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86年夏末的一天，在澳大利亚猎人谷的达尔伍德葡萄园，采葡萄的工人正在烈日下工作。男人们戴着宽边软帽，穿着马甲，挽着棉衬衫的袖子；女人们则穿着厚重的裙子，为了遮挡烈日，还戴着能遮住脸和脖子的棉质软帽。他们一起把葡萄摘下来，装进一加仑大小的桶里，等桶装满了，再把葡萄集中倒入搁在一辆马车上的大木桶里。这些葡萄树，不管是黑色的味儿多、金色的穗乐仙和黑色的埃米塔日，都长得一人来高，整齐地排列着。工人们暂时停下手头的工作，拍下了一张照片（图1）。在这张流传至今的褐色照片中，葡萄园的土壤苍白干燥，除了葡萄藤，只点缀着几棵高耸的椰枣树。葡萄园周围，都是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的灌木丛和荒地。这是一个商业经营场所，不是一个旅游景点。葡萄园的主人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吹嘘说，通过“明智的投资”，葡萄园现在有78英亩，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足以给他的大家庭带来舒适的生活，还能给几十个家庭提供季节性工作。温德姆夫妇和他们的工人都是英国移民。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坐了三个月的船来到了此地。约翰·温德姆当时拥有澳大利亚殖民地最大的酿酒厂之一，成了富有而受人尊敬的商人。他估计他的庄园价值2万英镑，葡萄酒库存价值1万英镑。他为家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19世纪20年代，约翰的父亲乔治·温德姆（George Wyndham）建起了达尔伍德庄园。庄园坐落在山丘上，俯瞰着葡萄园。这是一座单层石砌房屋，虽然门廊采用了希腊复兴风格的柱子，但房子并不宏伟。在这片朴素的风景中，这些柱子显得十分另类，与这个商业葡萄园格格不入。乔治·温德姆在英格兰南部的威尔特郡出生并长大，年轻时移居澳大利亚。这座特别的建筑充分反映了屋主的成长背景——一个将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建筑视为帝国荣耀和文明典范的世界。这些理念随着温德姆移居国外，不仅帮他决定了做什么生意，还对他所在的社区产生了影响。约翰·温德姆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希望自己的成功在英国也能得到肯定。当然，他也希望英国人购买他的猎人谷葡萄酒。受温德姆委托，拍摄的照片被整理成一个精美的相册，温德姆亲笔题写献词，直接寄给了伦敦皇家殖民学会。这些照片现存于剑桥大学的手稿图书馆，我就是在那儿看到了它们。

图1 达尔伍德葡萄园的葡萄采摘者，1886年

H.巴拉德，达尔伍德葡萄园照片集第5页，摄于1886年，该葡萄园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布兰克斯顿附近。经剑桥大学图书馆许可使用，英国皇家英联邦学会论文GBR/0115/RCS/Y3086B。

当我离开剑桥前往附近的斯坦斯特德机场时，看到这一历史源头对现在的巨大影响力，感到惊讶万分。那是2017年夏末的一天，廉价的机票和南欧明媚的阳光吸引了大批旅客。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前往温暖南方去享受一年一度的假期，他们认为逃离英国变幻莫测的天气，在阳光下来一杯葡萄酒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机场抵达大厅的咖世家咖啡店，有三款葡萄酒可供那些想要提前开始度假的人选择。它们都产自澳大利亚，分别是杰卡斯赛美蓉霞多丽、杰卡斯设拉子解百纳和杰卡斯玫瑰香起泡酒，售价4.25英镑一杯，约为187.5毫升。杰卡斯品牌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但品牌依托的是19世纪中期建立的葡萄园。在英国，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因为这个品牌的葡萄酒价格便宜，并且做了大量的电视广告。在这些广告中，主角就是一个戴着宽边软帽的热情的酿酒师。 ^[1] 澳大利亚葡萄酒价格实惠，并且在英国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很容易买到。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只会把英国与其国产啤酒和烈酒联系在一起，但英国如今已成为公认的葡萄酒饮用国。现在，英国每名成年人平均每年要喝掉30多瓶葡萄酒，其中大部分是由前英国殖民地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生产的。 ^[2] 几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进口市场之一。英国人大量进口葡萄酒的历史比大多数当代消费者所认为的要久远得多。事实上，正是英国对进口葡萄酒的需求和英国的殖民扩张，造就了大部分葡萄酒“新世界”。

为什么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英国移民会决定生产葡萄酒呢？英国殖民地上白手起家的葡萄酒产业，是如何发展成为20世纪广为流行的新世界葡萄酒的呢？为什么英国一直是其前殖民地葡萄酒的重要市场？而且，在这样一个阶级意识强烈的国家，啤酒饮用者传统上认为，只有自命不凡的人和精英才喝葡萄酒，那么葡萄酒是如何在现代英国流行起来的呢？葡萄酒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本书探索并回答了这些问题。

本书将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讲述了葡萄酒种植业和葡萄酒市场借助英国帝国主义实现扩张的过程。它记录和分析了从18世纪到今天前英国殖民地的葡萄酒生产史，主角是澳大利亚和南非，但也涉及了加拿大、塞浦路斯、马耳他、新西兰和印度。它讲述了一个“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故事——没有酿酒经验的英国移民跨越全球，建立葡萄园，并自认为推进了大英帝国文明的传播。接着，我将阐述殖民地葡萄酒生产商将英国进口市场视为至高无上的市场的史实，并调查了殖民地葡萄酒生产商通过代理商、托运人、进口商和零售商网络向英国公众销售葡萄酒的努力。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些葡萄酒的英国市场，其次是生产国的国内市场。我将证明各国政府和英国公共部门在殖民地葡萄酒的定价和营销方面如何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及殖民地的生产商对伦敦议员的冷漠感到多么沮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来自英联邦的葡萄酒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才真正受到欢迎，而此时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多年，各殖民地也早已实现非殖民化。

葡萄酒的历史在大英帝国名不见经传，其中一个原因是无论从农业生产总额还是从消费总量占比来看，葡萄酒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规模都很小。但因为这个行业规模小就认为它无足轻重，这是错误的。本书将向您展示，那些帝国殖民地葡萄酒产业的从业者赋予葡萄酒的意识形态和情感价值远远超过其真正的经济价值。事实上，这个产业在商业成就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充分证明了这是观念战胜了利益。

因此，葡萄酒让我们得以一探英国殖民帝国的内部矛盾。这并不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光荣史：尽管大英帝国的经济实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葡萄酒产业实际上显示了帝国傲慢的一面。殖民地商品的历史充满了奋勇开拓的故事，但也浸透了驱逐与痛苦。例如，南非葡萄酒最初是由被奴役者制造出来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也始终否认殖民者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将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后殖民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与欧洲悠久的贸易与消费历史进行整体研究，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

最后，通过与其他饮品对比和与欧洲葡萄酒对比，我研究了英国消费者是否、为何以及何时开始饮用殖民地葡萄酒的问题。英国有着悠久的饮酒文化，但消费者的品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改变。20世纪，英国从一个葡萄酒消费量非常低、饮用葡萄酒仅限于社会精英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葡萄酒消费明显非常流行的国家。对殖民地葡萄酒消费量的研究表明，英国公众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意识。在英国，葡萄酒消费不断扩大的故事是一个消费者需要被教导、被安抚、被赋予信心的故事，而关于葡萄酒饮用的讨论往往揭示出深刻的文化不安全感。总的来说，葡萄酒在20世纪的“大众化”——变得更便宜，更易买到，更为社交场合所接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殖民地葡萄酒供应的增加。从维多利亚时代只有在绅士俱乐部才能喝到的琼浆玉液，到21世纪初可以在蒙蒙细雨中烧烤时随意畅饮的廉价饮品，葡萄酒让我们得以追踪英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这一过程，也是英国葡萄酒来源发生重大转变的过程，从前英国消费的绝大部分葡萄酒来自欧洲国家，现在则有近一半来自非欧洲国家。这些转变发生的方式、原因和时间是本书的重点。

本书主要内容

这是一部跨越国界的历史书，研究对象是三个世纪以来葡萄酒生产、贸易和消费。虽然本书遵循了时间顺序，但我并不打算全面展示文中出现的三个主要国家葡萄酒生产史。虽然本书涵盖范围很广，但有两个基本概念贯穿本书：第一是葡萄酒新世界的概念及其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关系；第二是推动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教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的概念。我将用两个介绍性章节对其进行解释。

我们将以一个正在建成和不断变化的帝国作为历史叙事的开始：开普殖民地以及荷兰人种下的葡萄，在拿破仑战争后落入了英国人之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英国流民的迁居地。本书第一部分阐释了帝国葡萄酒产业的起源，列出了主要的行业奠基者，并记录了他们最初几十年的艰辛历程。这些人物包括詹姆斯·巴斯比（James Busby），在被任命为第一任英国驻新西兰代表之前，他在澳大利亚传授酿酒技术，并在新西兰促成了《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的签订。这些章节也直接涉及葡萄酒行业的劳动力问题，以及欧洲人的农业生产对原住民的毁灭性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讲述了早期殖民地葡萄酒在英国受到的冷遇，勾勒了殖民地葡萄酒从殖民地到英国餐桌的历程。虽然19世纪下半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葡萄酒酿造业的发展期，但在南非危机已经初见端倪，人们都认为酿酒业正在衰落。英国对殖民地葡萄种植业的支持政策被关税制度所抵消，这让殖民地的葡萄酒生产者深受打击。

我通过一系列史实和图片，展示了葡萄种植者将葡萄酒作为新社会“教化”力量的文化之梦。酿酒师休伯特·德·卡斯特拉（Hubert de Castella）在游说英国人消费澳大利亚葡萄酒时说：“自豪感和利益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把母国和澳大利亚联系在一起。” ^[3] 从186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地的葡萄酒生产者和殖民地葡萄酒进口商，一直试图把他们的葡萄酒作为帝国殖民地生产的优质产品来营销。我对他们在推广和销售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索。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和殖民地社会都是灾难性的，它也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葡萄酒市场的秩序。本书第三部分探讨了殖民地葡萄酒生产商对此做出的反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葡萄酒消费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欧洲葡萄酒生产遭到战争的破坏，殖民地葡萄酒成为替代选项。同时，随着消费者社会的不断发展，葡萄酒被推广到了更多的社会经济群体之中，殖民地葡萄酒成了比欧洲葡萄酒更平价而亲民的替代品。此外，英国的白人殖民地现在已经获得了自治权，并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以英国的贸易伙伴自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空袭摧毁了法国的酒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二战”对英国社会和英国殖民地及自治领的社会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但是，这对殖民地的葡萄酒生产商来说却是一个福音，他们填补了法国人留下的市场空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英国人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活动。本书第四部分的内容，使我们的历史叙事形成了完整闭环：如果18世纪至19世纪是关于欧洲人“征服世界”的故事，那么在20世纪下半叶，前殖民地上葡萄酒生产商将反过来征服英国的葡萄酒市场。1977年，英国喜剧团体巨蟒剧团（Monty Python）曾创造了一些对葡萄酒龄级和口味的描述词语来嘲笑澳大利亚的佐餐酒，比如：“墨尔本老黄”，“一种‘不错的战斗酒……味香非常浓郁，应该只适用于肉搏’”，等等。 ^[4] 10年后，澳大利亚生产的葡萄酒才摆脱了这种糟糕的名声。从20世纪70年代起，殖民地葡萄酒开始受到国际葡萄酒作家的关注。80年代末，殖民地葡萄酒涌入英国市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70年代后葡萄酒消费最终“大众化”的象征。新世界葡萄酒价格更便宜亲民，是促使英国消费者改变偏好的因素之一——新世界葡萄酒与现代户外生活方式相联系并通过广告积极推广（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橄榄球运动员在户外烧烤并饮用葡萄酒），饮用新世界葡萄酒逐渐成为英国人普遍认可的休闲活动。之后我们将回到对葡萄酒生产和消费的道德意义上的讨论，包括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葡萄酒（1991年全年受到抵制），以及葡萄酒生产和运输中的环境问题。

大英帝国对白人殖民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葡萄酒生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并不是因为英国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直到20世纪70年代市场需求才产生），甚至也不是因为殖民地生产者一直享有有利的贸易条件（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殖民地并没有享受到特殊保护，它们的境况有时显然比欧洲竞争对手更差）。实际上，大英帝国提供了一个条理清晰的信仰体系，即葡萄酒可以成为为新社会带来稳定和文明的工具。帝国提供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建立了长途贸易路线，这些给葡萄酒生产者带来希望。他们认为英国消费者只要品尝过殖民地葡萄酒，就会爱上它们，或者至少会把它们视为帝国一统的标志性饮品。由于殖民地的存在，英国慢慢变成了一个喝葡萄酒的社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价格实惠、容易获取的葡萄酒。这些葡萄酒的价格不会让人望而却步，并且饮用它们还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爱国主义情怀。新世界葡萄酒的历史，让葡萄酒可以被视为19世纪至20世纪英国深刻社会变革的晴雨表。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人均消费量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衡量标准，我们不应该假设过去的人们与我们今天消费葡萄酒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对阶级、种族或性别的假设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忽略了潜在的丰富信息。葡萄酒的历史研究资料，往往集中于欧洲男性政治家、进口商和消费者留下的一手资料。这是合乎逻辑的，而且这类资源也数量众多。然而，没有历史资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没有发生。一些历史学家喜爱的资料只是无法获取而已，比如18世纪南非种植园里受虐待的文盲工人几乎不可能留下第一手资料。然而，我们可以创造性地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料来构建更宽广的图景。例如，如果我们看看英国女性作者的作品或为英国女性撰写的出版物，我们就会对葡萄酒消费产生不同的印象。19世纪的家庭手册是一种针对女性的读物，这些读物证明葡萄酒不仅可以直接饮用，并且可以用于制作很受欢迎的宾治酒（在“一战”后逐渐不再流行，但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流行）。宾治酒由葡萄酒、果汁、香料和利口酒调和而成，可以热饮也可以加冰。根据一份1887年的菜谱，即使是来自德国或法国东部最便宜的葡萄酒也可以在进一步加工后在派对上饮用。“可以这样喝——在一个大玻璃杯或瓷碗中放入大约两打黑醋栗叶，一小把木屑，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再加一些碎方糖和柠檬汁。倒入2瓶德国霍克葡萄酒或法国摩泽尔白葡萄酒，最普通的都行。放半个小时，偶尔搅拌一下，然后就可以上桌了。” ^[5] 如果葡萄酒会被加工后以这种混合物的形式饮用，那么喝葡萄酒的人可能比人均数据所显示的要多得多。历史学家自然可以这样推断，如果家庭手册中包含了“可以这样喝”的配方，那么肯定会有很多读者按照配方制作，而且很可能存在着一种用葡萄酒制作宾治酒的文化风尚。不过，严格地说，我们只掌握了该食谱作为出版物的证据。这是消费品研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方法论问题。很少有记录或资料显示大多数消费者买了什么，葡萄酒零售商在他们的商业记录中记录了销售数量，但很少留下对客户类型的描述或统计数据。葡萄酒总体消费水平的变化常常让我们感到迷惑：如果葡萄酒消费增加了，是喝葡萄酒的人群扩大了，还是同一群人喝得更多了？我们会用我们能够获取的全部资料来进行最佳猜测。我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用以描绘一个完整的葡萄酒帝国，包括它的生产、贸易和消费。这些资料包括官方政府文件，葡萄酒生产商的记录，代理商、进口商和记者的信函，广告，酒单和菜单，访谈记录，还有文学作品和通俗文化产品。其中一些资料提供了准确的数据，使我能够进行定量分析；另外一些文本和图片，让我能够通过耐心的阅读和仔细的探究，提取深藏其中的文化假设。

[1] “John Cunningham reports on the vintage Australian plonk that became U.K.'s wine of the 90s.”John Cunningham，“First of the Summer Wine，” The Guardian ，May 13，1999.

[2] Kym Anderson and Nanda R.Aryal， Growth and Cycles in the Australian Wine Industry：A Statistical Compendium，1843 to 2013 （Adelaide：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2015），12，table 22；National shares of world wine import volume and value，2007-9（%）；Wine Institute's Per Capita Data，www.wineinstitute.org/files/2010_Per_Capita_Wine_Consumption_by_Country.pdf（accessed June 1，2018；no longer available）.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有类似的统计数据，https：//stats.oecd.org.I then adjusted consumption for adult population（approx.82 percent） based on 笔者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table 1：Age distribution of the U.K.population，1976 to 2046（projected））调整了成年人口的消费量（大约82%）。

[3] Hubert de Castella， John Bull's Vineyard：Australian Sketches （Melbourne：Sands and McDougall，1886），249-50.

[4] Monty Python，“Australian Table Wines，” The Monty Python Instant Record Collection （London：Charisma，1977），available at www.youtube.com/watch？v= Cozw088w44Q（accessed September 2，2021）.

[5] “May Drink，” Spons’ Household Manual：a Treasury of Domestic Receipts and Guide for Home Management （London and New York：C.and F.N.Spon，1887），p.200.See also the “Barossa Punch，”in Recipes Presented By Whiteley's：Wine Punches and Cups （Whiteley's，n.d.[c.1950]），Whiteley's Papers，Westminster City Archives，726/146；and Entertaining with Wines of the Cape：Choosing，Cellaring，Serving，Cooking，Recipes （Die Ko-operatiewe Wijnbouwers Vereniging van ZuidAfrika Beperkt，Paarl，Cape，Republic of South Africa，first published 1959，4th ed.1971），Andre Simon Collection，London Guildhall Library（L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