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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集中讲述了大英帝国和联合王国过去三百年的变化历程。自17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海洋国家，积极从事各种商品的海外贸易。由于英国长期以来对葡萄酒需求旺盛，并且几乎所有需求都是通过进口来满足的，英国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葡萄酒市场之一。葡萄酒贸易一直存在，帝国主义拓宽并加强了贸易路线。
“教化使命”的概念，是英国帝国主义学术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在葡萄栽培史上影响力巨大。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教化使命”的概念是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欧洲帝国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欧洲人以此为信仰，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他们有责任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世界上其他不那么文明的地方。基督教的输出最为显眼，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强调传教、要求信徒传播“福音”的宗教。毫无疑问，基督教传教士真诚地相信，他们去往殖民地、翻译圣经、举办临时的主日学校，是在拯救当地人的灵魂。
英国文明的传播不仅要从宗教角度来衡量，也要从经济角度来衡量。英国的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其殖民地的财富和社会进步、强大的贸易路线和殖民者的生活水平体现了帝国的成功。葡萄酒生产者和出口商寻求商业成功的同时并没有为了利润而对帝国主义政策避而不谈，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通过贸易来展示他们在践行对“教化使命”的承诺。经济繁荣本身就是文明教化发生在新土地上的明证。
但是，所谓“教化使命”既可能只是一个为了掩饰野蛮的殖民手段而编造出来的名词，也可能是一个为了激励英国支持者创造出来的空洞修辞。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词体现出的文化傲慢贬低了原住民的生活，暗指他们完全没有文化或没有认知能力。对这一概念的主要批评来自一种名为后殖民主义的广泛研究。这一研究认为“教化使命”在全球不平等和侵略战争合理化方面始终发挥着作用。
当研究葡萄酒的历史及其与殖民项目的联系时，这些都是需要谨记的重要批评。
如果众多英国殖民者认同基督教“教化使命”的概念，那么葡萄酒酿造业的成功及其与《圣经》的共鸣，则证实了他们取得的进步，令他们感到陶醉。酿造葡萄酒的过程复杂而精密，给了酿酒师极大的想象空间，认为自己正在积极培育和传播文明。一排排整齐的葡萄藤，结出果实，酿成葡萄酒，这些发生在此前的无主之地上的一切，对殖民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成就。这种心态在后殖民时代仍然很常见。正如一位南非葡萄酒作家在1961年写到的，“葡萄酒，以及饮用葡萄酒，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的早期荷兰殖民者范·里贝克（Van Riebeeck）和范·德·斯特尔斯（Van der stels）那样，在种植葡萄酒的过程中，人类在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几个世纪以来，在这片陌生而原始的土地上，在非洲大陆南端的岬角上种植葡萄的人为欧洲文明的稳固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变革之风”仍在整个大陆上吹动，当地非洲人还在为挑战欧洲人及其后代的政治霸权和控制国家主权而斗争时，处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出现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但在英国对殖民地的结束很久之后，即使身在20世纪，我们仍能听到类似的声音。1999年，英国最大的酒商之一奥德宾斯酒业在其商品目录上写道：“新西兰是一个崭新的奇迹。”接着，故事情节继续展开：“从毛利人的原始村落到90年代最先进的、最和平的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震惊。”
书中没有解释新西兰葡萄酒的历史，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营销工具，旨在让人们意识到新西兰过去和现在的鲜明对比。其市场营销部门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编造毛利人“原始”的过去并浪漫化，这可能会是一种冒犯，但他们确信，这种描述会引起英国公众的共鸣，进而转化为苏维翁白葡萄酒的销量。
这是在文化构建和文化想象及国家认同方面，葡萄酒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例子。就英国而言，并不迫切需要葡萄酒作为国家认同的方式，因为英国实际上一直是与啤酒、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等蒸馏酒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葡萄酒通常是从国外进口的，消费葡萄酒有时甚至被认为在政治上可疑，比如在英国与法国频繁交战的18世纪。
正如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的，这给帝国殖民地上的葡萄酒生产者带来了市场挑战，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能与英国消费者产生共鸣。但这个问题并非为英国独有。我们很容易会将某些国家与葡萄酒联系起来，这也是市场营销的结果。在法国，酿酒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葡萄园占据了大量的农业土地，优质的葡萄酒行销全球市场。葡萄酒能让人联想到法式风情，甚至可以作为法国的象征。但正如科琳·盖（Kolleen Guy）所展示的那样，香槟能够在法国的国家认同中获得如今的地位，也是通过刻意推动才建立起来的。香槟生产商利用营销技巧，让消费者把喝香槟与法国人的身份联系了起来。
对殖民地葡萄酒在英国国内市场的研究，与过去二十年中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特别吻合。这一领域通常被称为“帝国本土研究”，即对帝国主义扩张史对英国都市和英国文化影响的研究。这种理论认为，不是英国人对其他人“做过”的事情成就了大英帝国，而是帝国的殖民扩张显示和创造了英国人的思想、习惯和文化。大量文献调查显示了英国和爱尔兰（程度较轻）对殖民地个人消费品的贪婪需求，包括茶、糖、咖啡、可可、印花布、装饰物和硬木，以及更多地用于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原料。
其中很多文献认为，英国人喜欢来自殖民地和海外领地的物品是理所当然的——外国商品意味着异国情调，异国情调对英国人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这些商品的销售反映了帝国化的规范，寻求外国商品也确实是一些帝国主义项目的推动力。事实上，甚至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了取代进口商品，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刺激了英国的工业创新。
支撑这些讨论的假设本身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于帝国的比喻：殖民地是帝国的丰饶角，是物产丰富的食物供应者。
历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英国对帝国商品的进口、营销和消费，不仅是资源引进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文化意义的过程，尽管具体的意义和其强度以及在特定社会群体中的不同影响存在很大争议。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葡萄酒身上包裹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意味。
19世纪初，当悉尼周围新开垦的殖民地上的葡萄园刚刚建起时，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还是一个由两个岛屿和四个部分组成的联邦。当时，它的总人口约为1600万，但正在快速增长（到1900年超过4000万）。尽管对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和年代存在争议，但从长期来看，社会和经济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700年，英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农田和乡村；到1800年，四个部分中人口最多的英格兰正在大规模城市化，经济也转向了重工业，尤其是在其中部和北部地区。城市化意味着经济转型，因为城市居民通常无法自给自足，大部分普通消费品，特别是食品需要依赖市场来获得。帝国殖民地不断扩大，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为这些城市工人提供衣服、食物和饮品的活动中，因此工业革命与消费革命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19世纪的英国充满了活力：工业化、繁荣的城市、蓬勃的贸易、流动的人口以及交流和表达的自由。然而，英国也有很多地区几乎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比如爱尔兰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像组成大不列颠的英格兰、威尔士或苏格兰那样吸收大量的工业投资。由于这个原因，以及爱尔兰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其他一些我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的特点，我将主要讨论英国的事务和市场，而不是爱尔兰或1923年之后的北爱尔兰（尽管“英国人”中有数百万人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我还是会使用“英国人”这个词，因为英语中没有一个与“联合王国”对应的形容词）。总部位于伦敦的企业最为突出，因为英国长期以来在有关国家治理、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事务都集中于此。
并且因为葡萄酒一般来自南方，伦敦也是葡萄酒最重要的进口口岸。
19世纪的英国经济不断增长，政治领袖也十分重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帝国在扩张，帝国的政治领导力也在不断增强，甚至广大公众也认为“教化使命”和扩大英国的声望和实力十分重要。关于自由贸易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贸易，特别是葡萄酒等外国食品的贸易，存在很大的争议。
英国人历史上也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心态。19世纪，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经历了革命、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而英国国内则相对稳定。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特殊的性格特点，当然更不是因为英国社会非常和谐。相反，英国的贸易密集型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分层体系之上的。
英国的阶级结构是被正式写入民主制度的。英国两院制议会制度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但直到1928年，它还只是实施部分民主。1800年，当英国囚犯被送往澳大利亚，英国水手为南非而战时，人们认识到英国的议会制度是彻底腐朽的。此时，只有拥有土地的富有的圣公会教徒才有投票权。1832年，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将选举权扩大到5%的成年男性。后来的进一步的改革逐步扩大了选民范围，对选民的土地所有权要求最终被取消。1918年所有男性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所有女性获得了选举权。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社会阶层和性别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与关于贸易和葡萄酒消费的讨论密切相关。社会和民主方面的限制是促使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等新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他们希望在新的土地上能体验到社会流动性。如果说英国本土在19世纪和20世纪特别稳定，那是因为帝国殖民地充当了非常有效的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殖民地不仅为英国提供了促进人口增长和工业革命的重要资源，还使英国可以将国内不受欢迎的人安置在安全距离之外。罪犯、穷人、失意者和受挫的野心家可以带着他们的不满，去到遥远的地方。
社会阶级结构也是一种文化结构，而葡萄酒则是社会在发生变化的指示器。从历史上看，英国富裕阶层一直是葡萄酒的主要消费群体。在17世纪，葡萄酒对于中上层阶级也是奢侈品，是上流社会的“必需品”，不管价格多高，他们都会购买。
在19世纪的英国，大多数人很少饮用葡萄酒，很多人甚至根本不喝葡萄酒，绝大多数葡萄酒的饮用者是富有的少数社会精英。约翰·伯内特（John Burnett）已经证明，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人均葡萄酒消费量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基本上人均工资翻一番，人均葡萄酒消费量也会翻一番。
许多关于消费的研究认为，人天生就有阶级欲望，他们可以通过消费品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同为来自殖民地的饮料，茶是另一个例子。它最开始出现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是一种精英阶层的昂贵饮品，在18世纪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生活的重要消费品。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工人阶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对精英规范的背离。此外，查尔斯·鲁丁顿（Charles Ludington）已经证明，在18世纪的英国，精英们有时会模仿中产阶级的饮酒习惯，而不是被中产阶级模仿。
在英国的饮酒文化史上，阶级摩擦和相互影响显得尤为突出。英国有深厚的饮酒文化，在社交场合饮用酒精饮料一直是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休闲活动。也没有人认为酒精饮料必须和食物一起消费。酒吧是公认的社交中心。随着时间推移，酒吧的社交作用越来越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酒吧开始对女性开放之后。
因此，英国的葡萄酒消费是一个巨大的悖论。至少从17世纪到20世纪，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进口国，但英国的人均葡萄酒消费量始终很低。从葡萄酒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英国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在英国国内的文化观察者看来，葡萄酒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足轻重。
在大英帝国，葡萄酒的历史与贸易、价格和关税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一个观念及其变成现实的过程。这本书探讨了在概念的影响下，人们用毕生精力去种植一种最没有希望的作物的故事，以及这种行为对全球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殖民主义和葡萄酒的历史中，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讲述。事实上，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材料数量惊人，以至于本书中包含的研究材料远远少于我放弃的研究材料。我讲的故事并不权威，但它是准确而真实的。它始于17世纪的好望角，在雄伟的桌山的山影中，荷兰定居者怀揣着建设葡萄园梦想，种下了第一株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