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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来时，带着满腔热望。
1679年，刚刚被荷兰东印度公司（也被称为VOC）任命为殖民地总督的西蒙·范德尔·斯特尔（Simon van der Stel）在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登陆。长久以来，开普都一直是科伊人的家园，15世纪晚期欧洲人的船才首次抵达这里。此时它已被荷兰人征服，成为欧洲海上贸易网络上的一个枢纽。当时荷兰是一个拥有无数精明商人的强大国家，范德尔·斯特尔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官员。从19世纪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荷兰行政官员专横地站在桌山脚下，对土地和他们想要控制的原住民进行调查。 [1] 大航海时代同样是大剥削时代。
范德尔·斯特尔留存于世的几幅肖像画中，有一幅是在他被任命为总督之前几年画的，画中的他手里拿着一串成熟的葡萄。在他位于阿姆斯特丹东部的穆伊德伯格村的家中，他经营着一个小型葡萄园。此外，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洋地区的主要交易货物是香料，但因为范德尔·斯特尔的岳父是一名葡萄酒商人，所以他可能对葡萄酒贸易有所了解。
168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港口城市开普敦的郊区的一块土地奖给了这位总督。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葡萄园并开始酿制葡萄酒。这个葡萄园后来成为非洲最著名的葡萄园。他给自己酿的酒取名为康斯坦提亚，意为忠诚、恒久、坚定。
范德尔·斯特尔在好望角种植葡萄的故事，已经成为南非葡萄酒的“创世”神话。故事的基本内容由于被复述得太频繁，以至于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故事中的细节）。这些故事的讲述方式，通常是为了表现一个人的远见卓识。然而，范德尔·斯特尔实际上并没有预见到葡萄酒行业后来的发展，他种植葡萄更大程度上是对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状况做出的回应。在近代早期，葡萄酒是许多欧洲富人的生活必需品，在欧洲帝国扩张的过程中，他们也带上了葡萄藤。西班牙殖民者从1600年左右开始在现在的阿根廷、智利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酿造葡萄酒。几年后，弗吉尼亚州的英国殖民者也尝试过种植酿酒葡萄，但不太成功。殖民地的葡萄酒产业为移民提供了生活物资，促进了殖民地经济自给自足。并且，葡萄酒也是一种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范德尔·斯特尔并不是一个古怪的梦想家，而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帝国主义者。
帝国的战争和贸易网络塑造了当代欧洲的葡萄酒和烈酒贸易的格局。即使不能说是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波尔多也是法国最著名的产区。17世纪至18世纪，它从单纯的葡萄酒产区变成葡萄酒出口重镇，荷兰、英国和爱尔兰有很大功劳。罗德·菲利普斯（Rod Phillips）的研究表明，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荷兰商人主导着波尔多的葡萄酒贸易，他们在英格兰和荷兰销售葡萄酒的同时，在该地区投资开垦沼泽地和扩大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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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安德烈·朱利安（André Jullien）于1816年出版了一本葡萄酒的综合性指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指南之一。他指出，虽然荷兰几乎不种葡萄，但阿姆斯特丹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加度葡萄酒交易中心之一。
在整个18世纪，复杂的地缘政治导致法国失去了荷兰和英国的青睐，因此得益的是葡萄牙的港口建造商和贸易商。但爱尔兰商人和后来的政治避难者纷纷涌向法国，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波尔多的一些顶级葡萄酒和白兰地，如基尔万（Kirwan）、巴顿（Barton）、林奇（Lynch）和轩尼诗（Hennessey）等。由此，即使是法国最具标志性的葡萄酒产区，在近代早期也受到了外国商人的深刻影响。
在南非，荷兰采取了同样的经济模式，在希望通过葡萄酒产业从土地中获利的同时，又能由其商船运往欧洲进行贸易。他们还经历了与帝国主义对手英国和法国的地缘政治斗争。18世纪末，拿破仑战争爆发，英国海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好望角成了其战利品。当范德尔·斯特尔抵达好望角时，它还只是荷兰海上贸易枢纽上的一个战略港口；而当英国人在1814年正式获得好望角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永久定居点，且以葡萄酒产业闻名于世。
1652年，为建立补给站，荷兰人在好望角的桌湾登陆。它位于从荷兰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前荷兰殖民地）的航线上，船只可以在这里补充淡水、农产品和肉类。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这个站点的野心不大。荷兰东印度公司任命扬·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为这里的总督，他的任务是为船只提供食物，同时尽量节约开支，并减少与当地科伊人的摩擦。科伊人是牧民，愿意把肉卖给荷兰人。几年后，作为权宜之计，范·里贝克把土地“授予”几个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雇员，并进口西非和安哥拉人，充作农场的奴隶。 [3] 这些荷兰雇员后来被称为“自由市民”，他们为船只生产食物，专门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设定了较低的固定收购价，他们不太可能因此致富，但他们的货物有稳定的市场。由此，被奴役的人会一直工作到死去，毫无疑问还要忍受痛苦和屈辱，而科伊人也失去他们的肉类市场。
27年后，当范德尔·斯特尔被任命为总督时，开普敦还只是一个小村庄。尽管海上交通繁忙，但这里的常住人口只有几百人。范德尔·斯特尔对这块殖民地有着自己的野心，他的愿景与酿酒有关。虽然人们经常将他奉为好望角葡萄种植第一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第一个在这里种植葡萄的人。据先锋历史学家、开普敦国家档案馆员乔治·麦考尔·西尔（George McCall Theal）称，范·里贝克在1658年已经在开普敦郊外的温伯格种下了葡萄。著名的法英葡萄酒专家安德烈·西蒙（André Simon）认为南非的葡萄种植史还要往前推，可以追溯到1653年； [4] 而南非记者戈登·巴格诺尔（Gordon Bagnall）认为南非第一棵葡萄树是在1655年种下的。 [5] 范·里贝克在1659年2月亲手酿制了南非第一支葡萄酒，因为他是“整个殖民地中唯一知道如何酿制葡萄酒的人”。作为欧洲帝国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巴格诺尔称范·里贝克酿造的这第一支南非葡萄酒是献给上帝的赞美诗。20世纪60年代，巴格诺尔写道：“就像遥远的古罗马文明将葡萄酒带到了处在蛮荒之中的欧洲大陆和英伦诸岛，并教会了人们饮酒一样，荷兰人把葡萄酒这种文明生活的必需品带到了南非的荒凉土地上，并建起了欧洲人的家园。” [6]
现实并没有这么美好。西尔说范·里贝克的葡萄酒是由“麝香葡萄和其他圆形白葡萄”酿制而成的，它们的根茎可能来自西班牙。 [7] 范·里贝克显然曾试图鼓励市民也种植葡萄，“但大多数人只满足于在房子周围种植一些插枝。”普通市民并没有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形成共鸣。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系统性地在帝国的各个地方移栽各种植物，并希望这种试验能产生新的经济作物；而普通市民“更喜欢其本国的水果和谷物，而不是葡萄和玉米等外来植物，他们自称不知道怎样种植它们”。 [8] 与范德尔·斯特尔不同，大多数荷兰人不种植葡萄。市民的数量也很少，因为荷兰人并没有想在南非建立新家园，他们只是想经营一个经济实惠的供给站。
早期的葡萄酒质量很差、令人失望，但酿酒师一直没有放弃。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买好望角的葡萄酒，但只作为船上的储备品，因为这些葡萄酒“质量很差，在印度销路不好”。 [9] 1670年，范·里贝克的继任者之一雅各布·博格霍斯特（Jacob Borghorst）试图激励酿酒师生产更多的葡萄酒——他给他们提供了可以在巴达维亚（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无限量销售葡萄酒的廉价许可证。但这些措施没有成功，因为市民“太穷了，无法忍受等待一年才知道产品是否能卖出去……他们认为在一个好的市场上，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是固定的。在这样的市场里，在葡萄酒运出农场之前，一个人就可以精确地估算出他的收入。因此，在印度市场上自由销售的政策，并不能促使他们去扩大葡萄园。” [10] 在波尔多的蒸馏酒业务让荷兰人获利颇丰，但这一产业在南非同样开局不利。1672年，通过蒸馏劣质葡萄酒生产出了南非第一批白兰地，但这些“白兰地的质量甚至还不如用来制造它的葡萄酒”。 [11] 南非葡萄酒产业的开局并不顺利。
当范德尔·斯特尔抵达南非时，当地的葡萄酒生产已经很成熟，但质量始终平平。作为一名殖民地总督，范德尔·斯特尔决心将这个供给站变成一个真正的殖民地。这需要增加人口并促进当地葡萄酒和其他潜在的收入来源变成真正的收入。他引入了新的移民，其中包括一些欧洲女孤儿，打算让她们与单身的男性市民结婚（因此，奴隶制度和殖民地可能是通过性剥削发展起来的）。1687年对好望角的人口普查显示，当地大约有600名欧洲人和300名奴隶。对葡萄酒产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开普殖民地在1688年迎来了法国胡格诺派教徒。这些难民是新教徒，为逃离法国的宗教战争，他们来到与法国敌对的荷兰的殖民地寻求庇护。他们居住在后来被称为法语角的地区。荷兰酿酒师的专业知识已经跟不上他们的野心，但这些新来的法国人在酿酒和葡萄修剪（修剪葡萄藤的艺术）方面拥有专长，一些学者认为这使他们在酿酒业中的比较优势延续了好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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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有大量的葡萄树需要照料。1687年的普查记录显示，南非拥有40.29万株葡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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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葡萄藤覆盖的土地面积取决于它们的种植方式，但按照欧洲传统的每公顷1万棵葡萄树的计算方法，这相当于40公顷或约100英亩。依据现代农业的标准，这个面积太小了，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一个人和一头牛一天只能犁完一英亩。
100英亩对一个只有几百名男性工人的殖民地来说，面积还是非常大的。西尔解释道，胡格诺派教徒也被告诫说，酿酒不应该以牺牲粮食生产为代价。虽然这可能代表了人们对葡萄酒产业潜力的怀疑，但更可能是反映了以面包为主食的自给型经济的现实一面。毕竟，当时的勃艮第也对在粮食产区种植葡萄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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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葡萄对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吸引力之一是，它们有时可以在不适合种植其他作物的贫瘠土壤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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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型的混合农业是农民们的目标。
范德尔·斯特尔被誉为是南非葡萄酒之父，这要归功于他在康斯坦提亚建造的葡萄园。康斯坦提亚现在位于开普敦东南郊区。1685年，他被授予了861摩根的土地（大约737公顷或1821英亩）。
他酿造的葡萄酒很有名，进而成为酿酒厂以及周边土地的名字。他和他的儿子阿德里安（Adriaan）鼓励市民提高农业生产水平，阿德里安后来接替他担任了总督。在葡萄酒方面，范德尔·斯特尔在自己的农场和桌山峡谷属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果园中试种了来自法国、德国、西班牙和波斯的葡萄品种。由于对当地人酿造的劣质葡萄酒感到失望，他下发了禁令，规定在由他自己检验成熟之前，当地人不得采摘和压榨葡萄，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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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观管理使得他并不受当地生产葡萄酒的市民的喜爱，他在葡萄酒贸易中也没有个人股份。但到18世纪早期，范德尔·斯特尔家族已经拥有了殖民地最大的庄园，除了生产肉类和葡萄酒，还生产谷物。他们的垄断行为遭到了投诉，阿德里安在1707年因此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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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难确定产品质量是否有显著改善，但范德尔·斯特尔家族的葡萄酒业务显然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
在范德尔·斯特尔去世后，康斯坦提亚葡萄园被分成了三个葡萄园：格鲁特、克莱因和伯格夫里特，并为几个不同的市民家庭拥有。到了18世纪的头几十年，其他家庭也变得富裕起来，这使当地的欧洲人之间形成了分化。一小部分富裕家庭在开普敦附近种植葡萄和小麦，而贫穷的市民则开始向内陆地区扩张，形成了一个边疆社区。在斯泰伦博什和康斯坦蒂亚，最富有的葡萄酒农场主建起了有三角墙的荷兰式房屋，其中许多房屋至今仍然挺立着，在郁郁葱葱的葡萄园衬托下，显得雪白高大。好望角的人口数量虽然仍不算多，但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18世纪上半叶，酒类零售商成就了好望角最富有的人群之一，他主要为过路的水手提供当地的葡萄酒和白兰地。 [18] 有时，数千名水手会连续几周上岸，频繁光顾开普敦的酒馆， [19] 此时人口数量会迅速而短暂地增加。
康斯坦提亚的葡萄园后来在欧洲很有名气。康斯坦提亚庄园何时开始生产出品质突出的葡萄酒，具体时间很难确认，但很可能是在范德尔·斯特尔在世时就已经做到了。我们不知道，早期所谓来自好望角的好酒在多大程度上专指康斯坦提亚葡萄酒，也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自好望角的葡萄酒和康斯坦提亚葡萄酒就不能再混为一谈了。事实上，它们所代表的葡萄酒在质量方面是相反的（康斯坦提亚葡萄酒是好酒，但好望角葡萄酒是劣酒）。但由于开普敦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贸易枢纽，并且管理者急于推出一种高品质的产品，因此优质葡萄酒的声誉如何能够实现迅速传播，甚至传回欧洲的葡萄酒生产大国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荷兰人和英国人在帝国主义扩张方面是竞争对手，但他们之间也会进行贸易，好望角在欧洲到印度的贸易路线上的战略重要性使英国商人接触到了好望角葡萄酒。1689年，英国国王的牧师约翰·奥文顿（John Ovington）途经好望角前往印度，在他的游记中，描述了当时葡萄酒产业的发展状况。他说，他们“现在能够大量供应印度市场，一瓶的价格为一卢比”。这是一种德国风格的白葡萄酒，可能是甜的：“它的颜色很像莱茵葡萄酒，因此他们在印度给它起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但它的味道更冲，不太适口；它的风格还没有完全成熟，酒劲儿更大，让人更容易喝醉，也更容易上头。” [20] 以欧洲著名的葡萄酒风格来设计和命名自己的葡萄酒，这是第一个记录在案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好望角葡萄酒被称为莱茵葡萄酒，甚至有故意误导消费者的嫌疑。17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人一般会用原产地来命名大多数葡萄酒，但这只是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不受法律约束。
作为一个早期的例子，可以佐证因为气候比德国莱茵更加干热，好望角生产的葡萄酒酒精含量比北欧用同一种葡萄生产的葡萄酒更高。1766年，两位英国百科全书学家写到，好望角葡萄酒在保存两年后“有萨克酒的味道；保存到六年时的好望角葡萄酒会拥有与陈年霍克酒一样的色调，像最好的加纳利一样活泼”。 [21] 萨克酒是西班牙雪利酒的统称，霍克酒则是德国风格的白葡萄酒，加纳利指的是加那利群岛所产的甜型白葡萄酒，这些酒在英国都很常见。不过，萨克酒和加纳利酒都是加度葡萄酒，即通过添加蒸馏酒（这也降低了葡萄酒变质的风险，对出口市场来说是一件好事）提升了其口感和酒精含量。而好望角葡萄酒较高的酒精度不是来自添加额外的酒精，而是来自葡萄的自然成熟度。炎热的气候使葡萄更加成熟，含有更多可以转化为酒精的糖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世纪后期，与酒精含量相关的关税制度给殖民地葡萄酒进口商带来了很大麻烦。但18世纪英语世界的一些葡萄酒爱好者对好望角葡萄酒推崇有加。《伦敦绅士杂志》（ Gentleman's Magazine ）在1738年夸赞道：“好望角葡萄酒非常的馥郁醇厚。” [22] 1734年，爱尔兰诗人玛丽·巴伯（Mary Barber）在一首名为《敬米德博士，用他的好望角葡萄酒》（ To Dr Mead，on His Cape Wine ）的短诗中，是这样赞美这种成熟度很高的葡萄酒的：
你的酒，由南方的太阳精制而成，
是你心灵的象征：
它有千百种滋味
就像你影响世人的千百种方式；
它和你一样，唤起了沉沦的心，
它和你一样，激起艺术的灵感；
它能抚平愤怒，它能战胜痛苦，
它能唤回那已经远去的生命力。 [23]
巴伯在诗中把她的朋友（慷慨热情的米德博士）比作一种好望角葡萄酒。这表明，在18世纪中期的英语国家，好望角葡萄酒并没有被视为是对欧洲葡萄酒的拙劣模仿，而是被视为一种令人感到温暖愉悦的饮品，它的产地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在诗中，巴伯用艺术的手法指出这种“滋味丰富的葡萄酒”可以用来挽救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在19世纪，葡萄酒被广泛用于医疗目的， [24] 开普敦葡萄酒也不例外。一篇来自伦敦的1753年的文献显示，一位医生在为一位贵族治疗时曾指定使用好望角葡萄酒，不过没有注明葡萄园或葡萄品种。 [25] 在19世纪，拥有这种影响力的葡萄酒显然是康斯坦提亚葡萄酒，而不是一般的好望角葡萄酒。出现“康斯坦提亚”这个词次数最多的英语作品，是简·奥斯汀1811年的小说《理智与情感》（ Sense and Sensibility ），书中认为这种葡萄酒可以治疗“痛风”和心碎。 [26]
由此可见，好望角葡萄酒在18世纪的英国非常有名，也可以买到。它们显然受到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喜爱或追捧，因为这些很少有帮工的家庭是一本早期英国烹饪书汉娜·格拉斯（Hannah Glasses）的《糖果大师全集》（ The Compleat Confectioner：or，the Whole Art of Confectionary Made Plain and Easy ）的目标读者。这本书出版于1760年，讲述的是各种糖果的简易做法。其中介绍了在家里用浸泡过的“贝尔韦德拉葡萄干”来仿制好望角葡萄酒的方法。 [27] 好望角葡萄酒一定有一种为格拉斯的读者所熟知的独特味道，因为书中也讲了如何使用其他类型的葡萄干来仿制其他类型的葡萄酒，比如马拉加风格的葡萄酒（一种加度的西班牙甜酒）和干葡萄酒。 [28]
在18世纪早期，康斯坦提亚慢慢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好望角葡萄酒的标志性产品，即一种由芳蒂娜麝香葡萄酿制的餐后甜酒。作为麝香葡萄家族的一员，芳蒂娜麝香葡萄被认为是“最经典的”麝香葡萄。这种葡萄别名众多，很多品种都流传甚广，如粒白葡萄等。它还有一种名叫亚历山大麝香葡萄的近亲，在南非被称为哈尼普特葡萄，“通常被认为是等而下之”的品种。 [29] 它们都可以用于生产甜型白葡萄酒。安德烈·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写道，南非最早的葡萄品种是哈尼普特，一种麝香葡萄；斯蒂恩或斯坦，一种苏维翁白葡萄；绿葡萄，一种赛美蓉葡萄。” [30] 南非一直把白诗南葡萄称为斯蒂恩。杰茜丝·罗宾逊（Jancis Robinson）自信地写到，赛美蓉成了好望角最重要的葡萄品种，1822年，南非93%的葡萄园种植的都是这种从波尔多引进的品种。事实上，它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被简单地称为“酿酒葡萄”。 [31] 赛美蓉是一种白葡萄，法国著名的苏特恩甜型白葡萄酒就是用这种葡萄酿造的。
好望角当然也生产红葡萄酒，康斯坦提亚甚至同时生产红白两种葡萄酒。我们从18世纪英国报纸上，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比如1743年的一则广告写道：“一批真正的康斯坦提亚好望角葡萄酒，红白都有，非常清亮，味道很好，每加仑1磅1先令，包括瓶子在内。”
[32]
同一年，一个破产的伦敦酒商拍卖了他的库存，卖出了各种大桶的法国勃艮第和波尔多葡萄酒、香槟、芳蒂娜和莱茵葡萄酒，以及“二十二打零六品脱
上等瓶装好望角红葡萄酒”，还有一大桶和几品脱“好望角白葡萄酒”。
[33]
在托马斯·萨蒙（Thomas Salmon）1735出版的《近代史》（ Modern History ），又名《各国当前情况分析》（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 ）中提到“近来好望角葡萄酒在欧洲广受推崇”，并写下“由于缺乏葡萄栽培技术，他们似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建起了像样的葡萄园”。然而，现在“在好望角殖民地上没有什么村社，但有大片的葡萄园，不仅能够生产足够的葡萄酒供家庭饮用，还有多余的可供出售。” [34] 约翰·福里（Johan Fourie）也已经证明，好望角殖民社会在18世纪并没有陷入经济停滞，而是变得更加富裕，而葡萄酒就是一种为其带来财富的重要商品。 [35]
如果没有奴隶，这些葡萄酒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事实上，好望角的财富中，包含了殖民者拥有的奴隶的价值。
[36]
葡萄藤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酿酒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萨蒙指出，农民必须应对风暴、霉菌、蝗虫和一种“小黑虫”。他还描述了一个细节，奴隶每天早上都要去清除藤蔓上的小黑虫。
[37]
范·里贝克最初运来的奴隶来自西非和安哥拉，但越来越多的奴隶来自荷兰的其他殖民地，包括印度尼西亚、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1717年，开普敦的一个管理机构——政策委员会——（Council of Policy）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通过了殖民地应该继续依赖奴隶作为劳动力的法案。虽然好望角殖民地从未像加勒比海地区或美国南部那样发展大型奴隶种植园，奴隶制也是普遍存在且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葡萄酒行业。玛丽·雷纳（Mary Rayner）发现，在18世纪末，当大多数奴隶主平均拥有不到8个奴隶时，从事酿酒业的农民平均每人拥有16个奴隶。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了一场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使用奴隶的制度。在这场运动的宣言中，我没有发现专门针对好望角葡萄酒产业的谴责。不过，与英国人摄入的大量的糖相比，他们饮用的好望角葡萄酒的数量要少得多。就像是在长达数千英里的航程中，货舱里的葡萄酒有时会变质蒸发，消费者对葡萄酒中暗含的生产道德的感知也随着距离而消散了。
相反，当葡萄酒的英国白人饮用者意识到酿造他们饮用的美酒所用的葡萄与黑色或棕色的奴隶有过亲密的身体接触时，种族主义表露无遗。在英国刚刚占领好望角之后，大约在1796年至1803年，好望角殖民地秘书长的妻子写下了她参观克鲁伊特的康斯坦提亚庄园的情形：“克洛伊特先生带我们去了葡萄榨汁厂，一想到自己喝的葡萄酒是被三双黑脚踩过的葡萄酿成的，大家脸色都变了。但是，想到发酵过程肯定会去除掉所有被污染的东西，我忍住了自己反对的声音。” [38] 奴隶劳工对英国消费者来说是不可见的，但好望角的游客或定居者都心知肚明。欧洲的帝国生产项目是建立在种族等级制度之上的，经常依靠的是对原住民的奴役，葡萄酒也不例外。
葡萄酒在18世纪塑造了好望角殖民地。在殖民地种族和阶级差异形成过程中，葡萄酒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之后的几个世纪，这些种族和阶级差异一直存在于南非社会中。从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销售的富裕白人集中在开普敦及其附近，较穷的白人则向好望角殖民地的“边境”扩散，而黑人和亚洲奴隶则在葡萄园里劳作。由于经济上的边缘化和天花的流行，当地科伊人的社区被削弱，人口分散各处。1795年，英国军队首次占领了这个规模虽小但日益多样化甚至国际化的社会。此时，好望角大约有2.5万名奴隶，2万名欧洲白人殖民者，1.5万名科伊人和1000名自由黑人。 [39]
与一个世纪前荷兰占领好望角时一样，英国占领好望角同样具有战略意义。1793年，处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向包括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在内的欧洲敌对国家宣战，并演变为长达20年的战争。这些都是“世界大战”，因为它们将印度、加勒比、南非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及其人口都牵涉其中。1795年，法国人推翻了荷兰共和国，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亲法的巴达维安共和国。由于法国对好望角的控制可能会威胁到英国与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所有殖民地的交通和贸易路线，英国在1795年抢先占领了好望角。1803年欧洲停战协议恢复了巴达维安共和国对好望角的所有权，但1806年停战失败后，英国重新控制了好望角。1814年，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好望角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1910年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并成为南非联盟的一部分之前，好望角一直是英国殖民地。葡萄酒历史学家一再告诉我们，拿破仑最喜欢的酒是康斯坦提亚，在他最终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时，曾多次要求给他提供这种酒。通过酿酒师、运输商、销售商和饮酒者这些节点，形成了一个由忠于欧洲的人组成的复杂网络。
[1] Charles Davidson Bell， Jan van Riebeeck Arrives in Table Bay in April 1652 （n.d.[c.1840-8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arles_Bell__Jan_van_Riebeeck_se_aankoms_aan_die_Kaap.jpg（accessed September 1，2021）.
[2] Rod Phillips， French Wine：A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69-71.
[3] Roger Beck， Th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2000），28.
[4] André L.Simon，ed. South Africa ，“Wines of the World”Pocket Library（London：Wine and Food Society，1950），7.
[5] A Gordon Bagnall， Wines of South Africa：An Account of Their History，Their Production and Their Nature，Illustrated with Wood-Engravings by Roman Waher （Paarl：KWV，1961），10.
[6] A Gordon Bagnall， Wines of South Africa：An Account of Their History，Their Production and Their Nature，Illustrated with Wood-Engravings by Roman Waher （Paarl：KWV，1961），10.
[7] George McCall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or，An Abstract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Cape Colony. （Cape Town：W.A.Richards，Government Printers，1882），89-90.
[8] George McCall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or，An Abstract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Cape Colony. （Cape Town：W.A.Richards，Government Printers，1882），87.
[9] George McCall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or，An Abstract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Cape Colony. （Cape Town：W.A.Richards，Government Printers，1882），296.
[10] George McCall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or，An Abstract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Cape Colony. （Cape Town：W.A.Richards，Government Printers，1882），62.斯泰佛（stiver）是一种小面值的硬币。
[11] George McCall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or，An Abstract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Archives of the Cape Colony. （Cape Town：W.A.Richards，Government Printers，1882），180.
[12] Johan Fourie and Dieter von Fintel，“Settler Skills and Colonial Development：The Huguenot Wine-Mak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Dutch South Africa，”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7，no.4（November 2014）：932-63.
[13]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 ，275.
[14] Phillips， French Wine ，79.
[15] 例如，17世纪的朗格多克-鲁西永。Phillips， French Wine ，80.
[16] Theal， Chronicles of Cape Commanders ，268.
[17] Beck，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33.
[18] Gerald Groenewald，“An Early Modern Entrepreneur：Hendrik Oostwald Eksteen and the Creation of Wealth in Dutch Colonial Cape Town，1702-1741，” Kronos 35（November 2009）：6-31.
[19] Nigel Worden，“Strangers Ashore：Sailor Identity and Social Conflict in Mid-18th Century Cape Town，” Kronos 33（November 2007）：72-83.
[20] John Ovendish， A Voyage to Suratt，in the Year，1689：Giving a Large Account of that City and its Inhabitants，and the English Factory There （London：Jacob Tonson，1696），503.
[21] D.Fenning and J.Collyer， A New System of Geography；or，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S.Crowder et al.，1766），357.
[22] Sylvanus Urbanus，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and Historical Chronicle ，vol.8（London：Edw.Cave，July 1738），371.
[23] Mary Barber，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C.Rivington，1734），170.
[24] 关于酒能治病的讨论，参见 David Hancock， Oceans of Wine：Madeira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Trade and Taste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318-32.
[25] William Chaigneau， The History of Jack Connor ，2 vols.（London：William Johnston，1753），2：10.
[26] Jane Aust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London：Thomas Egerton，1811），vol.2，chap.8.
[27] 在希腊西部也叫作 Belvedere 葡萄干.“Belvedere，”entry in John Walker， The Universal Gazeteer （London：Ogilvy and Son et al.，1798）.
[28] Hannah Glasse， The compleat confectioner：or，the whole art of confectionary made plain and easy.Shewing，The various Methods of preserving and candying，both ...（London：Printed and sold at Mrs.Ashburner's China Shop，1760），197.
[29] Jancis Robinson，Julia Harding，and José Vouillamoz， Wine Grapes （London：Allen Lane，2012）.Entries for muscat de frontignan，p.683，and muscat of Alexandria，p.689.
[30] Simon， South Africa ，11.
[31] Jancis Robinso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ine ，2n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entry on “Sémillon，”626.
[32] 分类广告， Daily Advertiser （London），Saturday，June 11，1743.
[33] “The Stock of Wines of Mr.Jos.Thorpe，” Daily Advertiser （London），September 14，1743.
[34] Thomas Salmon， Modern history；or，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Describing their respective situations，persons，habits，Buildings，Manners，Laws and Customs （London：Thomas Wotton，1735），128.
[35] Johan Fourie，“The Remarkable Wealth of the Dutch Cape Colony：Measurements from Eighteenth-Century Probate Invento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6，no.2（May 2013）：419-48.On wine，see p.429.
[36] Fourie actually writes that slaves are “a proxy for total wealth.”Johan Fourie，“The Remarkable Wealth of the Dutch Cape Colony：Measurements from Eighteenth-Century Probate Inventor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6，no.2（May 2013）：419-48.On wine，431-32.
[37] Salmon， Modern history ，128.
[38] Lady Anne Barnard，cited in Bagnall， Wines of South Africa ，18.Barnard was well aware of the movement to abolish slavery at home in U.K.，and her diaries reference William Wilberforce，one of its leaders.Margaret Lenta，“Degrees of Freedom：Lady Anne Barnard's Cape Diaries，” English in Africa 19，no.2（October 1992）：65.
[39] Beck，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