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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研究资助从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时开始，一直延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时完成。美国政府的更迭使数字治理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奥巴马代表的是理性的专业知识而特朗普代表的是对专业知识的无情攻击。2016年在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的某一场电视辩论中，当候选人被问及允许用中国进口的钢铁取代美国钢铁贸易协议的效应时，希拉里指出特朗普在建设自家酒店时使用了中国进口钢铁，因而给中国而非美国的钢铁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特朗普回应道：“她已经这么做了30年，在过去15年或20年里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你确实有经验，和我相比，经验是你最大的优势，然而你的经验却是糟糕无比。”特朗普认同希拉里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却辩称正是她的专业知识把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应该将专业知识的衰落归咎于特朗普、他的共和党，以及特朗普支持者当中的假新闻传播者。受害者包括惊慌失措的中产阶级专家，长期以来专家们一直投票支持民主党使用数字来治理更加宏大的社会经济模式，解决或者（粉饰）种族性失业。相反，特朗普把这种胡编乱造的风气带进了白宫，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白宫都笼罩在各种疑云中，包括所谓的“出生地疑云”，有人质疑奥巴马总统实际的出生地是肯尼亚而非美国。《华盛顿邮报》事实核查员称，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撒的谎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位国家元首，创造了某种世界纪录：“他一共发布了30573次虚假或误导性声明。”
诚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其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主导了关于专业知识未来发展的公众讨论，然而这仅仅是宏大叙事中的一小部分。本章节的目的是关注叙事的其他部分，以奥巴马政府为例分析专家们运用专业知识的作用和效果。我们习惯于抱怨技术官僚治理（technocratic governance）的局限性。它既未能与新自由主义顺利结盟，又未能取悦反智文化，总有诸多可指摘之处。在此，本章节将重点关注民主党如何运用专业知识来削弱公众对自己作为经济社会历史主体的感知，而经济社会最终由专家们以宿命论式的量化方式进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