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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回顾了葡萄酒的全球发展史。首先，本书重新定义了葡萄酒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把葡萄酒世界分为“新”“旧”两个世界的概念。在新闻报道、餐饮介绍和历史类文章中，这两个名词随处可见。“旧世界”一般指欧洲的一些产酒国，它们往往有长达数千年的葡萄酒生产史。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作为欧洲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和出口国，无疑是“旧世界”的代表。与之对应的是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智利、阿根廷和美国，它们被称为“新世界”葡萄酒生产国。这一从20世纪下半叶流行起来的概念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当前的定义忽略了两个世界之间重要的历史分野。
“新世界”这个词不仅被广泛使用，并且内涵丰富。它的常见用法和历史变迁，很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特别是南半球）葡萄酒产量分布和出口水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新世界”一词通常指的是上文提到的那些在这一阶段对欧洲葡萄酒市场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新兴产酒国。
2001年，澳大利亚、南非、美国和阿根廷均跻身全球葡萄酒十大生产国和出口国。
但在1961年，只有美国和阿根廷进入了葡萄酒十大生产国之列（分别位列第四和第八，落后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并且几乎没有出口。同样是在20世纪下半叶，两个20世纪60年代初的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从排行榜上消失了：阿尔及利亚（法国前殖民地）和苏联。可以说，那是一个全球葡萄酒生产此消彼长的时代。
这些市场变化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化息息相关，并且六个新世界挑战者在葡萄酒生产方式和产品种类方面也有一些共同特点。因此，葡萄酒专家也会根据生产方式、企业模式、分级体系以及最终的葡萄酒风格来区分新旧世界。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技术进步，使许多新世界生产商能够生产出大量质量稳定、品质一般但价格低廉的葡萄酒。古老的欧洲葡萄园往往是小型家族企业，相对来说，新世界则是由国际品牌主导。因为规模经济会带来更低的边际生产成本，新世界国家也倾向于市场集中化和大型生产商。这意味着新世界与大规模生产廉价葡萄酒联系了起来。此外，欧洲生产商（尤其是法国）开创了基于产地的质量控制体系，通过产区或精确到某一块土地来定义葡萄酒的质量。20世纪早期，法国逐渐形成了产区保护体系。对可用于酿酒的葡萄品种和酿造方式，葡萄酒生产者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在这些方面，新世界则宽松得多。
宽松的行业法规，对廉价葡萄酒生产的大力推动，加上炎热的气候，让新世界和以果香、高酒精含量为特征的葡萄酒联系了起来，这与欧洲最好的酿酒商以精致、特别而闻名的葡萄酒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一些评论家来说，新世界是没品位、不正宗、无特色的代名词；
[1]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新世界又是令人兴奋和耳目一新的。英国的葡萄酒评论家们也展开了类似的讨论。奥兹·克拉克（Oz Clarke）是英国BBC老牌电视节目《饮食文化》（
Food and Drink
）的常驻酒评家，对新世界葡萄酒在英国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在1994年曾充满激情地说：“哪里是新世界不仅是由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还包括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抱负、你的梦想”，并认为匈牙利和摩尔多瓦符合这种定义。
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黑泽尔·墨菲（Hazel Murphy）对克拉克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新世界是一种精神状态，就像在澳大利亚一样，你在勃艮第也能遇到很多新世界的人。”
近来，葡萄酒鉴赏家们就希腊或格鲁吉亚这样的国家是否属于“旧世界”展开了争论。
虽然一千年来它们一直在生产葡萄酒，但在过去5个世纪，它们在对外出口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成绩。随着印度和中国等葡萄酒生产国的出现，“新世界”已经不再是“非欧洲”的同义词，这些无法归类的国家自然而然被称为葡萄酒的“第三世界”。
2010年，格伦·班克斯（Glenn Banks）和约翰·奥弗顿（John Overton）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对新旧世界两分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其过于简单化、存在缺陷，并据此否定了“第三世界”的提法，认为其毫无益处。按照两位学者的理解，这种二分法的基础是“在葡萄酒生产过程中存在公认的本质性差异”，
比如人工酿制与机械化、对创新和监管的态度等。他们认为，两个世界同时存在各种生产模式和生产方法，所以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法国也大量生产廉价果酒，澳大利亚也出品优质葡萄酒，所谓新旧世界之间的区别的确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废弃“旧世界”和“新世界”的标签，因为其中蕴含着一个将所有“新世界”生产国团结在一起的重要特征：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与欧洲竞争，它们本身就是欧洲创造的。
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智利、阿根廷和美国都曾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它们在被殖民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葡萄酒生产：1600年，西班牙人在现在的阿根廷、智利和美国西部定居，17世纪60年代荷兰人在南非定居，18世纪90年代英国人在澳大利亚定居，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在新西兰定居。正如我们将在英国殖民地看到的那样，酿酒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和文化战略。因此，葡萄酒新世界应该被理解是被历史选定的：它不是特定生产模式的简称，而是指那些在1500年至1850年作为欧洲帝国主义计划而建立起来的葡萄酒生产国。这些国家在20世纪成功渗透并开拓全球市场，这是故事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它们的初始时刻。这就造成了一个有点尴尬的时代划分，曾经的“新”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但既然“新”烹饪和“现代”艺术都从这种模糊性中幸存了下来，葡萄酒也可以。
我理解的新世界并不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葡萄酒产区，而应该被重新定义为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作为欧洲商业和文化扩张之初的一部分，新世界葡萄酒的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这六个新世界生产国是四个欧洲帝国的产物，而这本书主要讲述的英国的三个主要殖民地：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虽然主要的欧洲帝国都曾致力于推广葡萄种植业，但英国有其独特之处。在四个相互竞争的大国中，英国的殖民统治延续时间最长，一直到了现代（与荷兰相比），并且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与西班牙和法国相比）。至少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西班牙和法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和出口国。它们国内葡萄酒消费量也很高，葡萄酒是一种重要商品。殖民地的葡萄树是作为葡萄酒消费者的殖民者种植的，为了保护其国内葡萄酒产业，宗主国有时甚至会限制殖民地葡萄种植业的发展。 [2] 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该国几乎所有葡萄酒都是进口的。 [3] 事实上，正是英国在17世纪至18世纪对葡萄酒的需求推动了波尔多和杜罗河谷等理想产区的葡萄酒生产，英国也努力在进口葡萄酒方面争取优惠条款。因此，从一开始，英国殖民地的葡萄种植业就受到了贸易、民族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共同驱动。虽然这些英国殖民地上的葡萄酒生产商最初并未得到宗主国市场的认可，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4] 这种建立在帝国错综复杂的贸易商网络之上的商业传统，正是英国在21世纪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葡萄酒市场之一的原因。
要理解20世纪后期“新世界”与英国市场的联系，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和承认这段殖民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没能做到这一点，但贸易团体却做到了。作为澳大利亚负责葡萄酒产业发展和推广的权威机构，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认为英国统治澳大利亚的历史，至今仍决定着该国葡萄酒出口的发展方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澳大利亚葡萄酒生产商开创并培育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全球葡萄酒消费市场，特别是在英国……迄今为止，澳大利亚的大部分葡萄酒出口面向的都是讲英语的市场，还有以前或现在的英联邦市场。” [5] 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虽然英国葡萄酒市场规模巨大，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它与半数“新世界”葡萄酒生产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
具体来说，这些“新世界”生产国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白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是由来自欧洲的移民建立的。他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建立与母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永久社区。英国占领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荷兰人最先占领了南非，然后又被英国人抢走了；智利和阿根廷则为西班牙所占据，即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所谓的“欧洲另一个大规模向海外移民的国家”。
现在的美国领土曾分别属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在印度或尼日利亚等欧洲殖民地，欧洲宗主国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模式。在这些地方，由相对较少的英国人管理或统治着当地居民，并未努力安置大量的欧洲人。关于欧洲国家为什么建立殖民地，学术界有相当多的争论，贸易、国家声望、战略考虑和文化帝国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估计永远不会有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解释。同样，帝国之间对殖民地的管理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很多历史学家现在已经不再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的行政单位，而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由世界各地的领土拼凑起来的联合体。因为在殖民地上，英国的管理者不得不与当地精英阶层合作并适应当地情况，所以各个殖民地采用的管理制度并不相同。但不可否认，大英帝国在19世纪变得极其庞大，在其鼎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帝国统治下的世界人口和版图覆盖范围，都达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移民们往往试图复制他们在母国无法参与其中的体制结构：例如，移民会建立民主管理体制，而他们自己在同样的母国体制下并没有投票权。为白人聚居的殖民地编制的法典规定，不管法律如何变化，只有移民才享有完全的法律权利。殖民地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开垦土地，但这些土地通常是由当地居民居住（有人可能会说“拥有”）的。正如詹姆斯·贝利奇所言：“对原住民来说，移民殖民地通常比从属殖民地更危险。”
因此，殖民地的葡萄园建设是原住民遭到屠杀的痛苦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多数关于葡萄酒的历史，都隐去了这段往事，但这是理解“新世界”葡萄种植业发展历程的基础。阐明葡萄酒产业（或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殖民主义）对原住民的影响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历史学家能够获得的资料严重偏向殖民者。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努力对过去建立更全面、更开放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能生产出美妙葡萄酒的土地曾为许多人招致了痛苦和剥削，那我们就太不负责任了。葡萄酒是一种用于庆祝的饮品，我们在后文中讨论的许多以葡萄酒为主题的文字也与庆祝有关，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商品，葡萄酒所承载的历史叙事远不止于此。
本书讨论的四个白人聚居的殖民地，都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演变成了独立的英联邦成员国。1788年，英国开始殖民澳大利亚，并逐渐发展成六个不同的殖民地。1901年，这六个殖民地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开普殖民地于1652年成为荷兰的殖民地，1814年成为英国的属地，并于1910年与邻国组成了南非联盟。17世纪，欧洲人就曾“探索”过新西兰，英国人于1840年宣称对其拥有主权，1907年新西兰成为一个自治领。英法两国从16世纪开始殖民加拿大并建立了多处殖民区，整个加拿大在1763年成为英国的属地，1867年成为独立的联邦（和忠诚的自治领）。白人聚居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内部的种族和民族分裂的鲜明体现，因为它们比其他殖民地早几十年获得自治（大多数非殖民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组成的联盟确保了白人公民在其国内的多种权利，而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行使自治权的同时，仍自豪地宣誓效忠英国。正如本书将在第四部分讨论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将非白人公民视为二等公民，招致一些英国消费者对南非葡萄酒的反感。为了方便现代读者，我会用独立后的名称来指代这四个国家，并且在书中即使当生产国当时已经不再是殖民地时，我也沿用了“殖民地葡萄酒”这个提法。
尽管美国是一个重要的“新世界”葡萄酒生产国，也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太多谈及。毫无疑问，北美最早的英国和法国殖民者曾尝试过种植葡萄。在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附近的圣劳伦斯河沿岸的早期定居点，都曾栽种过葡萄。18世纪晚期，当装载着葡萄藤的英国船只刚刚到达澳大利亚时，弗吉尼亚州的殖民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蒙蒂塞洛的庄园里葡萄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但从长远来看，早期殖民者在美国大地上的努力并不成功，也没能开启美国生产葡萄酒的历史。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上，最早的酿酒者与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早期酿酒者有着相同的道德观和世界观：他们认为，葡萄酒是一种有巨大赢利潜力的商品，是高雅和成功征服的象征，葡萄酒生产会为帝国带来更大的福祉。然而，美国在取得独立，脱离了英国文化圈之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葡萄酒生产国。 [6] 这段历史基本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本书涉及的葡萄酒生产国，并非所有都曾是白人移民的定居地。在英国的殖民地中，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也生产葡萄酒。马耳他于1800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964年成为独立国家；塞浦路斯在1878年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变为英国领地，后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1960年获得独立；巴勒斯坦也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英国短暂托管，后来出于对以色列建国的担忧，英国于1947年撤出了该地区。这三个地方都有悠久的酿酒传统，但它们生产的葡萄酒几乎都是在本地消费的。作为小型生产者，他们不涉及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事实上，他们的人口很少，白人定居者的数量更少，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臭名昭著的殖民地办事处的监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个地中海国家在地理上比四个白人殖民地更接近英国，但这四个殖民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和南非）成为英国最重要的葡萄酒生产者和供应者。之所以英国没有从交通便利的塞浦路斯或马耳他进口葡萄酒来满足国内需求，是因为实际上英国本就没有需求。虽然其欧洲邻国能轻松满足其国内需求，但英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从其殖民地进口了数百万加仑的葡萄酒。澳大利亚和南非成了葡萄酒新世界，是因为一个梦想，而不是出于一种需求：它们被创造出来，是因为早期的精英移民憧憬着建立一个文明的新世界（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殖民地逐渐开化的过程），并通过贸易为殖民地繁荣做贡献。因为它们在为帝国市场生产葡萄酒，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帝国经济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葡萄酒生产国。葡萄酒新世界本身就是欧洲移民殖民主义的产物，19、20世纪英国殖民地葡萄酒生产的起源问题，是我们探讨的第一个研究课题。
这不是一本关于葡萄酒的传记。葡萄酒并没有“重塑”世界，也没有像茶、可可、糖或咖啡等商品那样创造或改变了大英帝国，但大英帝国对后来成为葡萄酒新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葡萄酒产业和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 我们对比殖民地生产的其他商品——如糖，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的经典研究著作《甜味和权力》（ Sweetness and Power ）有详细描述——快速打开市场的情况会发现，英国殖民地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史有明显不同。 [8] 在帝国全盛时期，其他热门商品的贸易十分活跃，但葡萄酒在20世纪之前始终是英国市场上的小众产品。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来自英国殖民地的葡萄酒并没有什么兴趣。与殖民地的许多其他商品不同，葡萄酒既非原产于异国，也不是“发现”于异国，而是由欧洲移民有意识地引入的。
葡萄酒并不是靠运气就能生产出来的。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气候条件已被证明非常适合种植葡萄，但它们能成为全球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并非完全是因为地理条件。酿酒是一个漫长而精细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就本书而言，葡萄酒是指葡萄属植物果实的发酵产品，当然也可能会混入一些其他成分。有一些“果酒”是由其他水果、大麦和其他农产品制成的，但消费者和零售商通常不会将它们称为葡萄酒，所以它们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在讨论加拿大葡萄酒生产时会有一个例外情况，加拿大直到最近还在使用本土的美洲葡萄，如康科德葡萄，以及本土与法国葡萄的杂交品种酿酒）。在英国，长久以来一直传承着酿造一种“英国葡萄酒”的传统。这是一种家庭自制的发酵饮品，通常由浸泡过的葡萄干或西洋参、接骨木花、牛蒡等野生植物制成。 [9] 尽管在讨论英国酒类消费时会偶尔被提及，但这种酒也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葡萄园是葡萄酒的源头。在选址时，土壤类型、土壤质量和日照情况都需要仔细考察。葡萄藤必须精心挑选、种植、培育和修剪。葡萄品种成千上万，每一种对特定气候的反应都不尽相同。葡萄必须在最佳时间采摘，采摘时要轻拿轻放，采收后还需要将葡萄碾压成汁。葡萄汁的混合、发酵和陈化都必须借助专业知识。最后，酿好的葡萄酒还需要保存起来或运到市场上出售。但葡萄酒在进入市场后，仍然不是它们的最终状态，因为葡萄酒会继续在酒桶或酒瓶中陈化。试错是不可避免的，酿酒师的技能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技能主要在于应对酿酒过程中诸多变数并生产出质量稳定的成品。对殖民地上的酿酒师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挑战，也是最大障碍，并且殖民地的葡萄园在早期也犯了很多错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葡萄酒的酿造过程都是手工完成的。
在有关移民社会的历史文献中，葡萄酒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富有进取精神的酿酒师是常被描摹的对象。酿造好酒很难，在异国他乡酿造好酒则更难。故事里的主人公富有远见和激情，没有被天气、害虫和政府管制等难题所吓倒。这种历经艰险取得成功的人物也许刚好符合历史学家的构想。新世界葡萄酒的真实历史也确实如此。在一个用积极和勇气换取无限社会流动性的“新”社会，白手起家的酿酒师们成功生产出了一种给许多人（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带来快乐的饮品，当然值得被赞颂。 [10] 因此，虽然葡萄酒是一种社会消费品，但葡萄酒的历史却非常关注酿酒师和他们所谓的成功秘诀，使酿酒活动显现出一种奇异的独立性和个人化色彩。葡萄酒历史中所体现出的强烈修正主义方法，让人不禁质疑因建立葡萄酒产业而受到歌颂的人物是否名副其实， [11] 而不是质疑我们是否应该越过个人或群体去直接思考整个体系。
在描写葡萄酒历史时，葡萄酒本身有时被视为历史的参与者。许多关于葡萄酒的历史著作都是如此，比如休·约翰逊的《葡萄酒的故事》（
Vintage：The Story of Wine
），保罗·卢卡奇（Paul Lukacs）最近出版的《发明葡萄酒》（
Inventing Wine
），约翰·瓦里亚诺（John Varriano）的《葡萄酒文化史》（
Wine：A Cultural History
），或者马克·米伦（Marc Millon）的《葡萄酒的全球历史》（
Wine：A Global History
）。
[12]
这些由精通葡萄酒的伟大作者撰写的史书，思路清晰，趣味十足，并遵循着相似的叙事主线。葡萄酒是绝对主角，是饮品中的变色龙，在不同历史时刻出现在世界不同地区。故事开始于“新月沃土”，这是葡萄酒诞生的地方；也开始于古地中海，在古希腊的座谈会和狂欢活动中，葡萄酒进入一个喧闹的青春期。此时，书中往往会附上以葡萄酒为主题的马赛克和双耳罐碎片。然后故事就跳过几个世纪，几百英里
，来到中世纪的欧洲（我们很想知道这几百年间葡萄酒的情况）。此时葡萄酒与强大的和制度化的基督教和谨慎的僧侣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在金丘产区建起了一排整齐的葡萄园。上帝保佑他们！之后法国一直出产葡萄酒，德国葡萄酒也曾有高光时刻，而波尔多葡萄酒是在17世纪出现的，最后才传入英国。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或佩皮斯（Pepys）为此留下了名言。航海冒险催生了波特酒和雪利酒。香槟在19世纪初的骚乱中幸存了下来，像骚乱留下了寡妇一样，香槟征服了俄国市场；法国的巴斯德（Pasteur）生产出了更好的酒，代表了科学和启蒙运动的胜利；葡萄酒迎来了它的黄金岁月。然后，在这部大戏演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悲剧以葡萄根瘤蚜危机的形式出现了。葡萄酒产业受到了惊人的打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幸运的是，一个由科学家、不同寻常的人和新自由主义企业家组成的新世界出现了，通过投入资金、殖民地政府的介入和嫁接新的葡萄藤，葡萄酒产业得救了！这个过程绝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叙事，因为故事的未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乌拉圭或中国。不可否认，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葡萄酒产业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势头和乐观前景。全球葡萄酒产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葡萄酒的消费量很高，而且葡萄酒变得更加便宜。如果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葡萄酒历史学家，他会宣布葡萄酒历史已经终结了。
这类关于葡萄酒的“圣徒言行录”值得一读，包含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故事，其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盲目的僧侣和柔顺的单宁。但书中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不准确的。此外，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所称的“辉格式叙事”（Whiggish Narrative），即一种假定世界在持续进步，并在当前时代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峰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可能会忽略当前市场上的一些困难，或者对葡萄酒行业过去的问题不屑一顾，因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从地理上和时间上来说，这种叙事方式是不连续的，以至于在本书研究的生产国在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前，通常会被忽略。这种叙述结构会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南非在18世纪生产了一种叫作康斯坦提亚的好酒，然后就一无所成，直到1994年才再次生产出了葡萄酒。在20世纪后期，葡萄酒产业作为故事的主角早已四面楚歌，但它克服了许多困难（葡萄疾病、消费者的冷漠、高关税），最终东山再起，为消费者提供了实惠的产品。这种情形也被马克思主义称为“商品拜物教”。正如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所言，在关于新商品的历史中，“每一种商品都轮流成为资本主义的明星”。 [13] 商品本身，而不是商品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成为叙事的驱动力。
也许正是葡萄酒激发了鉴赏家的热情，使葡萄酒的历史书写基调如此振奋人心。虽然近来人们对葡萄酒对现代环境的影响感到绝望，尤其是在使用杀虫剂方面，但这些伦理问题尚未被纳入以葡萄酒为主题的历史著作。这与关于其他全球性商品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其他商品，人们更多地承认了商品链的阴暗面，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在这些商品链形成过程中的巨大影响。 [14] 2003年，在回顾茶的历史时，珍妮·迪斯科（Jenny Diski）曾明确地写道：“只需考虑茶主要生长在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但英国人大量饮用的现实，你就可以确信，经济和政治上的歧视一直是其生产和消费的核心。”英国茶农的创业历程揭示了“英国殖民历史与所有人相关的大胆、残暴和悲剧性的特点”。 [15] 对许多葡萄酒历史学家来说，饮用葡萄酒带来的纯粹的喜悦，可能会导致他们忽视历史和伦理视角。保罗·卢卡奇在他的权威著作《发明葡萄酒》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描述为“一场发生在世界最大的葡萄园内或附近的灾难性战争”， [16] 即使是在一本关于葡萄酒的书中，这样的说法也显得有些刺耳了。
我们对葡萄酒的喜爱将会受到葡萄酒历史的挑战。我建议将前英国殖民地的葡萄酒历史与殖民地历史结合起来，在本地个人主义和非个人的全球体系这两个端点之间寻找平衡点。书中确实包含了一些个人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积极开拓和商业创新，但书中也包含了对一直在发挥作用的更大的体系的解释。下一章我们要探讨的主要全球体系是大英帝国的文化和经济组织。
[1] 例见电影 Mondovino ，dir.Jonathan Nossiter（New York：Velocity/THINKFilm，2004）.
[2] 如西班牙菲利普三世颁布的17条智利葡萄种植禁令，以及法国根瘤病危机结束后对阿尔及利亚生产者征收的关税。参见Kolleen M.Cross，“The Evolution of Colonial Agriculture：The Creation of the Algerian ‘Vignoble，’ 1870-1892，”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of the French Colonial Historical Society 16（1992）：57-72.
[3] 更多细节，参见 Charles Ludington， The Politics of Wine in Britain：A New Cultural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2013）；Louis M.Cullen， The Irish Brandy Hous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Dublin：Lilliput，2000）.
[4] Jennifer Regan-Lefebvre，“John Bull's Other Vineyard：Selling Australian W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no.2（April 2017）：259-83.
[5] Wine Australia， Directions to 2025：An Industry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Success （Adelaide：Wine Australia，2007），10，12.
[6] 其他四个国家在独立后一直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从属于英国，但新成立的美国切断了这种关系。贝利奇认为，美国的发展也是“盎格鲁世界”的发展；我把这个论点放在一边，因为就葡萄酒市场而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英国和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额似乎很小。关于美国葡萄酒的历史，特别推荐Thomas Pinney， A History of Wine in America ，vols.1 and 2（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or Erica Hannickel， Empire of Vines：Wine Cultur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3）.
[7] 两种大宗商品的例子：Mark Prendergast， Uncommon Grounds：The History of Coffee and How It Transformed Our World （New York：Basic Books，2010），and Laura C.Martin， Tea：The Drin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Rutland，VT：Tuttle，2007）.
[8] Sidney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2nd ed.（New York：Penguin，1986）.
[9] 更多详细配方，参见John Davies， The Innkeeper's and Butler's Guide；or，A Directory for Making and Managing British Wines：With Directions for the Managing，Colouring and Flavouring of Foreign Wines and Spirits，and，for Making British Compounds，Peppermint，Aniseed，Shrub，&c.... 13th ed.，rev.and corrected（Leeds：Davies，1810）.
[10] 例子包括：Julie McIntyre，“Camden to London and Paris：The Role of the Macarthur Family in the Early New South Wales Wine Industry，” History Compass 5，no.2（2007）：427-38；Vincent Geraci，“Fermenting a Twenty-First Century California Wine Industry，” Agricultural History 78，no.4（Autumn 2004）：438-65；Julius Jacobs，“California's Pioneer Wine Families，” California Historical Quarterly 54，no.2（Summer 1975）：139-74；Erica Hannickel，“A Fortune in Fruit：Nicholas Longworth and Grape Speculation in Antebellum Ohio，” American Studies 51，nos.1-2（Spring-Summer 2010）：89-108.
[11] Julie Holbrook Tolley，“The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South Australian Wine Industry，1836-2003，”119-38，and Gwyn Campbell，“South Africa：Wine，Black Labour and Black Empowerment，”221-40，both in Campbell and Nathalie Guibert，eds.， Wine，Society and Globalisation：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Wine Industry （Basingstoke：Palgrave，2007）.
[12] Hugh Johnson， Vintage：The Story of Wine （London：Mitchell Beardsley，1989）；Paul Lukacs， Inventing Wine：A New History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ncient Pleasures （New York：Norton，2012）；John Varriano， Wine：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Reaktion，2011）；Marc Millon， Wine：A Global History （London：Reaktion，2013）.
[13] Bruce Robbins，“Commodity Histories，” PMLA 120，no.2（March 2005）：456.
[14] A few examples：William Gervase Clarence-Smith， Cocoa and Chocolate，1765-1914 （New York：Routledge，2000）；Eric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Rachel Laudan， Cuisine and Empire：Cooking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
[15] Jenny Diski，“Flowery，Rustic，Tippy，Smokey，”review of Green Gold：The Empire of Tea ，by Alan Macfarlane and Iris Macfarlan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5，no.12，June 19，2003，11-12.
[16] Lukacs， Inventing Wine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