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由于专家的建议长期以来被误解、歪曲或忽视，美国各领域顶级专家于周一集体递交了辞呈。

——《洋葱报》（ The Onion ）

2016年民粹主义的胜利——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被认为是对量化专家及其定量数据的强烈抵制。量化治理突如其来的脆弱动摇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量化专家主导决策的传统观念。表面看起来客观的数字仿佛让很多政策都摆脱了“政治”色彩。这种观点认为量化治理的去政治化力量被夸大了。实际上在2016年前，量化、专家和去政治化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量化治理的英雄主义理想承诺根据“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保证高效、理性和客观。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脱节有助于在政治领域内创造对主流专家系统的信任危机。现代版本的量化治理工具与其说是巩固了专家权力，不如说暴露了专家的弱点。政府为了应对右翼对主流政策体系的效率和廉正的攻击，引入了数字绩效指标和舆论检测。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给予专家们更大的发挥空间，而是压缩专家们自由裁夺的空间。这种量化治理形式对专家们的攻击预示着民粹主义对专家的敌对态度。量化不但没有增强公众的信心，反而越发和虚伪和非理性联系在一起。因此，量化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手段是失败的，因为量化专家委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悖论：数字在公共生活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和具有影响力，最近更是以大数据革命的形式出现，而公众“对技术官僚的信心正在削弱”。

至少对部分选民来说，民粹主义者似乎用更加真实的政治形式为量化治理的信任危机提供了解决方案。与刻板的印象大相径庭的是，数字在英美民粹主义话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粹主义的数字直接反映民意，无须专家介入其中。尽管如此，民粹主义领袖们没有解决潜在的公众信任危机。事实上，他们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民众对政策实施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本章探讨的两种趋势——量化治理和去政治化之间关系的破裂，以及数字在无专家中介情况下的崛起并非英美民粹主义者最新的创造。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数字在公共生活中的解读。新社会学研究必须考虑政客和专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和权宜策略。政客而非专家往往能在政治话语中为最引人注目的数字赋能。我们必须记住一个经典的观点，即公共生活中的数字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必然的。

公众对数字的信任是有条件的，这种信任可能上下波动。数字与专家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也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专家量化的地位与合法性构建是个漫长的过程，其解构和重构都将同样复杂和富于争议。 CyGhKiwxTKR5bGdBXLOZuhXaVZiVvTDTUxRrBY69EBpmmw6Mi6NUCg93kuTCyBY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