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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对富有的英国人（通常是年轻人）来说，进行一次欧洲大陆“游学之旅”，通过参观博物馆、历史遗址和废墟来补充他们的正规教育，并在途中积累知识和纪念品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种游学经历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进入上流社会所需的学问和练达，并因此得以积累人脉，获得职业机会。一些雄心勃勃的澳大利亚移民也进行了自己的“游学之旅”，不过他们的目的是学习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1815年，商人出身的酿酒师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完成了一次欧洲之旅，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参观葡萄园，观察和了解酿酒过程。但他们都被一个极度渴望成功的苏格兰年轻人詹姆斯·巴斯比（James Busby）超越了，巴斯比希望通过自己在葡萄酒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实现事业的腾飞。
帝国殖民地对英国人的吸引力，部分来自它承诺的职业机会和财富。据说，殖民地的管理机构比军队或公务员系统更重视精英人才。对英国和爱尔兰的中产阶级男性或富裕家庭的年轻男孩来说，在殖民地工作会让他们迅速进步并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这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选择。为最大的两个海外雇主（东印度公司和印度公务员系统）工作的许多年轻人都没能回到故乡，而是因为疾病或暴力殒命异国。但也有一些人名利双收，衣锦还乡，这是他们在帝国国内永远无法实现的。他们在英国四处挥霍。比如，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18世纪80年代英军在加尔各答臭名昭著的指挥官，退休后来到了爱尔兰的利默里克，在起伏的丘陵地带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帕拉第奥式的豪宅，他以他参加过的最著名的战役为它命名为普拉西庄园。的确，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的大部分陆上景观都是在殖民地积聚的财富支撑下建立和改造完成的。对公共和私人建筑、基础设施和奢侈品的投资，都源自帝国主义的扩张，因为这些资金都是来自个人在海外工作或贸易所赚到的钱。更具指向性的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显示，在1833年废除奴隶制后，向奴隶主提供的“补偿”一般不会被投资于殖民地，而是会被重新用于本土投资。授予奴隶主的钱被用来修建铁路、乡村住宅博物馆以及开采矿山，并通过银行投资于更多未知的项目。
在从殖民地榨取了劳动价值后，资本同样从殖民地被抽离，这都对殖民地的长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损害。
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职业网络是令詹姆斯·巴斯比脱颖而出的社会背景，也是推动他进入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的历史逻辑。巴斯比可以被视为一个孤独的梦想家，一个葡萄酒爱好者，他意外地将自己的知识慷慨地传播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40年，埃里克·拉姆斯登（Eric Ramsden）在一项研究中这样写道，“詹姆斯·巴斯比，澳大利亚葡萄栽培的先知”。 [1] 巴斯比对葡萄酒的热爱可能是真诚的，但他培养自己的葡萄种植专长，是因为他在年轻时就希望成为帝国的职业官员。他认为通过葡萄酒酿造这一专业领域可以推销自己。他是殖民地葡萄酒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这并不是基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原因。
巴斯比1802年出生于苏格兰，1824年随父母移民到新南威尔士州。他的父亲是一名土木工程师，被招募到新南威尔士州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詹姆斯·巴斯比在此地安心地接受了教育。在猎人谷，詹姆斯·巴斯比获得了2000英亩的土地，在那里他可以试验葡萄栽培技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他还在一所男校短暂地教授过葡萄栽培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巴斯比在182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葡萄文化与酿酒艺术》（ Treatise on the Culture of the Vine and the Art of Making Wine ），这本书翻译和汇编了让-安托万·沙普塔尔（Jean-Antoine Chaptal）的法语著作，并融合了巴斯比在法国旅行时的观察所得。沙普塔尔是一位优秀作者，其作品非常值得翻译，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法国化学家，还曾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担任过法国内政部长，积极推动农业和制造业发展。沙普塔尔的名字通过“加糖”（chaptalization）这个术语永远保留在了酿酒学中，这个词指的是在葡萄汁中添加糖来促进发酵。
巴斯比将他的作品献给了新南威尔士州总督托马斯·布里斯班少将（Sir Thomas Brisbane），“这是在他的治下推动这块充满吸引力的殖民地发展的一种谦逊尝试”。这本书的前言并不是关于葡萄酒的，读起来更像是学位论文和政策简报的结合体，展示了巴斯比对帝国经济基本理念的掌握，并论述了为什么种植葡萄是比生产羊毛或谷物更好的选择。他一开始就宣称，新南威尔士州不出产“任何英国本土需要或喜爱的产品”，因此英国维持这一属地需要高昂成本，而且没有“建立起殖民地和母国之间定期和自然的交往，这一般是通过用一方的原始农产品交换另一方的制成品来实现的”。 [2] 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小麦产量充足，他认为澳大利亚在英国市场竞争力不大；他承认养羊是有希望的，但由于缺乏基础设施，不可能在不损失规模经济的情况下将大量羊毛运往英国市场。巴斯比认为，新南威尔士州未来的繁荣将有赖于葡萄酒产业。他指出，欧洲最著名的葡萄酒产自北纬50度至35度之间，而新南威尔士州位于南半球的35度线，与好望角的纬度一样。“有康斯坦提亚葡萄园这样成功的范例，完全可以证明新南威尔士州的气候能够生产出最好的葡萄酒。” [3] 这可能是全球“葡萄酒带”（即大多数葡萄酒的生产地位于这两个纬度之间地区）的概念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尽管在21世纪，气候变化和人类智慧创造了“新纬度”葡萄酒）。
巴斯比认为，通过向殖民地展示自己的技能和价值，他可以给上司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开始了一场酿酒技术培训之旅：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葡萄园自费旅行了四个月，并于1833年在悉尼出版了《西班牙和法国葡萄园参观日志》（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the Some vineyards of Spain and France ）。这本书现在已经有电子版，很容易找到。书中详细描述了他在西班牙赫雷斯、塞维利亚、马拉加和加泰罗尼亚的旅程。然后他越境进入法国，向东经过佩皮尼昂、蒙彼利埃、尼姆和普罗旺斯，然后向北进入罗讷河谷、勃艮第、香槟，最后到达巴黎。这本书细节丰富，语气活泼。它描述了每个目的地的土壤，不同地区的酿酒流程，以及他与酿酒师和出口商的交流成果。
这本书成了巴斯比的招牌，他通过此书展示自己的专业和声望。巴斯比还将他欧洲之旅的成果，即543个欧洲葡萄品种的插枝带回了悉尼，准备重新种植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中。其中一些是直接从葡萄园获得的，包括一种名叫“塞拉或设拉子”的葡萄，它是酿造最好的罗讷河谷红葡萄酒的原料……原产地是波斯设拉子。 [4] 其余的则是从法国的试验植物园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卢森堡花园。
这些插枝是通过早前建立的植物交换条款获得的。巴斯比冒昧地来到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植物园，向植物学教授兼园长德利勒（Delisle）教授作了自我介绍。德利勒教授热情地接待了他，提出带他参观，并点出了一些地中海植物，他认为这些植物会在新南威尔士州茁壮成长。德利勒教授向巴斯比提供了葡萄藤插枝，并准备了种子包。作为回报，巴斯比“毫不犹豫地保证，我们（悉尼）的植物园能提供什么就给什么”， [5] 因为蒙彼利埃植物园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介绍澳大利亚植物的部分，并非常渴望能够将其扩大。巴斯比花了五天时间在蒙彼利埃挑选了数百棵葡萄藤，并完成了切割、贴签和包装工作，植物园的工作人员也很愿意配合。在巴黎，他去了“卢森堡皇家苗圃”，在那里，他以“规定的价格”得到了更多的葡萄藤插枝，“一百根葡萄藤”要“两个半法郎”。 [6] 有了这些葡萄藤，他的旅程就完成了。他印制了一份葡萄藤列表，献给了总督。名单请五位悉尼绅士作了序言，序言中谈及了这些葡萄藤在悉尼的生长情况。 [7] 有些葡萄品种十分常见，普通的葡萄酒爱好者一眼就能认出来，如黑皮诺（“活力十足”，但“无果”）、赛美蓉（“无果，纤弱”）、格连纳什（“健康”）和加美（“加迈，黑色，来自豪特索恩，无果，健康”），以及多种麝香葡萄。还有一些法国南部葡萄酒爱好者熟悉的品种，如神索、匹克普勒、马尔山和克莱雷特等。但是在名单中，却没有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1世纪的葡萄酒产业关系最密切的葡萄品种，即霞多丽、赤霞珠、苏维翁和雷司令。
许多葡萄酒爱好者对巴斯比的丰功伟绩都很熟悉，却没有将他与殖民地行政长官巴斯比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是同一个人，并且这种联系有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巧合。巴斯比相信，葡萄酒知识将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关键技能，有助于他在殖民地政界发展，这反映了农业在英国对跖点
文明建设中的优势地位。例如，1816年，《霍巴特镇公报》（
Hobart Town Gazette
）和新建立的塔斯马尼亚定居点的报纸《南方记者报》（
South Reporter
），就曾号召当地居民将农业视作是英国殖民者荣耀的一部分，要为它感到自豪：“农业一直是帝国的基础。罗马帝国的一切伟大和尊严就来自她的《农业法》（Agrarian Laws），她在建立殖民地后，总是全力支持农业发展，这是罗马帝国的规模能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榜样激励我们要坚持发展农业，并且无论是气候还是土壤、肥料，一切都对我们有利。”
[8]
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发展史上，巴斯比的作用通常会被夸大。 [9] 他并不是“澳大利亚葡萄酒之父”，他在澳大利亚的实际居住时间也相对较短。但从帝国历史的角度看，从葡萄种植业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原因和方式的角度看，他确实是一个关键人物。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殖民地的事业发展是如何与殖民地的经济愿景结合在一起的。巴斯比有如此际遇，并不是因为他的个性、才华或兴趣，而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移民网络、专业知识和帝国经济的意识形态。
巴斯比的著作和游说得到了回报，1832年他得偿所愿，被任命为英国驻新西兰诸岛（由一位早期荷兰探险家以他的家乡西兰命名）及奥特亚罗瓦（属于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派代表。现代的新西兰是一个岛国，主要由北岛（现在是首都奥克兰的所在地）和南岛两个大岛组成。最初的英国殖民地集中在岛屿湾，这是北岛东侧一个美丽而隐蔽的天然港口。
19世纪初，当时新西兰的奥特亚罗瓦是近10万毛利人的家园。毛利人本身是波利尼西亚移民，他们在13世纪到16世纪期间来到新西兰各地定居。毛利人拥有健全的社群，适应性很强。其部落由世袭的首领[或称为兰格蒂勒（rangatira）]管理，经济类型为包括定居型园艺在内的混合型经济。与澳大利亚的一些原住民族不同，酒类研究人员指出，毛利人可能是“世界上少数不生产酒精饮料的原住民之一”。 [10] 因此，欧洲探险者可能要为将酒精引入新西兰负全部责任。虽然毛利人最初无法接受这种“臭水”（waipiro），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一些原住民开始喜欢上了酒，使它成为三种给毛利人社会带来痛苦和毁灭的欧洲舶来品之一。另外两种是疾病和武器，它们最终都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口的死亡。毛利部落拥有引以为傲的勇士传统，部落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但欧洲火器的引入大大提高了这种冲突的致命性。1807年至1845年“火枪战争”（Musket Wars）期间，部落间的争斗杀死了成千上万的毛利人。
尽管毛利人的社群被疾病和战争削弱了，但当英国基督徒在19世纪早期来到新西兰诸岛，意图使当地人皈依时，毛利人的人数仍然是压倒性的。这些基督徒由塞缪尔·马斯登（Samuel Marsden）领导，他是英国的国教牧师，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名随军牧师，还是伦敦教会宣教协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的领导人。之所以我们会注意到马斯登，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新西兰第一批葡萄是他在1819年种下的。在来到澳大利亚之前，他没有农业生产背景，但出于需要，他适应了。“我进入了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要么自己耕种，要么就得挨饿。我和我的同事拿起了斧头、铁锹和锄头，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因为无可奈何。” [11]
然而，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这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技能范围，或是因为无暇顾及，马斯登并没有尝试酿酒。不过，他相信新西兰有生产葡萄酒的潜力，并希望建立种植园，以便后来的移民可以从事酿酒业。他这样写道：“根据我的观察，我确信新西兰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生产国……如果将葡萄引种到岛上，就能为后来人做好准备。”因此，他种下了“从杰克逊港带来的100棵不同种类的葡萄藤”， [12] 杰克逊港是悉尼附近的大型天然港口。与此同时，他认为葡萄本身就是传教的工具，可以促进毛利人的皈依。酋长的儿子们跟着我参观了我们的果园和葡萄园，他们看到这些水果时十分惊讶，因为这些水果不是当地原有的。马斯登自信地总结说，毛利人对来自英国的基督徒的生活充满敬畏：“我们这里的各种东西，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这提供了很多机会，开展关于上帝的对话……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文明生活和他们的野蛮生活之间的差异。” [13] 对马斯登来说，葡萄的作用并不是一种来自《圣经》的象征，而是一种活生生的证明——英国殖民者种下的外来作物长势良好，证明了其文明的优越性。不过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当时这些毛利游客是发自内心地敬畏，还是礼貌地假装感兴趣，或者其实是在取笑这位真诚的传教士。
马斯登的愿望并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变成现实。他于1838年在澳大利亚去世，当时第一瓶新西兰葡萄酒尚未诞生。基督教会的传教团（CMS mission）在新西兰并没有吸引到什么皈依者，并因内部领导层的争斗和丑闻而处境尴尬（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托马斯·肯德尔娶了一个毛利女人，实际上离开了教会）。这项任务于19世纪50年代结束。此时，轮到詹姆斯·巴斯比登场了。在选择职业方面，他比马斯登略胜一筹；在酿酒方面，他则比马斯登成功得多，因为他尝试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制葡萄酒并取得了成功。巴斯比被任命为特派代表就像是饮下了一杯毒酒。所谓特派代表，其职责有点像大使，代表英国王室照顾几千名英国定居者的利益。但是，这个职务没有法定的权力，而且要依赖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全部军事支持。这对巴斯比来说是个问题，他的独立精神和野心激怒了新南威尔士州的当权者，他对他们也不怎么友好。此外，任务艰巨，资源却很少——巴斯比的任务是调解英国社区和社区周边毛利人之间的争议。
巴斯比收拾行装，驶往群岛湾，在怀唐伊建起了新家。当然，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家周围建一座小葡萄园。他从他在悉尼植物园种下的葡萄树中挑选了一些插枝，为植物殖民的国际链条又增加了一个环节。他的妻子艾格尼丝·道·巴斯比（Agnes Dow Busby）不久后也加入了他的队伍。她很可能在他们家附近做助产士，我们对她在此期间的生活知之甚少，但她在酿造葡萄酒方面的技能可能与巴斯比本人一样值得称赞。我们有巴斯比在怀唐伊栽培葡萄的第三手资料。基思·斯图尔特（Keith Stewart）引用了法国探险家休伯特·杜蒙·居维尔（Hubert Dumont D’Urville）的一份报告，他在1840年左右参观了巴斯比的农场，品尝了他的低度白葡萄酒，并说它“很美味”（不过，正如斯图尔特指出的，在漫长的海洋航行之后，任何葡萄酒都能让法国人感到高兴）。 [14] 因此，斯图尔特宣布1840年是新西兰酿酒史的开端。这也似乎有可能。我们也有其他关于该殖民地早期葡萄产量的记录。斯图尔特在书中提到了威廉·波迪奇（William Powditch）。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酿酒师和船长，于1831年定居北岛，并在随后的20年里致力于葡萄酒生产。鲍迪奇的努力相对来说是短暂的，但斯图尔特声称他在邻居中分发葡萄藤插枝，并鼓励其他人种植葡萄。 [15] 我们确实有一份关于一位名叫托马斯·麦克唐纳中尉（Lieutenant Thomas McDonnell）的定居者的记录，他是一位船主，在1844年接受英国议会委员会采访时说，他在位于北岛霍基安加的土地上种植了400种葡萄，不过他承认自己没有用这些葡萄酿酒。 [16] 但传教士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在1852年出版的一本针对传教士的毛利语指南中，收录了毛利语中对葡萄藤（waina）和葡萄园（mara waina）的称呼，但没有收录葡萄酒这个单词。 [17] 收录这两个词，可能是为了阅读《圣经》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描述当地的农业生产。另外，威廉姆斯非常重视口语句子的翻译，以便传教士能够清楚地指示毛利人为他们干活（如“给这片土地围上栅栏，要坚固，以免牛把它弄坏”）。 [18] 在这种背景下，谈话中可能会提到葡萄藤。
巴斯比作为特派代表最重要的也是最具争议的任务不是生产葡萄酒，而是在1840年签署并批准了《怀唐伊条约》。这是由副总督威廉·霍布森（William Hobson）代表英国正式与500多名毛利人酋长签订的一项协议。尽管巴斯比在1835年就承认了新西兰的独立，但来自定居者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促使英国官方想要正式吞并新西兰。该条约提出，英国对新西兰及其人民拥有完全主权，作为回报，他们将保护毛利人，并给予他们英国国籍。该条约由英国传教士翻译成毛利语，然后在岛上分发，征求签名。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很多东西都被忽略了：毛利人对主权和土地所有权有着不同的理解。传统的观点认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接受的是暂时的保护和治理，而不是永久放弃权力。如今，该条约仍是一部极具争议的文件。毛利人越来越认为这个条约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成千上万的毛利人在诱骗之下将自己的土地和主权交给了一个海外国家。历史学家詹姆斯·贝利奇（James Belich）极力反对这种解释，认为它“把毛利人描绘成无法挽回的悲惨的受害者”，但其实他们曾是力量强大的主角。他强调，英国人进入新西兰是经过毛利人同意的，他们愿意把土地卖给新来的人。 [19] 巴斯比自己也从毛利人那里购买了土地，然后发现自己无法证明自己的所有权。后来，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追查他的案子，却徒劳无功，因此感到十分苦恼和沮丧。1840年，新西兰白种人（或欧洲定居者）的人口与毛利人相比微不足道，但毛利人的人口在20年内少了近一半，白种人的人数超过了毛利人。 [20] 土地作为生产葡萄酒必不可少的条件，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白种人手中。
从大英帝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进步的举动。条约承认了毛利人的权力，并尊重他们作为真正的法律签署人（并且，从现实政治的意义上来说，有效地承认了英国的弱势地位）。这样的条约并没有提供给澳大利亚原住民、印度原住民或其他被英国殖民的民族。它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展示了英国人对毛利人的相对尊重。正如《伦敦植物学杂志》（ Botanical Magazine in London ）中对毛利人的描述，他们“虽然是野蛮人，但拥有宽广的心胸和强大的智慧。” [21] 这种文化上的认可对于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失去土地和生命的毛利人来说并不能起到什么安慰作用。
事实上，毛利人渴望得到保护，或者说得更简单一点，是希望摆脱外界的干扰。这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作为一个无人看管的潜在殖民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把目光投向了新西兰。新西兰葡萄酒产业受到的第二次重大干预来自法国天主教圣母会（Society of Mary）的牧师，也被称为圣母会教徒（Marists）。天主教会认为太平洋地区是传教活动最后的前线，到这一地区传播福音的时机已经成熟。1836年，教会将前往“西大洋洲”传教的任务交给了圣母会。所谓西大洋洲包括现在的新西兰、斐济和萨摩亚。19世纪30年代末，一小群玛丽教徒陆续抵达新西兰，并在北岛定居下来。这些神父在他们定居的地方务农，由于生活的需要，也是出于他们追求谦卑和简单的生活方式的内在承诺。他们的劳动中包括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因此，对新西兰葡萄酒酿造业的又一次重大干预来自一群法国牧师。
葡萄酒在法国圣母会神父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新教传教士中并没有这种文化。此外，葡萄酒的生产有一种具体的宗教必要性，因为天主教圣餐仪式中的弥撒需要使用葡萄酒。杰朗姆·格朗热（Jérôme Grange）神父是一位始终坚持在汤加传教的圣母会传教士，也始终在努力种植葡萄。在多次失败之后，他的葡萄藤上终于结出了一串葡萄，于是他“庄严地摘下它，包在一块非常干净的布里，我把澄清后的酒液用在了1844年1月1日的弥撒中。” [22] 严格来说，这是果汁，不是酒，但可以看出他的意图。他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同事杜阿尔大人也在到达该岛时种植了葡萄，他自信地告诉他在法国的上司，由于气候温和，葡萄一定会茁壮成长。 [23] 法国人也很关注英国人种植的葡萄。1846年，一位年轻的法国牧师第一次来到珀斯，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那里的葡萄长得“非常好，一年甚至可以收获两季”。 [24]
在新西兰，圣母会声称他们在1851年建立了至今仍在生产的最古老的酒庄，其名字也恰如其分，叫作传教团葡萄园。事实上，现在的传教团葡萄园并不是坐落在霍克斯湾的原址上，而是在原址附近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但酿酒的传承是连续的。事实上，在1851年之前，圣母会可能已经在新西兰酿了十年酒。选址于此是因为这里是沙质土壤，有石灰石沉积且排水条件良好。牧师们种植了好几种葡萄：黑汉堡、红白甜水、夏瑟拉和亚历山大塔迪。 [25] 圣母会对葡萄酒的需求是明确的、持续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来自酿酒区，但圣母会的神父们拥有的葡萄种植知识可能比同地区的英国人要多得多。对天主教传教士来说，传播天主教就是传播文明，在必不可少的天主教圣餐中，葡萄酒居于核心地位。
在英国殖民地上代表文明教化的葡萄园早期开创者实际上是法国人，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混乱。不过，有几件事大家应该牢记在心。首先，法国政府在新西兰有自己的利益，在签署《怀唐伊条约》之前，法国人自己殖民新西兰也并非不可能。其次，巴斯比个人的成长史表明，尽管英法两国之间存在竞争，但在科学和葡萄酒领域工作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可以自由而充分地交流。巴斯比曾在法国自由旅行并翻译了有关酿酒的法国参考文献，他还轻易地从法国官方植物园获得了葡萄藤插枝。最后，在19世纪，英国殖民地在欧洲各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相对开放和宽松的、鼓励创业精神和首创精神的社会。正如我们将反复看到的，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愉快地定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葡萄栽培来促进殖民地发展的愿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比他们的英国邻居更有能力实现这一愿景。
到了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葡萄种植业已经稳定下来。此时，澳大利亚种植葡萄已经有60年历史，新西兰也有大约30年。就像好望角一样，欧洲人一到这里就开始种植葡萄。只是在最初的几十年里，更多体现的是人们的热情，而不是在葡萄酒生产上的成功。早期的酿酒师来自各行各业，但他们的自信常常输给实际的劳动结果。土地所有权争议在后怀唐伊时代耗费了巴斯比大量时间和金钱，导致他无法维持自己的葡萄种植项目，转而去经营养羊场和锯木厂 [26] 。这对他曾前途光明的葡萄酒事业来说，是一个暗淡的结局。
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时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清除掉头脑中的后见之明，试着通过历史人物的真实视角来看待历史。在葡萄酒写作中有一种倾向，认为早期的葡萄栽培者有先见之明，他们耕种、种植、繁衍后代，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从严格的年代意义上讲，这是正确的，但这样的故事几乎没有体现出早期酿酒活动的背景。1850年，欧洲殖民者并不知道新西兰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被英国占据，他们当然也不会预见到新西兰会成为一个拥有著名葡萄酒产业的独立国家。这些是对移民社区的渴望，而不是已知的结果。因此，这些早期的葡萄园展示的是当年移民的希望、偏见和对风险的态度。这一章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统治者在一开始的愿景中，就包含了繁荣的农业和繁茂的葡萄园。然而，19世纪30年代在北岛建设葡萄园的英国定居者的生活并不稳定，站在当时的角度，酿酒是一项近乎荒谬的事业。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移民的愚蠢或狂妄呢？第一种解释是文化。这些葡萄园表明并强化了英国人对自身文化优于澳洲土著和毛利社区的文化的观点；种植葡萄展示了英国人将会扎根于此的具有挑战性的承诺，这让移民们相信自己正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一个文明的社区。但并不是只有移民这一个视角。殖民者秉持的殖民主义，包括这些葡萄园的建设，往往被当地社区视为暴力和剥削，这种社会创伤一直影响到今天。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方面的。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对经济关系有着全球性的、网络化的看法。他们自己在漂洋过海去往对跖点的途中，曾在好望角短暂停留，目睹过国际贸易的场景。他们明白，他们在新西兰的不稳定的小社区是通过海上贸易与英国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一个北岛的移民也可能被要求到伦敦议会作证，展示他的400株葡萄的健康状况。像巴斯比这样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愿意从澳大利亚回到欧洲去参观葡萄园（这趟旅程耗时数月，既不愉快，又有患病和死亡的风险），是因为他相信关于葡萄酒的专业知识会让他在帝国管理体系中获得竞争优势。在他看来，他在怀唐伊的小葡萄园与全球经济和更大的帝国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酿酒师巴斯比参与完成的《怀唐伊条约》可能是新西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不是巧合，而是象征着英国将要开启更大的葡萄栽培项目。然而，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它并没有那么容易得到英国公众的认可。
[1] Eric Ramsden， James Busby：The Prophet of Australian Viticulture （Sydney：Ramsden，1940）.
[2] James Busby， A Treatise on the Culture of the Vine and the Art of Making Wine （[Sydney？]：R.Howe，Government Printer，1825），ix.
[3] James Busby， A Treatise on the Culture of the Vine and the Art of Making Wine （[Sydney？]：R.Howe，Government Printer，1825），xxviii.
[4] James Busby， A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Some of the Vineyards of Spain and France （Sydney：Stephens and Stokes，1833），appendix，p.117.
[5] James Busby， A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Some of the Vineyards of Spain and France （Sydney：Stephens and Stokes，1833），appendix，72.
[6] James Busby， A Journal of a Tour through Some of the Vineyards of Spain and France （Sydney：Stephens and Stokes，1833），appendix，107.
[7] James Busby， Report on the Vines，Introduced into the Colony of New South Wales，in the Year 1832：With a Catalogue of the Several Varieties Growing in the Botanical Garden，in Sydney （Sydney：William Jones，1834）.
[8] 无题， Hobart Town Gazette and Southern Reporter ，June 29，1816，2，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page/40422（accessed September 2，2021）.
[9] 本书也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Julie McIntyre and John Germov， Hunter Wine：A History （Sydney：NewSouth，2018），3-4.
[10] Kristen Maynard，Sarah Wright，and Shirleyanne Brown，“Ruru Parirao：Mäori and Alcohol；The Importance of Destabilis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MAI Journal 2，no.2（2012）：79.
[11] Marsden 引自John Buxton Marsde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Rev.Samuel Marsden：Of Paramatta，Senior Chaplain of New South Wales；and of His Early Connection with the Missions to New Zealand and Tahiti （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838），33.
[12] John Rawson Elder，ed.， Th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amuel Marsden，1765-1838 （Auckland：Coulls，Somerville Wilkie，1932），180，181.
[13] John Rawson Elder，ed.， Th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amuel Marsden，1765-1838 （Auckland：Coulls，Somerville Wilkie，1932），181.
[14] Dumont D’Urville，Keith Stewart， Chancers and Visionaries：A History of Wine in New Zealand （Auckland：Godwit，2010），33进行了引用。
[15] Dumont D’Urville，Keith Stewart， Chancers and Visionaries：A History of Wine in New Zealand （Auckland：Godwit，2010），48.
[16] Committee on New Zealand， Report ，May 23，1844，HC 556 1844，Q87-88，p.6.
[17] William Williams，D.C.L.，Archdeacon of Waiapu， A Dictionary of the New Zealand Language，and a Concise Grammar，to which is added a Selection of Colloquial Sentences ，2nd ed.（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852），310.
[18] William Williams，D.C.L.，Archdeacon of Waiapu， A Dictionary of the New Zealand Language，and a Concise Grammar，to which is added a Selection of Colloquial Sentences ，2nd ed.（London：Williams and Norgate，1852），318-19.
[19] James Belich， Making Peoples：A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ers from Polynesian Settlement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197-200.
[20] Raewyn Dalziel，“Southern Islands：New Zealand and Polynesia，”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3，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Andrew Port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581-82.
[21] W.Jackson Hooker，“The Late Mr Cunningham，” Companion to the Botanical Magazine：Being a Journal，Containing Such Interesting Botanical Information As Does Not Come Within the Prescribed Limits of the Magazine；with Occasional Figures （London：Printed by E.Conchman ...for the proprietor，S.Curtis，1835-36），215.
[22] 作者本人翻译.“Que pensez-vous que j’aie fait du premier raisin qui ait murià Tonga？que je l’ai donné？conservé？Non rien de tout cela：je l’ai cueilli religieusement，je l’ai pressé dans un linge très-propre，puis après en avoir clarifié le jus，je m’en suis servi pour dire la messe，le premier janvier 1844.”节选自一位名叫Révérend Père Grande的玛丽会的传教士在1844年3月写给一位身在汤加的同事的信。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Lyons：M.P.Rusand）18（1846）：37中转载。
[23] 1844年1月1日，新喀里多尼亚的杜阿雷大人写给位于里昂和巴黎的（天主教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信。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17（1845）：50中转载。
[24] 1846年2月8日，M.Thiersé 写给他身在珀斯的母亲的信。 Annales de l’Association 18（1846）：542中转载。
[25] 霍克斯湾哲学研究所雅丁神父的地址： Hawke's Bay Herald ，August 1890.
[26] James Busby， The Rebellions of the Maories Traced to Their True Origin：In Two Letters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Edward Cardwell ... （London：Strangeways & Walden，1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