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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我们困住，对我们的面包收税，
还疑惑我们为什么憔悴；
但你又胖又圆又红润，
肚子里装满了用税钱买的酒。 [1]
——埃比尼泽·艾略特（Ebenezer Elliott），
《谷物法之歌》（
Corn Law Rhymes
）
在殖民地上生产出葡萄酒只是完成了一半工作，想把它们卖到全球市场上去还需越过一系列不同的障碍。葡萄酒生产对殖民地本身的发展有好处，酿酒师和政府官员都很认可，但他们也希望葡萄酒可以出口，其贸易收益将使好望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殖民地实现经济繁荣和自给自足。他们特别关注把殖民地葡萄酒卖回英国的问题，因为这可以给英国海关带来收入，平衡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关系。大多数英国政治家和官僚是这样看待与殖民地的贸易关系的：英国向殖民地出口制成品，并从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和食品；殖民地鼓励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从而能有效提供这些货物（我们已经看到，巴斯比非常准确地理解了这种思维模式）。这个关系既复杂又简单。说它复杂是因为帝国贸易是一张密集的网络，涉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个体；说它简单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传播的基本理念是：殖民地是“母国”纯粹的原料提供者。
然而，英国的进口关税对19世纪的酿酒师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19世纪的英国，关税是一个常常引发愤怒情绪的政治问题，对殖民地的葡萄酒产业造成了巨大影响。19世纪早期发生的消费革命，使越来越多的商品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减少，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成为消费者。他们需要购置食物和衣服等基本用品，而不是在家里生产或在本地经济中以物易物。大体来说，这也意味着普通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因为城市市场有更广泛的货物来源。然而，有能力购买商品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19世纪中期的英国城市工人阶级来说，家庭收入的一半用于购买食物是很正常的。
关税是对进口到一个国家的特定商品征收的税，会对消费品的最终价格产生显著影响。葡萄酒也可能需要缴纳从价税。从价税是消费者在购置特定商品时所缴纳的税，与商品的原产地无关。英国国内的啤酒和烈酒也要征收从价税，但由于葡萄酒几乎都是进口的，所以维多利亚时代的媒体和议会在写到葡萄酒时，灵活地使用了关税和从价税这两个术语。对商品征收关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为保护英国工业免于国际竞争，或者为政治目的制裁外国生产商。英国葡萄酒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703年签订的《麦修恩条约》（the Methuen Treaty），该条约是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达成的一项贸易协议，葡萄牙用对英国羊毛征收低关税换取英国对葡萄牙葡萄酒征收低关税。出于对法国的愤怒，英国将法国葡萄酒生产商排除在了条约之外，对法国葡萄酒征收相对较高的关税。查尔斯·鲁丁顿已经证明，政治特许和低廉的价格使波特酒在18世纪的英国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饮料，为此付出直接代价的是波尔多红葡萄酒。贸易谈判的结果使英国人的口味和消费习惯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为消费者敏锐地意识到，葡萄酒不是英国生产的，而是进口的，所以葡萄酒经常出现在有关贸易和关税的媒体辩论中。一份反关税小册子曾嘲笑英国人如此痴迷于自给自足，以至于他们试图在英国“建造温室来酿酒”，以避免进口他们如此喜爱的葡萄牙葡萄酒。 [2] 作者并没有提及英国生产葡萄的实验，而是以葡萄酒为例来说明人们热情支持关税政策是多么荒谬。这些关于关税的激烈讨论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为什么好望角和对跖点诸岛的英国殖民者认为种植酿酒葡萄是一个好主意：英国从其他国家进口葡萄酒可能会很昂贵，并且夹杂了政治问题，而殖民地的存在不就是为了供应英国国内无法生产的东西吗？
面包是英国人的主食，但葡萄酒不是。然而，对于葡萄酒历史和帝国历史而言，《谷物法》证明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关税，现在也许会被认为是贸易政策中一个神秘而复杂的领域，但在19世纪，它实际上是一个为英国消费者充分理解并热情关注的政治问题。此外，是否应该对来自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征税，也成为一个令人深思的政治问题。许多政治家和官僚都认可殖民地应该向英国供应商品，但英国应该对殖民地商品征收关税吗？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辩论，它触及了帝国的基本概念：大英帝国是要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即一个更大的英国，还是主要为英国本土服务，并为财政部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1843年，《利物浦水星报》（ Liverpool Mercury ）发表了一篇支持废除《谷物法》的社论。文章预测，即使来自美国和波兰的廉价谷物充斥了英国市场，由于殖民地生产的商品，英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优势，因为“除了出口便宜的棉布、羊毛、亚麻，她（英国）很快就有可能有能力向她的制造业竞争对手出口原材料了，比如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加拿大的玉米，新西兰的大麻、亚麻和葡萄酒，印度的棉花、咖啡、靛蓝和糖”。 [3] 在社论的作者看来，殖民地的葡萄酒产业是英国庞大的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英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家荣耀做出了贡献。文章中提到了新西兰葡萄酒，这让人感到特别奇怪，因为当时它的产量还非常低。这说明，帝国是有一个葡萄种植梦的，即使一位身在利物浦的记者也分享了同样的梦想。尽管他本人可能与新西兰日渐繁茂的葡萄园没有任何联系，但利物浦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对当地居民来说，频繁的海上交通缩短了他们与帝国最遥远殖民地之间的心理距离。
关税和政府在殖民地的投资第一次受到重大考验是在19世纪早期的好望角殖民地。好望角殖民地于1814年正式成为英国属地，其葡萄酒也成为“英国”产品。这是一件好坏参半的事。一方面，与欧洲葡萄酒相比，现在好望角葡萄酒进入英国市场可以享受更低的进口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产品，好望角葡萄酒获得了低于标准税率的优惠税率。另一方面，已经发展起来的贸易并不稳定。好望角的葡萄酒出口对殖民地经济非常重要，但当好望角正式被英国接管，贸易关系就变得极不对称。好望角的葡萄酒只占英国进口产品的很小一部分，但葡萄酒是好望角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英国市场是其主要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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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指出，在英国统治的头二十年里，好望角的进口商品几乎全部来自英国，这个殖民地面临着严重的贸易赤字（意思是好望角出口的商品与进口的商品不平衡）。此外，对英国市场的依赖意味着好望角极易受到英国市场波动的影响。虽然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好望角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战时经济的结束导致了英国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不过，在英国统治的头几年，酿酒商们似乎看到了希望。1816年，英国的葡萄酒销量飙升至1500吨左右，进口额为47292英镑，而1815年这两个数据仅为341吨和10752英镑。1816年英国从南非进口的葡萄酒占从南非进口货物总价值的64%，到1817年这一比例攀升至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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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统治南非后，葡萄种植立即被作为一种增加收入和改善当地经济的手段加以推广。当新上任的管理者发现，大多数好望角葡萄酒并不是康斯坦提亚那样的琼浆而是粗劣的葡萄酒时，可能曾感到大失所望。尽管如此，这个行业还是体现出了希望，毕竟在战后，新殖民地能够获得一些收入是至关重要的。总督约翰·柯利达克爵士（Sir John Cradock）重新设立了品酒师办公室，以保证从好望角殖民地出口的葡萄酒的质量（或许也包括安全）。1823年，总督查尔斯·萨默塞特勋爵（Lord Charles Somerset）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种植者“不得在各自的庄园以易货或其他任何方式零售其葡萄酒或白兰地”，以规范葡萄酒销售（或许还为了保证准确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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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酿酒，也要征税。此外，旅馆、酒馆和酒商只允许在日出后至晚上9点之间出售酒精饮料，并且不允许在这些营业时间之外将水手、士兵或有色人种藏匿在其营业场所内。随后的法令宣布，卖酒需要执照，销售葡萄酒也必须按照标准化的计量单位进行，整个行业的“大量违规行为”由此得到了纠正。
[7]
这些法令都宣称，开普敦将成为一个多产、有序、富裕、文明的英国港口城市。
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在英国总督的明确鼓励下，葡萄酒生产在好望角就成为一项前景广阔、利润丰厚的产业，葡萄种植面积和从事葡萄贸易的商人数量都有了显著增长。 [8] 根据基冈（Keegan）的统计，好望角的葡萄酒产量在1809年至1825年增长了83%。 [9] 到1823年，全国有376个葡萄酒农场，5930名奴隶劳工。 [10]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也加入了这一行动，它在好望角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为向圣赫勒拿岛供应的15万加仑好望角葡萄酒公开招标。 [11] 圣赫勒拿岛是英军驻地，也是英国最著名的战俘拿破仑·波拿巴的囚禁地。开普敦的报纸显示，19世纪早期，葡萄酒是开普敦及其周边地区商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葡萄酒有关的广告和特写在好望角的报纸上出现了数百次（后来又出现了数千次）。这包括为葡萄酒进口商做广告，展示他们的好望角葡萄酒和其他外国葡萄酒库存；在出售庄园时，葡萄酒会被作为有价值的物品加以特别标注；向军用和商用船只供应好望角葡萄酒的招标广告；还有出海船只的通告，注明哪些船上有葡萄酒。19世纪20年代中期，葡萄酒贸易委员会（Wine Trade Committee）的成立一事也在媒体上得到了反映，因为该委员会在好望角的报纸上用英语和南非荷兰语宣布了会议内容，并公布了会议记录和成员名单。这也表明，参与葡萄酒行业的个人十分希望他们的作用得到公众的认可，参与葡萄酒贸易和生产的人的网络是如此庞大，简单的口头通知已经无法满足工作需要。
由于威斯敏斯特议会就关税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好望角葡萄酒产业组织变得非常重要。作为殖民地，好望角由一位英国总督负责管理，他最终听命于伦敦的王室和议会。因为好望角的居民无权选举国会议员，如果他们想改变帝国政策，他们需要去游说（或提出交涉）总督和他的团队成员，或者去游说支持他们的英国议员。
在好望角成为英国领地时，英国进口的葡萄酒大部分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这些葡萄酒需要缴纳相对较高的关税，这一税率是在拿破仑时期的欧洲复杂的地缘政治中经过谨慎谈判确定的。查尔斯·卢丁顿（Charles Ludington）从议会文件中计算出了当年关税变化的情况。1814年，法国葡萄酒的关税为每吨144英镑，葡萄牙和西班牙葡萄酒的关税为每吨96英镑，而好望角葡萄酒的关税降至每吨32英镑，不到此前20年的一半。 [12] 新的关税制度造成的结果是，南非葡萄酒生产商向英国出口葡萄酒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加有利可图。从南非政府在葡萄栽培上投入的资金和努力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相信大多数好望角的生产者对官方能提供的所有支持表示欢迎。
但在19世纪20年代，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英国对欧洲葡萄酒的关税在1825年下降了一半以上。好望角葡萄酒的进口关税也略有降低，从每吨32英镑降至每吨25英镑。这令好望角的酿酒师十分懊恼，因为他们在关税上的相对优势大幅下降了。欧洲葡萄酒进口关税的降低意味着，尽管西班牙葡萄酒的税率仍为每吨50英镑（是好望角葡萄酒关税的两倍），但它们的价格要比过去便宜多了。在面对英国市场时，欧洲国家相比好望角也有许多优势，包括更短的运输路线、更大的产业规模、更多的专业经验和可能更好的规模经济，以及在英国更好的消费者基础和更好的声誉。 [13] 虽然到19世纪20年代，好望角生产葡萄酒并出口英国的历史已有近150年，但在英国殖民早期，大量初到好望角的英国人仍将葡萄酒视为一个需要帝国保护的新生产业。1823年，当他们第一次听到关税可能发生变化的消息时，一个由好望角葡萄酒贸易代表组成的游说团体开会并发布公告称，英国提高关税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不是他们的个人企业，而是好望角殖民地。 [14]
1830年辉格党政府在选举中获胜，结束了保守党23年的统治。新政府引入了新的关税制度。1831年，好望角葡萄酒的进口关税从每加仑25英镑提高到每加仑29英镑（提高了约16%）。
[15]
对欧洲葡萄酒的进口关税也略有上调，从每加仑50英镑上调至每加仑58英镑。但由于好望角葡萄酒价格低廉，该提案引发了强烈抗议，称英国市场对好望角葡萄酒的需求将会因此大幅下降。好望角的葡萄酒种植者和商人向威斯敏斯特议会递交了请愿书，极力抗议这一对殖民地来说生死攸关的政策。在好望角葡萄酒产业的游说团体看来，1831年的关税提案将扭转这个年轻殖民地的发展进程——这个贫穷的殖民地将“难以筹集到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必要开支”，“与葡萄酒相关的种植业将会被放弃……殖民地的收入会受到极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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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声称，这将给“所有那些凭着对政府承诺给予支持的信任，投入他们的劳动和资金来种植葡萄、加工和酿造葡萄酒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多年的经验证明，葡萄酒比殖民地任何其他产品更适合这里的土壤和气候，因此，必须继续作为殖民地的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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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仅是对政府失信的愤怒，也是一种效忠的声明，是对南非定居者的勤劳和诚信的肯定。此外，好望角的游说团体用“教化使命”的隐性诉求来反驳经济论点。他们认为，好望角葡萄酒是“一种廉价而有益健康的饮料”。
这里所说的有益健康，是指安全且不含有害添加剂，但它也包含有益于社会的意思：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饮料，葡萄酒消费是体面的标志，因此好望角葡萄酒能给那些选择购买它而不是杜松子酒的人带来体面。好望角的葡萄酒生产商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公民，他们有能力让以穷人和工人阶级为主的好望角白人社会变得更好。
好望角葡萄酒的生产商和进口商也担心提高关税会使其价格超出英国中下层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他们声称这是由他们创造的消费者群体，即通过提供更便宜的葡萄酒，他们向新的消费者介绍了一种以前无力负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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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国会议员认为，即使对好望角葡萄酒的关税小幅上调，对不太富裕的消费者也会造成很大打击：“1先令6便士或2先令一瓶的好望角葡萄酒，有很多人买得起，但如果更贵一点他们就买不起了。这些人将因此放弃对这种‘奢侈品’的消费。”
按照通货膨胀率进行简单的换算，当时的1先令6便士相当于2019年的100英镑左右。
这种换算可能会带来误导，因为在19世纪20年代，人们将食物和饮料视为家庭支出中最重要的支出类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葡萄酒在当时消费者心中的价值和成本，应该把重点放在国会议员和酒商对葡萄酒消费者的评价上。在这一点上，这场辩论清楚地揭示出，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葡萄酒市场已经形成了社会分化：尽管大多数经常喝葡萄酒的人都很富有，但也有一些收入较低的人在消费葡萄酒。之所以他们有能力这样做，是因为市场上有价格低廉的殖民地葡萄酒。事实上，甚至可以说，是殖民地葡萄酒让中产阶级买得起葡萄酒，从而创造了这种商业机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反复出现。
一位国会议员反驳说，提高好望角葡萄酒的关税确实会减少消费需求，但如果给予足够的注意，他认为，这一政策不会对那些把资本投入投机活动的人造成任何伤害。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已经衰落的交易中自由地撤出资金，甚至是在立法机关的保护下撤出资金……他认为我们自己的殖民者不会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他的这番话，是将英国殖民者与荷兰血统的殖民者分开来考虑的。对于好望角的葡萄酒行业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声明，意味着来自母国的支持有可能被撤回。它还申明，英国官方优先忠于英国血统的定居者。事实上，英国评论家很快就把葡萄酒产业的成功发展与民族性格联系在一起，把英国人与理性的进取精神联系在一起，把阿菲利加人
与落后和邋遢的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塞勒斯·雷丁（Cyrus Redding）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葡萄酒作家之一，他在1836年这样写道：
没有哪个生产葡萄酒的国家比南非有更大的改进空间，也没有哪个国家只要加以正确指导，医学和科学就能迅速发挥作用。欧洲推荐的科学或经验，在这里都没有流行开来……毫无疑问，现在的情况比二十年前要好，但是进步非常缓慢。荷兰人性格固执是众所周知的……这个民族都是些粗人，非常无知，完全没有思考的习惯。 [19]
我们不清楚雷丁是否去过他所写的地方，不过殖民地历史学家指出，假装无知和拒绝合作是殖民地反抗帝国统治的惯常行为。我们不能只从表面上理解这句话，而要看到它展示了葡萄酒产业是如何被用来证明英国卓越的教化能力的。当时，许多到过好望角的游客提到这里充满了野性和自由气氛的葡萄园时，常常会带着惊讶的语气。1815年到访过好望角的克里斯蒂安·拉特博（Christian Latrobe）写到，在康斯坦提亚，葡萄藤“没有藤架或木杆支撑，就像花园里的黑加仑树那样自己长在那儿”。 [20] 几年前曾到访此地的坎贝尔（Campbell）的说法也与之类似，他写道：“地面并不平整，每个葡萄园都被高大的橡树环绕着，看起来就像一片树林。”这些英国评论人士大概是这么认为的：毫无疑问，由英国人替代荷兰乡巴佬来管理葡萄园肯定会更好。
最终，英国立法者对好望角殖民地葡萄酒产业的情感没能阻止关税的调整。在接受英国殖民统治后，南非官方鼓励葡萄酒产业的发展，但母国英国不愿保护和支持质量低劣的产品。总的来说，在英国乔治王朝后期的外交和贸易政策中，南非新的葡萄种植者的需求的优先级相对较低。葡萄酒和其他形式的酒精饮品一样，在殖民地的愿景中是一种重要的商品，但这并不能保证它在帝国经济中取得成功。简而言之，对英国立法者来说，与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葡萄酒贸易的地缘政治意义要比与好望角殖民地的贸易往来重要得多。鲁丁顿认为，对英国议员来说，“葡萄酒是财政和外交政策的工具”。他这句话本来针对的是更早的复辟时期，但这一观点在19世纪仍然适用。尽管如此，与英国的近邻签订贸易协定来维持和平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胜过了保护殖民地的新生工业，还是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生产者希望，他们为母国生产殖民地商品的事实足以保护他们免于不利关税政策的损害。但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不够好，也许是英国的帝国情结不够强烈，也许是因为与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相比，他们的贸易规模还太小。
这些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关税辩论，只对好望角的葡萄酒生产者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当时澳大利亚只向英国出口了数量极少的葡萄酒，而新西兰几乎还没有开始生产葡萄酒，肯定还不足以进行商业出口。但在19世纪60年代、19世纪80年代、20世纪20年代，甚至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在关税斗争中反复出现时，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先要能生产出人们想喝的葡萄酒。
[1] Ebenezer Elliott， Corn Law Rhymes （Sheffield，Yorkshire：Mechanics’ AntiBread-Tax Society，1831），10.
[2] Thomas Perronet， A Catechism on the Corn Laws，with a List of Fallacies and the Answers ，18th ed.（London：Westminster Review，1834）.
[3] Editorial，“Glasgow and Edinburgh Anti-Corn Law Demonstrations，” Liverpool Mercury ，January 20，1843.
[4] Timothy Keegan， South Af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acial Order（ Cape Town：David Philip，1996），52；United Kingdom，House of Commons， Account of Value of Imports from Cape of Good Hope，1812-16 ，1817，225，14：149.
[5] Account of Value of Imports from Cape of Good Hope，1812-16 ，1817，225，14：149.
[6] “Proclamation by His Excellency，the Rt.Hon.General Lord Charles Henry Somerset，” Cape Town Gazette and African Advertise r，April 26，1823.
[7] “Proclamation by His Excellency，the Rt.Hon.General Lord Charles Henry Somerset，” Cape Town Gazette and African Advertiser ，November 15，1823.
[8] Keegan， Origins of the Racial Order ，58；on previous office of wine taster，see George McCall Theal，ed.， Records of the Cape Colony from May 1801 to February 1803，Copied for the Cape Government，from the Manuscript Document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vol.4（London：Print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ape Colony，1899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ization]，226-27.
[9] Keegan， Origins of the Racial Order ，52.
[10] Grant，Peter Warden， Considerations on the State of the Colonial Currency and Foreign Exchanges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Comprehending Also Some Statements Relative to the Population，Agriculture，Commerce，and Statistics of the Colony（ Cape Town：W.Bridekirk，Jr.，1825），108.
[11] “Wanted for the island of St Helena，” Cape Town Gazette and African Advertiser ，December 30，1815.
[12] Charles Ludington， The Politics of Wine in Britain：A New Cultural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2013），table A.1，pp.264-65.
[13] 这并不是说欧洲国家是大型原始企业占主导的。相反，即使在由小型家族经营的葡萄园和酒庄主导的时代，葡萄酒通常也不会以酒庄的名义出口，而且这些酒庄在将葡萄酒推向市场方面拥有更成熟的体系。excellent case study is Thomas Brennan's Burgundy to Champagne：The Wine Tradein Early Modern Fra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1997）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
[14] “Cape Town，” Cape Town Gazette and African Advertiser ，October 25，1823.
[15] Helpfully summarized in Ludington， Politics of Win e，264-65.
[16] 好望角总督于1831年4月2日致哥德立施子爵阁下的函件。 Representations from Cape of Good Hope to H.M.Government respecting Duties on Cape Wine ，HC 1831，103，17：485.
[17] Memorial and Petition of the undersigned Wine Growers，Wine Merchants，and other Inhabitants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好望角总督于1831年4月2日致哥德立施子爵阁下的函件。 Representations from Cape of Good Hope to H.M.Government respecting Duties on Cape Wine ，HC 1831，103，103.
[18] 葡萄酒种植者签署的请愿书……， Representations from Cape of Good Hope to H.M.Government respecting Duties on Cape Wine ，HC 1831，103.
[19] Cyrus Redding，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Modern Wines ，2nd ed.（London：G.Bell，1836），290.
[20] C.I.Latrobe， Journal of a Visit to South Africa，in 1815，and 1816：With Some Account of the Missionary Settlements of the United Brethren，Near the Cape of Good Hope （Cape of Good Hope：L.B.Seeley，and R.Ackermann，1818），331.克里斯蒂安·拉特罗布（或拉·特罗布）是查尔斯·拉特罗布的父亲，查尔斯·拉特罗布后来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副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