ffQWSU2Wc6cnqKtPn7fP0Zyw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