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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湿船舱里的一个角落，是从好望角买来的“各种各样”的葡萄藤。 [1] 酿酒用的葡萄靠种子无法稳定繁殖，所以剪下来的葡萄藤被小心地放在盒子里，与种子、农具、小型家畜和储备的食物一起装进了船舱。这些就是1788年第一支抵达澳大利亚的船队上的1500名乘客携带的认为有用的东西。
这11艘船上的乘客是第一批准备在澳大利亚长期定居的欧洲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罪犯。他们免于有期徒刑，而代价是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成为签订契约的奴隶。这段旅程长达8个多月，在途中水和食物越来越少，但害虫、疾病越来越多，船舱也越来越臭。然而，这同样是一趟充满了雄心壮志的旅程：期望船舱里的那些植物能够让囚犯和土地都变得更美好、更有效益、更加文明。
从葡萄酒生产的角度来看，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与对南非的殖民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特征。首先，这三个地区都是欧洲人在欧洲帝国政治的零和博弈中作为战略领地强制移民的。其次，这三个殖民地都立即种植了酿酒葡萄。并且，每个地方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试验才生产出了质量达到出口标准的葡萄酒，但充满热情的移民把种植葡萄作为“教化使命”的一部分，坚持了下来。
荷兰船队在16世纪后期开始横渡印度洋，并在1606年首次到达了西澳大利亚。到17世纪中期，在荷兰人宣称了对澳大利亚的所有权后，欧洲人认可了“新荷兰”这个名字，不过荷兰人并没有像他们在好望角那样派人定居并建立食品补给站（事实上，所有前往澳大利亚的欧洲船只都会充分利用开普敦这个补给站）。到18世纪70年代，那些游荡到澳大利亚水域的英国或法国探险家也没有定居的打算，更不用说去征服任何东西了。变化是由英国海军上尉兼制图师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领导的一次航行带来的，当时随行的还有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在帝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库克急于赶在法国人之前宣布英国对澳大利亚的主权，因此声称博特尼湾（当今悉尼周围巨大的天然港口）属于英国。由于此时法国人也在“探索”南太平洋，移民定居将会强化英国对此地的领土主张。因此，英国于1787年决定派遣一支满载英国罪犯的船队（按照澳大利亚历史的说法，这支船队叫作“第一舰队”）前往澳大利亚，并把博特尼湾作为罪犯的定居点。查尔斯·塔克韦尔（Charles Tuckwell）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伦敦的立法者们知道，把犯人押送到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并不划算，在国内建造更多的监狱更便宜，也更容易，但英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愿意为此投入大量资金。
这些犯人会与政府签订一段时间的契约，到期后有望被释放，成为改过自新的社会成员和殖民地紧缺的劳动力。因此，第一舰队装备齐全，有种子、植物插枝和供罪犯工人使用的工具，足以迅速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
尽管英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科学和植物学研究的兴趣很大，18世纪的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仍将澳大利亚视为无主之地——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也没有任何人类建筑物。这种“空”是一种妄想，是帝国傲慢与恣意无知投下的阴影。现代的澳大利亚占据了一片广阔的大陆，从东到西横跨2000多英里。在18世纪，这个巨大的岛屿是数百个原住民族的家园，大约共有75万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非常多样化。但在很大程度上，狩猎和采集是他们的经济支柱。这里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畜牧农业，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非常干旱。然而，原住民的沿海社区也会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其他民族进行贸易，据玛吉·布雷迪（Maggie Brady）说，有证据表明，在18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原住民曾从马卡桑商人（来自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那里购买酒类产品。 [2] 他们自己也会酿造酒精饮料，所以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原住民对酒精并不陌生。以任何标准来说，他们都不是不通世事的，他们只是保持着与自然环境以及彼此之间的和谐。
尽管如此，英国的冒险家和政府特使都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存在是一种麻烦，认为原住民的文化是野蛮的。他们的逻辑是，重新开发这些原住民居住的土地的时机已经成熟。1789年，一位颇具进取心的伦敦出版商出版了一本关于英国在新南威尔士州的殖民记录，他以一首诗作为序言，恳求英国人去改变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在这首诗中，博特尼湾被比喻为一个性感的女人，张开双臂欢迎英国的船只，并催促“有文化”的欧洲人去建造、种植和扩张：
一定要有宽阔的街道，高大的墙壁沿着它们延伸……
在那里，文明的土地上的城市散发着光芒
一定要有波光粼粼的运河，坚实的道路通向四方
在那里，拱门、巨型的雕像，位列两旁
闪闪发光的小溪，连绵不绝的海浪
栋栋华丽的别墅、金黄色的农场、绯红的果园
都散落在这美丽的风景中。 [3]
在英国人对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想象中，茂盛的植被和繁盛的农业当然是其核心之一。但是，英国人自认为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所以古代的图景当然也是他们对殖民地的想象的核心——诗中想象的拱门、别墅和巨大的雕像将会矗立在大地上，成为胜利的标志。几十年后，温德姆家族在他们能够俯瞰广阔葡萄园的别墅中建起了一座柱廊。诗人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葡萄和葡萄酒跻身英国人对自身文明成就的想象，一定会为它们感到骄傲。
第一舰队的一名管理员乔治·巴林顿（George Barrington）曾出版一本回忆录，其中描述了他到达新殖民地后头几年的见闻。“考虑到他刚刚摆脱野蛮状态，他现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了，因为他已经学会用最标准的方式鞠躬、为健康干杯、表达感谢等。而且，他很喜欢喝葡萄酒。”
[4]
虽然这句话看起来是在描述巴林顿负责的一个罪犯，但它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名叫本尼隆（Bennelong）——或Banalong，根据巴林顿的文本——的人，他是东澳大利亚伊奥拉（Eora）族人的领袖。从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在澳大利亚定居的白人的想法：他们认为原住民是未开化的、低等的；他们严格的社会礼仪中包含了正式的饮酒仪式，葡萄酒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品。与本尼隆一起饮酒作乐的英国使节们，社会地位很高，习惯了喝葡萄酒（不像大多数囚犯，他们更习惯喝啤酒和烈酒）。第一舰队在航行过程中，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食物配给也不同，在葡萄酒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海军陆战队的限额是每人每天一磅面包、一磅牛肉和一品脱葡萄酒；囚犯们每天有四分之三磅
的牛肉和面包，但没有葡萄酒。”
[5]
除了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葡萄酒在18世纪也被广泛用作药物。不仅是英国人，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各国都把葡萄酒视为一种重要的医疗物资和营养补充剂。在澳大利亚海岸附近的18世纪荷兰沉船中发现了许多华丽酒杯的碎片。
第一舰队的船只离开英国，在特里芬岛和里约热内卢补充了食物和葡萄牙葡萄酒，然后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在里约热内卢和开普敦，舰队都购买了葡萄植株，但里约热内卢购买的可能是食用葡萄藤蔓，在好望角购买的则是酿酒葡萄藤蔓。
[6]
尽管采购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但随着航程的持续，乘客们开始出现坏血病的症状。坏血病是一种使人衰弱且极易致命的疾病，现代医学知识表明这是由缺乏维生素C引起的，乔纳森·兰姆（Jonathan Lamb）和基利安·奎格利（Killian Quigley）曾表示，这种疾病对爱尔兰罪犯的影响更大。
[7]
当船上开始出现坏血病的病例时，船长就给“水手们分发黑啤酒、云杉啤酒和葡萄酒”；当船员们被这种疾病弄得精疲力竭时，船上就“每天都给他们供应葡萄酒”。
[8]
不幸的是，新鲜葡萄确实含有维生素C，但葡萄酒中并没有。
对水手来说，葡萄酒也许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却不能治疗他们的疾病。
18世纪晚期，葡萄酒进入英国人的生活。它们是富人喜欢喝的日常饮料，也是穷人偶尔能喝到一点的奢侈品。这意味着，英国殖民地尝试自己生产葡萄酒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葡萄酒液体密度大，并且需要占用船舱大量空间，而距离最近的葡萄酒产地也在两个月的航程之外。尽管如此，种植葡萄这件事在澳大利亚进展缓慢，而且人们也没有迫切的愿望。在好望角殖民地，葡萄种植起源于一小部分精英管理者的设想。好望角最早的定居者是贫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早主要是作为英国和爱尔兰工人阶级囚犯的流放地。虽然相隔一个多世纪，但这两个定居点在人口构成方面却很相似，大多是穷人和男性。这两类人地位低下，在欧洲本土时也没有大量饮用葡萄酒的习惯，他们更喜欢蒸馏酒和啤酒，也没有种植葡萄的第一手经验。事实上，许多之前的城市居民都没有任何农业方面的工作经验。此外，在殖民地建立早期，那些签订了契约，为政府工作或为官员充当仆人的囚犯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实验性的园艺工作。1812年，新南威尔士州早期的英国州长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在下议院作证时表示，“我特别重视鼓励人们进行园艺活动”，但他也承认，那些最勤劳的囚犯最多也只能种植“一些土豆，或者他们觉得必需的东西”。 [9]
尽管如此，位于悉尼湾的菲利浦总督的官邸还是建起了一座小葡萄园。在那里，总督试种了葡萄藤，并有可能在1792年就已经酿出了葡萄酒。帕拉玛打是悉尼西部的一个农业定居点，在1791年就号称拥有“920英亩经过整饬的可耕种土地”，大部分用来种植玉米、萝卜和用作圈养动物的牧场，只有4英亩专门用来种植葡萄。 [10] 这片土地是大还是小很难判断，不过此时殖民地的当务之急是为人和牲畜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由于葡萄树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产出用于酿酒的葡萄，因此，种葡萄不可能被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州长还动员新生的报纸为这一事业做贡献。1803年3月5日，官方报纸《悉尼公报》（ Sydney Gazette ）和《新南威尔士广告报》（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 ）的第一期除了刊登航运新闻、讣告和法庭报告，还刊登了一篇专题文章：《如果想要种植一片葡萄园，该怎样整理土地》（ Method of Preparing a Piece of Land，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a Vineyard ）。 [11] 这篇连载了数周的匿名文章是从法语翻译的，内容包括对准备土地、种植技术、葡萄藤切口敷料和酿酒方法的简要说明。 [12] 然而，这些说明并没有针对南半球的气候特点进行校正，比如文章建议在1月和2月修剪葡萄藤，但那是澳大利亚的夏天，而在欧洲则是冬天。 [13]
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之初的30年中，葡萄种植业未成气候，葡萄产量非常有限。认识到这一点，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持续发展的历史是从1788年开始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即使结果迟迟没有出现，在澳大利亚生产葡萄酒并实现对外出口的想法似乎从未从官方头脑中消失过。毕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好望角葡萄酒在这一时期已经打入了国际市场，而且英国官方从1814年开始正式鼓励好望角生产葡萄酒。但是，好望角拥有超过一个世纪的酿酒葡萄种植经验，并且其早期曾受益于法国胡格诺派的专业知识，而澳大利亚在葡萄酒行业是真正的新手。因此，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酿酒师和精英们拼命向政府请愿，希望允许少量酿酒师和葡萄管理师进入殖民地（先是德国人，然后是法国人）。 [14] 这是很必要的，因为英国政府限制非英国人向新南威尔士州移民。但进入新南威尔士州的英国移民，无论是囚犯还是后来的补充移民，虽然可能有其他种类的农业经验，但都没有酿酒和葡萄种植的基本知识。 [15] 这些请愿能够成功，可能是因为酿酒师（主要是爱德华·麦克阿瑟）辩称，如果他们能够引进必要的专业知识来发展新兴的葡萄酒产业，该产业将反过来吸引来自英国的移民， [16] 这既可以缓解英国“本土”的人口压力，也可以解决新南威尔士州普遍缺乏劳动力的问题。因此，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一小批专业人士被引入澳大利亚。不过，他们的影响是缓慢的，并且是断断续续的。
尽管殖民地发展缓慢，第一舰队轻而易举就成了传奇。因为它引进了第一代欧洲移民，舰队抵达的时刻现在被当作澳大利亚建国的时间来纪念。但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原住民来说，舰队标志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剥夺、杀戮和文化毁灭的时代。殖民主义不仅仅是对资源的竞争——通过公平竞争，一个群体成功地从另一个群体手中夺取资源。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欧洲对新大陆殖民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相信只有欧洲人才有引领世界实现繁荣的能力，并且通常很少考虑到原住民的生活。
历史学家对航海传统的强调也留下了一笔有趣的遗产。证据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在人们印象中，18世纪的英国是与海洋联系在一起的，而英国的威望则与海军实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生活在港口城市的英国人，可以通过在大陆间来来往往运送人员和货物的船舶想象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很明显，葡萄酒生产是国际海运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包括我在内的历史学家，都坚信全球贸易网络是遥远的大陆之间产生联系的重要原因。但当历史学家提出这些论点时，我们可能无意中将这种贸易浪漫化了。杰西卡·穆迪（Jessica Moody）在一篇关于利物浦的海事博物馆和纪念活动的文章中指出，三角贸易是一种“替代叙事”，将利物浦这座城市与实际交易的东西分割开了。她写道：“用三角形结构（triangular device）来描述大西洋上的奴隶贸易路线，把利物浦和奴隶之间的联系限定在海湾，对奴隶尸体的讨论仅局限在‘航程中间’， [17] 船只只是带着无生命的货物离开和返回港口。”关于第一舰队，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海上航行本身，这无疑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存的史诗级故事，虽然很多人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送上船的。但是，第一批移民引起万众瞩目的风尘之旅，并不妨碍我们去思考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发生了什么。
同样，葡萄酒历史学家在记录澳大利亚第一批酿酒师时，也难免会有所美化。当然，把新生的殖民地上最初几年种植葡萄的故事拼凑起来也很有趣，并且历史学家总是竭尽全力想要整理出完整的编年体史。朱莉·麦金泰尔（Julie McIntyre）记录了这些葡萄酒产业的早期推动者，并展示了在澳大利亚殖民地最初建立的几十年里，伦敦和悉尼的管理者是如何持续支持殖民地的葡萄酒生产的：允许少量具有葡萄酒专业知识的法国和德国移民进入殖民地，往来写信汇报和询问葡萄园的发展情况、鼓励进口葡萄插枝等。 [18] 麦金泰尔写道：“没有葡萄园，对殖民地前景的想象就不完整了。” [19] 但这些高层干预并不是出于对一个有前途的行业的认可和支持，只是渴望殖民地建立起繁茂的葡萄园。而早期的定居者是有远见的，不是因为他们有预言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对农业和经济的繁荣有着田园诗般的憧憬。因此，尽管葡萄酒的利润在澳大利亚（或大英帝国）的宏观经济中显得微不足道，但种植酿酒葡萄并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行为。葡萄酒成为一项严肃的事业，对英国更大的帝国计划至关重要。
[1] David Collins， An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olony in New South Wales，from Its First Settlement in January 1788，to August 1801：With Remarks on the Dispositions，Customs，Manners，&C.，of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at Country ，2nd ed.（London：T.Cadell and W.Davies，1804）.
[2] Maggie Brady， First Taste：How Indigenous Australians Learned about Grog ，6 vols.（Deakin，Australia：Alcohol Education & Rehabilitation Foundation，2008），1：6.
[3] Arthur Philip and John Stockdale，eds.， The voyage of Governor Phillip to Botany Bay；with an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onies of Port Jackson & Norfolk Island；compiled from authentic papers，which have been obtained from the several Departments.To which are added，the journals of Lieuts.Shortland，Watts，Ball，& Capt.Marshall，with an account of their new discoveries （London：John Stockdale，1789）.
[4] George Barrington， A voyage to New South Wales；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the manners，customs，religion，&c.of the natives，in the vicinity of Botany Bay （Philadelphia：Thomas Dobson，1796），77.
[5] Philip and Stockdale， The voyage of Governor Phillip ，21-22.
[6] Julie McIntyre argues this，too，and I agree， First Vintage：Wine in Colonial New South Wales（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2012），36.
[7] Killian Quigley，“Indolence and Illness：Scurvy，the Irish，and Early Australia，” Eighteenth-Century Life 41，no.2（2017）：139-53.
[8] Phillip and Stockdale， Voyage of Captain Phillip ，281，330.Spruce-beer was a lightly fermented beverage made from the needles of evergreen trees.
[9]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Parliament，House of Commons，London）：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1812.Digitized on Trove.
[10] Collins，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olony in New South Wales ，153-54.
[11] “Method of Preparing a Piece of Land，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a Vineyard，” Sydney Gazette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 ，March 5，1803.
[12] The French source is not attributed and is unknown，but it could be a sloppy paraphrase of parts of Jean-Antoine Chaptal，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que sur la culture de la vigne （Paris：Delalain，1801）.
[13] “Cultivation of the Vine，” Sydney Gazette and New South Wales Advertiser ，March 12，1803，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page/5660（accessed September 2，2021）.
[14] McIntyre，“Resisting Ages-Old Fixity as a Factor in Wine Quality：Colonial Wine Tours and Australia's Early Wine Industry，” Locale 1（2011）：43.
[15] Drawn from McIntyre， First Vintage ，passim and pp.73-75.
[16] Drawn from McIntyre， First Vintage ，passim and pp.75.
[17] Jessica Moody，“Liverpool's Local Tints：Drowning Memory and ‘Maritimising’ Slavery in a Seaport City，”in Britain's History and Memory of Transatlantic Slavery：Local Nuances of a “National Sin ，”ed.Katie Donington，Ryan Hanley，and Jessica Moody（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16），161.
[18] McIntyre， First Vintage ，43-53.
[19] McIntyre， First Vintage ，50.